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說

關於歷史發展呈治亂興衰循環交替的學說。儒家史學思想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循環說
• 定義：關於歷史發展呈治亂興衰循環交替的學說

治亂循環損益變化

孟子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孫丑下》）孟子從三代歷史交替得出這一看法，因為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周文王五百有餘歲，由周文王至孔子五百有餘歲。這樣孟子便以五百年為一運，為歷史治亂興替的大略時間，歷史治亂與聖人有密切關係，故五百年有聖人出。以拔亂反正。當然五百年是大略時間，歷史治亂有遲有速，並非機械限於五百年間。孟子又說：“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同上）這裡說的“數”指氣數、氣運，由文王到孟子七百多年，已超過五百年，從氣數上說已到天下大治之時，然而儘管中間出過聖人孔子，社會仍然處於亂而未治當中。孟子據歷史氣數推論，認為天將有大任落在他的肩上，自命能負起平治天下的重任，此其所說“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的意義所在。秦漢以後，王朝興替，皆以孟子所說天下一治一亂為歷史循環交替即改朝換代的規則。天下未有久治不亂者，而亂終要歸於治，歷史便是治亂交替循環不已。

司馬遷說：“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史記·高祖本紀》）歷史的循環並非簡單地重複，而是螺旋形的發展。三代盛世的興衰交替便體現了這一規律。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在此，孔子雖從禮的發展談損益，但亦可用以說明一般的歷史發展。後一個朝代總要對前一個朝代有所損益，所謂損益具有改革、維新意義，因此，歷史的變化並非簡單地重複。司馬遷又說：“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史記·高祖本紀》）此處所說“野”指質勝於文；“鬼”指迷信鬼神；“僿”據《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作薄”，“薄”即不真誠。這說明三代交替總是後一代克服前一代之弊。可見歷史循環乃螺旋式上升。但因儒家堅守封建綱常的根本原則不可改變，因此，歷史循環說帶有很大局限性。

荀子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荀子·王制》）這一綱常不可改變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被漢代以後儒者引伸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上學的思想（見道不變說）。戰國後期陰陽家主張的“五德終始”說，亦屬於歷史循環交替說，亦為儒家所吸收。（見儒學與陰陽家）

“三統”“三正”說漢代儒家董仲舒提倡三統三正歷史循環交替說。他將儒家的治亂交替說與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相結合，提出歷史是黑統、白統、赤統三統循環交替，由此而改正朔易服色。如夏以寅月（農曆正月）為歲首，稱建寅，尚黑色，為黑統；商以丑月（農曆十二月）為歲首，稱建醜，尚白色，為自統；周以子月（農曆十一月）為歲首，稱建子，尚赤色。為赤統。繼周而興的朝代套用夏正，尚黑色，如此“三統”（黑白赤）“三正”（朔日、正朔）循環不已。（《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東漢《白虎通義》一書吸收了董仲舒的說法。上述說法是為新王朝的建立和鞏固提供神學的根據，賦予新的王朝改正朔易服色以神秘色彩，從而說明新王改制的神聖意義。

儒家之復古和維新

儒家盛稱夏商周三代盛世，是他們以復古形式寄託政治理想。如宋儒程頤說：“由堯舜至於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尼參酌其宜，以為萬世王制，此作《春秋》之本意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論書篇》）孔子參酌三代而為後世王者立法，這樣對待歷史要有一個嚴肅的態度，即對歷史上的利弊要損益得宜，才可為後世起到立法意義。這是儒家以孔子“托古改制”之名，以三代為榜樣，發揮《春秋》微言大義，以達到澄清和改良現世政治的目的。程頤又說：“為治不法三代，苟道也。虞舜不可及已，三代之治，其可復必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論政篇》）這是以三代為政治範本，認為虞舜受堯禪讓，其政治後世難以企及，而三代傳子，三代盛世的政治局面則是可以再現的。這當然是以復古（三代）之名實現維新之理想。因此，治亂雖由天數，但亦不能忽視人為。二程（程顥、程頤）說：“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下《二先生語二下》）這裡所說“治亂相承亦常事”，是就歷史發展規律而言。而關於君子或小人當道，是就促成歷史治亂的遲速而言。由此，程頤強調要於盛世警惕衰敗。他說：“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論政篇》）這是儒家治世的積極態度，方盛慮衰，總是兢兢業業，防患未然，保持政治清平。這說明，儒家對歷史循環交替，並非宿命思想，而是強調人在歷史中的能動作用。

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說：“天運循環，無往不復。”這也是以托古形式寄託實現天下大治的盛世理想，因為他也美化三代盛世。朱熹還從“理”、“氣”的哲理高度談歷史變遷，認為治亂交替受氣運支配。他說：“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世，定是出非常之人。”（《朱子語類》卷一《理氣上·太極天地上》）朱熹所說“氣運”受“理”支配，認為氣運變遷有其必然之理。因此，他所說氣運更富哲理性。儘管他對歷史一治一亂，有循環論的局限，未能超出王朝更替的框框，而他從氣運盛衰探討歷史發展的規律，認為無有衰而不盛者，這就是認為歷史有不斷發展的趨勢，歷史不會停滯不變。他認為降非常之禍於世，定出非常之人以救世，這種時勢造英雄的觀念對歷史發展充滿了樂觀精神。因此，所謂“天運循環”具有辯證發展因素，並非完全是消極的形上學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