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

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

《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是劉文淇寫作的史書,續作作者吳靜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
  • 作者劉文淇
  • 寫作時間:40年
  • 續作作者吳靜安
當前學術界閱讀和使用的《左傳》,最通行的本子是1981年出版、1990年修訂的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是書功力深厚,博採前說而又能善作裁斷,裨益後學實非淺顯。不過楊著的體裁屬於讀本,未能在種種問題上展開論述,對於想深入探討的讀者難以滿足需要。也有很多學者和研究人員使用的是清人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以前中華書局編“四部備要”,其中“清《十三經註疏》”中的《左傳》就是洪書。因為洪書是《左傳》清代注釋中完整又較佳的本子。
其實,現在學界更期待的是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及吳靜安的續作。
劉文淇,江蘇儀征人,生於清乾隆五十四年(1791),卒於鹹豐四年(1854)。劉文淇家境貧寒,一生時間大都消磨在課徒游幕之中。他研精古籍,尤致力於左氏學的研究。主要著述有《左傳舊疏考正》、《楚漢諸侯疆域記》等,代表作則是未完成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
劉文淇之子劉毓崧,道光庚子優貢生,自幼隨父客游四方,協助其父校勘書籍,繼續對《春秋左氏傳》的研究。
劉毓崧長子劉壽曾,同治甲子、光緒丙子兩中副榜,繼承祖、父遺願,發奮繼志,以述事為己任,撰述《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至襄公五年而卒。
劉毓崧次子劉貴曾的兒子劉師培,光緒壬寅舉人,習三世傳經之業,一生著述豐瞻,但未能將《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完成書。
從學術上看,劉氏一門四世都精於經史研究,對《左傳》杜注、孔疏的研究、糾補,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工作。
吳靜安,1915年生於江蘇儀征。其伯父吳遐白、父親吳粹一均從學於劉氏門下,劉文淇的曾孫劉師蒼(壽曾的兒子)和劉師培,都是他們的老師,而吳靜安早年隨伯父吳遐白學習,承受了他們的衣缽,幼年即攻讀《左傳》。自1936年以來,先後寫成《廣春秋世族譜》、《春秋地名今釋》、《三傳徵禮》、《春秋地名解詁補》、《世本集解》、《紀年集解》,為《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的寫作做了充分的準備。
自1957年“錯劃”以後的幾十年間,吳靜安雖然也遭遇了許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仍然是“獨抱遺經,無間寒暑”,潛心研究左氏學,“其艱苦有人所不能堪者”。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寫成《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完成了劉氏一門四世百年未竟的事業。
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僅寫到襄公五年,沒有完成的內容差不多還有一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是書於1959年由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幾位學者根據稿本整理標點,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時,沒有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較多的注意。
吳靜安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繼承了劉氏文風,沿著劉氏的註疏體例,承襲了劉氏的書法、義例。今人徐復先生在為本書所作的序中作出了中肯的評價:“儀征劉文淇集眾家之大成,益以粲備。”“(吳靜安)君既究心左氏,又秉承家學,思衍揚州之緒,而有賡續之作。其書博採章太炎、劉申叔二先生之說,以為矩范。復循劉氏注釋體例,以禮、例、事三者為宗,匯典章制度、義法、史實為一編,可謂博瞻詳審,有功後學者矣。”著重表彰了儀征劉氏《疏證》和吳氏《疏證續》的學術價值和影響。
清代訓詁學家,對於舊“十三經註疏”,尤其是對於唐宋舊疏,意見頗多,遂思作新疏。當時訓詁考據之學大興,音韻國小,超過前人。劉文淇的疏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清人治學,以求實為本。劉文淇有感於宋元以來學者好逞臆說,以奪舊詁的空談之風,認為要光大文化遺產,必須從實際工作入手,以改變學風。就《左傳》來說,“注”本杜(預)注,“疏”本孔(穎達)疏,而杜注、孔疏都有襲取舊說又加以取捨之弊,必須還其本來面目。劉文淇作《左傳舊疏考正》,是將孔疏中套用前人“舊疏”者,一一考出,從中考稽出“舊疏”的真實面貌。作《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則是為“懲杜氏之失”。杜注對待前人“舊注”,有“排擊”、“剿襲”、“沿用”三大過失。劉文淇的方法是:“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一一疏記。”第二步工作是“博採眾長”。第三步工作是“下以己意,定其從違”,最後達到“俾左氏之大義柄然著明”的目的。
從中可見,《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的工程是浩大的,同時,也由於他迫於生計,常年從事校刻、編撰以養家餬口,致使《疏證》花了40年,還只是“長編已具”,並未最後寫定。後來,其子毓崧、其孫壽曾雖然發奮繼志,也都因為各種原因而未能卒業,期間將近百年。直到今日,其續作由劉氏“隔代傳人”吳靜安完成,“左氏學”終於得以完璧!
從今天完整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及《疏證續》的成書經過及義例看,其成就是很高的。杜預在作注時,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漢注進行了取捨,期間又經過歷代政治、文化變動,至今許多的漢注已不為學術界所了解。《疏證》及《疏證續》收集、輯佚了杜預以前的漢代舊注,主要是鄭玄、賈逵、服虔、許惠卿等的注釋,疏、注兼治,例精義博,以漢詁為宗,“一掃空言說經之弊”。在疏證過程中,不僅解釋了歷史史實,更將重點放在“專釋訓詁名物典章”,貫徹“詁定而義以顯”的樸學宗旨,為今人提供了以前湮沒了的資料。從《疏證》到《疏證續》,劉氏一門和吳靜安先生肆力為之二百年,他們善於吸取前輩、時賢的研究成果,實事求是,不以己蔽人,對於後人之治古史者,頗多幫助。李學勤先生在本書的序中對此作了公允的評價:“(《疏證》)和清代許多著作一樣,不能擺脫門戶之見的束縛。當時學者風氣崇尚漢學,劉文淇接續了沈欽韓《左傳補註》,力求返回賈、服,貶斥杜注,這是不夠公平的。其實,杜解於漢注之上多有發展,歷史的功績不容抹殺。”“吳靜安先生的續作,時代背景全然不同,便沒有了這種有失客觀的弊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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