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法羅夫1817年9月17日出生於地處今俄羅斯韃靼斯坦的契斯托波爾市。巴拉第·卡法羅夫，於1817年9月16日出生在喀山州契斯托波爾斯克縣斯塔爾舍施明斯克鎮郊一個大司祭家庭。他出身神學世家。其祖父是神父，其父伊萬·格利戈利耶維奇，畢業於喀山神學院，後來作了斯塔爾舍施明斯克的博戈雅夫列斯基大教堂的神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
- 別名：卡法羅夫
- 國籍：俄羅斯
- 出生日期：1817年9月17日
- 逝世日期：1878年12月日
- 職業：文學 漢學家、語言家
- 畢業院校：喀山神學院
- 主要成就：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
- 代表作品：《華俄大辭典》
簡介,經歷,畢業於喀山宗教學校,接受啟蒙教育,接觸中國文化,來到中國的原因,成績,學習語言,中國宗教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編寫辭典,出版《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著作集》,作品,重點事件,
簡介
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
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作品
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作品法號：鮑乃迪，巴拉第（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ф，
來自：俄國
出生日期：1817.9-1878.12
修士大司祭，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第十三、十五屆領班。
П.И.卡法羅夫（П.И.Кафаров，1817-1878），教名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所以，又習稱巴拉第·卡法羅夫。出身於喀山州一個神學世家，後來又畢業於當地宗教學校。按一般規律，他必定會成為成千上百神父中的一位，默默無聞。可是，在他22歲那年，也就是1839年，他突發奇想，申請去遙遠的中國服務，自願參加俄國駐北京布道團，成為第十二屆布道團成員，從此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他先後三次到達北京，居住時間長達三十一年。他和遙遠的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結下了千絲萬縷的聯繫，成為世界公認的著名漢學家。當代俄羅斯漢學家A.霍赫洛夫評論說“他是俄羅斯漢學科學大師之一，他寫了許多有關中國、中亞及遠東的歷史、地理和民族文化方面的著作。在東方學領域裡，他的知識是百科全書式的，科學興趣表現得非常廣泛，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國外，他都是當之無愧的權威，因此，在他那個時代，他被公認為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而現代俄羅斯漢學界，則習慣將他和Я·比丘林，В·瓦西里耶夫並列稱為“俄羅斯漢學界三大巨匠”。
經歷
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作品畢業於喀山宗教學校
1855年，就接替父親工作了四十年的崗位，作了契斯托波爾斯克縣的監督司祭。而二哥尼古拉也於1836年畢業於喀山宗教學校，隨後任契斯托波爾斯克縣色捷林基洛鎮的神父。而他的一個叫伊麗婭的姐姐，也嫁給了一個神父。這種嚴格的很有特色的神學世家的特殊生活環境，對巴拉第·卡法羅夫後來的生活道路起了決定作用。
接受啟蒙教育
和其兄長們一樣，巴拉第·卡法羅夫於1827年進入契斯托波爾斯克縣神學學校接受啟蒙教育。他學習非常努力，成績很好。1831-1832年進行年終總結時，在表格的“能力，勤勉與成績”欄里，在姓名的對面寫著“優秀”，而在“品德”欄里，寫著“非常誠實”。儘管是宗教學校，但是，課程內容仍然相當重視歷史。早在1832年，還是宗教學校低年級學生時，巴拉第·卡法羅夫就已經學完了歷史教程。這個教程是他們1832年9月26日到12月12日之間使用的，前面有一個簡短的序言，闡述了如下問題：“歷史概念”、“歷史對上帝意識，對敬仰上帝，對人的意識的好處和樂趣”、“有關希臘歷史的章節與計畫：希臘人的起源，希臘德弗卡里昂的產生”、“費弗斯基王朝的基礎”等等。
1847年11月，比丘林把自己剛出版的書《中國的道德與公民狀況》送給了他。
1837年，經過自己的努力和父母的幫助，巴拉第·卡法羅夫進入聖彼得堡神學院深造。
接觸中國文化
1838年，巴拉第·卡法羅夫順利畢業，被錄用到神學院管理委員會外事辦公室作文牘秘書。按當時的情況，這等於在他面前展開了一條神學部門的升官之道。可出乎意料的是，辦公室的工作很快使巴拉第·卡法羅夫厭煩了。不久，他給正教事務衙門遞交了請求書，居然要求把他列入將被派往北京的布道團。1839年8月2日，他的請求被批准。當日，他就前往教堂剃度為僧，法號“巴拉第”。從此與中國及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來到中國的原因
1865年7月31日，他在答應出任俄羅斯據北京第十五屆布道團首腦時，曾給索·蘇哈沃—卡貝麗娜寫過信。其中說：“很久以前，您，善良的索非婭·瓦西里耶夫娜，曾經因我不可原諒的沉默而譴責過我。但這段愛情為何失敗，及其對巴拉第·卡法羅夫產生了何種影響，仍然無法估量；至於“渴求通曉東方民族生活的知識”，客觀上確實存在。
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
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1867年，B·貝勒士奈德寫信給Ф·奧斯汀-薩克恩，其中也說“我不打算囉嗦他作為一個人和學者的高尚品格，在北京，所有的歐洲人，中國人都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
1838年1月進入聖彼得堡神學院攻讀碩士學位。而當時巴拉第·卡法羅夫也正在那裡學習和工作。如此一來，他自然就成了十三屆布道團首腦的熟人和同事。這樣，巴拉第·卡法羅夫就完全具有了申請去中國的關係和知識契機。後來，十三屆俄國駐北京布道團的大部分成員都來源於聖彼得堡神學院；
卡法羅夫第一次居京時期，從漢、蒙、藏文佛典中做了大量摘譯，除部分發表外，全部手稿贈給В.П.瓦西里耶夫（1818-1900）。此外，所有著作幾乎全部發表，大部刊於其本人創辦的《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著作集》。
所編《華俄大辭典》使其享有世界聲譽。卡法羅夫在華期間，適值中國發生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等重大歷史事件，他給亞洲司和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岳福的報告頗有史料價值。卡法羅夫於1858年英法聯軍侵華時期所寫日記也有史料價值。卡法羅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岳福和俄國公使普提雅廷提供關於京津的重要政治軍事情報與建議，對沙俄搶在英法之前強迫中國簽訂不平等的中俄起了作用。
成績
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作品學習語言
巴拉第·卡法羅夫作為一般神職人員，主要工作是學習語言；其次是研讀和研究佛教典籍，寫了幾種出色的佛教著作，在漢學研究領域展示了其出眾的才華。布道團成員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習語言。巴拉第·卡法羅夫則主要學習了漢語。事實上，新布道團成員們的漢語教育早在聖彼得堡時就已經開始了。1840年2月，新教團經過艱難跋涉，來到伊爾庫茨克。在這裡“趁為經過恰克圖以及以後經蒙古到北京的準備時間，巴拉第·卡法羅夫藉助於B.瓦西里耶夫的幫助，熟悉了蒙古語和藏語。到達恰克圖之後，語言課繼續開，但老師則換成了在恰克圖語言學校教漢語的K.克雷門斯基。這個學校是1835年5月在比丘林的直接參與促進下創辦的”。也許正是這種單調、嚴肅的學習生活氣氛，導致這一屆布道團的漢學研究，成績斐然，誕生了巴拉第·卡法羅夫和B·瓦西里耶夫兩位世界級漢學泰斗。
語言學習過程很快就結束了，巴拉第·卡法羅夫完全掌握了漢語，由於勤奮，因此他很快在漢學研究領域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由於當時布道團有研究佛教的傳統，加上資料充足，當然也不排除為了傳播東正教而了解異教的因素，巴拉第·卡法羅夫在這個時期的漢學研究興趣及成就主要集中在佛教方面。
1843年，巴拉第·卡法羅夫完成了第一篇作品，叫“中國佛教諸神及他們的畫像記要”。很顯然，作者所創作的這個作品詳細地編輯了佛教最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神祇清單，並附上有價值的插圖收藏品。1844年巴拉第·卡法羅夫完成了命名為“迦毗羅學說”的有關佛教的新著。這部著作有一篇簡短的前言，其餘是譯自佛教叢書《丹珠爾》中的一篇專題論文《金七十論》的譯文。這些作品在送達亞洲司之後，“Д·С·.切斯特洛伊和Н·Я·比丘林參加了對它的評論，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可惜一直是手稿，沒有出版。
1847年，巴拉第·卡法羅夫又完成了另外兩部作品：《佛陀的生活》和《古代佛教史綱》。發表在他自己主編的《俄羅斯駐北京布道團成員著作集》第一、二卷中。相對來說，真正代表巴拉第·卡法羅夫的佛教研究水平的主要是這兩部作品。它們表明巴拉第·卡法羅夫研究佛教是有計畫地，不是盲目的。按照近代佛學大師呂澄的看法，如要有計畫地研究佛教，就必遵一定順序。首先是“藏經”，也就是材料研究；其次是“佛傳”，也就是佛教創立者的傳記研究；再次，是“教史”，也就是佛教傳播史的研究；最後是“佛理”，也就是佛教宗教哲學理論的研究。如果我們對巴拉第·卡法羅夫研究佛教的歷程進行考察，我們就會發現，他正是依照這樣的順序來研究佛教的。首先，在北京居住的第一個時期，他除了全力學習漢語外，所有剩下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閱讀佛經上。當時，布道團佛教研究專家波·圖卡利諾夫在給亞洲司的報告裡就說：“巴拉第以少有的熱情，堅定不移地沉入佛教的漩渦之中。從早到晚，坐在佛經面前，抄著，譯著……”。根據瓦西里耶夫院士的回憶，巴拉第·卡法羅夫“閱讀了750多卷的漢文佛經後，在臨回國前夕，放棄了佛教研究，把所有的手稿摘錄全部贈送給了我，至今它們還保存在我這裡”。可見，巴拉第·卡法羅夫研究佛教的路子很正確。先努力熟悉了佛教資料。在北京的幾年，就熟讀了750多卷佛經，這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其次，寫了《佛陀傳》；接著又寫了《古代佛教歷史綱要》。按理，接下來就是研究佛教教理。可惜，由於沙俄政府的指令，以及與滿清學者何秋濤的交往，他的學術興趣發生了變化。從第二次到達北京開始，轉而研究中國邊疆歷史。雖然，他的佛教研究沒有繼續下去，在俄羅斯本土，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在佛教研究領域，提倡研究資料的梵語原典化和研究方法的西方化，這樣就勢必導致巴拉第·卡法羅夫佛教研究傳統風格的被冷落。
由於巴拉第·卡法羅夫的傑出表現，1847年4月，俄羅斯外交部亞洲司命令他回國，並委託他組建新一屆布道團。1849年2月初，巴拉第·卡法羅夫作為首腦率領第十三屆布道團的9名成員（在伊爾庫茨克又加上恩·涅恰耶夫），從喀山出發，經過艱難的旅途，於1849年9月27日到達北京。直到1859年5月離開中國止，在北京居住共十年。這是他第二次在北京居住的時期。
漢學研究成就
中國宗教研究
第一次來華期間，卡法羅夫沉迷於佛教研究，從漢語、蒙古語和藏語翻譯了大量佛教經籍。1852年，他在《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著作集》第一卷中發表了第一部佛教譯作——《佛陀傳》，接著在第二卷中發表了《古代佛教史略》。另外一部譯作譯自漢語的《丹珠兒》，名曰《金七十論》，共120頁，沒有發表，但上面用紅色墨水和鉛筆所作的改動說明作者當時曾經準備將其發表，手稿現存莫斯科的外交部俄國對外政策檔案館。他還有一部著作名為《佛教諸神概況》，但手稿至今下落不明。卡法羅夫的這些作品說明他曾經是一個嚴肅的佛教研究者，致力於向俄國讀者介紹中國佛教產生的歷史、佛祖的生平和業績以及佛教的各種儀式。但在1846年奉召回國前，他徹底放棄了一度痴迷的佛教研究，而且再也沒有回頭。臨行前，他將自己所有的佛教譯文手稿贈送給了瓦西里耶夫。 
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作品
彼得·伊萬諾維奇·卡法羅夫作品卡法羅夫在其晚年又對中國的漢語伊斯蘭教文獻產生了興趣，共發表了兩篇文章。第一篇名為《中國的穆斯林》，1866年發表在《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著作集》第四卷。另外一篇文章是《中國伊斯蘭教文獻，對中國伊斯蘭教教徒劉澤亮編漢文伊斯蘭教文集<御覽至聖實錄>的詮釋》，1877年發表於《俄羅斯地理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17卷。卡法羅夫最為著名的伊斯蘭教研究著作當數《伊斯蘭教漢文文選》，全書共334頁，在曾任俄駐華使館醫生的貝勒士奈德（1833－1901）的幫助下，1887年於聖彼得堡出版。這本書的手稿是由阿多拉茨基神父於卡法羅夫死後在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檔案中發現的。此外，卡法羅夫還對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史進行了研究。1872年在《東方文集》第一捲髮表《基督教在中國的古老痕跡》。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方面，卡法羅夫同樣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對蒙古的研究至今為歷史學家們所看重。他的研究側重點為蒙古的早期歷史，即成吉思汗時期的蒙古史。1866年，卡法羅夫在《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著作集》第四捲髮表了他所翻譯的《元朝秘史》，原文來自《永樂大典》。他的譯文準確、文筆優美，作了660條注釋，並撰有前言，介紹了《永樂大典》的成書歷史。他對《元朝秘史》的翻譯和研究，使他成為俄國蒙古歷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譯文在將近80年的時間裡豐富了好幾代歷史學家的知識。
《長春真人西遊記》
卡法羅夫的第二部蒙古學譯作是譯自《皇元聖武親征錄》的《中國關於成吉思汗的傳說》。《皇元聖武親征錄》又名《元親征錄》、《元聖武親征錄》、《聖武親征錄》，原為中國清朝史學家何秋濤所藏，卡法羅夫從何秋濤處得到了這部書稿，翻譯成俄語並加了注釋。
卡法羅夫的第三部蒙古學譯作是《長春真人西遊記》。《長春真人西遊記》是研究邱處機及全真道的重要著述，也是13世紀上葉一部重要中西交通史文獻，對研究元史、西域史、地理、民俗等均有參考價值，在世界中世紀的地理遊記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譯本前言中，卡法羅夫介紹了這本遊記作品的成書歷史。他所作150頁之多的600條注釋，反映了他對這部遊記的研究心得。
卡法羅夫的另外一部蒙古學著作是《中國人張德輝在十三世紀上半葉的蒙古遊記》，發表在《俄國皇家地理學會西伯利亞分會論叢》1867年第9－10卷上。1869年，俄國地理學會請示俄國東正教事物管理局允許派遣卡法羅夫前往南烏蘇里江地區進行民族學考察。他在那裡一共呆了一年的時間，期間向俄國地理學會寄回了大量報告，在《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公報》1870年第6、7卷上發表了《南烏蘇里地區的民族學考察（修士大司祭鮑乃迪書信）》。
編寫辭典
卡法羅夫曾花很多時間和精力編寫漢俄辭典，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他去世前。可惜他生前未能完成這項巨大的工程。辭典最後由波波夫（1842－1913）依據卡法羅夫留在北京的辭典手稿，加以補充和完善後出版。這是俄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正式出版辭典之一，在19世紀末聞名於世，成為包括西方漢學家在內的重要漢學研究工具書。
對於卡法羅夫在漢學領域的成就，不論在俄羅斯還是在中國，都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蘇聯漢學奠基人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將卡法羅夫與比丘比和瓦西里耶夫並稱為俄國漢學的三巨頭。但是，學術界對卡法羅夫的研究力度遠不如後兩位。
出版《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著作集》
卡法羅夫擔任13屆傳教士團領班時，倡議、組織並編輯出版了一部在國際漢學界產生廣泛影響的集刊——《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著作集》，全書共4卷，由聖彼得堡軍校部印刷廠印行。
這部集刊的意義在於它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前第一本漢學連續出版物，所刊文章極具科學價值。特別是葉夫拉姆比的《內閣關於紙幣的奏摺》近來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注意。因為葉夫拉姆比所翻譯的奏摺是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所上，他主張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受到皇帝的斥責。這篇文章引起了馬克思的注意，王茂蔭因此而成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
作品
《天津和上海間的海運》（1850）；
《佛陀傳》（翻譯，1852）；
《古代佛教史略》（翻譯，1853）；
《金七十論》（漢譯《丹珠兒》轉譯，手稿）；
《修士大司祭鮑乃迪1858年日記》（1912）；
《通過中國及其附屬國的商路》；
《在北京郊區一寺廟度過的一周》（1863）；
《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著作集》（第4卷全部，其中包括《元朝秘史》、《長春真人西遊記》等篇）（1866）；
《中國人張德輝在13世紀上半葉的蒙古遊記》（1867）；
《南烏蘇里地區的民族學考察（修士大司祭鮑乃迪書信）》（1870）；
《基督教在中國的古老痕跡》（1872）；
《14世紀在中國的俄國俘虜》（1872）；
《修士大司祭鮑乃迪評馬可波羅的華北之行》（1876）；
《中國伊斯蘭文獻：對中國伊斯蘭教教徒劉澤亮編漢文伊斯蘭教文集〈御覽至聖實錄〉的詮釋》（1877）；
《中國關於成吉思汗的古老傳說》（據《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本譯註，1877）；
《烏蘇里邊區簡史》（1879）；
《伊斯蘭教漢文文選》（1887）；
《漢俄合璧韻編》（兩卷，由波波夫續完，1888）；
《修士大司祭鮑乃迪1847和1859年蒙古紀行》（1892）；
《哥薩克裴特林中國之行札記》（1892）；
《鮑乃迪和穆拉岳福的通訊》（В.克雷扎諾夫斯基編，1914）。
《漢俄合璧韻編》（以下簡稱《韻編》），是巴拉第·卡法羅夫（1817-1878）一生學術活動的最後結晶。“巴拉第·卡法羅夫在其生平的最後幾年，集中精力編輯這部《韻編》”。
重點事件
1838年畢業於喀山傳教士學校，後進入彼得堡神學院學習。1839年自願參加第十二屆傳教士團為助祭，取法號鮑乃迪。1847年回國。次年升任大司祭。1849年出任第十三屆傳教士團領班，1850年到京，1858年回國。1864年由駐羅馬大使館教堂住持出任第十五屆傳教士團領班。1870～1871年曾參加俄國地理學會組織的阿穆爾河和南烏蘇里江考古與民族考察隊約一年。他給亞洲司和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岳福的報告頗有史料價值。卡法羅夫於1858年英法聯軍侵華時期所寫日記也有史料價值。卡法羅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岳福和俄國公使普提雅廷提供關於京津的重要政治軍事情報與建議，對沙俄搶在英法之前強迫中國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起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