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民族主義文學
- 外文名：The nationalist literature
簡介,背景,派別,文藝論爭,對立鬥爭,
簡介
文藝主張鼓吹要建立"文藝的中心意識"，聲稱"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主要刊物《前鋒周報》、《前鋒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黃震遐的小說《隴海線上》《黃人之血》。"民族主義文學"的中心意識"民族意識"。魯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學"、"殺人放火文學"的實質及醜惡表現。
民族主義文學
民族主義文學背景
1930年6月，“前鋒社”成立，並發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其根本宗旨就是提倡文學的民族主義。“前鋒社”是由一批國民黨文人和親國民黨的文人組成，他們的民族主義文學理論雖然也有某種理論性，但總體上“前鋒社”屬於政治派別，他們的文學理論也屬於文學政治理論，其用意和目標都非常明確，那就是針對左翼文學及其理論，體現了國民黨政府的文藝意識形態性。戰國策派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文學與國民黨政府所提倡的“三民主義文學”和代表國民黨政府觀點的“前鋒社”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文藝”具有某種相似和重合，也即被捲入了國民黨政府的政治，並在客觀上起到了國民政府的“幫閒”作用
民族主義文學
民族主義文學派別
文藝主張鼓吹要建立“文藝的中心意識”，聲稱“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主要刊物《前鋒周報》、《前鋒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黃震遐的小說
民族主義文學
民族主義文學《隴海線上》《黃人之血》。“民族主義文學”的中心意識“民族意識”，實質上是封建意識與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階級意識，抹煞階級鬥爭。魯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學”、“殺人放火文學”的實質及醜惡表現。
“民族主義文藝理論”一出，就遭到了左翼文學界的批判，其中尤以茅盾的批判最為激烈，也最有代表性，深得要害。他說：“一般說來，在被壓迫民族的革命中，以民族革命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文學，也還有相當的革命的作用；然而世界上沒有單純的社會組織，所以被壓迫民族本身內也一定包含著至少兩個在鬥爭的階級，--統治階級與被壓迫的工農大眾。
在這種狀況上，民族主義文學就往往變成了統治階級欺騙工農的手段，什麼革命意義都沒有了。這是一般的說法。至於在中國，則封建軍閥，豪紳地主，官僚買辦階級，資產階級聯立的統治階級早已勾結帝國主義加緊向工農剝削，所以民族主主義文學的口號完完全全是反動的口號。”茅盾當然承認民族主義文學一般意義上的進步性，但他認為階級是比民族更為廣泛的現實，階級統攝民族，特別是當時的中國，對於文學來說，首要的不是民族主義文學，而是階級鬥爭文學。這當然是有問題的，因為民族主義主要是一個對外範疇，而階級鬥爭主要是一個對內範疇，就鬥爭和解決問題的方向來說，任何時候都應該是對外優先於對內。但我們只能從理論上認為茅盾的論述存在問題，而不能從歷史上否定他的實際意義，因為茅盾的觀點其語境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針對民族主義文學對於左翼文學的反動，是反動之反動。所以我們不能把它當作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反過來也是一樣，我們不能因為“民族主義文學理論”在政治上的反動而對他們的理論本身也予以簡單的否定。
流派特徵
民族主義文學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裡。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在文藝界上，也出現了“拜老頭”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裡拿著前膛槍或後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卻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勳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為他們還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屍。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么？並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屍，本來散見於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於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所以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風浪是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捲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嘗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於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聖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鬥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污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污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漂集於為帝國主義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後的掙扎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屍，那目標卻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苟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著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出宣言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④是一小群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為據的。
但在《前鋒月刊》第五號上，卻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據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⑥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並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極有鄭重引用的價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裡執著馬槍，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裡與阿剌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並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裡，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樑加高，成為臘丁民族的戰士，站在野蠻的菲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於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為什麼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麼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臘丁民族，條頓民族⑧了的緣故。
《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的《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薰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種思想的衝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著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⒃里垂涕而道的，正如常見於報章上的流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斡羅斯”那“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於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皇帝也像對於“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並非用了“友誼”，送柬帖來敦請的。所以，這瀋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衝突，而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沉靜中就顯得更加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泄，於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忘卻”。“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著同一的任務的。但這之後，“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於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肯信用而且優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歷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文藝論爭
“民族主義文學”的論爭中國30年代初左翼文藝陣營與國民黨政府御用文人之間進行的一次文藝論爭。“左聯”成立不久，一些國民黨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務便提出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口號，朱應鵬、王平陵、黃震遐等於1930年6月發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宣言運用西方的藝術流派作例證，說明任何藝術都是民族意識的產物，提出“文學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提出文藝要有一個“中心意識”，取消文藝民主。他們企圖借民族主義的招牌，抹殺當時社會上存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否認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藝術具有階級性。
民族主義文學
民族主義文學後來他們還發表大量文章，散布反蘇媚日，歌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頭子的言論，為他們極力宣揚的民族主義的法西斯實質作了明確的註腳。面對反動政客的猖狂進攻，當時左翼作家聯盟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武器，進行了堅決反擊。他們具體分析了西方藝術流派的特徵，指出無論是埃及的金字塔、人面獸雕塑藝術，還是歐洲的表現主義，無一不帶著明顯的階級性質，反映了當時同一階級或階層的根本利益。茅盾以石萌的筆名發表《“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從理論上進一步對“民族主義文學”作了剖析。他說，世界上沒有單純的社會組織，所以被壓迫民族本身內也一定包含著至少兩個在鬥爭的階級——統治階級與被壓迫的工農大眾。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文學就往往變成了統治階級欺騙工農的段，什麼革命意義都沒有了。……至於在中國，則封建軍閥，豪紳地主，官僚買辦階級，資產階級聯合的統治階級早已勾結帝國主義加緊向工農剝削，所以民族文學的口號完完全全的是反動的口號。經左翼作家一揭露，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實質原形畢露，很快便銷聲匿跡。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民族主義文學理論與左翼文學理論之間的實質性區別。對於這種區別，40年代的林同濟曾有一個概括，他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的一個大不同點，我想也許在這裡，前者要超民族主義而談經濟平等，後者卻是隨著開宗明義第一章之民族主義而順流延長的。”12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把階級平等放在首位，而“民生主義”（即國民黨政府的資本主義）則把民族平等放在首位。正是因為如此，所以30至40年代的左翼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之間的爭論具有意識形態的實質性。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理論上是一種世界主義，所以，共產主義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共產主義的理想就是建立一種全球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同社會，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就是階級鬥爭，即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國現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在孫中山那裡主要是培養民族意識、增強民族凝聚力從而爭取民族獨立，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在國民黨政府那裡，這一目的當然還在延續，但民族主義同時也衍變成國民黨合法性的統治工具。國民黨政府通過提倡民族主義來抹殺或削弱階級鬥爭，從而穩固其統治；而共產黨則張揚階級鬥爭理論從而使其"鬥爭"和反抗合法化。所以，階級鬥爭理論和民族主義理論在這裡都是工具、武器，都具有表面性，深層的東西是政權。階級鬥爭不是終極目的，終極目的是奪取政權、掌握政權，民族主義也不是終極目的，終極目的是維護政權。所以，30、40年代左翼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之間的鬥爭並不是簡單的文學鬥爭，而深層上也是政治鬥爭。
對立鬥爭
“民族主義文學”出現在1930年，完全是為了配合國民黨政治統治的需要和軍事“圍剿”的需要。當時國民黨竊奪了北伐的勝利果實，要在全國擴展和鞏固自己的統治，不能不有自己的“黨治”文化和文學。何況這時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已從“星星之火”初步發展起來，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建立起根據地，蔣介石在進行軍閥戰爭的同時，正在大力搜羅人馬，準備進行一次“圍剿”。而上海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又有了蓬勃的發展，成立了左聯，取得了對“新月派”資產階級文藝思想鬥爭的勝利。於是“民族主義文學”就粉墨登場了。他們的出現是直接聽命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又一次反革命的文化“圍剿”。
這伙“民族主義文學”家們，曾先後出版《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等刊物，並於1930年6月，發表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它一出馬，就把無產階級文藝運動與“保持殘餘的封建思想”的文藝列為“兩個極端的思想”，而加以攻擊。它叫囂要突破“新文藝的危機”，就要努力於“中心意識底形成”。他們的所謂“中心意識”，所謂“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他們的宣言，雖然大談“民族主義”，但卻塞滿從埃及的金字塔等所顯示的“宗教信仰”，到“現代德意志的表現主義”，“義大利的未來主義”，“俄羅斯的原始主義”，“法蘭西的純粹主義”。說到底，就是要用這些外國古典的或近代的貨色，來冒充真正體現民族利益的民族主義，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賣國，效犬馬之勞。“宣言”還說什麼“民族是一種人種的集團”，企圖用它來否定階級社會中的任何民族和人種都由不同的階級所組成，而對立的階級又必然存在階級矛盾和鬥爭這一根本事實。所以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叫囂“攘外必先安內”，策動反蘇反共的大陰謀時，他們或者繼續揮舞“民族主義”的幌子，以反對階級鬥爭的學說，或者乾脆撤下這面破旗，把“民族”還原為“人種”，赤裸裸地散布媚日反蘇的論調。黃震遐的《黃人之血》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
《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宣言》發表後，左聯執委會在同年八月四日通過的決議，便已注意到它的反動叫囂，並把它同新月派並列，說明“他們在蓬勃的革命鬥爭事實之前，只暴露自己的反動的真相”。1931年下半年，即九一八事變前後，當他們在急劇變化的政治形勢面前，益發暴露自己的反動面目時，左聯和左翼革命作家，便對他們展開猛烈而徹底的批判。左聯執委會在《告無產階級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愛好文藝的青年》的公開信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努力的假借日本帝國主義出兵東三省的事變，來提倡反對蘇聯的‘愛國熱忱’。”茅盾在《“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中，據《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來剖析“民族主義文藝”的理論，指出它的內容“支離破碎，東抄西襲”，其中所舉中外古今的文藝現象，沒有一個能夠站得住腳。他們“既把‘牧民’武器的宗教的美及藝術說成是民族意識的表示，就證明了他們的所謂‘民族’實在只是統治階級；統治階級代表了‘民族’，所以他們所謂‘民族的利益’，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至於“宣言”所舉的歐戰以後的表現派，構成派，未來主義等等，也不是什麼“民族意識”的表現，而是“資本主義崩潰期中必然產生的小資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世界之或迎或拒的矛盾複雜心理的反映”。茅盾充分地論證文藝的階級性，論證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不過是統治階級欺騙工農的手段；在革命與反革命尖銳鬥爭的時期，它“不得不迅速地法西斯蒂化”，乾脆鼓吹“用機關槍，大炮，飛機，毒氣彈，屠殺遍中國的不肯忍受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層層宰割的工農民眾！屠殺普羅文學作家！這屠殺文學就是他們宣傳得極利害的《隴海線上》和《國門之戰》！”這就從理論與創作兩方面，徹底剝開“民族主義文學”的畫皮，讓它暴露出法西斯主義的本質。
瞿秋白在《屠夫文學》、《青年的九月》等文里，最先據“民族主義文學”的創作實際，來揭露它的反動實質。他引用黃震遐的小說《隴海線上》的一段描寫，據編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裡執著馬槍，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非洲沙漠裡與阿拉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然後諷刺地說：“這真是神來之筆！中國‘中央’政府的軍隊駐紮在隴海線上，居然和法國殖民家的‘客軍’駐紮在非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調。這是不打自招的供狀。他們自己認為是‘客軍’，而把民眾當作野蠻的阿刺伯人看待。”瞿秋白還結合萬國安的反共反蘇的小說《國門之戰》，尖銳指出：“中國的紳商，民族主義文學家的所謂‘民族’，做完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帝國主義要打勞動國家，中國的紳商不是馬上自告奮勇，心甘情願的當他們的馬弁，去沖一個頭鋒，演了一次所謂‘國門之戰’的滑稽把戲嗎（中東路事件）帝國主義的列強要互相爭奪地盤，中國的紳商不是馬上分成蔣派馮派閻派等等替他們互爭在華勢力範圍，打了好幾年的惡仗，什麼‘隴海線上’，什麼………之戰……之戰嗎？”這些文章有實例，有理論，都把“民族主義文學”的反動原形徹底地暴露了出來。
魯迅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中，列舉更多的作家、作品，來對它進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著重揭露黃震遐的兩篇作品，指出詩劇《黃人之血》是以資產階級反動的人種學來抹殺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它描述成吉斯汗的子孫拔都統帥黃色人種，西征歐洲，進攻俄羅斯，劇中諷刺黃色人種的西征聯軍不知“友誼”的重要和“團結的力量”，因而自相殘殺，竟為白種武士所棄了。它的惡毒用意是宣揚不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應當“團結”起來進攻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魯迅尖銳地揭露說：“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汗皇帝也像對於‘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並非用了‘友誼’，送柬帖來敦請的。所以，這瀋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衝突，而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這就一針見血地揭示出“民族主義文學”為蔣介石投降賣國作辯護，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鳴鑼開道的實質。
《隴海線上》把駐紮在隴海線上的“國軍”對老百姓殘酷的燒殺掠奪的血淋淋的事實，形容成“法國‘客軍’在非洲沙漠裡與阿刺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當作“友誼”，把反動派對無辜人民的屠殺看成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個外國人，這就是他們的“民族主義”、“民族意識”的實質。魯迅還以邵冠華等人的詩作為例，指出他們鼓吹“戰死是我們生路”，“準備著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都是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是“落葬的行列里”的“哭聲”或“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忘卻’。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著同一的任務的。”不論“民族主義文學”是以何種形式出現，都逃脫不了魯迅的犀利的筆鋒。
對“民族主義文學”的鬥爭是反文化“圍剿”的又一次偉大的勝利。它徹底撕毀了“民族主義文學”的假面具，暴露了敵人的反共反蘇、媚日賣國的反動實質，使他們在人民民眾和青年學生中喪失欺騙的作用，從此逐漸銷聲匿跡。這場鬥爭還教育人民：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和文藝運動，才真正體現了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站在反帝愛國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線。不過這場鬥爭也還存在一個缺點，左聯執委會的決議、文章以及有些作者，過分強調日本侵占東北是為了進攻蘇聯，強調各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一致性，而沒有著重說明日本占領東北進而侵吞全中國的危險，這反映出黨內第三次左傾路線對形勢的錯誤分析及其消極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