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春斗
- 外文名：春闘，しゅんとう
- 又稱：春季生活鬥爭
- 提出時間：1954年
背景,發展,轉型,動態,官制春斗,豬排飯,評價,
背景
二戰後日本確立了新的國家體制，在戰前遭到彈壓的左翼人士開始活躍起來，工會活動也實現合法化。日本的工會與歐美國家的產業聯合工會不同，而是以企業工會為主要形式，企業工會占日本工會的90%以上，而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工齡工資）和企業工會也被譽為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三大神器”。企業工會對於協調勞資關係起到重要作用，但也使工會的整體力量顯得十分薄弱。因此，在與資方的對抗中，工會獲勝的事例很少。要求進行工會聯合、加強工會團結的呼聲不斷高漲。後來的“春斗”就是日本工會聯合鬥爭的結果。
戰後日本工人工資很低，20世紀50年代初期只是美國工人工資的1/8，聯邦德國工人工資的1/2。1954年，日本經濟聯合團體（“日經聯”，僱主團體）提出了旨在限制工資增長的“工資三原則”，即：第一，工資不應反映物價的上漲；第二，要根據企業經營狀況提高工資；第三，如果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則不能提高工資。這引起了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反對，成為工會聯合起來進行“春斗”的導火索。
發展
1955年1月，太田薰在東京“虎の門”共濟會館召開了“春季提高工資共斗總決起大會”。有私營鐵路、煤炭、電力、化工、造紙、金屬等全國六大產業的工會參加，緊接著3月份化學和電機工會加盟，組成了八大產業工會聯盟，爆發了日本歷史上的首次“春斗”。八大產業向經營方聯合發起了“賃上げ”（提高工資）的要求。此次春斗規模浩大，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此後，“春斗”得到迅速發展，1956年設立了包括公務員工會（官公廳工會）在內的官民統合的鬥爭總部，發表了詳細的鬥爭計畫和時間表；1957年春斗以國鐵工會為核心，要求確立至少8000日元的最低工資制；同時，作為日本勞動運動核心組織的日本勞動工會總評議會與其他中立工會一起成立了“春斗共斗委員會” （1976年改稱“國民春斗共斗會議”），形成了全國統一的“春斗”組織格局，在其後的“春斗”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當時，各產業、企業的工會組織，以“上年度實際業績+α%”為目標，分別向所屬經營者提出“べ一スアツプ”（漲工資要求），因而頻繁發生勞動爭議。對此，經營方提出“長期雇用、定期升給制”，以維護勞資關係的穩定。然而，“春斗”開始的動機，不是每年一次勞資雙方協商好的“定升”，而是獲得超過定期漲工資的額度，即“定升”的大幅度的工資上漲。“賃金（工資）·時短（縮短工作時間）·雇用”作為“春斗”的三大支柱，貫穿於整個“春斗”活動之中。日本工人的工資由兩部分構成，即最初工資（初薪）和定期提薪（定升）兩部分。這兩部分工資每年都在增加，其中所謂的“定升”，是指各企業根據員工的年齡、工作年限（勤続年數）等因素提高工資水準，每年增加2%左右。主要是通過公司內部的新陳代謝——“定年退職者/新人採用”來內部消化。而“漲工資要求”（ べ一スアツプ）是指“定升”以外的、基於物價上漲等因素提高工資水準，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人件費”，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收益。圍繞著“漲工資要求”，“春斗”成為勞資博弈的“戰場”。
“春斗”分三個層次進行。一是高層次的諮詢，由春斗共斗委員會發布一份有關本年度“春斗”工資指導線的報告供各行業工會參考；同時主要的經營者團體“日經聯”也提出自己的年度經濟形勢分析報告，供僱主參考。但春斗共斗委員會與日經聯不直接進行協商。二是分行業進行談判指導，由各行業工會根據連合提供的工資指導線，結合本行業實際情況，提出本行業的增資幅度參考指標；與此同時，行業僱主組織也召集本行業僱主開會，研究情況，提出對策。各行業的工會組織和僱主組織也不直接進行協商談判。三是企業的工會組織與僱主談判決定本企業實際工資增長，這是實質性的協商談判。
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1961年池田勇人內閣發表了“所得倍增計畫”，在經濟和政治雙重利好的刺激下，工會對提高工資抱有更大的期待，1962年春斗達到最高潮，曾有181個企業的工會，舉行7次大規模全國統一行動，有1600萬人參加。1963年“春斗”提出了“與歐洲工資相同”的目標， “春斗共斗委員會”攻勢強勁，不僅設立了與資方的交涉期限，還事先制定好了罷工計畫，形成了以上一年“春斗”實績為基礎提高工資的鬥爭方式，1972年參加“春斗”的勞動者超過了900萬人。
轉型
1973年出現的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使日本經濟處於“通貨膨脹、工資上漲、價格轉嫁”造成的物價上漲的惡性循環之中。1974年在石油危機導致物價飆升背景下的“春斗”，提高工資達到歷史最高的32.9%，但最終實質工資提高率只有2.2%，該年度日本的GDP在戰後首次出現了負增長。對此極力主張“生產效率原則”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提出了“春斗”提高工資的額度1975年要低於15%，1976年要降至10%以下的對策方針。另一方面，“春斗”內部出現分裂現象，1975年“春斗”鋼鐵工會對以上一年“春斗”實績為基礎提高工資的鬥爭方式進行了批評，主張著眼於提高實質工資的“工資自律論”，引發了工會內部的分歧與爭論。結果，當年“春斗”提高的工資水平遠低於預期，僅為13.1%。“春斗”的倡導者、日本勞動工會總評議會會長、“春斗”的倡導者太田薰對鋼鐵工會的退讓以及春斗共斗委員會的策略提出了強烈批評，並出版了《春斗的終焉》一書。10%以上的工資提高率在1975年成為絕唱，1976年起“春斗”的工資提高率降至10%以下，泡沫經濟破滅後，1992年降至5%以下，2002年起進一步降至2%以下。
如前所述，以第一次石油危機為契機，以往以提高勞動者工資為目標的“春斗”開始發生轉折。從1975年“春斗”開始，將國民經濟的“整合性”納入到“賃金決定”之中。“春斗”的形式向著“工資水準的橫向化和社會化”轉變，這種‘春斗”的形式，一直延續至今。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的失業率不斷攀升，從20世紀60年代的1%到1995年的3%，2001年的5%。再加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競爭不斷加劇，在與同行業的激烈競爭中，如果隨行就市，同樣增加工資，勢必影響企業的競爭力，導致國內產業整體降低國際競爭力。所以對勞方來說，在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提高工資已經成為不切實際的議題。從1998年開始，“春斗”在以往的三大支柱的基礎上，加上“ ワ一クル一ル”（勞動規則），變為四大支柱。隨後相繼提出：“60歲以後的僱傭延長，鐘點工的工資上漲”。這樣，加入更加貼近勞動者實際生活的勞動條件之後，‘春斗”活動的內容顯得更加多樣化。我們可以從最近幾年日本“春斗”的口號來窺探其變化：
- 2009年
貧困・生活危機突破の大運動で､かぞえるぞ大企業中心社會！
在突破貧困、生活危機的大運動中，讓我們一起清算以大企業為中心的社會！
- 2010年
変化をチャンスに、貧困・格差の解消、內需の拡大を！
變化機會、消除貧困、工資工作差別、擴大內需！
- 2011年
すべての労働者の賃上げ・雇用確保を実現しよう·內需主導の景気回復！
提高所有勞動者的工資，實現僱傭確保，以拉動內需恢復經濟成長！
- 2012年
TPP參加・消費稅・庶民増稅反対！原発依存のエネルギー政策からの転換を！
加入TTP，反對消費稅、庶民增稅！轉換依靠核電站的能源政策！
- 2013年
変えよう！職場・地域と政治、勝ちとろう！賃金・雇用・くらしの改善
改變！職場、地域與政治；取勝！改善工資、僱傭、生活
- 2014年
たたかいとろう！大幅賃上げ、くいとめよう！憲法改悪、許すな！雇用・くらし破壊の暴走政治
戰鬥！大幅上漲工資；阻止！篡改憲法；不許！破壞僱傭、生活的暴走政治
- 2015年
まもろう憲法とくらし ストップ暴走政治 実現しよう！ 大幅賃上げと雇用の安定
守護憲法和生活，停止暴走政治，實現！大幅度工資上漲與僱傭穩定
從“春斗”口號可以看出，“春斗”發展至今已不再單純以漲工資的目標，而是要求大企業承擔起社會責任，並且致力於勞動者貧困的消除、日本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乃至“修憲”、“和平”等議題。同時，透過“春斗”這一形式，使勞資雙方以就經濟形勢、企業經營、生產計畫等進行廣泛深入的討論，為了共同應對經濟危機，雙方交流合作，加深理解，謀求共識，即使工資增長率很低，也看不到過去劍拔弩張的爭鬥局面。“春斗”這一平台還增加了各個工會之間的交流和相互學習。將來的“春斗”，也將向多元化、理性化、雙贏化的方向發展，不再只是局限於自身群體或本階級的利益，會更為關注社會的普遍認同，更多的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提出要求。
2016年
中新網2月15日電 據日媒報導，本月15日，引領日本“春斗”(春季勞資談判)行情的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業等大型車企的工會提交了要求書。各企業工會步調一致，要求月基本工資上調3000日元(約合人民幣180元)，增加額與2016年相同。
動態
新華網北京3月16日電（記者惠曉霜）日本一批大企業15日宣布了新財政年度基本工資漲幅，多數為4年來最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刺激消費、拉動經濟的希望前景不妙。每年4月新財年開始前，日本企業勞資雙方舉行新財年雇員薪酬談判，稱為“春斗”。由於經濟長期不景氣，進入新世紀後，薪資幾乎沒有增長。
3月7日，豐田汽車東京總部，豐田工會舉行“春斗”動員集會。
3月7日，豐田汽車東京總部，豐田工會舉行“春斗”動員集會。官制春斗
安倍晉三2012年二度就任首相後，推出“安倍經濟學”，希望把日本帶出經濟疲軟的困境。他還連年呼籲企業界給雇員漲工資，實現刺激消費、企業增收、工資增長的良性循環，“春斗”從而獲得新稱謂“官制春斗”。“春斗”結果被視為企業對經濟前景信心的晴雨表，也是消費是否有望增加的重要指標。得益於日元貶值等因素，日本大企業盈利增加，坐擁大量現金，但是對經濟前景、匯率變動仍有憂慮，不願大幅漲工資。唐納德·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他的經濟和貿易論調加深了日企對經營業績前景的擔憂。日本大企業的“春斗”結果是中小企業勞資談判的參照標準，尤其是大型汽車和機電企業。安倍先前呼籲日本企業界今年薪資漲幅“至少應與去年持平”。日本汽車業工會今年要求的月薪漲幅為3000日元（約合180元人民幣），與去年相同，而多數企業的資方沒有接受。
豬排飯
路透社算了一筆賬。按豐田公司一名中級技術人員月薪36萬日元（2.16萬元人民幣）計算，今年漲薪幅度為0.36%，這每月多拿到手的1300日元（78元人民幣）夠在豐田總部附近的名古屋市買一碗當地特產：豬排飯。“工資漲幅遠不足以推動經濟成長和通脹，”研究機構日本總研首席經濟師山田久說。一名33歲的精密機械業從業人員告訴路透社記者，自己有房貸要還，還有兩個孩子要養，而“我實際上並未感覺經濟在復甦，也沒感覺到‘安倍經濟學’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面對生活成本上升和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普通日本人選擇收緊腰包而不是放手消費。“菜價一直漲，生活成本隨著漲，錢幾乎不夠用，”一名22歲的手錶廠女雇員說，“我會把增加的每一分錢工資存起來，用來買吃的而不是去娛樂。”
評價
日本的“春斗”經歷了60年的演變，其作用和效果是十分明顯的。首先，“春斗”實現了提高勞動者工資的目標，從相關統計資料可以看出，在1961年至1975年“春斗”迅速發展的15年間，除1963年以外，工資增長率每年都在20%以上。即使石油危機以後降至10%以下，但直到1991年以前也都在5%以上。可見“春斗”確實達到了提高勞動者工資的初衷，進而改善了日本工人階級的生活。其次，“春斗”也達到了縮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係數的作用，由於“春斗”實行的是等額提高工資的方式，因此對低工資的勞動者來說工資提高率相對較高，對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起到了積極作用。20世紀60年代以後，日本國民普遍認為自己的生活處於中流水平，日本社會被譽為進入了“總中流時代”，這與“春斗”的作用密不可分。第三，“春斗”協調了勞資關係。由於經濟長期低迷，勞資雙方“利益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春斗”中勞資關係的激烈對抗程度逐漸緩解，“鬥爭性”逐漸減弱，決定工資的提高更多的是通過企業的發展來實現，從前“春斗”的勞資對抗向勞資謀求雙贏的方向發展，溝通與協調逐漸成“春斗”的主題，這標誌著工人運動的成熟，也使勞資關係在新的社會經濟背景下趨向新的平衡。最後，“春斗”對經濟發展也有促進作用。工資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縮小，擴大了市場消費。同時，無論企業內是否建立了工會，都要按著“春斗”的標準提高工資。對於每個企業來說，承擔的費用負擔是同樣的，平等的競爭條件並沒有因此而改變。這些都對經濟的發展和良性循環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春斗”這種鬥爭形式也影響了日本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傳入韓國，現在韓國每年也有“春斗”；而台灣地區也受其影響，在每年11月12日左右舉行“秋斗”，為改善工人權益而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