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可秀
- 登場作品：《書劍恩仇錄》
- 性別：男
背景故事,人物資料,首次提及,出場描寫,謝幕描寫,結局猜想,角色分析,
背景故事
《書劍恩仇錄》是金庸的首部長篇武俠小說，又名《書劍江山》，著於1955年。小說描寫清朝乾隆年間，江南武林幫會紅花會為反清復明，與清廷鬥智鬥勇的故事，也是這本小說把研究乾隆是否漢人一事，推到了高峰。作為金庸的開山之作，作者一出手就不同凡響，顯示出大家風度。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之時，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小說將歷史與傳奇融為一體、虛實相間，史筆與詩情相結合，繪出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人物資料
首次提及
這女孩兒李沅芷是總兵李可秀的獨生女兒，是他在湘西做參將任內所生，給女兒取這名字，是紀念生地之意。……李沅芷既用功又聰明，進步極快。其時李可秀已調任甘肅安西鎮總兵。安西北連哈密，西接大漠，乃關外重鎮。……李可秀精明強幹，官運亨通，乾隆二十三年在平定伊犁一役中有功，朝旨下來，升任浙江水陸提督，節制定海、溫州等五鎮，統轄提標五營，兼轄杭州等城守協，太湖、海寧等水師營。……
——《書劍恩仇錄》第一回 古道騰駒驚白髮，危巒快劍識青翎
出場描寫
乾隆道：“傳李可秀。”內侍傳旨出去，一名武將進來叩見，說道：“臣浙江水陸提督李可秀叩見聖駕。”乾隆道：“那紅花會姓文的匪首怎樣了？”陳家洛聽得提到文泰來，更是凝神傾聽，只聽李可秀道：“這匪首兇悍拒捕，受傷很重，臣正在延醫給他診治，要等他神智恢復之後才能審問。”乾隆道：“要小心在意。”李可秀道：“臣不敢絲毫怠忽。”乾隆道：“你去吧。”李可秀叩頭退出。
——《書劍恩仇錄》第七回 琴音朗朗聞雁落，劍氣沉沉作龍吟
謝幕描寫
出宮不遠，兩騎馬飛馳追來，李可秀在馬上高聲叫道：“陳總駝主，李可秀有話相商。”群雄勒馬等候，李可秀和曾圖南縱馬走近。李可秀道：“皇上說道，如放福統領平安歸去，你有甚么意思，都可答應。”陳家洛雙眉一揚，道：“哼，還有誰會相信皇帝的鬼話？”李可秀道：“務求陳總舵示下，小將好去回稟。”
李沅芷和余魚同雙雙下馬，走到李可秀跟前，跪了下去。李可秀一陣心酸，知道此後永無再見之日，低聲道：“孩子，自己保重！”伸手撫摸她頭髮，兜轉馬頭，回宮去了。李沅芷伏地哭泣，余魚同扶她上馬。
——《書劍恩仇錄》第二十回 忍見紅顏墮火窟，空餘碧血葬香魂
結局猜想
原來十年前乾隆皇帝在杭州微服出遊，曾為紅花會群雄設計擒獲，囚於六和塔頂，後來福康安又在北京禁城中為紅花會所俘。這兩件事乾隆和福康安都引為畢生奇恥大辱，凡是當年預聞此事的官員侍衛，都已被乾隆逐年來藉故誅戮滅口。
——《飛狐外傳》第十九章 相見歡
角色分析
穩紮穩打的升遷之路
清朝的武官官制是這樣的：全國劃分為十一個戰略軍事區，每區下轄一至數省，區的最高軍事長官為總督，不設總督的區，則由兼領提督的巡撫為最高長官；省的最高軍事長官為提督或兼領提督的巡撫；省下為鎮，鎮的長官是總兵；鎮下分協，協的長官為副將；協下設營，營的長官為參將、游擊、都司、守備；營下設汛，汛的長官為千總、把總、外委千總、外委把總。
《書劍》一開場，是乾隆十八年六月，李沅芷14歲，李可秀則是陝西扶風延綏鎮總兵，而李沅芷出生在湘西，當時李可秀是參將。也就是說，這14年間，李可秀提升了兩級——由參將（營長官）升為副將（協長官），進而升任總兵（鎮長官）。
考慮到不到兩年後，李可秀就平調甘肅安西鎮總兵，那么本書開始時，李可秀應該在扶風延綏鎮已經擔任了三年左右的總兵職務，因此才有機會調崗（五年是一個較為普遍的周期），換言之，李可秀由參將到副將，再到總兵，基本做到了五年一升遷。
這個升遷速度並不快，中間沒有破格提拔的成分，絕對不會像福康安那樣，年紀輕輕就成為高官，但也基本順利，一步一個腳印，中間沒有停頓。
可以說，對於一個基層武官來說，李可秀已經做到最好了。但因為武人不受重視，且武官系統與文官系統之間的流動機率極低，所以武人的升遷之路較為單一，僅有內廷系統（如御前侍衛）、禁衛軍系統（如張召重所在的驍騎營）和地方軍系統這幾條路子。
其中，內廷系統的起點較高，查閱史料便可知道，較高等級的御前侍衛一旦外放，基本都是提督級別的，這個與文官系統的情況是一樣的，領導秘書調任地方，起碼也是個地方副職領導。至於禁衛軍系統，他們離皇帝也比較近，而且外派辦公機會多，換言之，就是既讓領導看得見，又有基層工作經驗，也有優勢；而地方軍系統的情況則最不樂觀，要想順利升遷，那就得吃點苦頭，比如一刀一槍、流汗流血，多立軍功，這就需要紮根邊疆了。李可秀此前在湘西和陝西扶風這兩個地方呆過，前者屬於內陸地區，後者雖靠近邊疆，但還是屬於第二道防線，立功機會很少。
抓住立功的機會
這種變相升遷在官場中極多，比如由一個清閒衙門調任一個有審批權的部門，級別不變，權力卻大了；又比如下基層，有時級別不變，卻是一個積累基層經驗、撈取政治資本的機會，為下一步升遷打下基礎。而有時候領導要提拔人，也習慣把提拔對象在各個崗位都放一放，歷練一下，豐富履歷。
書中提到，安西北連哈密，西接大漠，乃關外重鎮。調任安西總兵，無疑是領導對李可秀的信任，並在為下一步提拔進行鋪墊，畢竟，此前李可秀雖然有副職經驗，也有地方軍區一把手經驗，但卻缺少了一線工作經驗，缺少重大考驗——對於武官來說，無論盛世還是亂世，邊疆或者重鎮的工作經驗都是很重要的。
李可秀在安西鎮任職至乾隆二十三年的時候，平定伊犁的戰役（史稱清平睦爾撒納之戰）發生了。按照書中描述，他此時應該已經在安西任職了三到四年的時間，應該說，有這么長的時間，他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邊疆工作經驗，加上他的一把手經驗，距離下一步升遷只是一步之遙。
但要注意的是，在官場上，“一步之遙”的情況太多了。這個圈子本來就是僧多粥少，與李可秀有同樣條件、同樣只差一步的人不在少數，但能夠邁過這一步的卻終究是少數。在一個呈現金字塔形狀的官員系統中，越往上走路就越窄，升遷的比例也就越低，競爭也就越激烈。即便自身條件達到了升遷要求，但領導給不給你這個機會，那可是另外一回事。書中並沒有提到李可秀在朝中有靠山，那么，他靠什麼邁出這一步？
伊犁叛亂無疑是李可秀的機會，當時，由於康熙年間已經打下了良好基礎，連續打贏多場邊疆大戰，到了乾隆執政期間，邊疆壓力已經遠比清初減輕，雖然也打過幾場大仗，但絕對無法跟康熙年間的頻率相比。這樣一來，邊疆武將的立功機會自然也相對減少，李可秀剛好碰上伊犁之戰這樣一個機會，自然是“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了。
李可秀沒有錯過這次機會，他立下軍功，升任浙江水陸提督，節制定海、溫州等五鎮，統轄提標五營，兼轄杭州等城守協，太湖、海寧等水師營。
前任留下爛攤子
李可秀升任浙江水陸提督，無疑達到了人生的一個高峰，達到了“想蘸紅糖蘸紅糖，想蘸白糖蘸白糖”的境界。
那個時代，海防區域頗為局限，較為重要的僅是防倭，整個國家的邊防重心主要還是集中在西部與北部，但是，浙江的戰略地位還是極其重要。首先，浙江處於長江下游，戰略意義很大；其次，江浙一帶向來是富庶之地，是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擁有杭州、揚州和南京等經濟重鎮；最後，定海和溫州等地向來都是防倭重地，海防重鎮。
此時的李可秀，自然也是驚呆了，多半認為自己性命不保，而乾隆也確實遷怒於他，冷冷向他說了一句：“你帶的好兵！”嚇得他連呼“臣該死”。
實際上，李可秀還是挺冤枉的——他升任浙江水陸提督不久，綠營中紅花會會眾很多的情況，基本可以判定為是前任的“歷史遺留問題”。官場之上，前任的遺留問題最難處理，如果前任只是平調甚至退休，那倒還好說，如若高升，處理遺留問題更得藝術一點。李可秀剛剛上任，還處於摸底階段，指望他進行大規模調整並不現實。
而乾隆作為最高領導人，自然也有較高的管理能力，李可秀雖然當場遭到訓斥，但書中並未提到他因此而遭受進一步處分，可見乾隆對這個事情還是心知肚明的，並未因為自己的顏面受損而難為李可秀。
第二次變相升遷
紅花會在杭州幾番營救文泰來，對手都是李可秀和一乾御前侍衛。最後，文泰來獲救，乾隆的身世也終於瞞不過陳家洛，乾隆可以說是一敗塗地。領導沒面子，問題很嚴重，李可秀自然成了乾隆的出氣筒，要是運氣不好的話，丟官罷職甚至砍腦袋都有可能。不過因為大家都已竭盡全力，乾隆又要玩弄領導藝術的緣故，所以御前侍衛們沒受處分，而李可秀作為直接責任人，也只是革職留任。
革職留任這個說法其實很藝術，說白了就是背個處分享受待遇，對於出錯的官員來說也是進可攻退可守，起碼保留了待遇，而且依舊掌握權力，有翻身機會，領導那句“日後將功贖罪”也在那裡放著呢。
而且，封建帝王往往以“處罰藝術”為御下之法門，比如乾隆對李可秀的這次革職留任，就是對重大過失處以較輕處罰，以換得大臣的感激涕零。歷史上還有一些變相的做法則更是高明，比如晚年康熙在將四皇子（也就是日後的雍正）定為繼位人選之後，將四皇子的心腹大臣（如李衛等）以及一些不屬於諸皇子勢力、身份較為獨立的能臣都藉故打入大牢，這甚至使得許多人一度以為四皇子已經失去了繼位機會，但實則不然——康熙之所以這么做，一是讓這些能臣遠離諸皇子的鬥爭，保持政治上的清白性，留一個有用之身，畢竟在當時的複雜情況下，大牢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二是讓雍正在繼位後，有一個大赦群臣的機會，有恩於這些能臣，可以換得他們的忠心報效。
相比浙江水陸提督，直隸古北口提督似乎不太起眼，有許多人甚至以為這個提督只管古北口一帶，其實大大不然。這個直隸古北口提督，實際上是直隸省的軍事第二把手！
查閱史料可知，直隸省綠營營制為順治元年所定，當時，直隸設巡撫，置撫標左、右二營，並設宣府、真定、薊州、通州、天津及山海關六鎮總兵官，並鎮標以下各協、營、汛。後經改制，設總督、提督及七鎮，總督駐保定府節制提督，提督駐北京古北口節制各鎮。
也就是說，這個直隸古北口提督，其實只是駐紮在古北口，管的卻是直隸綠營，要知道，綠營是清朝正規軍的絕對主力，而當時的直隸更是囊括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還有山東、山西、河南、遼寧、內蒙古的一部分，在這裡做提督，實際上就是拱衛京師的駐軍首腦人物，身份無疑比浙江水陸提督更為重要。
乾隆的棋子
啥叫做非正常升遷？就是本來怎么排都輪不到你，但結果偏偏是你，大家都說你走了狗屎運，這就叫做非正常升遷。可問題是，李可秀同志一沒關係二沒背景，四十多歲混個提督，雖說年富力強，但也不算是年輕幹部，而且剛剛犯錯誤，背著個革職留任的處分，憑什麼狗屎運就落在他身上？乾隆這么做，肯定有點隱秘目的。
在書中，因為乾隆是漢人的隱秘身世，雍正留下了遺詔，一旦國家有變，則由太后主持大局，與八旗親王一起對乾隆進行制約。
可想而知的是，即便乾隆未有異狀，太后也會未雨綢繆，暗中有所準備。當然，也恰恰因為乾隆身世極其隱秘，太后也很難公開培育自身勢力，而且乾隆終究是盛世皇帝，掌控能力也超強，按書中所述，他的勢力主要是上三旗和御前侍衛，而前面也曾提到，在太后讓他將八旗旗兵分撥給八位王公統領時，幾位王公都覺得這“大大的不符祖宗規矩了，擺明是削弱皇帝權力之意”，有的還心想“明日還是上折歸還兵權為是，免惹殺身之禍。”由此可見，乾隆對局面還是能夠較好控制的，太后勢力相當有限。
但太后畢竟掌握有乾隆身世的秘密，這個秘密一旦公開，乾隆積累的所有政治資源大多都將變為無效——封建王朝向來追求“正朔”，滿人的江山要是出了個漢人皇帝，那滿人勢力當然會即刻倒戈。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眠？乾隆自然要解決這個問題。而要解決問題，來軟的不行，必須來硬的，而且還得玩陰的，又要消滅太后的勢力，又要把雍正遺詔毀掉——這么艱巨的任務，誰來承擔？
福康安自然是一個人選，那是乾隆的私生子，備極尊榮，絕對自家人。白振等忠心耿耿的御前侍衛也是心腹。但那些手上有兵的親王呢？恐怕沒有一個是能靠得住的——即便現在靠得住，但一旦知悉了乾隆的身份，那也會變得靠不住，說不定還會反戈一擊。
乾隆不會冒這個風險，但手上沒兵不好辦事，所以，他還得挑個帶兵的。結果，他拒絕了滿人將領，選擇了漢人將領李可秀。
但這裡要注意的是，李可秀並不是乾隆有此想法後才被調入直隸的——按照書中表述，乾隆下定決心要一箭雙鵰，同時解決太后勢力和紅花會，並付諸於行動，前後不過一天時間，那時候又沒有飛機，李可秀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從浙江跑到京城，來個火線上任。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李可秀在此之前已經到崗，成為直隸古北口提督。
那么，乾隆此前為何將李可秀調入直隸？分析一下便會明白，紅花會知悉乾隆身世，並以此逼乾隆反清，“創不世功業”，乾隆其實心眼是有點活動的，書中也曾提到他對此猶豫不決。而如果他有與紅花會合作的打算，那么就要與諸親王為敵，要大力培植真正屬於自己的漢人勢力，精明強幹的李可秀自然是一個人選。同時，因為猶豫，他也可能會有另一種選擇，就是繼續做滿人皇帝，進而剿滅紅花會，那么與紅花會有過豐富鬥爭經驗的李可秀自然也是一個可用的人選。也就是說，李可秀是一枚進可攻退可守的棋子。
李可秀的人情味
李可秀的結局是很可憐的——在《飛狐外傳》中，金庸提到，乾隆被紅花會囚於六和塔、福康安被紅花會擄為人質這兩個事情，都是當事人的奇恥大辱、心頭大患，所以數年來將知悉內情的人屠戮殆盡。李可秀的運氣很不好，這兩件不該知道的事情，他偏偏都是“見證者”，注定逃不過這一劫。
知道了不該知道的事情，這本身就是官場的一大忌諱，李可秀運氣不好，遭遇了這檔子事，下場自然悲慘。
但拋開結局不談，李可秀還是很有一套做官哲學的。比如乾隆與陳家洛在西湖之上約談，李可秀從旁跟隨，乾隆問李可秀“玉如意是什麼人？”李可秀的回答就很妙，他說“那是杭州名妓，聽說她生就一副驕傲脾氣，要是不中她意的，就是黃金十兩，也休想見她一面，更別說唱曲陪酒了”，“聽說”二字用得極妙，而乾隆反問“你見過她沒有？”李可秀表現得十分惶恐，說“小……小人不敢。”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李可秀此時的表現十分狼狽，但這種狼狽其實是最恰當的表現——官場之上，該狼狽就得狼狽，該裝傻就得裝傻，適當的時候選擇做個呆瓜，絕對不是壞事。比如說這些風月場上的事情，要是能像個小男生一樣在皇上面前臉紅，那效果往往極好。領導不一定喜歡老實人，但最放心的就是老實人。至於拍著胸脯跟領導說“這事兒我最熟，我帶您去樂樂”，那是弄臣才能做的事情——皇帝自然會養著弄臣，專門服侍自己開心，可李可秀的身份是封疆大吏，明智的皇帝不需要他幹這個，把本職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最難得的，是李可秀的人情味，他對女兒李沅芷的愛護自不必說，而他寵愛的小妾被紅花會擄去，他也並沒有說上一句“女人如衣服”，便棄之不顧，而是就此與紅花會協商，給了陳家洛一個與文泰來見面的機會——雖然涉嫌“濫用職權”，但在那個極其黑暗的官場形態下，相比那些骯髒齷齪、台前幕後的交易，這個“探監機會”絕對只屬於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兒科事件，何況，他在府內安排了重兵，做足準備工作，嚴防紅花會趁此機會混水摸魚，忠心無需懷疑，處理也極得當。
作為人臣，李可秀無疑是合格的。
惹禍的談判
在《書劍》的尾聲，紅花會大鬧皇宮，擄走了福康安，李可秀帶著部下曾圖南趕來談判，表示乾隆有指示，只要紅花會放了福康安，可以答應對方任何要求。陳家洛則提出了重建少林寺、永不滋擾少林，不再加重回部賦稅，不得懷恨緝拿天下紅花會會眾這三大要求。前兩條對於清廷來說，其實影響不大，而且處理好了還可以收買人心，並非壞事，屬於李可秀這位談判代表的許可權內之事，所以他一口應承。
至於第三條，就有點麻煩了，紅花會經過此番爭鬥，已成乾隆的眼中釘，而且在杭州的對抗中，乾隆發現作為清朝正規軍主力的綠營中竟然也有大量的紅花會會眾，這無疑對清廷的統治造成了隱患，這一條答應與否，其實已經超出了李可秀的許可權。
但此時非彼時，李可秀面臨的其實是一個兩難抉擇，他的壓力要比當初曾圖南去談判時的壓力大得多，也不可能像當初曾圖南那樣轉頭回去請示領導，問清楚了再回來。因為清廷與紅花會已經結下了再也解不開的血海深仇，遠非杭州時期的打打和和可比，而且在杭州時，李可秀還掌握有文泰來這個“寶貝”，可以制約紅花會，此時不但手上沒牌，而且福康安這個乾隆最寵愛的人還落在紅花會手裡，談判難度極高。另外，由於雙方已經鬧翻，紅花會的人不可能停在原地等他回去請示領導，他只能自己拿主意——處理好了是份內工作，處理不好就得承擔所有責任。
在這種無奈狀況下，李可秀只能說一句“我也斗膽答應了。”
李可秀此時的反應跟此前曾圖南談判時的風格相若，十分爽快，說了一句“好，就是這樣”——本來，領導要受罪了，做下屬的總該拖延一下，說上兩句軟話，以示對領導的“關心”，但因為與紅花會已然決裂的緣故，稍有點不爽快都有可能會激起對方的情緒，所以李可秀被迫爽快了一回，然後才向福康安說了幾句安慰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