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霸權

新金融霸權

新金融霸權主要指的就是中心國的鑄幣稅特權,以及藉助鑄幣稅進行的國際剝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新金融霸權
  • 外文名:New financial hegemony
表現形式
美國的金融霸權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而逐步建立起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國金融霸權開始衰落。為恢復昔日的輝煌和金融霸權地位,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起,美國通過調整對外、對內經濟政策,對外爭取日本的支持,對內實施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使其恢復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金融霸權的實力;同時,由於1991年蘇聯的解體,90年代日本經濟的衰退,在客觀國際環境上助長了美國金融霸權。內外因素配合,使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重新登上了世界新金融霸權的“霸主”寶座。
美國新金融霸權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美國金融霸權在表現上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處就是想方設法維持美元國際貨幣體系的特權地位,以獲得數額巨大的“鑄幣利差”,無償占有他國財富。下面重點分析美國新金融霸權新的表現形式。
(一)在國際匯率安排中體現美元霸權。
1976年《牙買加協定》簽訂後,各成員國擁有自由地選擇匯率安排的權利,以美、德、日為代表的已開發國家選擇了浮動匯率制度,而廣大開發中國家則採用“釘住”美元等單一貨幣的匯率安排。這樣的匯率安排有利於美國等已開發國家,有利於美元霸權,而對廣大開發中國家來說則是很不利的。美國等已開發國家採用單獨浮動匯率制度,它們憑藉在經濟發展以及金融外匯市場的發育與運作等方面的相對優勢,使匯率制度安排同其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相契合,收到很多好處。而對廣大開發中國家來說,由於金融市場的基礎薄弱,且缺乏一套相對完整成熟的市場運行監督機制,實行“釘住”匯率制度,意味著匯率制度的彈性降低,往往會加大國內經濟運行和對外經濟貿易關係的失衡現象,不利於開發中國家均衡發展,這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暴露得非常明顯。由此可見,以浮動匯率為主要特徵的牙買加體系,僅僅解決了部分已開發國家的貨幣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問題。對廣大開發中國家來說,其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於美元匯率變動,被迫承受巨大的外匯風險
當今的國際匯率安排符合美國利益,美國有足夠的力量和經驗來控制引導匯率向於己有利的方向波動,美國從匯率波動中獲取的利益遠大於損失。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美國從亞洲金融危機的匯率波動中至少獲得了兩種好處:一方面,美國獲得了一個得以廉價收購亞洲資產的絕好機會。據不完全統計,美國用於收購亞洲資產的資金高達上萬億美元,占國際收購的80%以上。這些資產涉及一些美國垂涎已久的金融房地產製造業、貿易公司等行業。若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前,收購這些資產至少要花3—5萬億美元。收購的資產如此廉價,主要是因為在金融危機中亞洲諸國(地區)貨幣急劇貶值,其資產大大縮水,而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公司財務危機又使得這些公司的拍賣價值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美國有了一個迫使亞洲國家對美國開放本國市場的絕好機會。這二者還只是官方利益。至於私人資本,如索羅斯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撈取了多少不義之財,恐怕就難以計算了。
(二)干預別國的金融內政,轉移國內矛盾,實現利己的目的。
這主要通過制定不合理的協定,施加軍事、政治壓力,或實行經濟制裁等方式,控制或影響別國的匯率水平,推行利己的貨幣政策。從下面兩個例子,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美國干預別國金融主權金融霸權行為。
1、20世紀80年代迫使日元升值。每當美國經濟貿易出了問題,就迫使與其經貿關係密切的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升值,凡是按美國指揮棒轉的,幾乎都被拉下水,不但出口銳減,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衰退,造成嚴重後果,台灣曾經是這樣,日本更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的“雙高”(高利率和高匯率)政策不僅帶來巨額財政赤字,而且還帶來了巨額貿易赤字。“1985—1986年美國的外貿逆差分別為1485億美元和1697億美元,其中對日貿易逆差從498億美元上升到585億美元,占美外貿逆差的三分之一。”日本同歐盟諸多國家(地區)的外貿盈餘也大幅增加。從而使日本成了“眾矢之的”。為了“敲打日本”,1985年9月22日在美國的主使下,美、英、法、日、西德等西方五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會議,並通過《廣場協定》,其目的實際上是要抑制日貨出口狂潮,促使日元升值,糾正美元的過高價位,以實現使西方主要國家貿易收支平衡恰當的匯率水平。“廣場協定”簽訂以後,日元被迫升值,“1985年9月日元對美元比率為240:1,1987年12月為120:1,即在兩年多時間裡日元兌美元升值近一倍,在此後不足10年的時間內,日元對美元升值了4倍多。”②隨著日元匯率急劇上升,日本出口銳減,導致整個日本經濟形勢惡化。為了擺脫經濟困境,日本採取了不恰當的財政、金融政策,致使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產生經濟泡沫,而經濟泡沫一破滅,使日本經濟在整個90年代停滯不前,其代價是相當大的。
2、2003年以來,迫使人民幣升值,是美國推行新金融霸權主義的又一例證。近年來,美國的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250—270萬工人失業),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2002年美中貿易逆差1031億美元)。所有這些,在美國人看來,都與人民幣匯率被中國方面“有意”調低,因而刺激中國產品出口有關。而人民幣的低價匯率是因為中國實行“釘住美元匯率”政策,搭上了美元貶值的“便車”。因此,美國人認為,要重振美國經濟,降低失業率,改善中美貿易狀況,人民幣匯率不能再“釘住”美元,人民幣匯率應由市場來決定其浮動,人民幣價位必須調高升值!這就是美國的強盜邏輯!當中國不聽從美國的指揮棒時,美國就對來自中國大陸的進口商品加收高額的附加稅,同時還實行配額制,以報復中國拒絕人民幣升值。這是徹頭徹尾的金融霸權主義的表現。
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過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美國應該看到,在對華貿易逆差增加的同時,對日、歐、墨西哥等國的貿易逆差也在擴大。
(三)利用軍事霸權,發動戰爭,為金融霸權服務。
1999年啟動的歐元對美元的特權地位構成的威脅遠遠大於當初馬克的挑戰。在歐元啟動前夕以及啟動之初,不少國家曾紛紛表示要調整本國的外匯儲備結構——減少美元、增加歐元。但是,由美國主導的“北約”通過對南聯盟的轟炸,動搖了國際社會對歐元的樂觀預期,最終使美元度過了經受挑戰的最危險時刻,並且保持著對歐元的強勢。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科索沃危機是美國給歐元布下的陷阱,在危機的“幫助”下,美國股市一路凱歌,而歐元疲態盡現,美元無疑取得了與歐元較量第一個回合的勝利。這充分說明了軍事霸權是金融霸權的基礎,金融霸權為軍事霸權提供實力支持的本質。
(四)利用美國經濟強勢地位,使更多的國家走向“美元化”。
“美元化”是指美元逐漸取代了本國的貨幣,可歸納為事實美元化、過程美元化和政策美元化。“美元化作為一種事實,是指美元在世界各地已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為一種過程,是指美元在美國境外的貨幣金融活動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作為一種政策,是指一國或一經濟體的政府讓美元逐步取代自己的貨幣並最終自動放棄貨幣或金融主權的行動。”20世紀七八十年代,由於受債務危機等因素的影響,拉美國家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通貨膨脹連年居高不下,導致人們對本國貨幣失去信心,為了減少損失和日常交易的方便,人們大量使用美元,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又逐步放寬了對外貨幣(主要是美元)存款的限制,從而出現美元替代本幣的大規模美元化現象。
根據IMF的統計,近年來,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及轉軌經濟國家中,外幣(主要是美元)存款占本國廣義貨幣的比重一直很高,而且呈上升之勢。在1995年,亞塞拜然、玻利維亞、高棉、克羅地亞、秘魯都超過50%。個別小國或經濟體,如巴拿巴、波多黎各和賴比瑞亞,已不再有自己的貨幣,美元成為其法定貨幣。特別是1999年以來,美元化問題不斷被拉美各國提到議事日程。1999年1月阿根廷總統梅內姆宣布阿政府將認真考慮實行經濟美元化;薩爾瓦多和尼瓜拉瓜等國政府也公開表示將積極考慮讓其經濟美元化。在墨西哥,美元化雖然遭到政府反對,但卻已得到工商界的歡迎。而厄瓜多則在2000年初開始正式推行美元化,到2000年9月,除還保留少量硬幣“新蘇克雷”外,原貨幣蘇克雷正式退出流通。從目前的形勢來看,美元化是拉美、尤其是一些中美洲國家的歷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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