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1800年10月26日,毛奇生於梅克倫堡
易北河畔的小城帕希姆。祖上是
容克貴族。父親當過
普魯士軍官。母親來自盧卑克的商人家庭。同不少容克家庭一樣,十九世紀初,毛奇家的經濟也破產了。
拿破崙戰爭的打擊,施泰茵解放農奴的改革,普魯士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封建性的領主經濟急劇衰落下去。毛奇的父親遷居當時丹麥屬下的霍爾施坦,並在丹麥軍隊中服役。
1809年毛奇8歲時,被送到霍爾施坦的鄉村牧師處受教育。兩年以後,被送進
哥本哈根皇家軍校。
1817年獲皇家近衛軍
少尉銜。軍校長期野蠻的“
棍棒教育”使毛奇的身心遭到“無法醫治的創傷”。他給弟弟的信中寫道,經濟上的匱乏和窮困使他變得憤世嫉俗。這個瘦長的、有著淺色頭髮和藍色眼睛的青年軍官變得出奇的緘默寡語,冷靜沉著。他愛思索,也好動。他冷眼觀察世界和自己的前途。
1821年在參觀
柏林後,他確信小小的丹麥不是他的用武之地,而
普魯士才是他施展宏圖之處。
1822年3月,毛奇通過考試獲得普魯士軍籍,成為駐
奧得河畔法蘭克福第八近衛師的少尉軍官。一年以後,他又通過考試,進入普魯士軍事學院。他受到許多學科——包括語言學的教育。他對
卡尼茨的《
戰爭史》,埃爾曼的《物理學》,特別是對里特爾的《地理學》感興趣。後來終於形成了所謂里特爾-毛奇的
軍事地理學派。不知疲倦的學習使他的健康受到損害,不得不中途輟學療養。
1826年,他回到
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師部,擔任教學工作。由於經濟拮据,他開始寫小說和軍事論文。
1827年出版的處女作《兩個朋友》是他自己的生活寫照。他還同出版商訂了契約,翻譯
愛德華·吉本的長篇名著《
羅馬帝國衰亡史》,但未完成。
對毛奇具有重要意義的,是他在1828年發表了重要的軍事著作《論軍事測繪大綱》,受到軍界的重視,因而調到柏林總參謀部所屬的
地形測量署工作。在這以後,毛奇主要關心社會政治史和軍事史,寫了《論波蘭的內部關係和社會狀況》等論文,並開始為總參謀長起草檔案。
當時的
普魯士親王
弗里德里希·威廉對總參謀長曾說道:“你不要小看這個瘦得像鉛筆似的年青人,他確實是有東西的哩。”
1834年,毛奇升為上尉。這年11月,他到達土耳其首都
伊斯坦堡,名義上是休假,實際上是受命出使,幫助土耳其進行軍事改革,加強普魯士在土耳其的影響。毛奇作為顧問幫助
蘇丹政府擬訂建立國防軍的計畫;視察
達達尼爾陣地並提出改進設施;勘察巴爾那要塞和
博斯普魯斯海峽等。毛奇特別詳盡地勘察了伊斯坦堡及其四郊,繪製了著名的
君士坦丁堡地形圖。
1839年6月,土耳其同埃及發生戰爭,遭到失敗,普魯士軍官也被迫離土回國。毛奇在土耳其軍隊中任職4年多後於9月到達維也納,寫了《論1839年夏季的土埃戰爭》的文章。他把土耳其的失敗原因歸之於缺乏統一指揮,司令拒絕接受意見;領導人相互猜忌;軍事動員緩慢和士兵戰鬥力差等。他開始考慮,在一個新的時期,一場大規模的現代戰爭的戰略和策略應該是怎么樣的?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歐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大規模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和思想革命使歐洲和德國的面貌發生根本的變化。革命、民族起義和戰爭危機不斷發生。這一切毛奇都切身感受到了。但是毛奇的宦途並不順利。
1842年才升為少校,在柏林第四軍參謀部供職。這時,他參加漢堡鐵路的管理,使他有機會觀察鐵路、技術在戰爭中能起什麼作用。
1844年毛奇完成軍事論文《1828和1829年的俄土戰爭史》,考察了俄國在戰爭中的目的、政策和作用,把戰爭同政治聯繫起來。
1845至1846年,毛奇作為
普魯士亨利親王的副官住在羅馬。除了寫軍事論文外,他還繪製了詳細的羅馬地形圖。這樣一些平淡的職務調動和寫寫文章的生活,滿足不了毛奇的野心。他要當指揮官,而不是被指揮的。“如果我有一塊地盤,我自己是主人,那該多好啊!”當時他希望成為一個軍的參謀長,試驗他的一些構想。
毛奇構想
在40年代,毛奇的政治思想已經形成。它的兩個要點是:德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於
普魯士王朝,“普魯士必須成為德國之首”;德國要成為歐洲強國,但必須用武力來排除統一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用戰爭手段來維護國家的生存、獨立和尊嚴”。因此,他一方面反對
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把民主派說成是普魯士最兇惡的敵人,要求用武力來恢復秩序,“自由有時產生於秩序,但秩序決不會產生於自由”;另一方面,他力主由普魯士
君主政體掌握統一的旗號,進行軍事改革,反對歐洲其他大國的阻撓和破壞。毛奇的軍事思想作為一種體系,大致形成於五十年代。毛奇沒有論戰略和戰術的軍事專著,但他的大量的軍事論文體現了這些思想。他詳細地研究過
拿破崙戰爭,承認拿破崙無可比擬的軍事才能。但他認為拿破崙缺少完整的戰爭體系,憑著個人的籌劃和決心指揮作戰。這種情況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更大規模的戰爭中是無法達到的。他更多的是研究了
克勞塞維茨的軍事思想,承認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政治意圖是目的,戰爭是手段。毛奇把自己看成是克勞塞維茨的學生,對重大的戰爭和戰役都進行政治分析。但是這個學生更多地著眼於戰爭,把戰爭作為決定性的手段,認定政治目標一旦確定,政治就讓位於戰爭,政治不得妨礙戰爭的進程,直到戰爭結束。在毛奇那裡,很少有什麼“綠桌戰略”——通過談判達到目標的考慮。在這樣一些原則的基礎上形成的所謂毛奇軍事思想,大致可歸納為:
一、創立大規模的總參謀部體制。總參謀部在戰爭時期應當成為總司令(國王)“唯一的顧問”,由它制訂戰略和策略,協調軍力和物力,統一軍事行動的指揮。
二、必須把
技術革命引入戰爭。不僅要更新軍隊的裝備,把老式的銃膛槍炮換成新式的後膛擊發槍炮,而且要把鐵路和電報用於戰爭目的。大規模的鐵路建造能加快軍隊的動員和部署,保證部隊的調動和接應。鐵路和電報不僅克服了以往的給養限制、季節限制和傳遞限制,而且有可能在短期內把大量的兵力和裝備投入某個戰場,形成優勢兵力,完成戰略部署。毛奇提出了所謂“普魯士的鐵路政治”,把鐵路、電報乃至剛剛出現的系留汽球都作為戰略行動的輔助手段,並把一系列科學如統計學,國民經濟學,地理學,測量學等用於戰爭。
三、對總參謀部軍官進行教育和訓練,以適應新的戰略和執行新的戰爭計畫。統帥部只給各軍領導規定戰略目標,而達到目標的執行方式由各軍領導自己決定,要求他們充分發揮主動性。毛奇制定了一套所謂“通用指令”,代替以往生硬的“作戰命令”。
四、進攻,但必須“先思而後行”。進攻是毛奇的軍事原則,而“先思而後行”是取得進攻勝利的保證。“軍隊開始行動時,應把政治的、地理的和國家的各個方面考慮在內”,要求在戰前極其細心、詳盡、謹慎、周密地規劃和擬訂作戰計畫、部署和行動。一當戰爭開始,就採取攻勢。毛奇主張先發制人的快速進攻戰,反對
防守戰略。
參謀總長
毛奇是普魯士容克-大資產階級軍事理論的最主要代表,他奠定了領導現代大規模軍隊作戰的基礎。毛奇的政治態度、軍事思想及其才能,終於贏得普魯士最高當局的賞識。19世紀五十年代毛奇的晉升是驚人的。1851年底毛奇成為上校。1855年擔任
弗里德里希·威廉親王的副官,升為將軍,陪同出使歐洲各國。1857年被任命為
方面軍的參謀長;半個月後又委以領導陸軍總參謀部的工作。1858年9月,毛奇正式被任命為陸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這時毛奇近58歲,其他軍官到這個年齡都要求退役,而毛奇認為他的事業剛剛開始。毛奇剛上任時,總參謀長一職僅僅等同於軍政部中的一個分部主任,權力和財力都很小,不能參加以國王為首的軍事權力中心的決策,對軍隊的部署幾乎沒有影響。他的主要活動在於訓練總參謀部軍官,提供軍事情報等。毛奇不聲不響,埋頭經營,逐步擴大總參謀部的編制和許可權,並在六十年代初開始大規模草擬普魯士反對法國、奧地利乃至俄國的作戰計畫。六十年代初,總參謀長已經同首相、軍政大臣平起平坐了。
毛奇的軍事戰略緊密配合著1862年上台的宰相
俾斯麥的政治戰略——通過王朝戰爭統一德國。1864年初,爭奪什勒斯維希-荷爾斯坦因兩公國的
普丹戰爭爆發,毛奇作為總參謀長在統帥部指揮部隊。按照他的作戰計畫,普魯士軍同奧地利軍採取鉗形攻勢,很快擊敗丹麥。1866年初,
普奧戰爭迫近。普魯士國王指令,這次戰爭的軍事命令直接由毛奇發給戰地各軍,而無需再通過軍政部。毛奇把所有鐵路動員起來,迅速運兵到邊境。5月末,普軍28萬人已沿60英里長的弧形戰線列陣。7月3日,毛奇迫使奧地利軍隊在捷克的薩多瓦村附近決戰。當毛奇在望遠鏡里看到普魯士的幾路大軍最終按計畫趕到會戰點時,他對普王只說了一句:“陛下今天不僅贏得了這個戰役(
克尼格雷茨戰役),而且贏得了整個戰爭。”普奧7周戰爭最後的結局是奧地利退出德意志聯邦,普魯士統一了整個德國北部和中部。當和約剛剛簽訂的時候,毛奇已擬訂出反對法國
拿破崙三世干涉的戰爭計畫。
1870年,
普法戰爭危機終於出現。這一次毛奇被任命為“國王陛下統帥部的全軍總參謀長”,實際上是全權指揮。毛奇把德軍38萬4千人分為3個方面軍,採用“鐵路進軍”、協同配合、分割包圍的戰術,擊敗混亂一團的法軍。8月31日
色當會戰開始時,毛奇對普王說:“近衛師進攻了,我祝賀陛下取得本世紀最偉大的勝利。”9月2日,拿破崙三世率10萬法軍投降,法國敗局已定。毛奇繼續驅兵直逼巴黎。1871年1月18日,普王在凡爾賽鏡廳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德意志最終統一起來。
德國統治階級把統一戰爭的勝利都歸功於俾斯麥,毛奇和軍政大臣
阿爾布雷希特·馮·羅恩,歸功於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國王在慶功宴會上說:“您,羅恩將軍,磨亮了寶劍;您,毛奇將軍,正確使用了寶劍;您,
俾斯麥伯爵,多年來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當我感謝軍隊時,就特別地想到您們三位。”
這幾場戰爭的勝利,使毛奇的聲譽日隆。對奧戰爭勝利後,毛奇獲得下院20萬塔勒爾的獎賞,在
西里西亞購置了莊園。對法戰爭勝利後,又獲獎賞30萬塔勒爾,擴充了家庭的世襲財產。1872年毛奇成為上議院議員。1876年在他的出生地舉行毛奇紀念碑揭幕典禮。他作為德意志帝國的總參謀長一直到1888年,為他特設了總軍需官協助處理日常事務,任總軍需官的就是瓦德西將軍。
軍事影響
毛奇1888年辭職後還擔任國家保衛委員會會長。將主要精力用於研究軍事問題,特別是德國東、西兩線作戰問題。他的軍事思想繼承了
克勞塞維茨的理論觀點,同時加上了當代的特色。他也強調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重視總參謀部和參謀人員對於組織和完善軍隊作戰指揮的重要作用,強調在軍事上要充分認識和運用鐵路和電報等最新技術。他在戰爭指導上主張先敵動員、分進合擊、快速突破、
外線作戰和速戰速決。在軍事建設上,就戰爭動員、軍隊編制、作戰指揮、武器裝備等等問題,都有論述和建樹。他的軍事理論對於西方軍界是很有影響的。可以說,西方軍隊中流行的“委託式指揮法”、“
閃擊戰”理論,都是從毛奇那裡首開先河。就在這最後幾年,毛奇完成了《論1870—1871年戰爭》的大型論文,並在議會中要求大量軍事撥款,增加軍備,擴充軍隊,依然充滿
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精神,宣揚所謂“沒有戰爭,世界就將沉淪於唯物主義”的理論。1891年4月24日,毛奇病逝於柏林。
相關紀念
為了紀念這位傑出的軍事家,
1908年德國造艦計畫中的G號重巡洋艦(戰列巡洋艦)被命名為毛奇號巡洋艦。該級艦的另外一艘以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中的普魯士將軍奧古斯特·卡爾·馮·戈本(1816年—1880年)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