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生平
崇禎皇帝
朱由檢,光宗第五子,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
天啟二年(1622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皇位於中極殿。次年改元崇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縊身亡。同年四月四日入葬。崇禎皇帝在明代諸帝中是個比較注意恭儉和頗為勤政的皇帝。文獻記載,他即位後,以封疆多事,“罷蘇杭織造”,又“禁衣飾侈僭及婦女金冠袍帶等”,自己的御用之物,也用銅錫或木製品。他還經常召對群臣,“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批閱章奏,議論時政常至深夜。由於崇禎帝比較勤政,而其他各代亡國之君,多荒淫無道或不理朝政,故歷史上的一些史學家認為,崇禎皇帝的亡國是“有君無臣,禍貽邦國”所致。崇禎皇帝自己也認為,自己不是“亡國之君”,而大臣們都是“亡國之臣”。其實通觀崇禎帝治業的失敗,其亡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崇禎帝臨國之初,以
魏忠賢為首的
閹黨還把持著朝政。朝廷上下,吏治腐敗,貪污成風,政治十分黑暗。所以,崇禎帝初入皇宮,保持了較為清醒的頭腦。他先翦除魏忠賢的羽翼,最後懲治魏忠賢。緊接著,崇禎帝又調整了內閣班底。他先後罷免了依附魏忠賢的
黃立極、
施鳳來、
張瑞圖、李國榗四名內閣成員。同時,“大計天下吏”,痛掃閹黨餘孽。崇禎帝還根據翰林院編修
倪元璐的建議,為遭迫害的
東林黨人平反翻案,下令盡撤各處鎮守內臣,改由督托專理邊政。崇禎帝的這些政治措施,使閹黨勢力受到了沉重打擊,“朝端漸見清明”,對鞏固崇禎初期的政治統治起了很大作用。
但崇禎帝即位時,由於內憂外患的嚴重,明朝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東北地區,
後金勢力日益強大,遼東重鎮已經失陷。西北地區,更是連年乾旱,蝗蟲遍地,顆粒無收。老百姓不得不吃蓬草,剝樹皮,甚至以泥土、石粉充飢,出現了“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的情況,各地農民起義此伏彼起。特別是王喜胤、
高迎祥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城陷地,聲勢越來越大。
面臨這嚴峻的形勢,加之崇禎帝為扭轉危局過於急躁,對吏治的整治不當,以及心胸狹窄、喜奉迎、惡直言和任人不當、多猜疑、重誅殺等缺點,終於使他勵精圖治,中興明室的願望徹底破滅。風雨飄搖的明朝政權,也被農民起義推翻。
崇禎帝死後,南明弘光政權(福王),為他定廟號為“思宗”,謚“烈皇帝”。後以“思”非美謚,改廟號為“毅宗”。隆武(唐王)時,又定廟號為“威宗”。清軍入關,初定崇禎帝廟號為:“懷宗”,謚“端皇帝”。後以“興朝謚前代之君,禮不稱,數不稱宗”,於順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去其廟號,改謚為“莊烈愍皇帝”。
皇后周氏,崇禎帝元配,大興縣人,嘉定伯周奎女。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天啟七年(1627年)二月初卯時迎娶,冊立為信王妃。崇禎帝即位,冊立為皇后,周氏遵旨自縊身亡。南明弘光朝曾為她上尊謚為“孝節烈皇后”,清朝人定中原後,為她上諡號為“大明孝敬貞烈慈惠莊敏承元配聖端皇后”,順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改謚為“莊烈愍皇后”。
皇貴妃田氏,陝西人,左都督田弘遇女。崇禎元年(1628年)封禮妃,進皇貴妃。田氏“生而纖妍,性寡言,多才藝”,尤善撫琴,生皇子四人。崇禎十三年(1640年),所生皇五子病逝,田妃從此憂鬱患病。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去世,謚“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入墳園內。
思陵雖為帝陵,但這卻是清朝時的事,明朝時它只是一座妃墓——皇貴妃田氏之墓。一座皇貴妃墓是怎樣升格為帝陵的呢?這還要從崇禎帝
自縊身亡那段史事開始談起。
明朝自朱元璋開國曆270餘年,到了崇禎年間社會已極度不安。後金政權崛起東北,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到北京城。十八日,太監
曹化淳開彰義門投降。當天夜裡,崇禎帝登萬歲山(即今景山)四望,見大勢已去,易服帶佩刀,欲奪
正陽門而出。守門軍不明情況,以為皇宮內變,遂返炮拒擊,崇禎帝未能出城,返回皇宮,對皇后周氏說:“大勢去矣,爾為天下母,宜死!”皇后也相對慟哭說:“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所恨。”皇后周氏遂自縊而死。崇禎帝自知日暮途窮,連喝數杯酒,下令兩宮及懿安皇后自盡,傳太子及二王改裝出走,又人壽寧宮,劍砍
長平公主左臂,殺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天將曙明,崇禎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想孤注一擲,作最後掙扎,但大臣們一個也沒到。崇禎帝走投無路,只好登上萬歲山,在壽皇亭旁的樹下自縊而死。死時“披髮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乾天怒,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太監
王承恩隨崇禎帝一同上山,遂再拜慟哭,在崇禎帝前跪縊而死。
十九日午,李自成農民軍攻入皇宮,在清宮過程中,沒有找到崇禎帝。李自成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滅族"。二十日午,才發現崇禎帝己自縊身亡。李自成命人用兩扇門板將帝後屍體停在
東華門側,裝入柳木棺內,搭蓋了臨時靈棚。二十三日重新改殯,以紅漆棺殯帝,黝漆棺殯周后。崇禎帝頭戴
翼善冠,身著袞玉滲金袍,周后亦依制加袍帶。
建陵風雲
大順時期
帝後棺槨在東華門所設靈棚連停數日,明朝的官員都不敢去看。只有襄城伯
李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跪
梓宮前大哭”。農民軍將他抓住見
李自成。他“以頭觸階,血流被面”。李自成勸李國楨投降。李國楨說:讓我投降必須答應三件事:一是明代帝王陵寢不能發掘破壞;二是用天子禮葬崇禎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應。但難辦的是崇禎帝生前並沒有預建陵寢。其原因按清查繼佐《
罪惟錄》記載是這樣的:“崇禎初年,徧求天壽,無吉壤。至十三年,始召劉誠意孔昭(誠意伯劉孔昭)及張真人甲(真人張甲),協視地,得薊州鳳台山(清代又作“昌瑞山”或“豐臺嶺”,即今河北遵化
清東陵所在地)。雲地善而難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崇禎十七年)以後,不及事。”於是李自成農民軍只好決定將崇禎帝、後葬入田貴妃的墓中。
田貴妃,即前述的皇貴妃田氏,其墳園建築由工部侍郎陳必謙負責營建。但地面建築未成,而明朝已經滅亡。
三月二十五日,大順政權順天府官李票(或作李紙票,文獻記不一)為開田貴妃墓室一事,責令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催夫速開田妃壙,合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可是,因為當時昌平州“鈔庫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緊迫,時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趙一桂,只好與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商議,帶上工房人員馮朝錦入京稟報順天府。經再三請示,府官始朱批:“著該州各鋪戶捐挪套用,事完再議。”
趙一桂回州後,隨即組織募捐。先後有十人捐錢共350千文(約合銀233.6兩)。其中,劉汝朴60千文,王汝朴50千文,白紳30千文,鄧科50千文,徐魁30千文,李某(佚名)50千文,趙永健20千文,劉應元20千文,楊道20千文,王政行20千文。
幾乎只有這點錢鈔,就完成了崇禎帝後的整個葬儀。其中,雇夫頭楊文包攬開挖、掩埋隧道,用銀200兩;搭蓋薄棚三間、小棚兩間,用銀四兩五錢;從紙鋪買紙用銀一兩八錢;從豬戶買豬用銀四兩五錢;從羊戶買湯羊二隻,用銀一兩六錢;從攢盒鋪買素供二桌,用銀一兩;從飯鋪買面及大米飯,用銀一兩;犒賞夫役,用銀二兩四錢;打造開啟玄宮石門用的拐釘鑰匙及石匠開門,用銀五錢;伺候送柩員役酒飯等,用銀五兩五錢;買細連繩用銀四錢;木匠工價用銀四錢;打掃靈棚人夫用銀二錢五分;順天府來人飯錢用銀一兩一錢。
田妃墓隧道長十三丈五尺,寬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地宮石門。用拐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裡面是三開間的香殿,中間懸掛兩盞萬年燈,內燈油僅二三寸深,缸底都是水。陳設的祭品,前有石香案,兩邊列五彩綢緞侍從宮人。田妃生前所用器物衣服盛貯在大紅箱內。東間石寢床上鋪裁羢羶,上面疊放著被、褥、龍枕等物。由於地宮內潮濕,衣、被等物多浸泡黬黑,被褥僅一面用錦繡,其餘都用布縫合,金、銀器皿也都是用鉛銅冒充。打開第二層石門,裡面是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上面停放著田妃棺槨。
初四日申時,帝後棺木送到,停放祭棚內,棺木前陳設豬羊金銀紙札等祭品,眾人舉哀祭奠。祭畢,將田妃槨(棺外木套)打開,先將田妃棺移於石床右側,次安周后棺於石床左側,最後將崇禎帝的棺木放入田妃槨中,停放在石床正中位置。棺槨之前各設香案祭器,點起萬年燈,遂將兩座石門關閉,將隧道填平。
初六日,趙一桂率捐葬鄉耆人等再赴葬所祭奠。祭畢,於附近西山口等三村撥夫百名,各備杴筐,舁土為崇禎帝堆起了墳冢。
趙一桂、孫繁祉又捐銀五兩,買磚在冢周修築了五尺高的圍牆。
崇禎帝後,在
大順農民軍政權的命令下就這樣葬入了田妃墓中。
滿清時期
清朝人主中原後,為收買人心,籠絡漢族地主階級為清廷效力,始將這座葬有崇禎帝後的妃子墳命名為“思陵”,並改葬崇禎帝後,營建了地上園寢建築。
按《清世祖實錄》記載,清廷下令以禮改葬崇禎帝後,並營建思陵建築,時在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思陵的改葬開隧和營建卻是舉步維艱。首先是工程組織不能迅速落實。該工程本應由工部及內官監負責,但工部卻因缺員而不能分任。內官監雖已責成總理冉維肇,管理
高推、
王應聘三員內官專司督理,但大概是由於“故君之事,既無賞可冀,又無罰可畏”,所以,雖經原任明朝司禮監掌印太監
曹化淳屢次勸勉,三人卻總是置若罔聞,三秋已過,冬至將臨,開工仍杳無日期。為此曹化淳不得不在順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上奏說:“禮,為舊君有服,不知諸臣何以置念?且時雖寒冱,地氣尚暖,及今猶可開挖隧道,先妥梓宮,其立碑建亭,姑俟來春舉行,倘再悠忽,是遲一日之工作,即虛一日之曠典,如作速報竣之明綸何?伏乞夭語嚴飭該監刻期赴陵,先開隧道,來春亟建亭碑,萬勿藉詞緩諉沉閣(擱)……庶恩旨信而大義昭垂,芳萬世而無斁矣。”順治皇帝覽奏朱批:“思陵作速經營,已奉有旨,該監何得玩泄?冉維肇等姑且不究,著即刻期赴工,先開隧道,其餘俟來春報竣。如再延諉,定行重治。”
其次是工程所需銀兩不能及時到位。在順治帝的嚴旨切責下,負責思陵營建的冉維肇等人只得儘快趨赴工所,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興工開挖隧道,思陵採石等工也正式開始。十二月初,思陵營建所需石碑、石座,均運至北京城北安門外西步梁橋東,並號有“錦壁山(鹿馬山別名)工用”字樣。當時,本應同時並舉的工程計有三項:一是思陵營建,二是葬張皇后於德陵,三是葬萬曆妃劉氏於銀錢山。三項工程估價為3000兩白銀。銀兩的來源,原奉旨賜陵地租銀1500兩,文武百官及內臣捐助1500兩。但事實上,直到該年十二月,陵租雖已徵收,但工程所須銀兩卻不知從何處關領。多方勸捐的650兩雖早在九月初四匯交給工部營繕司,但文武大臣捐助之銀卻差一半有餘。所以,工程開始時,工部所掌握的銀兩隻有1000兩,而開工時督送至工所的銀兩又只有110兩。為此,曹化淳以及原任秉筆太監車應魁、
王德化,隨堂太監王之俊、
盧維寧等人只得於該年十二月移文內院,催辦銀兩解送事宜。他們在移內院文中說:“工飯乃日用必需, 似此零星接續不及,何以措用。乞為總解,方能克濟。今值暮冬,時日有限,倘工飯銀遲滯,束手停工,無米難炊,必致稽誤。……所有石碑、石座……趁此地氣堅固,必需車價覓運到工,不誤明春建立之用。……人匠畢集,工飯諸費,每日必需,勢難停手,矧起運碑石,值茲地堅,正可拉運,所欠捐數仍望內院一為傳諭。至於此工所注賴者尤在一千五百之陵租……伏乞垂念急需,萬難少緩。”
在曹化淳等人的催促下,順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改葬等工終於完成。十日,工部尚書興能上奏,請示以余剩銀兩,建造香殿。十二日,順治皇帝批示:“知道了,余銀修造事宜,工部看議具奏,欽此。”十月二十七日,平西王
吳三桂又捐銀千兩,助建思陵,思陵的工程才暫告一段落。順治十一年八月,清代著名學者
談遷曾赴思陵拜謁,他在《
北游錄》一書中記述了當時思陵的建築規制:“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門丈有二尺,左右各戶而鑰其右。……垣以內左右廡三楹,崇不三丈。几案供奉明懷宗端皇帝神位(此處當指
享殿內)。循壁而北,又垣。其門、左右廡如前。中為碑亭,雲‘懷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進此垣,除地五丈則石坎,淺五寸、方數尺,焚帛處。坎北爐瓶五事,並琢以石。稍進五尺,橫石几,盤果五之,俱石也。蛻龍之藏,涌土曰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棗數本。”同書《紀文·思陵記》又謂,思陵享殿為“三楹”(三間),“奉先帝木主”;碑亭(文中稱“內殿”)有額,有金書“思陵”二字。亭內石碑“大明”亦為金字。碑刻“懷宗端皇帝陵”。
順治十六年,思陵的建築又稍有變化。該年三月,陵前增碑亭一座。十一月,去崇禎帝“懷宗”廟號。並改謚“莊烈愍皇帝”。陵內石碑、神牌字跡隨之而改。十二月,順治皇帝下《諭修明崇禎帝陵詔》,其具體修建項目不詳於文。但從康熙年間譚吉璁《肅松錄》所記思陵制度看,思陵雖經順治十六年的修建,但並無大的變化。該書所記思陵的建築情況是:“碑亭南北四丈八尺,修三丈。享殿,距門十三步,階三,無台,殿三楹,廣七丈二尺,修四丈二尺,內香案一,青琉璃五,器全設。一神牌,高二尺五寸,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題曰‘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宏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中楹為暖閣,長槅六扇,中供木主三,中則莊烈愍皇帝,左則周后,右則田妃,外俱用櫝冒之。周后神主題曰 ‘大明孝敬貞烈慈惠莊敏承天配聖端皇后’,田妃神主僅存‘恭懿'二字,余被人磨去矣。配殿三楹,俱黑瓦。殿前大杏樹一株。陵寢門三,距殿址四步,穴牆為門,中廣二丈四尺,修一丈二尺,傍則戶矣。明樓距門十一步,不起樓,階四,中開一門,左右夾窗二。碑石廣一丈六尺,修六尺,雕龍,方座,高丈許,題曰‘莊烈愍皇帝之陵'。石几距樓十步,長五尺,博二尺。幾前石器五,俱高八尺,方式雕龍。中一方鼎,與諸陵異,皆列於地。寶城距幾甚近,無城,周圍用牆,高六尺。中以石灰起冢,高四尺,繚以短垣,左松八株,右松七株。”
清乾隆年間,思陵先後兩次修繕,陵園建築規制又發生了新的變化。
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刑部左侍郎
錢陳群奉命祭祀思陵,發現思陵因長期失修,風雨剝落,殿廡傾圮嚴重,遂奏請修葺,並提出:遵世祖章皇帝奢靡不尚之諭旨辦理。乾隆帝從其所請,下詔修繕思陵。直隸總督那蘇圖奉命督辦該項工程。昌平州知州胡大化估報,修繕享殿三間,建造配殿六間,加上大門、二門、碑亭、甬路等工程共需工料銀及燒造琉璃瓦銀13900餘兩。後又經保定府同知
永壽實地覆核,認為“
享殿三間雖久已倒塌,舊存木植磚塊尚敷湊用,似應添補修葺,其餘牆垣等項酌量粘補。其配殿六間久經傾圮,且地基窄狹,毋庸重修,以省靡費”。此議於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經
那蘇圖奏請乾隆皇帝同意後遂只將思陵享殿、垣牆修好,配殿廢而未修。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修葺十三陵,思陵是其中之一。因“順治年間改建思陵,而一切明樓、享殿之制未大備”,特命“重為修葺,悉如別陵。並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妥享祀”。
修陵大臣工部尚書金簡等人經實地勘察提出,思陵“僅有享殿三間、碑亭一座,規制頗覺狹小。伏思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命以帝禮改葬,茲復仰奉諭旨,不惜帑金修葺諸明陵寢,似應就現在地勢加築月台,將舊碑亭移建月台之上,後牆略為加高,寶頂隨牆添土,並將原建享殿三間改造五間,宮門一間改造三間。用彰恩施優渥”。於是,思陵的陵門改建成了硬山頂式的三間門樓,享殿建成了面闊五間(通闊17.3米),進深三間(通深8.5米)的單檐歇山頂式建築。石雕五供之後也建起了無馬道、宇牆的單面牆式的寶城牆,和城台及重檐歇山頂式的明樓。
在陵園的管理上,思陵和其他明陵一樣,在清代設定有司香內使(守陵太監)二名、陵夫八名,照役給予香火地畝。每年春秋二季,分由太常寺差官至陵致祭。清廷每年還委派工部堂官一員,赴陵檢查陵園建築,時加修葺。
思陵,雖然終清之世一直是崇禎皇帝的陵名,但在順治、康熙年間,一些知識分子卻不稱其為思陵而稱之為“
攢宮”。
如
顧炎武在《
昌平山水記》中就直稱思陵為“攢宮”,並加以解釋說:“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攢宮,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殺,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帝陵圖說》的作者梁份亦云:“烈皇帝殯于田妃墓,國恥未雪,不謂之攢宮不可也!以陵稱不可也!以思稱尤不可也!”顯然,他們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場上,認為明朝的國恥未雪、君父之仇未報,因此,崇禎帝雖葬於田妃墓中,但卻不能稱“葬”,思陵也不能稱“陵”。他們拒不接受清朝為崇禎帝墓所定的陵名,反映了他們對清朝統治者的不滿和對明朝的懷念。
民國及以後
清朝滅亡後,軍閥連年混戰,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又蹂躪了思陵,屢逢劫難,殘毀十分嚴重。地下墓室曾先後兩次被當地土匪盜發。1947年,國民黨軍隊為修炮樓,又大規模地拆毀陵園地面建築。至新中國建立前夕,思陵已是滿目淒涼,只有墳冢、樓殿遺址、石雕五供、碑石作為珍貴文物保存下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十分重視文物保護工作,思陵的珍貴文物得到應有保護。
主要景點
現在的明思陵,雖然沒有金碧輝煌的殿宇樓台,但古陵殘碑,松濤陣陣,仍別有一番意境。特別是殘存下來的石雕藝術品,構思奇妙,雕工精細,頗引人入勝。
石
五供,分為前後兩套。前一套,是五個相互獨立的供器,正中為香爐,雕為四足兩耳的方鼎形,上面浮雕饕餮紋。左右為燭台,台腹四面雕刻人物故事;最兩邊的是花瓶,瓶腹、瓶項略呈圓形,亦浮雕饕餮紋。五供器各施以石座,與明代其他各陵共用一祭台不同。後面的一套,祭案的案端作翹頭式,案面浮雕繩紋,下作悶戶櫥形狀,四腿因項部內收而隨勢彎曲,足部外翻,還保留著明式家具線腳優美、雄渾大方的特色。案上放有石雕供果五盤,一盤為桔,一盤為柿,一盤為石榴,另外兩盤分別為壽桃和佛手,形象十分逼真。碑石雕刻也別有風趣。碑首作“四螭下垂”式,碑身左右雕升龍,碑座前雕五龍,後雕五麒麟,左右雕母獅背負小獅圖案,母獅前還有小獅或作戲球狀,或伏於母獅身下作哺乳狀,形態極為生動,據說,這是象徵古代官爵中“太師、少師”的一種吉祥圖案。明樓內的聖號碑碑陽篆額“大明”二字,下刻“莊烈愍皇帝之陵”七個大字。前面的神道碑碑陽篆額“欶建”,下刻清順治年間大學士金之俊奉欶撰寫的碑文。
交通信息
十三陵方向出西關環島,前行過大宮門、神路,幾公里後見紅綠燈路口路牌,此處左轉,直行上砂石路進村,路旁有個石牌—泰陵園,穿過村子,沿路直行路過小宮門村,到頭有個小治安崗亭,右轉,不遠有個村子,悼陵監村,思陵就在村子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