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歌代嘯
- 創作年代：明代
- 文學體裁：雜劇
- 作者：徐渭
概述,徐渭性格,徐渭經歷,徐渭挫折後,參考文獻,
概述
徐渭一生總共創作了兩種雜劇：《四聲猿》和《歌代嘯》，前者包括《狂鼓史漁陽三弄》（以下簡稱《狂鼓史》）、《玉禪師翠鄉一夢》（以下簡稱《玉禪師》）、《雌木蘭替父從軍》（以下簡稱《雌木蘭》）、《女狀元辭凰得鳳》（以下簡稱《女狀元》）四種，後者是一部四出風情喜劇。
《四聲猿》的命名，大有深意，透露出徐渭內心難言的苦澀。 《宜都山水記》云：“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聲淚沾衣。”《荊州記》漁歌說：“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古人以為猿鳴三聲就足以催人淚下，何況 四聲乎？澄道人《四聲猿題辭》引用其伯姊知和氏作的《沁園春·讀四聲猿》說：“才子禰衡，《鸚鵡》雄詞，錦繡心腸。恨老瞞開宴，視同鼓史，摻撾罵座，聲變漁陽。豪傑名高，奸雄膽裂，地府重翻姓字香。玉禪老，嘆失身歌妓，何足聯芳？木蘭代父沙場，更崇嘏名登天子堂。真武堪陷陣，雌英雄將；文堪華國，女狀元郎。豹賊成擒，鸘裘新賦，誰識閨中窈窕娘？鬢眉漢，就石榴裙底，俯伏何妨？”此詞出於女詞人之手，熱情讚揚了《四聲猿》反傳統的悖逆意識。
《歌代嘯》是一本四出的市井諷刺雜劇，每出故事相對獨立。首出戲寫李和尚藥倒張和尚等人，偷去菜園的冬瓜和張的僧帽。第二出戲寫李和尚與駢婦設局：要為丈母娘治牙疼，須灸女婿之足底。女婿王輯迪畏懼出逃，無意間帶走李和尚所遺的張和尚僧帽。第三齣戲敘王輯迪以僧帽為證，到州衙告妻子與和尚通姦。州官在李和尚等人的串通下，將無辜的張和尚發配。第四出演州官好色而懼內，只許夫人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救災。全劇充滿了冷嘲熱諷的市井情味，對作假坑人者深為鄙夷，對直接釀成冤假錯案的糊塗州官大加嘲笑。鄙談猥事，盡皆入戲，於嬉笑怒罵之餘，也不乏油滑庸俗之處。
徐渭性格
徐渭是一個非常正直有才氣的封建文人，他所表現出來的桀驁不馴性格，與他獨特的人生經歷有關。這種性格隨著他閱歷的增長日益顯現出來。他在四十四歲時寫的《自為墓志銘》中自我解剖說：“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又說：“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為知，斯言蓋不妄者。”袁宏道《徐文長傳》說他：“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可惜一代文豪，終因壯志難酬，竟然抱憤而卒。他在浙閩軍務總督胡宗憲幕府中的狂妄表現，一般人難以接受，惟有豁達大度的胡公愛惜他是個人才，才能容忍他。徐渭性格的灑脫曠達、放蕩不羈，與他卓越的才學、獨特的個人修養有關。
徐渭聰明好學，八歲即能寫文章，轉易多師，學習制藝，希望走科舉之路。二十八歲時又師從季本，研究王陽明的學問，認為它類似於禪，於是又去研究禪學。由於他受多家思想的影響，因此思想比較複雜，但無疑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其師季本倡導“良知”說，以至“後生者起，不以良知無不知，而以所知無不良”，他則認為“凡利人者，皆聖人也”。以“利人”作為評價聖人的標準，正是儒家思想所倡導的。他的《問軍中之繫於國用》說：“吾宗異秦嬴，秉德嗜仁義，……余雖有兩兒，性頗仇簡冊，飲牛未渴辰，按項不能俯，緣茲傷後昆，思欲譜先代。”表明他自己還是遵從儒家的仁義道德，只不過他的兩個兒子頗有叛逆思想。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之，而且還勸導別人，“請君聽予言，作善降百祥”。儒家建功立業的思想激勵著他，他想施展抱負，希望能得到名公要人的提攜，結果卻讓他心灰意冷。他在《上蕭憲副書》中說：“往者志身困騫， 將望援於仁人，而以幼豎書生，任其狂悖。”他的《寄彬仲》表達了自己生存的困境：“學劍無功書不成，難將人壽俟河清，風雲似海蛟龍困，歲月如流髀肉生。” 其言外之意是社會現實還算不上“河清”，自己猶如一條受困的“蛟龍”，空有一番本領，卻毫無用武之地。徐渭在現實中的一次次碰壁，使他苦悶異常，於是他把杜甫引為知己，他在《題自書杜拾遺詩後》中感嘆道：“余讀書臥龍山之巔，每於風雨晦暝時，輒呼杜甫。……為錄其詩三首，見吾兩人之遇，異世同軌，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杜甫始終奉行儒家思想，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始終沒能得到重用。對此，杜甫感慨系之，發出了“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秋興八 首》其二）的悲憤呼聲。徐渭與之相比還算是幸運的，至少他曾得到浙閩軍務總督胡宗憲的器重，為其一生繪上了光彩亮麗的一筆。
徐渭知恩圖報，特重“義氣”。他念念不忘那些幫助過他的人， 如胡宗憲、張元忭等。雖與張元忭“禮法”不合，拂衣而去，但在張死後，他仍然身著白衣，撫棺慟哭。徐渭雖然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但在行為上往往又不受儒家禮法束縛，力圖超越之。“渭為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疏縱不為儒縛，一涉義所否，乾恥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這番解剖一方面表明了徐渭的“義” 觀，同時也可以見出他剛正不阿的性格特徵。
徐渭對旁學雜書，兼收並蓄，不僅受儒家思想影響，而且還受釋、道等思想影響。他曾說：“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徐渭不僅研讀過佛道教經典著作，而且還和許多高僧、道士 相互唱和，從而也了解了大量佛道教人物的內情。特別是道教對徐渭的影響更大些，他自號為天地山人、青藤道士。徐渭身上也體現出相當濃重的仙道思想，他放誕任性，我行我素，“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徐渭非常推崇莊子，《讀莊子》說：“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何為數論量，生死反大事？”表達了他對莊子的企慕。他也非常崇拜魏晉時代的風流人物，《青白眼》云：“阮生（即阮籍）醉不醒，瓷瓦卻惺惺，解將岩下電，換看世間人。”莊子的曠達不羈、阮籍的詩酒仙俠很適合他的口味。徐渭憤世嫉俗，與世寡合，儼然是一個悖逆時代的弄潮兒。因此，其作品中多有諷刺之筆。
徐渭身上還流露出相當濃重的“俠”氣。其《俠者》詩說：“路逢知己身先許，事遇難平劍欲鳴。自古英雄成濟處，丈夫猶自立孤難。”以劍來了斷難平之事，其俠義精神於此可見一斑。張汝霖《刻徐文長佚書序》說：“文長懷 禰正平之奇，負孔北海之高，人盡知之；而其俠烈如豫讓，慷慨如漸離，人知之不盡也。”此評可謂獨具慧眼，切當之至。徐渭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理想人物，只好把眼光投向歷史，他欽慕歷史上的豪俠人物，讚揚他們的高義行為，對禰衡、魯仲連、荊軻、高漸離、戰國四君子等都非常敬佩。他在《仲虛將入燕臨卷漫贈》詩中說：“都城盛豪貴，門客復幾千，試求四君者，可復如其然？……俯首往昔事，更欲傾肺肝。”在那“鳳鳥不可得，蒼鷹以為求”的當時社會，徐渭不只一次的對自己的懷才不遇流露出濃濃的感傷情調。這些歷史上的俠義人物為徐渭樹立了榜樣，也深深影響著他的人格構成。袁宏道《徐文長傳》說：“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櫱，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其實，何只是他的詩，他的雜劇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徐渭經歷
徐渭獨特的個人經歷，決定了他在戲曲選材上的一些傾向，他善於從傳統題材中創出新意，揉進與傳統思想相悖逆的意識，並把自己的苦澀感情傾泄在他的雜劇中，從而形成了其雜劇意氣豪達的風格。從思想內容方面看，許多地方充斥著不合時宜的悖逆意識，主要表現在：
首先，悖逆官府人物，常常以嬉笑怒罵的態度對待之。徐渭生活的時代，皇帝喜仙好道，不理朝政，官場腐敗，所以，他根本不把官府人物放在眼裡，而且恥於與官場人物交往。徐渭是封建社會中富有正義感的正直文人，恃才傲物，屢困場屋，終苦一生。徐渭對社會現實的認識極為清醒，他對統治者的勞民傷財表示不滿，其《伐木圖》詩前小序云：“時宮殿災，方采大木。”詩曰：“一斧 劈殘深霧，萬牛挽動橫沙，知費幾番造化，正宜今日皇家。”宮殿失火，殃及樹木，對統治者的大興土木提出了委婉的諷刺。徐渭曾遊歷過齊、魯、燕、趙等地，自 負才略，富有治國用兵之術。他對國防建設甚有感觸，屢發感慨。《胡市歸》寫他游胡市的感想，批評統治者“從來無上策，莫笑嫁王嬙”。由此可以想見他對官府人物的態度肯定好不了多少。
徐渭憤世嫉俗，自視甚高，他看不上官場人物的所作所為。這種悖逆思想的產生來自他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了解。他既企慕歷史上的豪俠人物，又對他們的不幸遭遇表示扼腕之恨。《淮陰侯祠》云：“丈夫勳業何足有？為虜為王如反手，提取山河與別人，到頭一鑊悲烹狗。”對英雄末路的悲劇結局，表現出深深的反思。對歷史人物是如此，他對當代人物更是有說不盡的心酸。《射鷹篇贈朱生》云：“丈夫有遇有不遇，去留之間向誰語。”《寄王君》又說：“未遇而索居，益足見高致。煩君將此言，寄語諸君子。”這是徐渭對友人“未遇”的勸慰之詞，也始終凝結深藏著自己的“未遇”情結。
徐渭早年是一個功名心很強的人物，從他的《自著畸譜》來看， 他二十歲中秀才後，從二十三歲始參加科考，直到四十一歲，連考八次，卻屢屢敗北。四十四歲時還想參加考試，因故未能成行，此後即廢考。他熱切嚮往功名順遂，以便一展身手，他很自信，“男兒抱策滿萬言，殿頭日炙研水乾，今朝一得龍顏笑，明日金鞍搖馬鞭。”此詩雖是寫給友人的，但也表明了自己的理想。 他在《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中說：“十謁九不薦，那能長作儒，江光凌棄璧，關色黯歸繻。薇蕨求新主，羹湯問小姑，風雷亦何限，終是惱凡魚。”一次次痛 苦的科考失意極大地震撼了他，使他非常傷心。他的《桑枝半月一蟬振羽》說：“飲露自憐留月伴，吟秋誰解倚風聽。人間夢想冠纓貴，唱斷清聲喚不醒。”對痴情 進入社會上層的某些人物，借秋蟬的鳴聲巧妙地提出了諷諫。從熱中功名到淡薄名利，這是徐渭思想的一個巨大轉變。
顯然，徐渭是帶著他的社會體驗進行雜劇創作的，他把自己滿腔 的壘塊愁發泄在他的雜劇創作中，通過滑稽怪誕的戲劇場面來表現他的悖逆意識。《狂鼓史》、《玉禪師》、《歌代嘯》中都有對官場人物的刻畫和揭露。徐渭對社會黑暗的批判集中體現在他對官場人物的態度上。他對現實生活中曹操式的大官僚，巧借歷史人物從正面予以揭露批判，而對為數眾多的中小官僚，則擅長創造荒誕的喜劇場面，採用嬉笑怒罵的方式揶揄之。《狂鼓史》、《玉禪師》雖然均取材於前人作品，但作者卻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作者採用佛教因果報應的方式，讓罪惡多端的曹操下在地獄，而讓忠義正直之士禰衡登上天堂，這種情節設定很好地體現了作者愛憎分明的創作意圖。禰衡裸體羞辱曹操，擊鼓歷數曹操奸險狠毒、亂殺無 辜的罪惡，可謂氣勢逼人，揚眉吐氣。曹操則醜態百出，製造了許多笑料，增加了喜劇色彩。徐渭選取這一歷史題材當不無用意，在性格的曠達灑脫方面，徐渭與禰 衡可謂有相似之處。禰衡才高氣盛，不為奸賊曹操所用，敢於擊鼓痛罵，終被曹操借刀所殺。在某種程度上，徐渭身上有禰衡的影子。徐渭雖然是一介平民，但他恃才清高，傲骨凜然，其《胡麻賦》表達了自己的高潔人格：“揭揭高莖，一枝四棱，比於凡卉，如獸有麟。”徐渭把禰衡引為同調，而對曹操則終無好感。他在為姚江人鄭姓塾師所寫的《少年》一詩中說：“鼓聲忽作霹靂叫，擲槌不肯讓漁陽，猛氣猶能罵曹操。”其憤慨之情，溢於言表。《沈參軍》云：“參軍青雲士，直節凌邃古，伏闕兩上書，裸裳三弄鼓，……借劍師傅警，罵座丞相怒。”《送梁君還崑山》說：“翻嫌養鸚鵡，持賦似禰衡。”《錦衣篇答贈錢君德夫》則云：“嘯蹙風雪悲下雨，丈夫自是人中虎，罵座曾喧丞相筵，槌鼓終埋江夏土。南州有士氣不羈，應科赴召靡不為，闈中幕下豈所志，有託而逃世莫知。”從詩意看可謂是為自己 畫像。徐渭在詩歌、雜劇中多次寫到曹操，其真意當是在指桑罵槐，借禰衡之口痛罵當朝曹操式的官府人物。
徐渭在《玉禪師》中把臨安府尹柳宣教設定成一個背景人物，沒有讓他直接上場，但其批判的矛頭直指柳宣教這類人物卻是毫無疑問的。柳宣教僅僅因為老僧玉通和尚沒有去拜見他，就設毒計毀滅玉通和尚的聖潔，可謂陰險毒辣至極。況且，玉通和尚是出家人，不應參與世俗事務。柳宣教的所作所為無疑是官府人物的一個縮影，徐渭對他的批判態度非常鮮明。當然，也不否認徐渭對玉通和尚投胎復仇的做法持有異議。
最具有滑稽性、諷刺性、批判性的當然還是他的《歌代嘯》雜 劇。此劇中昏庸的州官是徐渭集中諷刺的對象，徐渭把“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俗語予以舞台形象化，又演繹了成語“張冠李戴”，寫成了此劇。州官因 在家偷丫頭，受到州官奶奶的嚴厲管轄，家中鬧得很不太平。李和尚偷冬瓜，與王輯迪的老婆偷情，嫁禍於張和尚，州官卻判張和尚有罪。州官對此非常簡單的民事糾紛也誤判，其辦案水平可想而知。第三出州官上場時說：“只我為官不要錢，但將老白入腰間。脫靴幾點黎民淚，沒法持歸贍老年。”州官既不要錢，又要老白 （白銀），真是自打自的嘴巴，其自我諷刺意味躍然紙上。當李和尚要求替師兄還俗時，昏庸的貪官還要他走“通靴州的路徑”，向他訛詐二三百兩銀子。因李和尚無錢，州官又要判他三條罪狀：知恩不答、夤夜私行、聚眾喧譁。
徐渭對貪官極為痛恨，感嘆正直清官的稀少。他在《徐侯去思碑 陰》中盛讚碑主：“循良之政，清廉之守，二百年來，如公幾有？”從一個側面展示出當時官府人物幾乎無官不貪的普遍現狀。因而，現實生活中的冤假錯案之多也就難怪了。有感於此，他的《雪裡荷花》也說：“六月初三大飛雪，碧翁卻為竇娥奇。近來天道也私曲，莫怪筆底有差池。”作者的憤憤不平之氣，於詩於劇中均得 以流露，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徐渭改造傳統題材或運用滑稽荒誕劇從事雜劇創作的原因。現實官府人物如此，徐渭只好把自己的希冀，寄托在理想官府人物身上。 《雌木蘭》中征東元帥辛平對木蘭的識才、重才，《女狀元》中丞相周庠對黃崇嘏才能的愛惜，都是徐渭心目中理想的官府人物。對這類官府人物，作者都極力美化 讚揚之。
其次，對世俗社會的悖逆。世俗社會的人們淫貪無度，崇尚金錢，覬覦權勢、地位，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徐渭對此極為痛恨，發出了強烈地剷除呼聲。《曇陽》其七云：“男女兼黃白，叮嚀囑再三，特將鐵掃帚，痛掃世淫 貪。”《歌代嘯》雜劇《楔子》中的那首《臨江仙》詞，非常清晰地交代了作者的寫作意圖：“謾說矯時勵俗，休牽往聖前賢。屈伸何必問青天。未須磨慧劍，且去飲狂泉。世界原稱缺陷，人情自古刁鑽。探來俗語演新編。憑他顛倒事，直付等閒看。”實際上，徐渭並非只是“等閒看”，他對當時社會的澆薄世風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抨擊，他的武器不是刀槍劍戟，而是手中的筆。在其雜劇中，世俗成為他揭露批判的一個焦點。所以，他要為“好人不在世，惡人磨世尊”的社會時俗嗚不平。《狂鼓史》中惡人曹操地獄受審、好人禰衡升天的構想；《玉禪師》中紅蓮、柳翠的墮落風塵；《歌代嘯》中陰盛陽衰、貪淫肆虐的社會現實，都使作者深感痛心。所以，徐渭在進行深刻批判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雌木蘭》、《女狀元》中所表現出來的高尚理想境界：君臣無猜，沒有貪淫，女子經過喬裝打扮，可以代父從軍，可以考中狀元。徐渭在深情地呼喚著一個政清人和、人盡其才社會的出現，但是那畢竟太遙遠了。
第一出中，半路出家的三清觀張和尚的上場詩，露骨地表明了他的金錢欲望：“誰說僧家不用錢，卻將何物買偏衫。我佛生在西方國，也要黃金布祗園。”在自報家門大意時又說：“緊自人說我等出家人父親多在寺里，母親多在庵里。今我等兒孫，又送在觀里，何等苦惱！”他雖然沒犯色戒，但利心很重，他想騙取師弟李和尚的錢，加在自己的秘密菜園上，貪圖些私利。而李和尚卻無視佛門清規戒律的存在，酒色財氣，編謊誆騙，偷盜罵人，儼然是個世俗的市儈。他埋怨佛祖：“咳！我的佛，你也忒狠心。若依愚見看來，佛爺爺，你若不稍寬些子戒，那裡再有佛子與佛孫？”其師父當初也是“酷愛摴蒲，太貪杯斝，死戀裙釵”（第一出），既賭博又貪杯，還愛戀婦女，並與李和尚有同性戀行為。有其師必有其徒，張、李二和尚在菜園裡的一段對話，更是對他們無視清規戒律的大膽表白。他們相互調侃，一方面是自我暴露，自打嘴巴，譏刺了佛門弟子的罪惡行徑，剝下了佛教僧侶的神聖外衣，顯示了佛教自欺欺人的虛偽面目。另一方面，也從側面交代了州官在家偷丫頭被州官奶奶管教的情景，為下面的戲打好了鋪墊。
《歌代嘯》製造了許多笑料，是一部活潑的鬧劇。徐渭曾在《頭陀趺坐》跋語中說：“人世難逢開口笑，此不懂得笑中趣味耳。天下事那一件不可笑者。譬如到極沒擺布處，祗以一笑付之，就是天地也奈何我不得了。”徐渭用“笑”代替“嘯”，隱含著他對世事無可奈何的難以言說。他認為“嘯歌本是舒孤抱，文字翻為觸禍機”，這是對他《歌代嘯》雜劇的最好註解。
第四，徐渭的悖逆意識還表現在他對待女性的態度上。在徐渭生活的時代，女性被封建禮教所禁錮，要遵守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毫無人身自由可言。徐渭二十八歲時曾跟隨王陽明的弟子季本學習，深受其師思想影響，表現出鮮明的婦女解放思想。徐渭大膽為這些下層女性唱讚歌，謳歌她們的英雄業績，為她們的翻身解放搖旗吶喊。在徐渭的雜劇中，女性不再是弱小可憐者，而是敢於走出 家門反封建反禮教的勇士。《西北三首》（一）言：“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當壚無不可，轉戰諒非難。”熱情讚頌西北婦是木 蘭、卓文君式的英雄。《雌木蘭》中花木蘭喬裝打扮，代父從軍，勇武無敵，建立了不朽功勳，被封為尚書郎，木蘭卻辭官不做。《女狀元》中的黃崇嘏文才超群， 女扮男裝，赴京趕考，奪得狀元，被授予司戶參軍，深得恩師周丞相的器重，欲把女兒嫁給他。在得知真相後，不僅沒有怪罪她，反而十分高興，命人寫本奏與皇上，讓別人代替她的官職，把她娶來做兒媳婦。徐渭十分欣賞她們的才能，把她們作為劇中主角，並給她們安排了美好的歸宿。由此可以見出徐渭對女性人物的肯定和讚揚。王驥德《曲律》卷四說《四聲猿》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之北，與《黃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並說此二劇是“刳腸嘔心，可泣神鬼”之作。
《歌代嘯》中更是塑造了兩個性格鮮明背離傳統婦德的叛逆女子形象，一個是自由尋找幸福愛情的王輯迪的妻子吳氏，她上場時自我介紹說：
攬鏡自照，容顏頗不後人。不期嫁了王輯迪，偏生得刁鑽醜陋，異樣猥囊。可惜一塊好羊肉，倒送在狗口裡。這還是俺爹娘的不是。從古道：‘相女兒配夫。’你就未曾見那做婿的大來動靜，也該先看你做女兒的從小行藏，你把我當做誰哩!
吳氏不滿意父母包辦的婚姻，自己尋覓有情人，物色到出家人李和尚，並與之私通。吳氏是自我覺醒的女性形象，其大膽的悖逆行為，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缺陷。另一個是州官的妻子。作者在第一出中就預先埋下了伏筆，借李和尚之口道出了州官奶奶的嚴厲。州官奶奶直到第四出才 上場，州官怕妻子上堂打探，特意在穿堂後門新添了一道柵欄阻住她。州官奶奶為讓州官下堂，在後宅草屋放了一把火。堂堂州官在家中的地位殊為可憐可笑： （奶）今已無事，且喚那歪材料過來，發揮他一番，權時消遣。（叫介）歪材料那裡？
（州便衣急上）有，有。下官在此靜候多時，未敢擅離寸步。
（州）奶奶，下官恪守新規又有何犯？
此段對話非常形象地寫出了夫妻雙方地位的懸殊。與王輯迪家一樣，都是陰盛陽衰，女人頂天立地，男人馴順受氣。作者這樣設定安排情節，自有其深意在：作者對現實社會中的男權制極為反感，而傾向於同情弱小女子，並把理想和希望寄托在女子身上。如果說吳氏、州官奶奶只是封建禮教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叛逆者的話，那么花木蘭、黃崇嘏這一文一武就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巾幗英雄。作者對男性官員非常失望，而把希望寄托在有才華的女性人物身上。雖然作者在《雌木蘭》、《女狀元》中塑造了愛護人才、扶持人才成長的元帥辛平、周丞相的形象，但這畢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戲”，而不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只不過是作者的理想寄託罷了，是“借彼異跡，吐我奇氣”。《玉禪師》中的妓女紅蓮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柳宣教的同夥，但也是作者深表同情的一個軟弱 女性。她上場時的一番話，表明她身不由己：“柳老爺，你熱時用得我蓮兒著，只恐霜後難教柳不殘。……我想起來，玉通是個好長老，我怎么好乾這樣犯佛菩薩的 事!咳，官法如爐，也只得依著他做了。”官府的淫威由此可見。看來，紅蓮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也是迫不得已的，罪魁應是柳宣教。
徐渭挫折後
徐渭在連遭挫折感覺前途無望後，已看破世情，遂以詩酒為伴， 佯狂玩世，處處表現出不同凡俗的品格。他的《青藤書屋圖》題為“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可謂是其形象寫照。他的《五友齋》題為：“松竹梅蘭， 四君子落落孤標，誰可入儂朋友社。笑談詩酒，一老夫寥寥寡合，自應為爾主人翁。”把品格高雅的“松竹梅蘭”四君子與自己相提並論，可以看出他人格的雅潔， 與污濁世俗人格的比照又是何其鮮明。正是帶著這樣的心態，徐渭完成了他的戲劇創作。他把自己對社會世俗的了解，融進了雜劇形象的塑造中．形成了獨特的批判 性、諷刺性特點，其真意往往於歌哭笑罵中透露出來。
澄道人可謂是徐渭的心腹知己，他十分賞識《四聲猿》，推許為 “明曲之第一”，可以與王實甫、關漢卿輩爭雄長，他說：“每值深秋岑寂，百慮填膺，試挾是編，睹其悲涼憤惋之詞，想其坎壈無聊之況，骨竦神憤，淚浹巫峽， 何待猿啼，誠有如天池生之命名者？……至其抑奸即以揚善，戒淫即以啟悟，獎勇即以振懦，憐才即以厲頑，為勸為懲，似有過二十一史。故將擬為晴空之霆擊，清 夜之鐘鳴，豈僅為猿嘯之哀而已哉!”澄道人知人論世，議論精警，可謂切當。
徐渭雜劇的悖逆意識，來自於他的悖逆人格，與他獨特的人生經歷息息相關，特定的時代氛圍造就了他的悖逆，在某種意義上也成就了他在文學藝術史上的不朽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