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范五
- 別名：張松
- 出生日期：1912年
- 逝世日期：1986年
- 原名：李福德
- 性別：男
人物簡介,人物履歷,人物生平,相關故事,社會紀實,
人物簡介
李范五(1912-1986)，男，1912年5月3日生，黑龍江省穆稜縣人。原名李福德，曾用名張松。1929年在哈爾濱第一中學讀書時，參加反對日本在我國東北修築鐵路的學生運動。在國立北平大學俄文法政學院讀書期間，正值九一八事變發生，投身學生抗日愛國運動。1932年參加黨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總交通（員）。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受黨的派遣，回東北開展抗日鬥爭。以國小教員身份作掩護，從事抗日活動，先後建立反帝大同盟和黨、團組織。1933年7月任中共黑龍江穆稜縣委書記，10月調任中共寧安縣委書記。1935年5月任中共吉東特委組織部部長，9月任吉東特委代理書記。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發動民眾抗日鬥爭，發展壯大黨團組織，組織抗日聯軍，進行抗日游擊戰爭，參與東北抗日聯軍的早期組織和領導工作。1936年2月被派赴蘇聯莫斯科共產國際東方殖民地問題研究院（又稱東方大學第八分校）學習，並任學生臨時支部書記。1938年6月返回延安，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地方黨務科幹事，中央情報部研究員。1939年2月調任抗日軍政大學東北幹部訓練隊指導員。1940年2月任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1941年9月調任中央黨務研究室敵後組組員。1944年2月任中央情報部機關總務處處長。1945年4月至6月作為中直、軍直代表團成員參加中共七大。解放戰爭時期回到東北工作。1945年11月至1946年6月任中共合江省工委書記、合江省政府副主席（至1949年4月）、黨組書記（至1949年5月）。1946年1月至3月任合江軍區政治委員、黨委書記，3月任合江軍區副政治委員。1946年6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合江省委副書記。1949年4月起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5月起任中共松江省政府黨組副書記、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參加組織和領導政權建設、剿匪鬥爭、土地改革和發展生產，解放全東北和支援全國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中共松江省委常委。1949年10月至1958年1月任林墾（林業）部副部長。1949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林墾（林業）部黨組小組（黨組）書記，1955年1月至1956年9月任黨組副書記，1956年9月至1958年1月任書記。1958年1月至1966 年9月任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務委員、省委書記（至1960年10月）。1958年3月至1966年9月兼任黑龍江省人民委員會黨組書記、黑龍江省省長（1958年9月起）。1958年11月至1960年11月兼任黑龍江省計畫委員會主任。1960年3月至1967年8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1960年10月至1966年9月任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二書記。1961年2月至1966年5月任黑龍江（省）軍區第二政治委員。1961年4月至1963年12月任黑龍江省軍區黨委書記。1963年12月至1966年11月任黑龍江軍區黨委第二書記。1962年11月至1966年9月任林業部東北林業總局黨委書記。1965年至1966年9月兼黑龍江省視察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1979年得到平反，恢復名譽。1985年離職休養。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5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寫有東北抗聯回憶錄等黨史資料，參與《當代中國的林業》的編審工作，著有《我對林業建設的回憶 》、詩集《壯懷集》。
人物履歷
1929年在哈爾濱第一中學讀書時參加反帝愛國學生運動。
1930年考入北平大學法商學院。
1932年5月參加反帝大同盟，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總交通。
1932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6年到蘇聯莫斯科入東方大學學習，曾兼任第八分校黨委書記。
1941年起任中央情報部敵後組研究員、情報部總務處處長。
1945年6月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抗日戰爭勝利後到東北，任東北人民自治軍三江軍區政委，中共三江省委書記
1949年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林業部第一副部長，中共林業部黨組副書記、書記。
1958年起任黑龍江省省長、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省委第二書記、省軍區第二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會委員等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迫害，被長期關押。
1983年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6年5月7日病逝於北京。
人物生平
1932年冬月，受黨的委派，李范五隻身回到家鄉黑龍江省穆稜縣（現穆稜市）八面通鎮（縣政府所在地）開展抗日工作。八面通鎮四周群山環繞，鎮子坐落在平原上，山上森林密布，山下河岔成網，山野里有采不盡的森林、煤礦、黃金、寶石，是東北有名的“魚米之鄉”。但李范五眼裡的家鄉父老，眼下籠罩著寒冬的愁雲慘霧，街面上冷冷清清，家家戶戶房門緊鎖，人們像躲避瘟疫一樣，心驚膽戰地靜聽門外日軍的馬蹄聲和汽車轟鳴。李范五找到國小時的班主任、當時任縣教育局督學的白潤之尋求工作。白潤之對從北平來的大學生弟子十分器重，就介紹他到縣第二國小當教員，並連連說：報效桑梓，只是大材小用了。李范五卻十分高興，國小教員身份好掩護他開展抗日工作，又可以接觸到很多知識分子和愛國青年。
李范五(左四)陪同劉少奇視察伊春
李范五(左四)陪同劉少奇視察伊春經過兩個多月的工作，擔任班主任的李范五已摸清了教師和部分學生的思想情況：主張反日救國的是多數，甘當亡國奴的是極少數。不久，他就發展教員馬朝德、李增岱和學生於清和成立了穆稜縣第二國小反帝大同盟。李范五帶領他們三人舉行入盟儀式，和入黨宣誓一樣：反帝大同盟是抗日組織，我們自願加入反帝大同盟，為抗日救國，不怕坐牢砍頭，堅決抗日到底……很快李范五的家鄉狍子溝村以及興源鎮、馬橋河鎮、下城子鎮、磨刀石鎮等反帝大同盟相繼成立，最終壯大成反日會，並由中共穆稜縣委將骨幹分子悉數發展為中共黨員。當時在民眾中只要播下一粒火種，反日情緒和熱情就會像乾柴一樣迅猛地燃燒。李范五不僅動員他三弟弟李福堂（烈士）參加抗日，還動員其妻田孟君、妻姐田仲樵先後入黨（後來成為抗聯地下黨有名的抗日姐妹），甚至還動員了他岳父———八面通鎮數一數二的大財主田秀山和岳母修玉麟參加反帝大同盟，並常年為地下黨開會站崗、放哨，甚至掩護過中共吉東特委的主要領導人吳平（楊松）等。據李范五和田仲樵生前對筆者講，筆者爺爺田秀山和流亡的朝鮮人關係極好，當年朝鮮民族英雄安重根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安重根到哈刺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時，就是筆者爺爺為其煮酒壯行的。李范五嶽母修玉麟是一位十分堅強的女性，後來日寇追問李范五、田孟君、田仲樵的下落，曾把她老人家吊在鐵鏈上毒打，她老人家也沒說出一個子女來。1953年她老人家在哈病逝，馮仲雲等多名抗聯老戰士為其送行。那時，穆稜縣警察大隊丟了四枝長槍、一挺機槍，崔慶壽大隊長懷疑是李福德（李范五原名）他們大同盟乾的，就硬著頭皮去找大財主田秀山。因田秀山在八面通鎮是風雲人物，在一次宴會上曾指著他的鼻子罵他不要走絕路，崔慶壽背地還恭維地喊他“乾爹”。崔慶壽進門問候老爺子後，田秀山沒搭理他，崔就提到丟槍的事。田秀山冷冷地說：“李福德剛從北平回來沒兩天半，他一個書呆子，樹葉掉下來都怕砸腦袋，怎么敢成立抗日組織呢，就更不敢偷你的槍了！”他老人家又說：“真要那樣，不勞你的大駕，我會親自給你送去！”話題一轉他老人家又說：“只是你要為自己留一條後路，幾路抗日武裝一聯合，李延祿他們就有幾千人，他會饒了你！？”
屋裡一片沉寂，只有八仙桌上的老坐鐘“嘀嗒嘀嗒”響著。田秀山正襟危坐，手裡拿著個紫砂壺喝茶，崔慶壽豆大的汗珠往下淌，這一切門帘後面的李范五聽得清清楚楚。他後來在回憶錄《燕山黑水風雲錄》中詳細描寫了這一場景。只此一個回合，崔慶壽再沒找過李范五一次麻煩。田秀山智退偽警察大隊長崔慶壽，一時在地下黨中傳為佳話。
“九·一八”事變後，李荊璞拉起抗日隊伍，報號“平南洋總隊”，經常在臥龍河南山一帶活動。1932年，中共寧安縣委派了共產黨員於洪仁到其部隊工作，不久將“平南洋總隊”改名為“反日工農義勇總隊”，成為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同時，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局調周保中到寧安縣建立黨的“綏寧反日同盟軍”。吉東特委書記李范五從此和抗聯名將周保中精誠合作，逐步發展了柴世榮、傅顯明、王毓峰、王汝起各部隊參加，並成立了以姜信泰為隊長的“八道河子抗日自衛隊”。頓時，穆稜、牡丹江、寧安一帶的抗日武裝逐漸壯大，抗日烽火遍地燃燒。1934年2月16日，由周保中出面，在天橋嶺密營召開的黨的領導幹部軍事會議上，周保中、李范五、胡仁、李荊璞、於洪仁、姜信泰等同志一致決定成立“綏寧反日同盟軍”，兵力已達500餘人。李范五在寧安縣兼任中心縣委書記時，曾組織愛國民眾，冒著生命危險將大批人員和物資偷運到抗日隊伍。僅寧安縣臥龍河那么一個小屯落，就為抗聯隊伍輸送40多名將士，而他們差不多全都犧牲在戰場。東京城鎮反日會員於貴堂曾為抗聯隊伍送去7000餘斤糧食。於家屯反日會員陳喜昌為抗聯隊伍送去1500多斤糧食，27套棉衣、27雙鞋、27頂帽子，250斤豬肉、20斤鹽。上馬河鎮抗日會員劉全貴為“平南洋總隊”送去4000多斤糧食。蓮花村反日會員朱德新冒著生命危險為抗聯五軍一師三團送去1300餘斤糧食，還擺渡運送抗聯戰士400餘次。
1934年，李范五領導的寧安縣委下屬抗日游擊隊隊長張祥報告說：日本第一批到南湖頭的開拓團頭目是中將山田悌一，僅有200餘人，而且近日要到南湖頭建立“寧安縣鏡泊湖畔松乙溝實驗農園”，其實是想在南湖頭建“國際公園”，是從長計議永遠占領東北的計畫之一。李范五決定讓張祥帶30名“槍手”襲擊山田悌一中將。張祥是寧安縣南湖頭石頭河子人，是遠近聞名的“槍手”。張祥在廟嶺一帶伏擊了三天三夜，直到5月16日中午，才聽見“嗚嗚”的汽車聲。當日軍開拓團的汽車開進游擊隊第三道卡子時，張祥揮槍打死了司機，神槍手們又迅速擊斃了日軍的機槍手。這時但見日軍中一個胖胖的指揮官拿著手槍亂喊亂叫。張祥認定他就是日軍中將山田悌一，隨後他側身甩手一槍，那個胖乎乎的傢伙一頭栽倒在汽車輪子旁邊。此戰游擊隊大獲全勝，打死了幾十個鬼子和山田悌一中將，還繳獲大批武器、彈藥、電台和偽幣。
少小離家鶴髮還，
滄海巨變五十年。
訝驚禿嶺千山樹，
喜看荒野萬頃田。
銀錢條條牽碧嶂，
紅房棟棟點蒼山。
江山裝點依萬眾，
華夏紅旗耀眼鮮。
1966年8月。當時，紅衛兵在批鬥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地主資本家，其中包括黑龍江省長李范五。他們先強迫這些被批鬥者低頭，高喊：『看一看這些吸血鬼！他們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然後，開始打人。有一名紅衛兵用軍用皮帶頭抽打李范五，他的遭遇其實比挨打更慘。」
由於李范五在出差時，有時帶小女兒同行，父女倆同乘火車包廂和同住賓館套房。與他有矛盾的省委同事夥同造反派便要李范五的這個女兒指控他亂倫，她有兩個選擇：如果同意在編造的揭發材料上籤字，便能參軍得到好處；如果拒絕簽字，便會被打成「黑幫分子」的子女，送到鄉下勞動改造。
李范五這個女兒最後違心地在揭發材料上籤了字。1966年9月4日，共有幾十萬人集聚在紅衛兵廣場，參加「炮打司令部」活動，李范五及其它省委領導人被押到台上，紅衛兵逼迫他站到椅子上90度彎腰低頭，然後宣讀他女兒的揭發材料，並指控他有「政治野心」，「因為很不幸，他的髮型很像毛澤東的髮型。他曾在大連海濱照過一張相片，他梳著大背頭的髮型，穿著一件風衣，面朝大海遠眺，看上去非常像毛澤東在北戴河避暑勝地海濱照的一張相片，這張照片變成對他不利的證據。『戰友們，你們看他所留的髮型，同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髮型一樣！多么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場民眾義憤填膺地呼喊。『給他剃了！給他剃了！給他剃鬼頭！』」 給李范五剃完「鬼頭」，紅衛兵又逼迫他彎腰站到椅子上。由於被指控亂倫，李范五一直沒有真正得到平反，文革前期，大約被批鬥兩千多場。他至死也沒有原諒他的這個女兒，甚至在遺囑中，不讓她出席追悼會和葬禮。 “坐飛機”是批鬥中最殘酷的方式之一。挨斗的李范五是黑龍江省的“當權派” 李范五，黑龍江省穆稜縣人，1912年出生。1928年，他從穆稜考入哈爾濱市第一中學，上學時他參加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我東北修築鐵路的學生運動。1930年,他考入國立北平大學俄文法政學院,期間正值“九一八”事變，他一面攻讀學業和進步書籍，探求救國救民之真理，一面投身於學生抗日愛國運動，積極奮勇參加北平學生臥軌、南下請願運動，遊行示威，飛行集合，下鄉宣傳，檢查日貨等活動。1932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李范五受黨的派遣，回東北開展抗日鬥爭。他回家鄉原穆稜縣後，以國小教員身份做掩護，依託其岳父、當地大財主、愛國紳士田秀山和岳母修玉麟（後成為地下黨交通員）的特殊關係，開展抗日鬥爭。李范五先後建立起反帝大同盟和黨、團組織，成立中共穆稜縣委和寧安中心縣縣委，並先後將其妻田孟君、妻姐田仲樵、馬朝德、李義、張林、李增岱、於清和、李福堂、魏紹武、續妻黎俠等一大批愛國志士介紹入黨，並成為抗聯時期地下黨的骨幹。他甚至還動員了他岳父、八面通數一數二的大財主田秀山和岳母修玉麟參加反帝大同盟，並常年為地下黨開會站崗、放哨做掩護，甚至掩護過中共吉東特委的主要領導人吳平（楊松）等。據李范五和田仲樵生前對筆者講，筆者爺爺田秀山和流亡的朝鮮人關係極好，當年朝鮮民族英雄安重根是他的拜把子兄弟，到哈刺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時，就是筆者爺爺為其煮酒壯行的。李范五嶽母修玉麟是一位十分堅強的女性，後來日寇追問李范五、田孟君、田仲樵的下落，曾把她老人家吊在鐵索上毒打，她老人家也沒說出一個人名。
1932年，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局調周保中到寧安建立黨的綏寧反日同盟軍。吉東特委書記李范五從此和抗聯名將周保中精誠合作，逐步發展並成立了八道河子抗日自衛隊。頓時，穆稜、牡丹江、寧安一帶的抗日武裝逐漸壯大，抗日烽火遍地燃燒。1934年2月16日，由周保中出面，在天橋嶺密營召開的黨的領導幹部軍事會議上，周保中、李范五、胡仁、李荊璞、於洪仁、姜信泰等同志一致決定成立“綏寧反日同盟軍”，兵力已達500餘人。李范五在寧安縣兼任中心縣委書記時，組織愛國民眾，冒著生命危險曾將大批人員和物資偷運到抗日隊伍。僅寧安縣臥龍河那么一個小屯落，就為抗聯輸送40多名將士，而他們差不多全都犧牲在戰場。東京城反日會員於貴堂曾為抗聯送去7000餘斤糧食；於家屯反日會員陳喜昌為抗聯送去1500多斤糧食，27套棉衣、27雙鞋、27頂帽子，250斤豬肉、20斤鹽。上馬河抗日會員劉全貴為平南洋部隊送去4000多斤糧食；蓮花村反日會員朱德新冒著生命危險為抗聯五軍一師三團送去1300餘斤糧食，還擺渡運送戰士400餘次。
1934年，李范五領導的寧安縣委下屬抗日游擊隊長張祥報告說：日本第一批到南湖頭開拓團的頭目是中將銜的山田悌一，僅有200餘人，而且近日要到南湖頭建立“寧安縣鏡泊湖畔松乙溝實驗農園”，其實是日本人想在南湖頭建立“國際公園”，是從長計議永遠占領東北的計畫之一。李范五決定讓張祥帶30名“炮手”襲擊山田悌一中將。張祥是寧安縣南湖頭石頭河子人，是遠近聞名的“炮手”。張祥在廟嶺一帶潛伏了三天三夜，直到5月16日中午，才聽見嗚嗚的汽車聲。當日軍開拓團的汽車開進游擊隊第三道卡子時，張祥揮槍打死了司機，神炮手們又迅速擊斃了日軍的機槍手。這時日軍中一個胖胖的指揮官拿著手槍亂喊亂叫，張祥認定他就是日軍中將山田悌一，隨後但見他側身甩手一槍，那個胖乎乎的傢伙一頭栽倒在汽車輪子旁邊。此戰役游擊隊大獲全勝，幾十個鬼子和山田中將全部報銷，還繳獲大批武器、彈藥、電台和偽幣。
1936年8月12日，李范五接到磨刀石黨支部密信，說中共牡丹江站黨支部暗語電話，一列日軍軍火列車從牡丹江市開往密山。李范五遂與趙采春和潘壽廷研究伏擊日軍列車。抗聯二軍二師參謀長陳翰章和團長侯國忠立即帶部隊埋伏在413公里處；抗聯五軍一師師長平南洋李荊璞也率軍到達此處。中東鐵路中共職工部書記早就派人拔去了路釘，扒了路基。半夜時分，兩個車頭牽引的軍車，連同200餘名押車鬼子高速栽進了溝里。在抗聯的猛烈伏擊下100餘名鬼子被打死，抗聯繳獲了大批軍火和物資，鬼子鐵路一直癱瘓十幾天不能通車。
當年冬季，四軍政治部主任羅英來吉東特委向李范五匯報三軍和四軍的作戰方案，不久羅英就被叛徒出賣被捕。李范五當即指示給周保中送信，通知周保中吉東特委部分遭到破壞，特委機關要轉移密山。此時，牡丹江火車站等車站已貼上布告，重金懸賞“**首李大個子”。上級當即決定，由國際交通員田仲樵送李范五到蘇聯接受新的任務……
1938年回到延安。在延安期間，李范五先後任中央組織部地方黨和科科員，中央情報部研究員，抗日軍政大學東北幹部訓練隊指導員，中共東北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中央機關總務處長。1945年當選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建國後，出任黑龍江省第一任省長。
相關故事
李范五揮鍬栽樹蔭後人
李范五同志在十年浩劫中被拉下馬，經過多次批鬥、遊街示眾，最後於1975年初夏被下放到綏稜農場，度過他一生中最難忘的700多個日日夜夜。
綏稜農場“文革”前是個勞改農場，1967年將全部犯人調出，又調入近千名刑滿釋放和解教就業人員。1968年開始接收城市下鄉知識青年，1970年又接收部分強勞分子。農場人員複雜，李范五到場後場領導也費了一番心思。經過研究，最後決定把李范五安排在農場的一個實驗站。這個站人員少，占地面積大，地理環境好，勞動強度不大。
李范五到農場時，除了兩名“護送人員”外，陪同他來的有老伴黎霞、女兒李黎立，還有個10歲的外孫女叫“大愚”。那年，李范五63歲，患有多種慢性病，更嚴重的是經受造反派多次拳打腳踢等肉體摧殘，肢體備受損傷，已不適於從事任何體力勞動。一點活不安排他乾又不行，考慮到他曾擔任過林業部第一副部長，實驗站分配他到這個站的林業組勞動。
林業組的任務是培育各種樹苗，在附近田間道旁造林栽樹。組長范垂忠聽說叫他管省長，心裡忐忑不安，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范垂忠是1956年從四野38軍轉業的軍人，長期的部隊生活，使他養成了嚴格的組織紀律性，那種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在他思想上有較深的烙印。現在突然讓他這個21級的幹部去管一位6級的大官，一時不知所措。可是李范五對這一切似乎毫不介意，到農場後只休息一天就出工了。他直挺挺地站在老范面前，聽候分配勞動任務，並且表示對栽樹既有興趣，也有粗淺研究。那天在場區道旁，李范五就用這把鍬栽樟子松，他一邊栽一邊滔滔不絕地講發展林業的意義，還講了一些林業基礎知識。
范垂忠看到李范五在栽樹時雙腿跪著操作，還不停地用拳頭敲打著腰眼兒，面部肌肉每隔幾秒鐘就抽搐一下。在勞動休息時，老范問他什麼時候患的這種病，李范五隻是笑笑不答，後來日子長了他才說出這是被毆打的後遺症。老范告訴他：“早晨可以晚出來一會兒，中午多休息一會兒，什麼時候覺得身體不舒服可以不出工。”可李范五從來不耽誤工，除了住院治療和嚴重犯病外，都堅持出工，每天這把鍬不離手。他還利用節假日和業餘時間上山採集橡樹籽，在實驗站水庫邊沿種橡樹。他還用繩子、量弓測量了實驗站周圍的地形，繪出一張林帶分布圖，並對農場發展林業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長遠規劃。
李范五曾因病到場部住院，在治病期間他還在病房周圍栽了許多魚鱗松小苗，現在有21棵已有碗口粗了。
李范五在農場時，先是在實驗站職工食堂買飯吃，後來自己做飯，當時霍廣興是職工食堂的管理員，對李范五主副食的供應，全得通過他。李范五在職工食堂買飯吃，每月無論如何也達不到50元的標準，那時食堂的主食只有饅頭，而副食也只有白菜、蘿蔔、土豆三樣循環，魚肉每月也只有一兩次，烙一頓油餅算是改善一伙食了。李范五身體虛弱，又患有多種慢性病，急需在生活上調養，霍廣興就想法額外賣給他一些肉、魚、豆油。這種對走資派的的特殊照顧，也招來一些人的非議甚至責難。李范五意識到老霍有壓力，告訴他：“以後有啥吃啥，不要因為我給你找麻煩。”老霍只是搖頭，背地裡對黎霞說：“每天晚上8點後您到食堂拿東西，無論如何也得保住老省長的身體。”炸好的魚、鹿肉、雞蛋、瘦豬肉等由公開供應轉入“地下”。李范五愛吃野味，老霍到老鄉家去買野雞野兔，自己家的鹹菜、大醬也給他拿。李范五到農場後由於水土不服，經常頭暈、嘔吐、高燒。老霍把自己家的“維C”、樟腦注射劑拿去，還到農場附近的公社衛生院買了牛黃安宮丸送去。
李范五的頭髮長了，實驗站沒有理髮員，要么就得走7公里多到場部去理，霍廣興拿來理髮工具說：“我來試試，反正理不好。”李范五苦笑著說：“來吧！現在我的頭好剃多啦！”這一語雙關的玩笑話，包含著多少信任和感慨。黎霞也接著說：“請你給我也剪一剪，只要不剪成鬼頭就行。”三個人都笑了，這笑聲中有多少辛酸！
2004年，總局籌建北大荒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到綏稜農場徵集展品，農場的工作人員從苗圃找到了這把鍬。
“天然橡膠事業”回憶錄88——李范五與我國天然橡膠早期建設
人們對於1954年以後農業部、農墾部、農林部、農牧漁業部及其部長們領導天然橡膠事業的業績比較了解，而對之前即1950年至1954年林墾部（林業部）及其部長們領導橡膠墾殖業的業績特別是其背後的故事則了解甚少。這是由於有關史料尤其是梁希、李范五事跡介紹的資料很少的緣故。此文所提供的綜述性史料，可以說填補了這一空缺。
研讀此文，使我們了解到1950—1954年這5年，即我國擴大種植和發展天然橡膠籌備、起步和打基礎的時期，林墾部（林業部）部長梁希、副部長李范五為天然橡膠業早期建設做了一系列開創性的工作—— 1950年11月，林墾部調集中國林學家和蘇聯專家組成一個龐大調查組，由陳雲帶領，梁希和李范五隨同，到海南考察橡膠資源；1951年8月2日召開全國橡膠會議，證明我國能夠發展自己的橡膠種植業，並確定其發展方針、發展計畫，會後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起草《關於擴大培植橡膠樹的決定》；1951年，協助陳雲和葉劍英組建華南墾殖局；1952年組建特種林業司，負責管理全國橡膠墾殖業； 1952年，組織和派遣海南橡膠督導團到海南督導橡膠採種和育苗；同年，與教育部聯合動員多間大學森林、生物、土壤農化、地理、氣象等專業師生組成千餘人的大型橡膠宜林地資源調查團，到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福建等省區勘查橡膠宜林地資源；1952年，向中央建議派軍隊參加橡膠墾殖業工作；1953年根據局勢變化，及時調整植膠速度和規模，並採取有關措施；1954年將橡膠墾殖業轉為企業化管理，進行企業化經營；1954年底，根據橡膠種植撫育經營特別精細，不同於其他樹種造林，而與園藝趨同的特點，將其移交農業部領導等等，從而在多方面為橡膠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因此，梁希、李范五功不可沒，他們也是我國橡膠事業的重要領導人。
社會紀實
絹紡廠雖然地處郊區，"文革"的衝擊波還是來了。
焚燒戲裝那天，大嗓門的紅衛兵師傅，雖然宣布"點火開始"，但遠遠不過癮。他們開始學習城裡的造反者們，也成立了很多造反戰鬥隊，記得有雄鷹戰鬥隊、抗大戰鬥隊、東風戰鬥隊、航行戰鬥隊......真是五花八門，只要幾個人一合計，貼出一張成立公告，就算是一個造反戰鬥隊，統稱造反派。造反派的頭頭們大多數是自封的，或幾個人起鬨上去的，一旦成了頭頭，就不用幹活了，開始籌劃造誰的反，儼然，天下是他們的天下，似乎絹紡廠就在他們囊中，走在路上也趾高氣揚。
造反者們只有組織，沒有綱領，各隊的鬥爭目標也不一樣，有的保這個，斗那個，有的保那個，斗這個。只要曾經批評過他們，只要在利益上受到過損害或感情上受到過損傷，就會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去揪斗心目中的仇人。
北京傳來要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八區廣場的批鬥大會起了一個示範作用。造反派們為了表示徹底革命，就從六親不認開始，昔日在廠長面前低聲下氣的，今天，卻揚眉吐氣了，尤其是那幾個平時專門不離廠領導左右的幹部。終於聯手策劃了一個"點火大會"。各派的頭頭們傲坐在主席台上，俱樂部里座無虛席，廠領導們都坐在台下，一個個聽憑處置，有的已喪魂落魄，有的卻若無其事。工人們都是新招進來的小青年，與哪一個領導都不熟悉，只是看熱鬧，隨幫唱影地跟著喊口號。
主持會議的那個大嗓門造反派宣布點火大會開始之後，逐個點名，點一個揪一個，廠長李波、黨委書記田和盈為首的廠領導都揪上了台，齊刷刷地站了一排，每一個人後面有兩個紅衛兵按著腦袋，做噴氣式飛機的模樣。黨委書記田和盈是傷殘軍人，拄著拐杖，彎著腰，看了讓人一12,疼，可是誰敢吱一聲?
點火大會像演戲，沒有經歷過的人根本想像不到多么的可恨、可惡、可笑。主持大會的感到就鬥爭這幾個廠級領導不算氣魄，競宣布了一大串"孝子賢孫"名單，幾乎所有科長們都揪了上去，還要做出捧著廠級領導大腿的姿勢，有的還要拿著紙糊的哭喪棒，東北的民俗是人死了之後，孝子賢孫們拿著哭喪棒送親人上路。這個鬥爭大會變成了無賴們的惡作劇，正義的老工人都義憤填膺，但敢怒不敢言。我把腦袋儘量埋伏在椅背的下面，不忍看這一幕鬧劇，也害怕被人遞上一張紙條就會揪出來的痛苦。
會場的空氣時而凝固，時而轟然大笑，民眾看到往日尊敬的領導一個個被打倒了，很痛心，氣氛十分緊張，有的老師傅公開反對體罰式鬥爭，搬出一條板凳讓田和盈坐下，老工人的大義凜然，讓每一個人感受到人性就應該這樣。一些挨斗的中層幹部，為了表演"孝子賢孫"模樣，扮個鬼臉或做個滑稽的動作，也會使年輕的工人們哄堂大笑。
最讓人難忘的，也最讓人瞧不起的，不是那幾個愣頭青造反派，而是他們背後的搖羽毛扇的軍師。．如果說，幾十年過去了，我還能與當年的造反派首領們握手，稱一聲同志，但絕不可能與那幾個軍師這樣做。最讓人噁心的是幹部隊伍中的某些人物，特別是能翻閱檔案的某些人或有些特殊身份的保衛幹部，從檔案里拋出幾條掐頭去尾的、已做了結論的歷史材料，譁眾取寵，抬高自己的"革命"價值，殘害阻礙自己的人或發泄私怨。使很多不明真相的年輕人神經錯亂，做出很多暴力行為。
絹紡廠點火大會的高潮是保衛科長上台揭發，揭發孟昭雲副廠長是日本勤勞奉仕隊的隊長，為日本人效過力。他的臉漲得通紅，表演得苦大仇深，小眼睛骨碌碌地瞅著造反派。人們以為這個揭發的可靠性是百分之百，因為他是保衛科長，他嘴裡吐出來的不能有假。激動的造反派們正愁找不到下狠手的由子，這個揭發讓打手們的手發癢，革命的創造性有了新進展。一個愣頭青學八區廣場批鬥會上戴高帽子的醜劇，糊紙做的高帽子已來不及了，竟找來了一個廁所內放衛生紙的鐵絲簍子，竟喪心病狂地扣在孟昭雲的頭上。頓時，會場內譁然，有的老工人憤然離去。我也隨大溜，溜出了俱樂部，真正不忍心看到昔日最尊敬的人，被人作踐成這個樣子。心繃得緊緊的，不知道哪一天我會有同樣的下場。
"文化大革命"在基層就是一種徹底失控的暴民行為，為長久埋藏在心底的惡和怨，提供了一個發泄的機會，而且把這種發泄轉化為表演、轉化為暴力。
"這哪裡是保衛毛主席?簡直是給他老人家抹黑。"一個老工人吐了一口惡痰，出門就罵。
"這倒好，平時吊兒郎當的二流子都坐上席了，真是一批流氓，不得好死。"又一個老師傅生氣地詛咒。
後來聽說，開完批鬥會，孟昭雲嘔吐不止，病倒了。他被日本人抓去當勤勞奉仕隊隊長，那是什麼差使?是勞工的活，而且檔案中寫了，加入共產黨時講了，算什麼歷史問題呢?
後來又聽說，那個保衛科長上台發言後，走進工廠的大門，就昂著頭，別人對他也不敢小覷，總以為他是最最革命的人。固然，不出人們的所料，經過大聯合、大奪權的一陣混亂之後，他當上了革命委員會的主任。
點火大會之後的絹紡廠進入了無序和混亂，一個剛剛投產的新廠，淹沒在沉渣泛起的惡浪中。
7．失控的暴虐
上級派來了支左軍宣隊，一個叫大老於的是隊長，對不起，我忘記了他的大名，在絹紡廠的"文革史"上，應該有他一席之地的。顧名思義，支左軍宣隊應該支持左派的。真難為了大老於，剛剛到絹紡廠，人生地不熟的，只好憑自己的視覺、嗅覺、聽覺，加上自己的想像力、揣摩力、判斷力。他以革命的立場和心態，判別左、中、右，誰的革命口號最響亮，誰的揭發材料最具轟動性，誰出手最狠，那就最革命，就最左。所以，屁股跟著腦袋轉，一屁股坐在一個造反派的板凳上，與那個保衛科長坐在了一起，而且言聽計從。
別看絹紡廠偏僻，造反派的招數很有創新意識的。如果說哈爾濱城內一些學生造反派們橫衝直撞地打砸搶，因為有一定的文化教育和年齡的成熟度，表現得人性一些，而對剛剛國中畢業踏入絹紡廠大門的工人階級來說，都是生荒子，一些本性殘暴的個別人，像失控的野馬，狂號奔突，踐踏著人的尊嚴。
大老於在保衛科長的授意之下，辦起了一個近百人的大學習班，凡是不合口味的對立面，凡掛上"牛鬼蛇神"邊的一律圈起來，不能回家，不能亂說亂動。學習班的管教和看守一律是支左支出來的造反派，從此，很多令人髮指的暴虐發生了。
至今我感激制綿車間的領導曲成玉、賈良。造反派的頭目來調查："沈克儉的表現怎么樣?不好的話，給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送學習班受受教育。"他們異口同聲地說："表現很好，確實改造好了，車間裡的生產還要靠他呢!"特別是車間主任賈良，他說："我們都像沈克儉那樣不怕苦、不怕累地抓革命、促生產，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放心了。"賈良是一個老八路，聽說給朱德元帥當過警衛員，為人耿直善良，從不聽邪，造反派對他也沒轍。
造反派的頭頭不放心，又找到軍宣隊派駐車間的戰士王山水，王山水說："沈克儉白天晚上在車間勞動，一天干16小時的活，表現很好。"我終於躲過了這一劫。在左得出奇的"文革"中，一個老八路，一個素不相識的解放軍戰士，能公正的反映一個摘帽右派的表現，那是善良人性的驅使，芸芸眾生中，好人還是多。
所謂"學習班"就是蹲牛棚，白天勞動和接受批鬥，晚上集體學習和鬥私批修。幾十年過去了，有些事至今難以忘記。
我們的老廠長王子玉早已調到輕化工業廳，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那個保衛科長?可能是因為沒有讓他當上更大的官，結了宿怨。竟讓造反派們把他揪回絹紡廠接受批鬥。
王子玉正在臥床不起的病中，體溫39度，造反派們強行用擔架把他抬進會場，讓民眾踏上千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一個身經百戰的新四軍指揮員，一個建廠的功臣，躺在擔架上讓很多流氓們戲耍，他已神志不清，喃喃地嚅動著嘴，像是要水喝，卻被無情的口號聲淹沒。他的妻子惠萍蘭是絹紡廠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曾經是新四軍的衛生員，窮苦人出身，也被揪上了台。惠萍蘭不服，竟挨了一拳，一個踉蹌，差點摔下台去。一對為新中國的誕生轉戰南北的老人，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勇往直前，卻在自己摯愛的"革命民眾"面前被革命了。他們的兒子看到了這一切，精神受到了刺激，不久就瘋了。在以後的歲月里，王子玉夫婦得到了解放，落實了政策，可是瘋了的兒子卻永遠地瘋了。聽說，惠萍蘭找過很多任領導討個說法，誰也沒有給她說法，因為是民眾運動，滿天下都是民眾，你找誰去?
大學習班裡有一個資深工程師譚慶允，是織造和染色的專家，據說他和中國著名染化教授方百容一起參加過聯合國大廈的設!計。他平時少言寡語，為人特別謙恭．很少和人接觸。
他是從哈爾濱毛織廠調來的，不知他得罪了什麼人，卑鄙地抖落出他曾經在國民黨軍隊中做過事的歷史，毛織廠的造反派把這一個訊息傳到了絹紡廠造反派的耳朵。在抄家成風的年代，他的家被抄了。競抄出了國民黨的委任狀，是技術職務之類的頭銜。這在沒有太多的階級鬥爭可斗的絹紡廠，像一陣旋風，他的特偵組馬上成立，老譚成了口誅筆伐的對象。
在那個年月，一切所謂的特務、叛徒，大多數是由失控的檔案管理和卑劣的人事幹部，從檔案中拋出幾條歷史陳跡，不是變成大字報就是上台大揭發，於是"特偵組"林立，批鬥會不斷。人人都提心弔膽，不知道哪一天，從你的檔案中找到你本人或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中的歷史問題，那就倒霉!
老譚進了學習班，還是沉默寡言。那幾個愣頭青，當上了學習班管教之後，就是研究如何折磨人，如何讓管教對象發出慘烈的喊叫，如何讓管教對象在他們面前求饒。他們很會分析，對原來有威信的老領導不忍下手，對沒有定性的對立面不敢下手，就是專對老譚這樣的老實人下手。
春節前，老譚的家屬給他送來一包糖果，經管教檢查後交到了老譚的手裡，本來是慢慢咀嚼的硬糖塊，管教卻讓他在一個小時內全部吞下去。可能是那幾個愣頭青饞涎了，老譚吃不完的可以讓他們也吃。老譚卻不，認定了服從管教是硬道理，硬是把一斤硬糖塊連嚼帶咽吞了下去。讓管教們掃興。
那天半夜，一聲慘叫驚醒了學習班的其他人，是老譚發出的。同寢室的問："出了什麼事?大驚小怪的，弄得四鄰不安。"老譚扭曲的臉痛苦之極，搖晃著腦袋，淌著眼淚說："沒事"。燈剛剛關閉，勞累了一天的其他人罵一句："活見鬼!"又進入了夢鄉。又是一聲慘烈的喊叫，還是老譚發出的。
同寢室的都坐了起來，以為是老譚的夢囈，罵："你這個國民黨，是居心不良，有意要整垮大家。"吵鬧聲驚醒了管理學習班的軍宣隊戰士。大家問老譚，老譚指著他的下身，被蓋得很嚴實，只有一根細細的繩從被褥里伸向門口。口的鋪位最冷，就指定給了老譚。
軍宣隊戰士掀開被褥，驚呆了，臉脹得通紅，他憤怒了。"誰做的?這是流氓行為!"同寢室的看到這一幕，一個個面面相覷，都背過了臉去。"你自己解開吧"軍宣隊戰士給老譚下了命令。"解不開，是打了死結，嵌進去了。"老譚悲哀欲絕。誰有剪刀?誰也沒有。學習班是不允許帶刀類的，以防自殺或行兇。"快到老鄉家借一把剪刀!"軍宣隊戰士下了第二次命令。那個沒有人性的所謂管教才若無其事地走出門去。
剪刀借來了，扔給了老譚，"你自己剪開吧!"老譚哭了，他自己剪開了拴在生殖器上的繩子。血淋淋的生殖器到底有什麼罪?軍宣隊戰士問："誰讓你們這樣做的?"
那個管教說："為了不讓他反攻倒算，我們採取了革命的措施。"這些管教兼打手的痞子，總是振振有詞。
這不是一件惡作劇，而是流氓行為在"文革"中慘無人道的肆虐。正像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的那樣："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在他人的頭上，他卻高高興興地拿殘酷做娛樂，拿人家的痛苦當賞玩，做慰安。"不過，魯迅先生有所不知的，順民一旦轉化為暴民，他們的兇殘，比暴君要嚴重得多，失控的暴民更沒有章法。
人之初，性本善，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但是，人性中的另一面是自私，也是與生俱來，一旦環境為人性中的自私提供土壤，那么，它就會破土而出，甚至泛濫成災。
善惡涇渭
社會上刮什麼風，絹紡廠就起什麼浪。
在逐級批鬥領導的高峰時期，我所在的制綿車間比較遲鈍，但擋不住其他車間的誘惑。經常看到其他車間的紅衛兵押著車間領導在遊街，很好玩的。絹紡廠所在地沒有街，只有車間裡的走廊，那就在車間裡敲鑼打鼓游吧!再糊幾頂紙帽子，像耍猴一樣。年輕的工人嬉皮笑臉，看到昔日的車間領導威風掃地，很過癮。車間領導們的臉上沒有表情，反正大街小巷都在遊街。
我們車間的幾個活躍分子不甘寂寞，戴上袖標就是紅衛兵，一個個鬥志昂揚，像天下就是他們的了。
有了紅衛兵就有批鬥會。
我們車間的第一個批鬥會是在食堂召開的，一個紅衛兵上台主持會，宣布把車間書記、主任押上台時，曲成玉、賈良早就有了準備，不用推搡，主動上台彎腰弓背，因為，已經見習過多少次了。兩個都是戎馬生涯的解放軍戰士，卻在自己的工人面前乖乖地低頭認"罪"，他們一定明白這場災難是躲不過去的，因為，全國都一樣。
這次批鬥會上，我做了一件違心的事。會前，車間造反組織的頭動員我上台揭發曲成玉、賈良的反黨罪行，我說："不行，我沒有什麼可揭發的。"那個頭的臉色馬上變得十分難看："你成天與他們在一起，他們又這么重用你，這些就是問題。你不主動揭發，別人就會揪你上台。"我說："他們黨內的事，我的確不知道，怎么能知道他們反黨?"那個頭悻悻地走了。
批鬥會開得很亂，都是剛進工廠的學徒工，對兩位車間領導不甚了解，一些老師傅原來也不認識他們，所以，發不出什麼轟然一響的重磅炮彈，連讓人發笑的話也沒有。
我看到有人遞了一張紙條上去，主持會的造反派照念："沈克儉在車間工作這么久，一定了解他們，讓他揭發。"我惶恐得慌了神，真想鑽進地縫裡去。走近主席台，鎮定了下來，想到剛剛抓過的操作大練兵，賈良抓得很認真，就脫口而出："賈良主任抓操作大練兵很認真，一個個打分，不及格的不準上機台。"又想到兩位領導對我很重視，讓我抓操作大練兵，又說："操作大練兵讓我去抓，太相信我了......"還沒有等我說完，一個年輕的工人喊道："讓沈克儉滾下台來，他能揭發個屁!"我就被趕了下去。頭嗡嗡地響，不知道往哪裡走。待我頭腦清醒過來，才分辨出喊著讓我滾下台的年輕工人是張樹彥，是平時與我要好的朋友。他喊是為了保護我，免得我留在台上一起陪斗。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保護我的老師傅很多，記憶猶新。
“文革”時期，李范五同志受迫害
“文革”時期，李范五同志受迫害一次工廠召開批鬥大會，造反派頭目指定我必須參加，車間的工長王在歧說："車間正在改工藝，他是工藝技術員不能離開現場，出了問題誰也負不起責任。毛主席號召抓革命、促生產，你們抓革命，讓他促生產。"造反派頭目無話可答，我就躲過了一次批鬥大會。
還有一次也是批鬥大會，我正在圓梳機上操作，精選班長丁學儉慌慌張張找到我，拉著我就走："快!快!造反派來抓你去開批鬥會，你躲一躲吧!"丁學儉是一個快人快語的大姐，好仗義執言。精選班正是在車間的大門口，而且對著車間辦公室，她第一個聽到造反派向王在歧工長要人，就奔到了梳綿車間。造反派從前面進梳綿車間，我們從開繭、給濕間直奔烘乾室，丁大姐把我推了進去："我不來開門，你千萬別出來。"一手把門反鎖上了。
在悶熱的烘乾室里，我汗流如雨，但不敢出聲音，只聽到急促的腳步聲，造反派問王在歧："兩個車間都沒有，他跑到哪裡去了呢?"王在歧似有所悟："唔，想起來了，新工藝生產的綿子質量有些問題，他到市內做檢測去了。"又補充了一句："現在抓工藝、質量、操作都是他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昨晚，老沈一宿沒有回家，都在抓革命、促生產呢。"王在歧是典型的中國工人階級，為人忠厚老實，吃苦耐勞的精神像一頭老黃牛，從來沒有說過謊，可是，這一次他為了保護我說謊了。
如果說，幾十年後時過境遷，我還能與當年的造反派頭目握手，稱為"同志"，甚至變成朋友，我還能淡忘很多年輕工人的惡作劇，但是，有兩件事至今記憶深刻，我感情上絕對不可能忘卻。一個中午，我的一個同學，是一起從上海分配到黑龍江的，他的家庭出身是貧下中農，很自然地變成了造反派，而且還是一個小頭目。就是他領著一群人砸開了我們宿舍的門，進行了地毯式的搜尋。我們一個宿舍住著六個技術員，都是單身漢，除了床上的被褥就是箱子裡的衣服，再簡單不過的了。我趕到宿舍門口，被一個年輕人推搡到床上，讓我打開箱子，箱子裡除了幾件衣服之外什麼也沒有。他指著對面小王的鋪位，問我："他們把材料藏在哪裡?"我搖搖頭，真的，我不知道，因為，我是摘帽右派，造反派不能要我，我也躲得遠遠的。即使一個宿舍，也很少說話。
所有的被褥、箱子翻遍了，沒有搜查出他們要的材料，我的那個同學兇狠地對我說："你是摘帽右派，不能跟他們沆瀣一氣，不然隨時給你重新帶上帽子。"革命真厲害，說變就變，昨日還和顏悅色的臉，今天，突然變得猙獰可怕，這是我意想不到的。大概這就是大義滅親吧!何況我們本來就不親。
同學領著一群人走了，他猙獰的臉卻深深地嵌在我腦海里。在絹紡廠的"文革"中，有一個不大不小的人物，讓人們記著。他是正科級幹部，有些資格，但總是提不起來，因為他曾經當過日本人的翻譯。文革初期就揪了出來，沒少受皮肉之苦，但他為了保全自己，"反戈一擊"是最多的，揭發別人來自保，幾乎時時揭發、天天揭發、月月揭發，揭發對象幾乎全是同事。
有時清晨，他找到管教："報告，我想起來了，每個周六學習時間，廠長總是給我們布置採購任務，這就是不突出政治。"管教很不耐煩，因為還沒有睡醒："什麼屁事?天亮了不能說?滾!"一腳把他踢開了。
有時半夜，他找到管教："報告，我回憶白天勞動時，老譚頭嘴裡在自言自語，好像在咒罵共產黨。"這可挑起了管教的神經，因為上綱上線了。"他罵什麼?你說說。"管教拿起筆，預備記錄下來。"聲音太輕，沒有聽清楚，你可以審他。"管教把老譚頭叫醒："白天，勞動時你罵誰?"老譚頭莫名其妙。"我沒有與別人吵架，罵誰呀?"那個正科級在一旁："是的，你沒有吵架。你不老實，我明明白白看到你咬牙切齒地嘮叨，你不罵共產黨罵誰?"老譚頭痛苦的臉上布滿了淚水："我的腰扭傷了，咬著牙在幹活，你怎么說我咬牙切齒罵人呢?"老譚頭的習慣是自言自語，絹紡廠的人是知道的。管教睡著，被叫醒，本來以為有情況，原來又是一次無稽之談，很惱怒，指著那個正科級："你真是一條狗，半夜亂咬。"從此，這個正科級與"狗"連在了一起，與他的歷史上的翻譯官遙相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