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方夢之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浙江嵊縣
- 出生日期：1935年4月
- 職業：教授
- 畢業院校：遼寧師範大學
- 信仰：共產主義
主要貢獻,學術生涯,
主要貢獻
60、70年代主要從事科技信息的翻譯，研究和編輯工作，譯字百餘萬出版譯作兩種，1978年調人現校任教。至今國內外期刊已發表語言和翻譯方面的論文百餘篇，多篇被有影響的庥集轉載，專著有《科技英語實用文體》（1989）、《從CET-4到閱讀》（1992）、《英語漢譯實踐與技巧》（1994）、《英語科技方體：範式與套用》（1998）、《翻譯新論下實踐》（1999）。主編或任副主編的著作有《中國科技翻譯家辭典》（1991）、《譯論縱橫》（1993）、《新編科技英漢辭典》（1995）、《漢譯英實踐與技巧》（1996）。參編、審校、責英語讀物多種。兩次獲得中國翻譯學會論文一等獎（1989、1991），1994年獲首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學術生涯
1.業餘翻譯
我離開外語院校時，時代的風暴即將來臨，大躍進的號角快要吹響。命運之神未能讓我走進窗明几淨的教室與學子為伴，更不讓我進入深宅大院的辦公樓正襟危坐，而是將我拋向雜草叢生的一片荒地：煉鐵車間。我有高級職校的學歷，學的是機械；被順理成章地分配到一家棉紡廠當技術員，開始在一位從未接觸過冶煉技術的老工程師的指導下工作。
那時，我初出茅廬，血氣方剛，為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大煉鋼鐵”民眾運動的場景所感染，對當時我國鋼鐵年產量在短時期內趕超英國的1070萬噸滿懷信心，並立志為實現這一宏偉的政治目標而奮鬥。工作初期，一無所知，通過乾中學、學中乾與大家一起籌建小高爐。當一座三層樓高的小高爐拔地而起，為進行現場經驗交流，我萌生了編寫一本小書的想法，並赧然敲開了山東人民出版社工業編輯室的門，豈料兩位編輯熱情接待，一錘定音，要我以最快速度拿出書稿來。我把寫書的喜悅深深地埋在心裡，深怕有人窺見，說我走白專道路。我白天和晚上照常和工人們一起勞動。待到深夜，關起門來成一統，拿出本本，鋪開稿子，乾起爬格子的營生。一個多月後，幾萬字的書稿，加上一批已經畫就的工程圖，欣欣然地交到出版社。編輯、審稿、排版(手工撿字)、製圖、校對、印刷，前後不足一百天的時間，手寫的文字就變成了鉛字，我的處女作《土法煉鐵》正式“出籠”。世態多變，人生多舛。土高爐熄火之日，正是我茫然之時。我跌入人生的低谷，開始到礦山勞動，燒大爐，當辦事員，任夜校教師。時處三年自然災害，生活的磨難可以承受，現實與理想的巨大落差令人惆悵，好在希望和憧憬還在，信心與毅力尚存。外語畢竟是我的專業，我堅持業餘學外語、搞翻譯。
至今仍津津樂道的是在大爐間搞翻譯的經歷。燒大爐是間歇性工作，中午供應飲用熱水，傍晚供應洗澡熱水。礦山生活區與周邊農村由圍牆隔開，大爐間在生活區一隅，礦工們只在打開水或洗澡時過來，平時閒人不至，環境僻靜。大爐間寬敞明亮，有工作檯一張，可兼作寫字檯，供我在燒爐間隙讀書、翻譯。1961~1963年間我為中國科技情報研究所的《機械文摘·動力分冊(第八分冊)》翻譯和校對文摘，每月一二萬字，就是在這裡完成的。另外，我1959年的譯作《雙座腳踏車》(人民體育出版社，譯自俄文)和1960年的譯作《船舶蒸汽鍋爐的自動控制》(人民交通出版社，譯自俄文)皆為業餘之作。
我把空餘時間用在翻譯和學習外語上，而且組織幾個同道一起學。英語從國小學起，基本上未曾間斷，有一定基礎。德語在校時已開始學習，是我當時用力最勤的。俄語是我的專業外語。我通過一門外語來學習另一門外語，例如，用蘇聯版的德語教材學德語，用德英或德俄詞典查生詞，記單詞。巴斯德(Pastreur)說：“機會只對有準備的人有益”(Chance benefits only the prepared mind)，有了上述準備，1964年6月，我開始了人生的又一拐點。
2.踏入譯道
是年，我從礦山調入江蘇冶金研究所情報室任專職翻譯。我一頭扎進夢寐以求的文字的海洋，盡情地啃噬，猶如老鼠跌進大米缸。此時，我已在現場跌摸爬滾了六年，設計並參與土高爐煉鐵、下礦山勞動等，對採礦和煉鐵有了初步認識；加上英、德、俄三種文字的基礎和近百萬字的翻譯實踐，從業餘翻譯轉崗到專業翻譯已胸有成竹，很快上手四項工作：
1．編印供同行領導參考的內部不定期活頁“礦冶動態”，報導國外先進國家的科技政策、技術指標，介紹新技術、新產品、新材料、新設備，登載省內有關企業的重大成果等。
2．編印綜合性礦冶雜誌(季刊，文革後曾公開發行)。以自撰和翻譯的技術論文為主，自撰的論文系所內研究成果，也有向省屬企業組稿的，翻譯文章主要出自研究所的科研人員，也有情報室人員湊數的，譯文文種涉及英、俄、德、法、日等。
3．圍繞研究所重要科研項目做“定題服務”。經常有情報室內幾個不同語種、熟悉不同專業的翻譯一起做。研究題目確定後，首先根據關鍵字查閱不同形式的文獻(包括論文、專利、標準、研究報告等)，了解該項目的國外進展、技術癥結、設備狀況、實際套用等。寫出論證報告或綜述(通過節譯、改寫和編譯，對文獻作綜合性的加工處理)。由於報告內容包羅廣、綜合性強，它對於系統了解國外有關專題的研究歷史、現狀和趨勢有重要意義，對於制訂研究方案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專題綜述要求編譯者對本專業領域有大致了解。雖然英文的專業文獻占多數，但德、日、俄、法是工業強國，其文獻數量累計也不少，因此這項工作經常由掌握不同語種的同事配合完成。如果有人掌握幾門外語，則在工作上有明顯的優勢。一個科技情報工作者如能閱讀以上五種文字的文獻，就能獨立地寫出專題綜述。1976年後，我將日語攻讀為我的又一工作語言，後來也譯校過一些專業文獻。
4．接受一些臨時性任務，如上級指派的工作、兄弟單位的協作項目以及單位內部零星的翻譯服務等。包括江蘇省丹陽縣鋼鐵廠宣傳圖冊和展品名錄的翻譯、參與廣交會做翻譯並全程監控交易會圖冊的製作和印刷、編撰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金屬材料實用手冊》“進口鋼材”部分，等等
我在南京的14年期間，大批判、大串聯此起彼伏，政治學習天天有，科研工作時斷時續。“志士惜年，賢人惜日，聖人惜時”，我做不到像聖賢那樣愛惜時日，但尚屬有志之士，想到自己年過而立，事業無成，經年累月，虛度時光，有所不忍。好在有書為伴，心靈得以慰藉。
3.走上教壇
1978年底，暫離為之耕耘了十四年的翻譯園地，我進入上海工業大學，踏上了陌生的教學崗位。初上講台，我多少有點誠惶誠恐，因為沒有教學經驗；但勤能補拙。我全身心地投入，不敢懈怠，只求在短期內站穩三尺講台。我開始教大學英語，當時學生的特點是求知慾旺盛，肯下功夫學習，但英語基礎薄弱。對此，我努力適應他們，除了認真備課，搞好課堂教學之外，還開闢第二課堂，找難易程度適當的原版讀物供學生選讀，找錄音帶供他們選聽。指導學習方法，在學習上嚴格要求，抽出時間輔導。
三四年後，我開始上翻譯課。任何一門課程都有它的理論基礎，以實踐為主的翻譯課也不例外。教育者必先受教育。20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西方語言學翻譯理論被系統引進中國，奈達、紐馬克為我打開觀察譯學殿堂的一扇窗戶，我開始初步領悟到翻譯的真諦。
實踐證明，在非外語環境中學外語，學生總是本能地用母語與外語對比。不管是正確的翻譯或是不正確的翻譯，在大多數情況下，譯文是對比或比附的產物，翻譯課的目的是認識兩種不同語言的異同，把不自覺的、錯誤的對比轉化為自覺的、正確的對比。掌握一般的翻譯理論和懂得語言對比的規律只是從科學的角度幫助譯者了解翻譯的實質與原則，開啟正確的翻譯思路，而真正要搞好翻譯，還有賴於潛心實踐，勤學苦練，注意翻譯方法，講究翻譯技巧。英漢翻譯課是以繼承和傳授前人已經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為其主要內容的。因此我是從語言對比和翻譯技巧的微觀層面進入翻譯理論研究的。
錢偉長校長對教師搞科研有嚴格的要求，認為不搞科研的教師不是好教師。號召教師要通過科研不斷充實教學，把學科前沿的內容教給學生。與其他教師相比，我有十餘年的翻譯經驗，過去的工作經歷造就了我的科研能力，諸如確立選題、檢索文獻、展開命題、撰寫論文等已駕輕就熟。從教次年，我就開始在外語類期刊發表文章。八十年代，我在國內各外語期刊累計發表論文30篇，論題集中在語言對比、語言結構和科技英語翻譯三個方面。理論對於實踐經驗的條理化、系統化有很大幫助，寫文章便是水到渠成。
說到外漢、漢外對比，七十年代末期，我做過一項無用但有益的研究——英、德、俄語法對比。從詞法寫到句法，斷續地收集例證、繪製表格、撰寫文字，對三種語言做了結構和功能上的對比，稿子寫了厚厚一疊。拿到出版社時，編輯直搖頭：這是寫給誰看的？我無言以對，我只是為興趣而寫，卻未思及這類書少有市場。這給了我一個教訓：科研不僅要以濃厚的興趣為動力，更要有的放矢，切合社會需要。
當時，我國書市上科技英語語法、科技英語辭彙以及各種科技英語讀本琳琅滿目，一些研討會言必稱科技英語，有人執意要把科技英語作為“獨立學科”進行研究，不少理工科院校還相繼成立了科技英語系(至今仍有保留)，外語界也有人把科技英語的學習和研究提高到不適當的地位。但英語語法就是英語語法，不存在獨立的科技英語語法。要深人研究科技翻譯，必須找到合適的切入點。八十年代中期，受王佐良先生文體學思想的影響，我從文體學角度切入，著手思考首部專著《科技英語實用文體》的寫作。該書1985年動筆，1987年完成初稿，1989年付梓出版，歷時四載，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述：從文體學的表達性來說明科技英語文體的特徵，從文體學的功能性來分析幾種常用科技文獻品種的形式與語言結構。對科技英語翻譯也有專章論述。王佐良先生見書後曾寫信鼓勵：“尊著不僅內容井然有序，而且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在國內似尚無第二本”。楊自儉先生在《翻譯新論》序言中也說，該書是近“10年[1983~1992]中在這方面取得突出成績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該書奠定了我的學術基礎，增強了我繼續深入研究的自信。
如果說《科技英語實用文體》的成書過程和教學的關係是翻譯實踐→(理論指導下的)總結歸納→翻譯教學；那么《英語漢譯實踐與技巧》(1992)、《翻譯新論》(1999)的成書過程與教學的關係是：教案→單篇論文→專著→(提升了的)教案。後者是先有教案，再將教案加工成單篇論文發表，最後將論文匯集起來，系統地整理成專著，所謂積微成著，終於專著成為教材，反過來又充實教案。
從教頭幾年，我零星譯過一些俄文和德文的技術資料，受《英語世界》、《自學成才》等雜誌之邀翻譯過英文短篇，1997年為香港教育圖書出版公司翻譯了《(會考)世界歷史教師讀本》，還譯過電視片腳本等。此外，出於自編翻譯教材和課堂教學的需要，譯過不少短篇。我體味到，對於翻譯教師，一定量的翻譯實踐很有必要。翻譯使教學內容更充實、教學過程更深刻、理論引證更自然，翻譯過程也是翻譯理論的驗證過程。
4.創辦學刊
1985年初，上海市科技翻譯學會成立，我被推舉為理事。因為編譯過期刊，我參加學會編輯委員會的工作，任副主任委員和《上海科技翻譯》副主編，負責籌備會刊和編輯部的日常工作。編輯部設在我所在的上海工業大學(現上海大學延長校區)。
籌備期間，主編賀崇寅請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同志為創刊號題詞。不久，他的墨跡呈現在我們面前：“促進中外信息交流，推動我國科技發展”。我們寫信請首任中國譯協會長姜椿芳予以支持，他如期寄來題詞“科技翻譯信息新，科技翻新四化成”。時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錢偉長院士是上海科技翻譯學會的名譽會長，專門為《上海科技翻譯》寫了發刊詞。經過不到一年的籌備，1986年5月，《上海科技翻譯》在我國翻譯事業的百花園中蓓蕾初放。
創刊初期，每期定稿之前我總帶著一疊厚厚的手寫稿紙，到主編賀崇寅的辦公室或家裡，向他匯報組稿情況，然後討論擬發的文稿。由於他患眼疾，目力不濟，除了個別重要稿件他貼近眼睛吃力地細閱，大多由我逐字逐句念給他聽。聽到不順處或有問題處，他即打住：重讀、斟酌、修改、再讀……直到解決問題。他聽稿專心致志，一般差錯都逃不過他的耳朵。賀崇寅身兼《上海譯報》主編等多種要務，只能忙裡偷閒為《上海科技翻譯》終審。如此冬去春來，夏末秋至，大約過了三載。他難以兼顧，提出讓我擔任主編。於是，1989年起我正式就任。
我們辦刊的思路是：“人有我有，人無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無”，既有同類刊物的共性，也有自己的個性。翻譯學刊的一般內容，如翻譯理論、翻譯教學、口譯等，人有我有。“套用翻譯研究”(包括科技翻譯、商務翻譯、新聞翻譯、法律翻譯研究等)欄目人無我有。在理論聯繫實際方面力求做到人有我精。文學翻譯研究或理論是不少外語學刊的強項，人精
我無。期刊力求學術性、套用性、可讀性兼備
新世紀以降，科技翻譯研究式微，《上海科技翻譯》這一刊名越來越不能真實地反映她的本質屬性，就申請更改刊名。2004年3月獲批改名《上海翻譯》，正式改刊從2005年開始。期刊的宗旨微調為：“探討翻譯理論，傳播譯事知識；總結翻譯經驗，切磋方法技巧；廣納微言精理，側重套用問題；把握學術方向，推動翻譯事業。”
期刊特點最能從欄目設定上反映出來。欄目隨國內外研究狀況和趨向作不斷調整。20世紀末，翻譯學科建設已提上議事日程，“翻譯理論”和“翻譯教學”成為重點欄目。新世紀後，我國進入語料庫研究時期和網路時代，我刊開設了“E翻譯”、“網路與翻譯”等欄目，專門研究計算機輔助翻譯、語料庫翻譯和網路翻譯。隨著我國翻譯市場的發育，“翻譯市場”應運而生，為翻譯活動的職業化做理論上準備。翻譯學研究範疇越來越廣，研究隊伍日益壯大，文獻分散，為了概述翻譯研究中某一分支領域的階段性成果、總結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展望研究前景，我刊又專設了“綜述”一欄。此外還有“翻譯史”、“文化與翻譯”、“翻譯技法”、“詞語譯述”、“商榷與爭鳴”、“譯者與辭書”及“書評”等。至今已設定欄目30餘個。從欄目設定可見，期刊在積極開展譯學理論研究的同時，仍然注重翻譯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翻譯技巧的切磋。《上海翻譯》側重套用翻譯研究的宗旨始終不變。變化的是理論不斷進步，論題逐年拓展，論證更趨嚴密，欄目與時俱進。
在編讀關係中，我們改變了以編輯部為中心的傳統觀念和做法，開門辦刊，採用多種方式滿足讀者的不同需求，發揮學術期刊的引領作用。1988年以來我刊先後與《上海譯報》編輯部、英國文化委員會、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以及兩家公司多次聯合舉辦優秀譯文比賽，吸引了青年譯者參與。
2003年我刊開闢了“關於翻譯理論與實踐關係的討論”專欄，發文18篇。許淵沖、楊自儉、孫致禮、郭建中、王宏印、呂俊等就翻譯理論的地位和作用、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翻譯理論在翻譯實踐中的作用等問題紛紛發表各自的看法。討論不是為了統一觀點，而是為不同學術見解的爭鳴和爭論提供了一個平台，但求活躍思想、溝通理義，向真理性認識前進一步。楊自儉(2003)認為：“這場討論不僅對翻譯界意義重大，如果深入下去會對中國整個學術界的，尤其對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觀念和研究範式的變革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編輯部先後與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等聯合多次召開各種翻譯研討會，在各地讀者中有廣泛的影響。編輯部不時地利用全國性會議、期刊年慶等各種機會，召開讀者座談會，當面傾聽讀者的意見和訴求，交流辦刊思想和心得、陳述來稿問題，密切了編讀關係。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廣大作者是期刊的“源頭”。期刊品位的提升，還得靠新老作者源源不斷地注入。《上海翻譯》有一支比較穩定的作者隊伍，並不斷補充新鮮血液，曾得到劉重德、許淵沖、林戊蓀、過家鼎、林煌天、劉祖慰、陳忠誠、楊自儉等前輩的支持，楊自儉教授從2002年起每年有稿，直到2009年4月逝世前還在我刊發文《我國英漢對比與翻譯研究30年：回顧與展望》。《上海翻譯》是譯界前輩說理論道的講壇，是譯界同仁切磋技藝的場所，是外語教師交流成果的會堂，亦是翻譯新秀試筆習武的園地。期刊既受到高齡學者的關懷，也受到年輕學子的青睞。年富力強的中年學者是作者隊伍的中堅。
5.研究套用翻譯
上世紀末我從教學崗位退休，開始專攻四件事：1.繼續主編雜誌；2.從事並推動套用翻譯研究；3.編撰譯學辭典；4.為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做三審。我迎來了又一個學術的春天。主編期刊如上所述。這十餘年來為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累計終審書稿、抽檢圖書、審讀來稿等二三百部，並為引進版圖書寫導讀。這些書稿(有相當部分是教材)代表了我國外語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最新水平，審讀書稿使我跟著學術的腳步而進步。
進人新世紀，套用翻譯的權重日增，促使套用翻譯研究向縱深發展。其熱點一方面因國家形勢和政策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也因研究途徑的多樣、重心的切換、課題的深入或擴大而變化。20世紀八十年代科技翻譯經驗式、評點式和隨感式的研究已成歷史，當前的科技翻譯研究與地方化相結合、與IT技術聯姻。商務翻譯研究也不再停留在外貿函電、商務信函，而注意對WTO檔案、國際商法、國際商務案例的分析與翻譯研究。社科翻譯研究則貫穿跨文化意識，與文化相結合，如旅遊文化、會展文化、文化創意、文化傳媒的翻譯研究等。總之，注重其內涵的挖掘和不同專業、不同文獻形式的翻譯研究，以及對增加翻譯附加值的研究，更加講究與時代的需要相結合，與商業服務、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適應。
通過對我國20世紀下半葉翻譯研究論文作定量分析(《外語研究》2003/3)，我發現：套用翻譯研究方興未艾，但是起步晚，學術研究底氣不足；討論微觀技巧多，選題重複，缺乏理論的指導。雖然到20世紀末其研究成果已蔚為大觀，數量上超過了文學翻譯，但學術含量亟待提高，特別需要對套用翻譯的理論作系統研究和對翻譯方法作與時俱進的探討。於是，我策劃並主持了首屆全國套用翻譯研討會(2003年9月18~21日，上海)。時任中國譯協常務
副會長的林戊蓀先生在會議閉幕詞中稱，這次會議是一個里程碑，標誌著我國套用翻譯開始深入研究。大會論文和演講涉及套用翻譯的各個方面，包括套用翻譯的理論和原則、範疇和體系、策略和方法、教學和教材，也包括許多具體門類中的翻譯方法，涵蓋了政論、科技、新聞、廣告、商標、商貿、旅遊、法律、財經、行銷、醫學、WTO文書以及商務談判、辭典翻譯、機器翻譯和翻譯市場等領域。
在會議的推動下，出現了一批理論與實踐結合得較好的成果。我則組織國內套用翻譯各領域領先的專家編著《英漢—漢英套用翻譯教程》(2004)，兩年之內，該書重印了三次。2006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復旦大學等三所高校試招翻譯專業本科生，對翻譯課程和教材質量的要求提高。為了完善上述教程，2008年對該教材作了較大的增刪和修訂，並把書名改為《英漢一漢英套用翻譯綜合教程》。之前，我還編撰出版過《漢譯英實踐與技巧》(1996[合])、《英語科技文體：範式與套用》(1998)、《實用文本漢譯英》(2003)和《英漢翻譯基礎教程》(2005)等書籍。
第一屆全國套用翻譯研討會後，我分別參與主持2006年(廣州)、2009年(北京)和2011年(上海)的二至四屆會議。首屆會議旨在加強理論意識，對套用翻譯各個領域的研究予以普遍的關注。2011年的第四屆會議的主題是學科建設和翻譯專業教育，為已經普遍建立起來的翻譯專業，特別是翻譯專業碩士(MTI)提供理論支持，目標是建立套用翻譯的理論體系。從2003年至2011年的9年中，四次會議一步一個台階，提升了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的高度。目前，套用翻譯研究已經從泛泛的理論探討和實踐經驗總結向建構學科體系和課程設定邁進。
6.編撰譯學辭典
我國出版的譯學辭典總共十餘部，其中我參編或主編的有四部。
1．主持《中國科技翻譯家辭典》的編輯工作。1990年初，《中國翻譯》和《上海科技翻譯》編輯部聯合發起編輯出版《中國科技翻譯家辭典》，目的是為了弘揚我國科技翻譯工作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光輝業績，團結廣大科技翻譯人員為改革開放服務，提高科技翻譯工作者的社會地位，繁榮科技翻譯事業。該辭典的徵稿、組稿和統稿由《上海科技翻譯》編輯部負責。辭典於1991年由上海翻譯出版公司出版。這是我編寫譯學辭典的發軔。
2．參編《中國翻譯詞典》。20世紀八十年代國外翻譯理論陸續引進。我的學習方法是先掌握關鍵術語所含的概念。每掌握一個新術語，就意味著向新的理論邁進一步。一種理論的傳播必然要採用一套術語。譯學術語是構建譯學體系的要素，是譯學研究的基礎和知識亮點。如果說學習理論有什麼捷徑的話，掌握關鍵術語是捷徑之一。
在學習理論的同時，圍繞一些基本概念，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和對翻譯的認識，我陸續做些筆記，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寫了關鍵術語100條，一條一篇文章，每篇二三千字，匯集起來，積微成著，總稱為“翻譯百題”。1991年5月稿子拿到北京，正好林煌天先生和武漢大學的袁錦翔先生在討論編輯出版《中國翻譯詞典》，看了我寫的100條，很喜歡，就邀我參加詞典的初期工作，要我把100條改寫一下，以便納入該詞典，後來送去了幾十條。
3．主編《譯學辭典》。林煌天主編的詞典內容豐富，史料俱全，對傳統譯論概括全面，是一部譯學巨著，出版於1997年，材料以九十年代之前的為主。然而，九十年代新理層出不窮，名目紛繁，譯學大發展的狀況在該辭典中未能反映出來，新興理論的術語厥如。到了新世紀，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而言，對已有術語作一番爬梳剔抉刻不容緩。這樣，我決定編一本以當代譯學術語為主的譯學辭典。
第一本和第二本詞典的工作為我編寫《譯學辭典》在思想上、方法上、技術上打下了基礎。期刊編輯為人作嫁，但也成就了我，是作者們不斷提供新思想、新思路、新概念、新術語。編撰譯學辭典是編輯期刊的副產品，是不斷向作者、向書本學習的結果。沒有《上海翻譯》，就不會有《譯學辭典》。當然，從主觀上說，掌握和了解更多譯學術語，編好期刊，是我對期刊編輯工作的責任心所使然。
《譯學辭典》(2004)採集了歷年來國內外翻譯研究的主要成果，採用通用或權威的術語(英漢對照)，以明確的概念匯集譯論的各種流派和觀點，點明國內外前輩譯家和當代譯家的方法和技巧，勾勒出中西翻譯史的粗線條，羅列翻譯學科的要點及其相關學科，以促進翻譯實踐、翻譯教學和翻譯理論研究。編者在整理譯學的常用術語時，對之作一番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梳理工作。我編詞典有明確的理論依據和整體構想，即把譯學發展而形成的體系歸納為“一體三環”(文見《上海翻譯》2006/1)。一體，就是譯學本體，這是千百年來不斷孕育、不斷壯大、不斷完善的，譯學之所以有今天正是有著這樣一個不可動搖的基礎。緊靠著本體的是內環(一環)，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語言學及其分支學科構築起來的，其意義在於使翻譯研究從感性走到理性，從經驗走向科學。內環之外是中環(二環)，是七八十年代由哲學、思維科學、心理學、資訊理論、交際學、符號學等相關學科開闢和發展起來的，它的意義在於使譯學研究從靜態走向動態，從單一的語言學科走向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向綜合性學科過渡。中環(二環)之外又有外環(三環)，這就是文化和翻譯技術。翻譯的文化研究是九十年代興旺起來的，而翻譯技術是信息化的產物。三環的意義在於把翻譯研究跟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和現代科學技術等全面地聯繫起來，從而使翻譯研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多學
科、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綜合研究。整部詞典就是“一體三環”的有機組合，是譯學發展的一個縮印。楊自儉教授在辭典的前言中說：“這部詞典的突出特點，也是這部詞典對譯學建設的重要貢獻”。
4．主編《中國譯學大辭典》。2004年版《譯學辭典》留下太多遺憾：首先，因為編就於2000年，素材大多出自上個世紀，部分詞條反映的概念已顯滯後。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翻譯產業的崛起和翻譯市場的發育，強化了培養翻譯人才的專業性和特殊性。到了2006年，我國試招本科翻譯專業。強勁的行政舉措為翻譯學科的發展再添朝陽之勢。已編辭典的不足，加上翻譯學科發展的需要，使我萌生了編纂大型譯學辭典的構想。構想中的《中國譯學大辭典》要充分反映我國翻譯研究的成就，勾勒出中西譯學的理論框架和傳統脈絡，特別要反映出新世紀新發展。由於所涉學科多樣、文獻浩瀚、體系縱橫，非一己之力能為。於是，從港澳台和大陸各地盛邀各方賢達組成編委會，並得到多方專家學者的支持。耄耋之年的資深學者，如金堤、沈蘇儒、劉重德，以及楊自儉等，甚至親自操刀審稿、定稿。為辭典供稿者百餘人，涵蓋了翻譯研究的各個領域。
經過五年時間的籌備、徵稿、編訂、修改、整理、增補，校勘、印製，辭典終於在2011年初面世，獲兩年一度的上海市圖書獎一等獎。這五年(2006~2011)是我國翻譯事業大步前進的五年：本科翻譯專業拔地而起、從無到有，翻譯專業碩士開始招生，本碩、博翻譯教育教學體系終成系列；多種翻譯系列教材成套出版；湧現出許多翻譯科研重要成果。可以感到欣慰的是，這些基本上都被吸納到《中國譯學大辭典》中去了。五年中，感觸良深的是一個“情”字：人情、友情、文情。天南地北，海內海外，無論是神交已久、未曾謀面的耆宿，還是萍水相逢的學者；無論是興趣相投的同道，還是熟稔的學友，只要我向他們提出編詞典方面的要求，無不伸出援手。編撰譯學辭典是我新世紀以來的學術方向之一，我把編撰理念、編撰原則、編輯方針、編輯方法先後寫了10餘篇論文作了闡述。
我半個多世紀的翻譯人生由業餘到職業，由翻譯教學到翻譯研究，由編輯學刊到編撰譯典，每一段都充滿著領導的關懷、前輩的指引、朋友的幫助。至今，我一直感懷把我從早期低谷拽出來的領導、思念朝夕相處十餘年的譯友、追思鼓勵我走上學術之路的先輩。人生軌跡不可複製，人脈關係不能重建。感謝在我人生道路上刻上印記的人們，包括我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