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2016—2021的文學狀況》（簡稱《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是孟繁華創作的文學研究評論集，首次出版於2022年11月。
孟繁華這部文集為人們展現了批評研究的三個方面：重點掃描2016—2021五年來當代文學創作狀況，系統梳理重要文學雜誌與學術期刊的發展歷程，並具體討論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文學史及文學經典化問題。整體來看，他的文學批評研究呈現出歷史與邊緣雙軸並置的“另一種體系”，既從歷史的維度指出當下文學存在的問題與局限，又從散在文本材料中探究藝術思想與時代生活的關係。他對文學中“情義危機”問題的提出，對“有情有義的文學”的呼喚，為學界提供了構建情感理論的可能方向。而他對“情義”的強調又成為一種方法滲入他的批評實踐中，使他的研究並非是對自我思想的投射和彰顯，而是將自身融進現實生活中去觸及藝術的核心，而這個藝術的核心便是華萊士所說的“與愛有關”。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2016—2021的文學狀況
- 作品別名：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簡稱）
- 作者：孟繁華
- 創作年代：當代
- 文學體裁：文學研究評論集
- 字數：438千字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作品鑑賞,作品影響,出版信息,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該書輯錄了孟繁華關於2016年至2021年間創作的文學評論，其內容包括文學理論、文學史、小說評論以及對重要文學期刊的介紹、回顧與評論。該書三輯內容分別為：理論的建構、小說的新變、公器的風采。書中既有對《晚熟的人》《應物兄》等當代文學重要作品的品讀解析，也有對《收穫》《人民文學》《十月》等文學雜誌發刊以來的梳理，以及對當代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的研究呈現。作者在書中分享了自己近年來對十數部當代重磅小說的閱讀體驗，對具有優秀傳統的文學期刊的回顧，同時也講述了自己對於文學作品中關於筆法、現實、風格等本質問題的思考，還有對於自我他人和世界等多重對象的體悟。
作品目錄
第一輯 理論的建構 我們的文學傳統與世界性 ——近年來中國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及其問題 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學經驗和學術話語 ——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七十年 治史傳統與當代經驗 ——謝冕、洪子誠的文學史研究 史識、史料與文學史的寫作實踐 ——從洪子誠鉤沉的兩則文學史料說起 歷史化：一個虛妄的文學史方案 ——當代文學史的理論想像與實踐 經典性是不斷再發現的過程 ——文學經典潛隱的對話關係 如何面對當下文學批評的困局 文本細讀與文學的經典化：從理論到實踐 ——以陳曉明《眾妙之門——重建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為中心 “鑒往訓今”與清代詩學的當代性 ——評蔣寅的《清代詩學史》 “文章”：是追求、是方法也是生命狀態 ——謝有順文學批評的新變 第二輯 小說的新變 新世紀文學二十年：長篇小說的基本樣貌 這一代人的青春之歌 ——知青文學四十年 一個傳統母題的延續與變異 ——“立嗣承桃”及其相關的小說 短篇小說中的“情義”危機 ——2015年短篇小說情感講述的同一性 善是難的，難的才是美的 ——當下小說創作狀況的一個方面 情感深度與小說的新主題 ——近年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方面 家國大敘事和情感內宇宙 ——近期長篇小說創作狀況的幾個方面 | 在現實與不那么現實之間 ——近期中篇小說的新突破 生活和藝術：總有新發現 ——中篇小說的新收穫 變與不變：那個講故事的人 ——評莫言《晚熟的人》 秦嶺傳奇與歷史的幽靈化 ——評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山本》 什麼是淳于寶冊性格 ——評張煒的長篇小說《艾約堡秘史》 一部絕處逢生的傑作 ——評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 寫人物，就是他的小說之道 ——小說家畢飛宇 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 ——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 直面當下中國的精神難題 ——石一楓的小說創作與社會問題小說傳統 革命飛地遊蕩的幽靈 ——評吳亮的長篇小說《朝霞》 她小說的現代氣質是因為有了光 ——評蔡東的小說集《星辰書》 第三輯 公器的風采 風雨七十載風流大道行 ——紀念《北京文學》創刊七十年 《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旗幟 ——紀念《當代》雜誌三十五周年 《十月》：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縮影 一本雜誌與一個學術時代 ——我與《文藝研究》 學術生產與當代中國文學現場 ——《文藝爭鳴》獲獎作品及文選序 後記 |
作品鑑賞
一、“另一種體系”：歷史與邊緣
“另一種體系”是借用曹文軒文章中的一個說法。曹文軒在討論孟繁華的文藝理論研究時指出：“孟繁華有他自己的體系，這個體系是完整的、嚴密的。他有他的敘述結構。即使敘述同一研究對象或專題，也會有不同的結構方式。他的研究因體系的不一樣，呈現出歷史的側面不一樣、重心也不一樣。”
事實上，孟繁華所具備的建構另一種體系的能力也延伸到他的文學批評中，這主要體現在他結構文章的兩個角度，一個是歷史，另一個是邊緣。
孟繁華文學批評的歷史維度主要體現在他將文學問題置於中西方文學史、學術史及發展史的整體脈絡中來展開討論。他在《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學經驗和學術話語》一文中梳理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源流時，選取了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和文學事件以及經典文學史論著，將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發展歷史勾連還原出來。不過，回到歷史語境、還原文學現場並非最終目的，他在餘論部分又以洪子誠、歐陽江河、李洱、蔡東等不同代際的作家學者對世界文學的討論作為案例支撐，反思了歷史語境對當代文學史建構的影響，並直接從歷史空間的動態發展過程中發現建構學術話語本身所攜帶的“不確定性”本質。在《治學傳統與當代經驗》一文中，他同樣整體性地探討了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的歷史過程，並聚焦謝冕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中國新詩史略》和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說》，從兩位學者的文學史治學路徑中尋找和發現可供當下借鑑的文學研究經驗。當下是歷史的延伸，歷史又為當下提供一種參照，孟繁華的這一批評角度某種程度上糾正了當代批評只是即時的回應而不具備歷史感的誤解與偏見。
歷史維度的鋪開是以豐富博雜的知識背景作為支撐的。陳寅恪曾提出做研究要“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面，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面，比較其差異”。這雖然是他語言學研究提出的要求，但縱貫橫通也是其他學科治學的根本方法，孟繁華的文學研究就呈現出這樣一種特徵。除了上述具有史家視野的文章之外，其他文章也能夠看出他融匯中西的治學思路。《新世紀文學二十年：長篇小說的基本樣貌》一文以新世紀前20年俄羅斯文學的狀況作為參照，既橫向探究了新世紀前20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又縱向分析了新世紀文學第一個十年與第二個十年的文學作品基本樣貌。而《文本細讀與文學的經典化：從理論到實踐》這篇評論陳曉明的文章，更是用了較大篇幅介紹西方文學理論教材，包括布魯克斯、沃倫的《小說鑑賞》，布魯姆的《西方正典》，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等，並對西方文本細讀研究做出了詳盡的梳理，以此建立起評價中國文學教育及陳曉明文學批評的坐標，並指出陳曉明為重建中國文本細讀批評方法做出了示範。孟繁華所使用的貫通方法不僅復現了中西方的文學背景，為當代文學批評提供了一份有意義的參照，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先驗的主觀臆斷，確保了批評的客觀性。
另一個批評角度則是從邊緣進入批評的內部。這主要體現在他走出中心與發現邊緣文本材料兩個方面。走出中心是孟繁華選擇的一種象徵性姿態，其目的是介入生活，從對現實生活的感受與觀察中進入文學現場，而不是完全依靠形而上的抽象的理論推演。對社會現實關注和參與的熱情驅使他看向“窗外的世界”，對“滾滾紅塵”的留戀又使他從書齋走到街頭，尋找連線文學與生活的關鍵性材料。從20世紀90年代出版《眾神狂歡》開始，他就嘗試從社會現實與日常生活中挖掘那一時期的種種文化現象，包括後來在《新世紀文學論稿》中對文學思潮、作家作品及文學現場的集中研究，再到《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這部近五年來的批評合集，都是以一種“走出書齋”的方式展開他的文學研究。綜合來看，他對文學問題的關注與討論，並不是完全源於理論的自覺，而是出於對現實生活和文壇狀況的敏銳感知，這種方式使他的批評具有一種有力的感召和及物的實感。
在批評的文本材料選取方面，孟繁華常從次生文學文本或散在的文化材料入手。例如《善是難的，難的才是美的》這篇批評文章，他先從加繆的《沉默的人們》談起，發現這篇小說的閒筆處隱藏著人的情感和情懷，並指出這種情感能夠使人的內心產生微妙變化，從而展開對中國當下小說創作的討論。孟繁華幾乎每年都有一篇盤點中國當下小說創作狀況的總結性文章，他所討論的並非全是名家作品，同時還打撈出具有氣象和潛力的作家作品，而這種偏離主流的選擇主要來自他閱讀的底氣和審美的眼光。
在《一個傳統母題的延續與變異——“立嗣承祧”及其相關的小說》一文中，他在梳理從明清話本小說到當代文學具有這種母題的文本時，附錄了三則真實的歷史檔案材料——乾隆二十五年趙守忠過繼文書、鹹豐七年潘門王氏取繼契約、民國十三年涇縣茂林人吳報訓過繼文書，並結合這幾則材料析出中國文學中所攜帶的文化觀念、精神價值、思想傾向在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下的發展與變化。這些被人們忽視的文本和材料其實是一種時代的印記和證物，一如傅斯年所說的“雜書比經典更有勢力”。孟繁華就是從次生文本的細節部分發現了潛藏在時代社會中的價值觀念，從邊緣的社會檔案材料中看到了歷史的波瀾。
盧卡奇曾提出個人只有將自己置身於社會和歷史之中才談得上對總體性的追求。通過孟繁華的“另一種體系”，可以看到他並不是站在理論的高地上進行自上而下的批評，而是以批評的方式“參與其間”，一邊從歷史的軌跡中建立明確的坐標，另一邊又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關懷當下社會生活狀況。他對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創作等問題的思考軌跡甚至逸出了文學的範疇，涉及了史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領域，構成一種通貫與精研兼具的總體研究格局。他的這部文集不僅為人們提供了一份當代文學的備忘錄，也讓人們看到文學批評不是一個封閉的選擇，而是與社會歷史以及個人生命緊密相關的精神探索。
二、理想主義的呼喚：“有情文學”的提出
孟繁華近幾年的批評將目光投向人的內心空間，聚焦到文學中的情感書寫問題，並從藝術的情感邏輯中捕捉與人們時代生活息息相關的信息，發現現實生活的真相，這個真相不是說從文學作品中得到某些道理和啟發，而是指對人的內在精神或者心理變化的一種察覺與揭示。
孟繁華在2015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中的“情義”危機》引發了批評界的討論，隨後他在《家國大敘事和情感內宇宙》《一個傳統母題的延續與變異》《善是難的，難的才是美的》《情感深度與小說的新主題》《在現實與不那么現實之間》《生活和藝術：總有新發現》等多篇長文中都談到了小說中的“情義”危機與情感書寫問題。
這裡的“情義”危機不單指文本中的情感摻雜了虛假和敷衍、淡然和冷漠的成分，孟繁華還歸納了其他幾種情感危機類型。一是小說中的情感經驗被轉換為一種虛幻的片刻體驗或者廉價的身體交換。他指出，范小青《碎片》里的女主人公包蘭對待愛情的虛榮心理展現出的是一種片面破碎的情感；張楚《略知她一二》中的大學生與女宿管之間是沒有愛情的肉身關係，他們尋求的只是即時的身體感受和情緒體驗。他認為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人們已經無法容忍親密關係背後所要付出的代價，也不願再承擔在情感中應盡的責任。二是情感的對應關係存在錯位。小說里的人物看似存在情感聯繫，但其實是一種被置換了的關係，是把情感替換在其他對象身上，將其他關係誤認為是所謂的愛情。在分析陳莉莉的《幸福鏈》時，他直接點明小說主人公已把對初戀男友萬小東與朱妮妮所生的孩子的愛置換成了對初戀男友的愛，借用另一種情感關係對愛情的缺失做出了“彌補”，但這種游移與漂浮狀態的情感與所要討論的愛情已經完全不同。另外，他還發現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為了完成情義書寫的合法合理性，會無意識地置換小說的時間或空間背景，葛水平的《望穿秋水》和吳君的《生於東門》就是這方面的案例。三是情感概念出現偏差，小說中出現的情感大多是被大眾文化話語建構出來的形式化和模式化的關係，是一種將個人感傷情緒過度放大變形而搭建出的具有中產趣味的情感景觀。他以黃詠梅的《證據》為例，指出年輕女性為比她大二十一歲的男人犧牲自我回歸家庭的背後只是一種可以在微博上炫耀的情感體驗；他分析戴來《表態》中的“表態”行為，這些看似是在維繫情感關係的行為，其實也只是虛無生活中的應付，已經無法在沒有信任的情感世界裡起到任何實質性的作用。以上孟繁華對當代小說中情感問題的分析，直觀地呈現出梅斯特羅維奇在《後情感社會》所說的情感的虛擬性、表演性和代理性特徵。
當下文學創作中的情感書寫缺乏超越性，人物拒絕激情的冒險與愛的實踐，主動隔絕真正的情感狀態。面對這樣的文學景觀，孟繁華總結自己的閱讀感受：“愛情已然是一幅末日的圖景。”他看到情感這一小說的核心要素在當代文學創作中已經處於危險甚至瀕臨崩潰的狀況：“這是同一性造成的必然後果，其背後隱含的是作家對情感生活認知的差異性缺失。時代的情感生活怎樣是另一回事，作家如何占有和表達情感生活，挑戰的不僅是作者對時代情感生活的了解，更具挑戰性的是作家如何書寫出情感生活的更多面向。”這一方面是在提醒作家們應在求新求變中保留文學中的“情感”要素，書寫人類共通的生命經驗；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文學中的情感缺失現象與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有關。文學中的情感危機其實是一種社會價值結構變動的徵兆與反映，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無意識忽視的“情義”所凸顯出來的是人們無法完全獲得主體選擇的精神困境。
孟繁華雖然深知社會現實處境對人的精神價值的改變是無法避免的，情感書寫也一定程度受制於文化氛圍和社會生活的樣式，但他的理想主義情懷使他仍然充滿期待和渴望——“文學在某些方面真實地表達生活之外，是否也需要用理想和想像的方式為讀者建構另外一種希望和值得過的生活呢？”
這一發問的背後不僅是“新理想主義”觀念的迴響，同時也隱藏著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的理論邏輯，即讓文學參與到意識形態的轉化中去，使文學反作用於時代社會，建構出具有情感聯繫的生活形態。而情感作為人類共通的生命經驗，恰好為這種理想呼喚提供了可能性的入口。威廉·詹姆斯在他的情感理論中認為，語言符號與人類情感具有同一性，情感作為藝術創作的核心部分，能夠通過語言內化為一種思想和文化。因此文學中情感書寫的象徵化處理會對接受主體的生命價值產生影響，因為情感表達會受到自我意識的驅動，自我意識又表現在主體的身體感受和反應上，所以個體能夠通過語言符號進入人的感性狀態，從而獲得一種對當下生活做出改變的內在力量。另一方面，情感具有可滲透性與參與性。情感不僅能夠將外在事物包含的觀念價值滲入進來，擴展主體自身的邊界，而且還能將社會文化因素以情感發生的方式呈現出來。同時，情感會賦予主體動能力量，引發主體走入更大的動力場中，就如阿蘭·巴迪歐所指出的，通過愛，主體能夠超越自身，從而進入他者的存在，實現與他人的共同生存。從更大的層面來說，情感也是一種與社會互動的行為，它包含社會結構、文化氛圍、時代價值等多重要素，而文學對情感經驗的書寫提供了一種構建精神空間的途徑，這也是薩特在《情感理論概要》中所指出的，情感意識就是對世界的改造。所以孟繁華從情感角度呼喚“有情的文學”是因為情感書寫不僅可以幫助個人獲得一種主體性的召回力量，而且能夠通過群體的內在精神力量帶動外部環境的轉變與調整。
而如何在文學創作中實現真正的有情有義的書寫，孟繁華在討論當下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與問題時，其實也為情感書寫的方向提供了一條思路。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學人物的缺失”和“沒有青春”兩個文學問題，這雖然不是針對情感書寫提出的問題，但也從側面提供了兩個具體可操作的解決方案，因為“人物”與“青春”是“情感”的主體和集中發生場。情感本身是抽象的，情感的私密性表達會因為語言的公共性而對其造成一定的損耗，所以需要藉助人物書寫將其具體化和形象化，藉助文學人物的對話、心理與行為來縮短情感與寫作者主體之間的距離，傳達出人類情感共通的部分。同樣，“青春”又是情感發生的重要時期和寬闊場域，是情感萌發和覺醒的主要場所，能夠為情感書寫提供發生的舞台。當然，“有情有義”的書寫，也反過來為“文學人物的缺失”和“沒有青春”問題給出了一種解決的角度。從這個方面來看，孟繁華針對當下文學提出的問題都是相互聯繫的，直接穿透紛繁複雜的表象，洞悉潛伏其中的危機與問題，並建設性地給出了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孟繁華提出情義危機問題其實還隱含著一個堅實的內在基礎，即他自己對情感有一個基本的想像和定義。他強調有情有義是文學性的要義，並在多篇文章中引用阿來的“情感深度”這個創作觀念，這成為“有情文學”概念提出的一個重要前提。孟繁華強調的“有情”是一種超越物質現實和功利關係的情感，這種情感並不攜帶物質性權力或者階層差異等附加性質的要素，而是純粹的、有尊嚴的感情。基於這樣的定義和標準，他為人們發掘了一批有情有義的作品。他從《雲中記》看見“激盪在阿來心底的大事和要義”，從吳文君的《立秋之日》捕捉到“與情義相關的一道微光”，在董立勃的《梅子和恰可拜》中發現文學中久違的“等待與承諾的信守”，認為葛水平的《活水》中顯現了天道揚善的價值觀念。當然還有南翔的《綠皮車》、馬曉麗的《陳志國的今生》、潘靈的《奔跑的木頭》、老藤的《手械》等小說都存在一個有情有義的情感核心。
在《善是難的，難的才是美的——當下小說創作狀況的一個方面》中，孟繁華借用柏拉圖的一句話，指出“有情文學”不僅是善的和難的，同時他還在這個概念中加入了“重的”成分，認為“有情”不是一種淺顯的心靈雞湯式的文字，而應是深沉的具有情感重量的文學。他在這裡提到的“重量”又與歌德所說的“藝術研究的是善的和重的”形成某種呼應。這個“重的”不是寫法上的重，而是突出情感的質量和深度，強調用飛翔的藝術取代一種漂浮的無力書寫，用“重量”抵禦文化消費時代帶來的麻木感知，並對抗膚淺的溫情主義的“詩意抒情”。
情感理論和情感研究是近幾年的一個熱點話題，社會學、傳媒學以及人類學等主要以“斯賓諾莎—德勒茲—馬蘇米”這條哲學脈絡展開關於“情動理論”的討論，探索文化如何對人的情感發生作用與影響，同時也在反思我們所處的時代生活中的情感困局。在此意義上，孟繁華對“有情文學”的討論使中國當代文學在這一方面與國外的相關情感理論研究形成了一種對話關係。然而，與他們不同的是，孟繁華對文學中情感問題的提出與討論主要還是基於對文本的閱讀和對現實的觀察。他所考察的文學作品中的情感實踐，不單是聚焦於階段性的或者靜態的情感關係，而是從文字背後看到情感發生的動態過程，以及與社會政治文化語境之間的關係。他強調作家不僅應在深切體驗生活的基礎上對現實匱乏的部分進行描寫和記錄，同時也要呈現和表達出一種更高的審美理想。這是孟繁華對當下時代和社會做出的一種有意義的反應，即使他已經看到時代對人帶來的不可逆的影響，但仍然強調自由意志和價值使命在作家身上的顯現和實現，這種理想主義的呼喚對於寫作者、研究者以及讀者來說都是一次真誠的提醒和善意的解救。
三、作為方法的“情義”批評實踐
孟繁華的學術研究與生命人格實踐是能夠相互印證的。這一方面是說他對“有情的文學”的呼喚是批評家自身內在精神與人格的外化顯現，正如王爾德曾認為最高層次的批評是關於自身生命和靈魂的記錄；另一方面是指“情義”作為一種批評方法反過來又強化他在生活中對有情有義的持守，這也正是賀紹俊所說的：“他是有情有義之人，他的文章也是有情有義之文，貫穿到整個治學之中，使他的學術也成為一種有溫度的學術。他不是冷冰凍的，讀者能夠看出他的情感所在，看出他的正義和他的價值判斷。”
為何將“情義”作為一種方法，或許能夠從他的批評文章中找到答案。孟繁華在一個會議發言中曾指出，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宗璞的《紅豆》、柳青的《創業史》和浩然的《艷陽天》等是有難度的和真誠的作品，因為這些作家不僅真摯表達了對新時代的擁抱與追隨，而且呈現出對文學與生活的理解，所以他指出：“要堅持一些不變的東西，這個不變的東西就是面對生活的誠懇與誠實。”雖然他在這裡是針對作家創作提出的建議，但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他批評態度的流露。批評家的工作不僅是對文學作品進行理性分析，更要呈現他對時代生活的價值判斷和情感態度，而“情義”就代表一種態度，包含著他所說的誠懇和誠實。例如，他對文學中“終結”“崩潰”“危機”等問題的大膽提出，看似是冷漠的否定和批判，實則是誠實的提醒和還原。他對人的精神問題的執著探討和反覆追問，始終在踐行自己的“情義”準則。近幾年他持續關注文學中的情感書寫問題。他在2015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中的“情義”危機》引起了學界熱烈反響，後又於2019年發表的《善是難的，難的才是美的》中提出“有情的文學”概念，2023年他又在《文學創作的核心觀念——當下作家對文學與情感關係的理解和闡發》一文中指出當代小說情感書寫理論建構的可能。事實上，關於文學的情感、心靈和精神的話題其實是他學術研究原點的延續和擴展。他從90年代書寫《夢幻與宿命：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歷程》時就開始關注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與精神歷程，這是他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方面。堅持對不同時期社會生活和文學狀況的發展進行追蹤和研究，並做出自己的思考與評價，這是孟繁華在批評實踐中始終不變的地方，而這種不變的堅持和探索的激情主要源於他對文學的摯愛和情義。
不過，將“情義”作為方法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個理性的評判標尺。面對小說中的複雜情感，孟繁華沒有用世俗的標準來評判小說，而是選擇理解與尊重，這不僅是他對人類情感複雜性的深入思考，也是對真實世界的理性辨析。因為真實的情感本身攜帶著各種不確定性、非理性甚至令人無法忍受的部分，所以他堅持自己的批評理念，即對人性保持寬容的態度，而拒絕道德化及說教式的評價。在分析付秀瑩的《他鄉》、阿來的《蘑菇圈》、東西的《迴響》時，他都沒有迴避道德倫理和藝術觀念之間的錯位，更沒有將這部分道德庸俗化，而是還原到個體生命經驗中，擺脫道德倫理的規約，並進行學理性的勘探，析出隱匿在文本中的“危機”。他的這種批評方式不僅去除了理論闡釋對文本的盤剝，而且明確了批評家的標準與態度，體現出對文本的尊重以及對個體生命的關懷。在道德倫理與文學之間，他站在了文學這邊。從現實生活角度來看，他的真性情也滲入他的批評實踐中，如他在評價陳曉明的文本細讀研究時，詳細指出了陳曉明在梳理作品譜系過程中所遺漏的部分，這既看出孟繁華對文本或論著的細緻閱讀，又反映了他對文學本身的尊重與熱愛。所以，在朋友與文學之間，他同樣是站在了文學這邊。
而真正站在文學這邊時，批評家需要具有相當的精神高度和深厚的理論修養，並要賦予研究對象以歷史生命。孟繁華面對批評研究對象時並不會過分地拔高或者矮化，他對學者謝冕、洪子誠、陳曉明、蔣寅、謝有順，包括作家莫言、賈平凹、李洱、張煒以及畢飛宇等的批評研究，都以平等的對話姿態從宏闊的文學譜系中進行分析與解讀。不過，他也會加入一些帶有個人記憶的印象式的討論，這種學理性思辨與個人經驗的融洽結合，不僅讓人們更加直接地感受到批評中的生命重量，也使他的批評文章更具感性的質地。在解讀文本時，孟繁華又著力發掘和探索作家自身的特徵，通過他的分析能夠看到不同作家的獨特之處。例如，莫言以小說的方式“插手了與己無關的事物”，賈平凹對風水、鬼魂等神秘文化的書寫構成了小說“中國性”的一部分，張煒的《艾約堡秘史》呈現出了“早已感知卻沒有道出的那種隱痛”，李洱的《應物兄》寫出“這個時代知識階層總體的精神面貌、心理狀況和日常生活”，阿來的《雲中記》具有“親生命性”特徵，石一楓擁有“敢於直面當下中國精神難題的勇氣”，蔡東的創作具有一種“把花開向地面”的內斂姿態……孟繁華走進文本中辨識紛繁文字背後的聲音，並脫離固有文本的敘述限定，觀察作家創作過程中的自省與意圖，再用學理性的語句將研究對象所表達的深刻經驗顯現出來，讓人們感受到文學的魅力所在。
當然，他對文學期刊的研究也具有人本主義情懷。通過這部文集的第三小輯，不僅清晰地看到中國當代文學或學術期刊的歷史演變過程，而且還從他與這些刊物產生的生命交集體驗重新理解了文學刊物的理念與規則。孟繁華所做的期刊研究既結合個人的經驗拓展了雜誌本身的人文內涵和歷史景象，又表達了雜誌辦刊理念對他個人產生的恆久影響。當人們還在將雜誌期刊當作一種單向輸送的文學載體時，他已拋開發表與反饋的對應關係，始終遵循著自己的情義律法，從自己的文學事業中重尋來路，並以開放的形式將自身從藝術中獲得的滋養回饋給文學本身。
孟繁華在這部文集中並不是研討文學的敘事與修辭問題，而是以史家的眼光去探究文學與總體性之間的關係，這也是他的研究具有歷史縱深度與厚重感的原因。他通過“有情有義”這一想像性的文學圖景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提供了一個相互關聯的基本場域，這個場域將社會的外部信息與文本的情感表達統一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向心力，既指向當下文學創作的核心問題，又傳達出我們的時代精神與生命處境。在批評的過程中，他將個體生命經驗和情義準則放置在文學中踐行自身的批評觀念，使得這部文集不僅是一個五年批評研究的匯總與檢驗，更是他對“情義”的理解在批評研究中的實踐與顯現。
孟繁華在這部文集的創作談的最後一句說道：“我們之間保持了幾十年的友誼，這友誼除了情投意合，最終還是與文學有關。”在通過算法抵達效率的現代社會，他還站在文學這邊守望並堅持自己的“新理想主義”，這也許就是他能夠讓抽象的批評語言堅實地落到生命情感基底上的原因。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寫道：“我們現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對世界的關係是一種人的關係，那么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用信任來交換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藝術的享受，那你就必須是一個有藝術修養的人。”或許可以將孟繁華的文學批評與人格實踐看作是對這段話的當代回應，他在“情義”中守正並敞開，用自己數十年的文學批評實踐給出了一份關於自我生命如何實現的答案。
作品影響
- 相關活動
2023年6月14日下午，由北京市文聯主辦，北京市文藝研究與網路文藝發展中心承辦的“文學現場的進與出：《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2016—2021的文學狀況》”活動在北京舉行。這期藝苑沙龍活動，邀請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原主席、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孟繁華為主講人，結合他新出版的評論集《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為讀者講述“文學現場的進與出”；北京老舍文學院專業作家石一楓擔任與談人，作家、文學評論家、《小說選刊》副主編李雲雷擔任學術主持。與會專家圍繞孟繁華新的評論集《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展開對談，主要討論了三個話題：一是文學史寫作的“變”與“不變”，二是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相互促進，三是文學與情感的關係。
出版信息
書名 | 作者 | 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ISBN |
|---|---|---|---|---|
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2016—2021的文學狀況 | 孟繁華 | 春風文藝出版社 | 2022年11月 | 978-7-5313-629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