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兆植先生（1929-2012）是我國著名作曲家，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祖籍廣東番禺，1929年6月15日（農曆）出生。先生的家庭有著很深的國學文化底蘊，父親杜鹿笙，又名杜宴，早年畢業於香港皇仁書院，是輔仁大學外國歷史教授；母親倫靈飛，又名倫 ，是清末著名詞人況周頤的女弟子，民國時代嶺南著名女詞人，被蕭友梅聘為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古詩詞的專職教師。在這樣一個有著深厚文化氣息和良好的家庭修養氛圍內，先生從小耳濡目染，從小就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與音樂的薰陶，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繪畫、品讀文學作品、學習音樂知識，特別是從母親那裡學習到有關於中國古琴音樂的觀念；音樂與中國哲學“天”、“地”、“人”的關係；音樂與儒家講求個人修身養性的關係。[1]由於自身擁有的天生的對音樂和藝術的較高理解和領悟能力，很小的時候他就經常可以快速記憶所聽過的音樂旋律，在音樂方面顯示出過人的天賦。先生在繪畫及語言等方面也是很有天賦的。這是這些有相同之處的藝術門類在先生的腦海中相互影響，為相生日後的音樂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想像力。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杜兆植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29年
- 逝世日期：2012年
人物簡介,學習經歷,創作生涯,辭世,
人物簡介
1936年先生的大姐杜兆林考入廣州中山大學，母親相應當時“普及國語和克服方言差異的計畫以幫助中國社會的統一”的號召，帶著6歲的杜兆植和9歲的三姐杜兆楨來到廣州教授國語，先生從此開始了他的幼年教育。[2]1936年，先生在廣州開始了幼年的早期學校教育，在這期間除了在校期間的學習，閒暇之餘舅舅的小提琴經常伴隨著他。從此開始學唱聶耳、冼星海等進步音樂家所創作的抗日救亡歌曲。另外黎錦暉編寫的兒童歌舞劇也為先生的音樂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歡樂。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先生一家輾轉香港，1941年回到北平開始了北平求學之路。
[1][1]黃澤盛論杜兆植的交響詩《風雪·萬里·家國》
學習經歷
在北平先生最早就讀於北平南堂中學（北平當時七所男子中學之一，法國教會學校），由於先生的音樂才能突出，音色純淨、明亮，當時在學校合唱團唱女高音聲部，並且還經常擔任領唱、獨唱。合唱團的日子為先生以後的音樂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變聲期以後先生開始學習鋼琴，為了多練琴，先生常常到北京師範大學琴房，往返於兩個學校的琴房。正是這樣刻苦的學習，在北京師範大學遇到了先生的第二個鋼琴教師——趙鴻聲，從趙老師那裡接受了系統的鋼琴訓練，不僅如此，趙鴻聲老師的進步思想對先生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46年先生進入北平第六男子中學高中部。受徐悲鴻弟子王青方（當時學校的美術教師）的極力推薦於1947年先生便順利考入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北平國立藝專前身是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美術家林風眠②（1900～1991）於1928年創辦的“國立藝術院”，學校以兼容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弘揚中華文化為辦學宗旨。1938年學校易名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由於先生從小受良好家庭的影響，在藝術方面興趣廣泛，在藝專學習期間，同時學習美術和音樂兩個專業的課程。美術方面在西畫系師從董希文[1]先生、葉淺予等著名美術家，接受正規的美術教育體系；音樂方面先生師從早年畢業於上海國立音專的女作曲家瞿希賢老師，在瞿希賢老師的指導下學習和聲與作曲。瞿希賢1944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系，1948年畢業於上海國立音專作曲系，勤奮多產，題材寬文，風格多樣，音樂語言清新生動，剛柔兼備，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藝術獨創性。在這段時間裡，瞿希賢老師正規嚴格的音樂專業教育給先生打下了紮實的音樂理論基礎，同時在藝術觀上也深深的影響著先生。這一時期在世界觀上先生受藝專的老師及同學們的愛國主義思想的感染，接受了進步的愛國主義思想。在侯一民的領導下，利用自己身材小，不容易被特務盯上的特點，為中共地下黨傳送信息，當起了地下“交通員”。1949年年初，先生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正式中共黨員。同一年，北平國立藝專的音樂系與多所音樂學院及大學的音樂系合併成為中央音樂學院。由於先生自身表現出的巨大音樂潛質，被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錄取，成為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的第一批新生。四年里，先生先後師從於瞿希賢、張文剛、王震亞、陳培勛、楊儒懷、江定仙、趙行道等先生，認真學習了嚴格的歐洲傳統音樂理論，系統的潛心研究西方作曲技法。學院各位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誠信做人等方面都對先生今後的人生道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學習理論知識的同時先生沒有忘記深入生活。到勞動人民中體會生活，把生活中的經歷和感受通過音樂的語言表現出來。這一時期先生完成合唱《淮河之歌》(五個樂章)、《從莫斯科到北京》(均為杜兆植詞曲)，小提琴獨奏曲《蘇北之春》等作品。有代表性的是1953年先生的畢業作品小提琴獨奏曲《蘇北之春》。這部作品是在以1951年回響毛主席提出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號召下，深入淮河流域體驗生活時的經歷為背景所創作的，是作曲家在蘇北生活的內心真實情感的體現。作品參照蘇北民歌為主題，通過各種作曲技法的表現作用，給聽眾展開了一幅小橋流水的蘇北小鎮音畫。1953年，該曲由當時在中央音樂學院的隋克強(小提琴)、陳慧(鋼琴)演奏錄成唱片;1998年，上海音樂學院女子弦樂隊應雨果唱片公司邀請重新錄製發行了這首作品;廣東省音樂家協會也把這部作品定為小提琴考級八級必考中國曲目。[2]從1953年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先生來到內蒙古，從此開始了新的藝術創作生涯。
[1]③董希文（1914～1973），油畫家。浙江紹興人，1946年任教於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主要作品有《開國大典》、《春到西藏》等。[2]顧恆利 杜兆植鋼琴與樂隊《大路歌》
創作生涯
研究創作生涯第一階段（1953-1977）改革開放前先生以優異的成績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本來可以到條件優越的中國音樂研究所工作。但懷揣著報效祖國的偉大志向，先生毅然決然的主動放棄了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工作，志願到艱苦地區去奉獻青春，為發展我國民族地區的音樂事業做貢獻。先生說：“五十年代我曾經看到內蒙古歌舞團在北京的演出，特別瑟拉西[1]老爺爺拉的潮爾，給我很大的吸引，我覺得這個藝術完全是另外一種境界，是大自然的優哉游哉的這種境界。這時候又認識了美麗其格，他開始教我唱蒙古族民歌，給我拉潮爾聽，這樣使我對蒙古族音樂有了進一步了解，進一步有種渴望。帶著一種嚮往，當時領著一個小皮箱，穿著一個短褲，也沒有跟媽媽商量，我自己就來到了內蒙古了”，[2]進入內蒙古歌舞團工作，從此先生紮根邊疆，把自己後半輩子留給了內蒙古，開始了他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邊疆生活，為內蒙古地區的民族音樂的發展與振興做出了傑出貢獻。初到內蒙古的日子裡，先生深入生活。經常奔波於不同的牧區嘎查，了解感受牧民的生活，和牧民在一起生活，學習騎馬、放羊，還學會了蒙古語，喝奶茶，模仿蒙古舞獨特的抖肩。向人民歌手哈扎布、馬頭琴大師色拉西等學習蒙古族音樂。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蒙古族民間音樂素材。這些在牧區的生活經歷加深了先生對草原生活的感受和認識，提高了先生對蒙古族音樂及其風格的領悟和把握，為先生日後的創作打下了很堅實的民間音樂根基。如1956年舞蹈音樂《去那達慕大會的路上》，是為了趕去參加伊克昭盟的那達慕大會，頂風在草原上走了一夜的真實感受；1958年創作的獨唱《放羊歌》是先生在道爾基阿爸家裡感受到牧民與自然間和諧情感的體現。1958～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為了鼓舞人民戰勝眼前的困難，杜兆植隨內蒙古歌舞團的創作組一道，在寶音達來的帶領下深入大青山，尋找當時的游擊隊員與民兵，挖掘游擊隊的故事，之後創作組又到賀蘭山南寺收集舞蹈素材。在擁有了充足的第一手資料之後，1965年作曲家創作了舞劇《青山烽火》。1963年內蒙古歌舞團創作大型舞劇《烏蘭保》，音樂部分由先生創作，這部作品在舞劇民族化的道路上作了卓有成效的嘗試，鮮明的蒙古族音調以及節奏特徵，使音樂富有強烈的民族特色，舞劇的演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1965年創作的舞劇《草原英雄小姐妹》取材於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事跡，全劇共三幕，表現了風暴驟起，保護羊群，姐妹受困，眾人尋找，勝利歸來等一系列的場景。這部舞劇音樂的創作也來自於先生的親身體驗。1964在得知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英雄事跡後，前往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家中，並與她們的哥哥一起去放羊，親身感受了牧區人民對集體財產的愛護以及高度的集體榮譽感。1966年先生調到伊克昭盟歌舞團工作。恰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全盤否定了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進步音樂以及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音樂，十年動亂，音樂界開始在“極左”觀念蹂躪下的迷失、癲狂與求索。在這個癲狂的時代，受著文化專制的束縛。先生遭到了不公平的批鬥和改造，在批鬥和勞動改造之餘，還要根據組織的要求進行樣板戲的演出和創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先生的音樂創作基本上是處於停滯中。只有1971年新編京劇《草原小姐妹》和1974年的歌劇《沙漠裡的人》兩部作品。即便在這個文化沙漠的年代，先生仍然堅守著民間音樂這片豐富的音樂藝術領域，從未放棄和停止對民間素材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遺憾的是先生與歌王哈扎布先生收集整理的300多首瀕臨失傳的民歌樂譜被造反派燒毀。
第二階段（1977——1999）改革開放後 1977年經過“撥亂反正”，緊接著開始的“改革開放”。我國進入了解放思想的新時期，文化藝術也隨著社會的發展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高考制度恢復了，各類普通高校也逐步設立了音樂學科；國內高校與國外高校的音樂交流、國內與國際的音樂交流都出現良好的發展態勢，整個社會的音樂藝術氛圍變得濃厚了起來。在這樣一個活躍的時代背景下，1980年由內蒙古文化廳牽頭，為提高內蒙古地區音樂工作者的音樂理論素養，組織了一個配器培訓班，特聘請先生做主講，同時將先生調回內蒙古歌舞團。由此先生的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這一階段是先生創作生涯的一個重要階段，也是創作最旺盛的階段。大量的重要作品均是在這段時間完成的，這時期的很多作品頻頻獲獎（見附錄）取得了較大的成績。1980年杜兆植為全國少數民族文藝調演，取材於蒙古民歌中的愛情悲劇創作了三幕民族舞劇《達那巴拉》，黎英海評論這部作品說“這是舞蹈和音樂完美結合的典範之作”。1981年5月，先生的管弦樂作品《森吉德瑪幻想曲》參與文化部、廣播電視部和中國音樂家協會聯合舉辦的全國第一次“交響音樂作品評獎”活動，並獲得了首屆全國交響樂作品獎。這部幻想曲取材於伊克昭盟的民歌“森吉德瑪”，歌頌一對戀人的忠貞愛情。這是一首鄂爾多斯短調民歌，旋律線條的起伏很大，音樂情緒富於變化，先生巧妙的保持了民歌的整體特徵，音樂上輔以和聲、復調與配器的變化，在精神上依然保持民歌的意境，而形式上得到了完美的擴充。《森吉德瑪幻想曲》現已成為內蒙古民族歌舞劇院（原內蒙古歌舞團）的保留曲目。同年先生還完成了表達對周恩來總理的懷念之情的弦樂曲《懷念與嚮往》及電視劇音樂《沙漠深處》。隨著國家對文化及音樂事業的扶持力度加大。1982年先生創作熱情高漲，這一年共完成交響詩《成陵祭》；管弦樂曲《草原黎明》、《鄂爾多斯組曲》《交響變奏曲》；影視配樂《荒漠中的獅子》、《草原琴童》、《我愛冰雪亮晶晶》；舞劇《塔倫公主》；此外還有《G大調大提琴協奏曲》、《D大調小提琴音詩》等12部音樂作品。1989年先生又創作了兩部鋼琴獨奏曲《夜曲》、《搖籃曲》。80年代以後，先生也逐漸注意到光靠自己一個人的創作很難推動整個地區的音樂繁榮。先生說：“創作它不是一個單個人的行為，它是幾代人的一個傳承，同時又是一個很大的群體，比如說我們說德國的音樂非常有分量，它不是因為只有一個貝多芬，它是有一大群人，如果沒有這樣一代一代的傳承，而且沒有這樣一個大的群體，這個文化是沒有希望的”。於是先生開始到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和內蒙古藝術學院兼職講授《和聲學》、《曲式分析》、《復調》、《20世紀世界音樂名著》、《古典音樂欣賞》等課程，將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教學中。先生教學的嚴謹和風趣，深入簡出的講解吸引著很多非音樂專業的同學們也紛紛加入到音樂的學習中。正因為先生熱情的投入為內蒙古地區培養了一批像秦文深、韓雲傑、等優秀的一大批在國內有知名度的音樂家和魏明、楊紅光等許多正在成長的青年學者。
第三階段（2000年—— ）新世紀伊始，2000年先生完成了第二部交響詩《風雪·萬里·家園》。這部作品的主題動機是先生80年代時在新疆北部庫爾勒地區體驗生活時記錄的。先生感懷蒙古族英雄渥巴錫汗率領土爾扈特部人民掙脫沙皇俄國統治，歷經千難萬險回歸祖國的愛國之情，便以交響詩的形式再現了英雄的渥巴錫汗帶領部族東歸的歷史。同年還有鋼琴協奏曲《大路歌》、馬頭琴合奏曲《達那巴敘事曲》、鋼琴三重奏《遙遠的邊疆》三部作品問世。其中鋼琴協奏曲《大路歌》是對先生童年時代的回顧與暢想，先生將五四以來的七首聲樂作品，通過鋼琴的技巧性和鋼琴與樂隊的相互交響呼應，將上世紀以來的幾首著名歌曲重新進行了創編，用新的形式再現了這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音樂。2001年10月由內蒙古黨委宣傳部、自治區文化廳、自治區廣播電影電視局主辦了兩場杜兆植個人作品音樂會，即“杜兆植交響樂作品音樂會”及“杜兆植室內樂作品音樂會”。音樂會由先生親手執棒，演出後開了音樂會作品座談會。音樂會上所演出的曲目是先生多年創作的一小部分，但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民族性、時代感及價值取向給聽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先生用自己的作品表達著一個長期生活在內蒙古草原上的漢族音樂家在面對蒙古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文明這一宏大的文化背景下和在認真觀察區內外、以至國內外音樂發展的方向這一歷史背景下對蒙古族音樂發展的深刻思索。實現了先生的“用音樂與牧民的傳統相通，用心靈與草原相融”[3]的藝術見解。2003年先生參與了大型歌舞劇《滿都海斯琴》的創作。2004年先生離開內蒙古受聘於廈門大學音樂系，擔任《和聲》、《曲式作品分析》、《配器》、《二十世紀名作賞析》、《西方音樂史》等課程和研究生培養的工作，繁重的音樂教學任務外先生仍然筆耕不輟，於2004年、2005年先後完成廈門大學校歌管弦樂配器和四聲部合唱。2006年初又創作完成了廈門大學合唱團參加世界合唱比賽的三首合唱歌曲：《湄州禮讚》、《月》、《萬靈吉祥》，並為參賽的曲目《歡樂地那達慕》編配了鋼琴伴奏。這一時期還完成了聲樂作品《清風頌》《貝殼》《海峽兩岸》，大提琴作品《天鵝》、《蒙古小曲》。2008—2009年完成漢川大地震抗震救災歌曲《我們在一起》、《悼歌》、《再創輝煌》。 蒙古族交響音樂的產生髮展史新中國成立後專業音樂文化產生髮展的產物。（蒙古族交響音樂的產生與發展-桑建良-音樂研究季刊）它從無到有，在過去的60年間大體上經歷了開創時期、文革之鐵災時期和改革開放後興盛時期。隨著阿拉騰奧勒（1942——）、永儒布（1933——）等蒙古族作曲家的作品在中國交響樂壇上異軍突起，蒙古族交響樂派也以它獨特的人文特徵引起了國內外樂壇和音樂愛好者的深切關注。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傑出人才是可悲的，而有了傑出人才卻不被認識，而有冷落、漠視才是更可悲的。（戴望舒）杜兆植先生在內蒙古近60年的創作正是建國後蒙古族音樂文化，特別是蒙古族題材音樂交響化的60年，先生的創作豐富了蒙古族現代音樂史的內容。在先生所創作的從眾多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先生除了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時創作的三部作品外，其餘絕大部分作品幾乎都實在內蒙古完成，音樂風格上明顯的烙有蒙古族音樂風格特點。多年以來，先生堅持探討用歐洲古典傳統音樂作曲技法為工具，更好的展現蒙古族民間音樂特點，更好的將蒙古族音樂中所蘊含的濃郁色彩和情感得到釋放。他的很多作品不僅保持著西方嚴謹的曲式結構，也保持蒙古族音樂鮮明的風格，將民族與西方兩種不同的作曲技法融會貫通，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音樂風格和音樂語言。這種要保持民族音樂風格又要體現現代氣息的音樂創作手法在作曲技法不斷翻新的二十世紀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先生的作品充分體現出先生對各種作曲技法嫻熟的掌握，遊刃有餘的控制協調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