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in broad sense），按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定義： “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
廣義政治經濟學即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廣義特性和歷史特性。這些內容廣泛涉及了：產品經濟形態社會的研究、商品經濟形態社會的研究、“五形態”的人類社會發展、“三形態”的人類社會發展、對“趨同論”的研究與批判、對“過渡經濟學”和“民族經濟學”的探索研究及其相互關係。顯然，這是一個總體研究範式：既涉及理論，又涉及方法論；既涉及邏輯，又必然涉及歷史本身的狀況的研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廣義政治經濟學
- 外文名：General Political Economy
- 類 別：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
- 提出者：恩格斯
- 研究領域：歷史和邏輯學科
內容,發展,目錄,研究概要,學者爭鳴,
內容
通常把僅研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稱為狹義政治經濟學，我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材普遍都是狹義政治經濟學，而廣義政治經濟學則研究的是人類各種社會形態，既包括前資本主義也包括資本主義及其以後的社會形態。其創立者和奠基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由於人們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時所處的條件，在各個國家各不相同，在每一個國家的各個時代各不相同，因而不能用只限於研究某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政治經濟學去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作出解釋。廣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應該研究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然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於一切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最普遍的規律。適合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那些特殊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和國家也是適用的。因此，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以對某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為基礎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政治經濟學只限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出研究，這種研究顯然是不夠的。對於發生在這一生產方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已開發國家內部和這一生產方式同時並存的一些生產方式，同樣也應該作出研究和比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從具體分析社會生產總過程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方面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入手，不僅深入地科學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研究了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方式，並對不已開發國家內部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存的其他生產方式作了比較研究，而且還對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作了科學的預測和論述。由於研究了一定社會經濟形態的特殊規律，在此基礎上，又確立了為數不多的、適合於一切社會經濟形態的最普遍的規律，因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關於廣義政治經濟學著作不多，比較系統的只有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其餘的在《資本論》、《反杜林論》、《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給維·查蘇利奇的覆信草稿》、《古代社會史筆記》等著作也有許多論述，但不集中。因此《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就成為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極其珍貴的著作，裡面雖然字數不多，但卻是字字如金。在書中，馬克思主要論述了亞細亞、古代和日爾曼三中生產方式和其發展趨勢，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上爭論最多影響，大致有這幾種觀點：原始社會生產方式說、東方奴隸社會生產方式說、東方封建社會生產方式說、東方特有生產方式說、混合所有制說和經濟形式說。而後來系統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著作有許滌新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兩本書均成書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今天仍有很大參考價值，其按照五種生產方式來解釋前資本主義社會，許多觀點已經陳舊。其餘廣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著作文章有奧斯特羅維強諾夫的《資本主義以前的諸社會經濟形態》，徐禾等著《資本主義前的各社會經濟形態》，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吳大琨的《從廣義政治經濟學看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其中特別值得的一提的是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是一本系統闡明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其餘基本上講中國封建社會的著作基本上是歷史學著作，因此《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有很高價值，甚至有學者將其和《資本論》相媲美。其它在歷史學，經濟史，哲學方面的許多著作也含有豐富的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如王亞南的《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郝鎮華主編的《外國學者論亞細亞生產方式》，馬克垚的《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朱寰主編的《亞歐封建經濟形態比較研究》，趙家祥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簡論》和其主編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晁福林的《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厲以寧的《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龐卓恆的《唯物史觀與歷史科學》，楊共樂的《羅馬社會經濟研究》。在其它學科的研究下廣義政治經濟學得到很大發展，但這些並不是為了研究政治經濟學而研究政治經濟學，因此廣義政治經濟學尚待創造。而在其它學科上如中國史學界的中國有無奴隸社會、中國上古社會形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和民族學上解放前西藏農奴制、西雙版納的封建領主制、涼山彝族奴隸制等問題和政治學上的國家起源和國家歷史形態等問題都需要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才可能得到合理權威的解釋，因此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創造不僅需要政治經濟學，還要綜合歷史學、民族學、政治學、哲學等多門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這也是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能建立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因。
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論資本主義以前諸社會形態
第一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
第二種所有制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
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分工包含著所有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會分裂為單個的、互相對立的家庭這一點為基礎的。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的）；因而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出現，在那裡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誠然還非常原始和隱蔽的奴隸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家多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不管這種以公社成員身份為中介的所有制，究竟是表現為公社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下的，單個人只是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還是這種所有制表現為國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併列的雙重形式（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後者決定於前者，因而只有國家公民才是並且必定是私有者，但另一方面，作為國家公民，他的所有制又同時具有特殊的存在）；最後，還是這種所有制僅僅表現為個人所有制的補充（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所有制表現為公社所有制的基礎，而公社本身，除了存在於公社成員的集會中和他們共同目的的聯合中以外，完全不存在）。
——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
亞細亞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頑強也最長久。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生產的範圍限於自給自足，農業和手工業結合在一起；等等。
——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
奴隸制和農奴制只是這種以部落體為基礎的財產的繼續發展。它們必然改變部落體的一切形式。在亞細亞形式下，它們所改變的最少。這種財產形式建立在自己自足的工農業統一之一上的，在這種情況下，和在土地財產、農業獨占統治的地方不同，征服[其他共同體]並不是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因為在這種形式下，單個的人從來不能成為所有者，而只不過是占有者，所以他本身本質就是作為公社統一體的體現者的那個人財產，即奴隸。而奴隸制在這裡既不破壞勞動的條件，也不改變本質的關係。
——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
在奴隸制、農奴制等等之下，勞動者本身表現為服務於某一第一第三者個人或共同體的自然生產條件之一（這不適用於例如東方的普遍奴隸制；這只是從歐洲的觀點來看的）；因而財產就不再是親身勞動的個人對勞動客觀條件的關係了。奴隸制、農奴制等等總是派生的形式，而決不是原始的形式，儘管它們是以共同體和以共同體中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邏輯的結果。
——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
所有制的各種原始形式，必然歸結為把各種制約著生產的客觀因素看作歸自己所有這樣一種關係；這些原始形式構成各種形式的共同體的經濟基礎，同樣它們又以一定形式的共同體為前提。這些形式由於勞動本身被列入生產的客觀條件（農奴制和奴隸制）之內而在本質上發生變化，於是屬於第一種狀態的一切財產形式的單純肯定性質便喪失了，發生變化了。它們全部包含著奴隸制這種可能性，因而包含著這種對自身的揚棄。
——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
我們看到，搖役勞動或多或少與一切形式的農奴制度是聯繫在一起的。但是，搖役勞動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純粹地表現出來的地方，——比如過去在斯拉夫或家和羅馬人占領的多瑙河地區特別是這樣，這些地方部分地也是這樣，——我們能夠肯定地認為，搖役勞動不是在農奴制的基礎上產生的，正好相反，農奴制是從徭役勞動中產生的。徭役勞動是建立在的共同體基礎上的，共同體成員超過維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勞動所完成的剩餘勞動，原來一部分充作準備金（公共的），一部分滿足他們公共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需要，可是這種剩餘勞動逐漸地變為替那些把準備金以及政治的和宗教的職務當作他們的私有財產來侵占家庭進行的徭役勞動。
——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
小農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一部分構成封建生產方式的基礎，一部分又在封建生產方式瓦解後和資本主義並存。同時，它們在原始的東方公有制解體以後，奴隸制真正支配生產以前，還構成古典共同體在其全盛時期的經濟基礎。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農村公社的構成形式只能是下面兩種情況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的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
——馬克思《給維·查蘇利奇的覆信草稿》
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正像地質的形成一樣，在這些歷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類型。
——馬克思《給維·查蘇利奇的覆信草稿》
現代家庭在萌芽時，不僅包含著奴隸制,而且也包含著農奴制, 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同田間耕作的勞役有關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後來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展起來的對立。
——馬克思《關於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
這些關係是經過兩條道路產生的。人們最初怎樣脫離動物界（就狹義而言），他們就怎樣進入歷義：他們還是半動物，是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面前還無能為力，還不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像動物一樣貧困，而且生產能力也未必比動物強。那時普遍存在著生活狀況的某種平等，對於家長，也存在著社會地位的某種平等，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狀況在開化得比較晚的民族的原始農業公社中還繼續存在著。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T9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馬爾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密的人口在一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牴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牴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個單個的公社的關係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為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造成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一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裡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衝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僕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克爾待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一個統治階級。在這裡，問題僅僅在於確定這樣的事實：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一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裡，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一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由於周期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一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一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但是，除了這樣的階級形成過程之外，還有另一種階級形成過程。農業家族內的自發的分工，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時，就有可能吸收一個或幾個外而的勞動力到家族裡來。在舊的土地公有制已經崩潰或者至少是舊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經讓位於各個家族分得地塊單獨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為常見。生產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勞動力所能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單純維持勞動力所需要的數量；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已經具備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資料也已經具備了；勞動力獲得了某種價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屬的集團還不能提供多餘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勞動力。戰爭卻提供了這種勞動力，而戰爭和相鄰的幾個公社集團同時並存的現象一樣，是十分古老的。在這以前人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戰俘，因此就簡單地把他們殺綽，在更早的時候甚至把他們吃掉。但是在這時已經達到的“經濟狀況”的水平上，戰俘獲得了某種價值；因此人們就讓他們活下來，並且使用他們的勞動。這樣，不是暴力支配經濟狀況，而是相反暴力被迫為經濟狀況服務。奴隸制被發現了。這種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經發展得超過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但是歸根到底也成為他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力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成為必要、同樣又得到公認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講一些泛泛的空話來痛罵奴隸制和其他類似的現象，對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泄高尚的義憤，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惜，這樣做僅僅說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這就是：這種古代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的情況和由這種情況所決定的我們的感情。但是，這種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麼存在，它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說明。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一下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說——儘管聽起來是多么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情況下，採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人類是從野獸開始的，因此，為了擺脫野蠻狀態，他們必須使用野蠻的、幾乎是野獸般的手段，這畢竟是事實。古代的公社，在它繼續存在的地方，從印度到俄國。在數千年中曾經是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他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於藉助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一步發展生產。
——恩格斯《反杜林論》
隨著奴隸制的出現，發生了社會大分裂，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而這種分裂繼續存在於整個文明時代，古代奴隸制、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制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我們始終都要記住歷史上社會劃分為階級的這一基本事實.，世界各國所有人類數千年來的發展，是這樣向我們表明這種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常規的和次序的：起初是無階級的社會——父權制原始社會，即沒有貴族的原始社會；然後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即奴隸占有制社會。整個現代文明的歐洲都經過這個階段，——奴隸制在兩千年前占有完全統治的地位。世界上其餘各洲的絕大多數民族都經過這個階段．．．．．．在歷史上繼這種形式之後的另一種形式，即農奴制，。在絕大多數國家裡，奴隸制發展成了農奴制．．．．．．後來，在農奴制社會內，隨著商業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出現，隨著貨幣流通的發展，產生了一個新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在人類歷史上有幾十個幾百個國家經歷過和經歷著奴隸制、農奴制和資本主義。
——列寧《論國家》
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史達林《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在奴隸占有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占有生產工作者，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封建主占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占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封建主雖已不能屠殺，但仍可以買賣的農奴。當時除封建所有制外，還存在有農民和手工業者以本身勞動為基礎占有生產工具和自己私有經濟的個人所有制。
——史達林《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目錄
初版序言
修訂版序言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政治經濟學是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武器
第二節 人類的社會生產
第三節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
第四節 政治經濟學是歷史的科學
第五節 經濟規律的客觀性
第六節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第二章 原始公社的生產方式
第一節 原始公社的社會生產
第二節 原始氏族社會
第三節 父系氏族的發避孕藥與原始公社的崩潰
第四節 原始公社制度的殘餘
第五節 對原始公社的認識
第三章 奴隸制生產方式
第一節 歷史上第一個剝削形式
第二節 奴隸制生產方式的特徵
第三節 自由民的獨立小生產
第四節 奴隸社會的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
第五節 奴隸制生產方式的矛盾及其崩潰
第四章 封建生產方式
第一節 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必然性及其過渡
第二節 封建制生產方式的特徵
第三節 封建地租
第五章 商品與貨幣
第一節 商品生產
第二節 商品的兩因素——使用價值與價值
第三節 勞動的二重性
第四節 價值形態及其發展
第五節 價值規律對商品生產的作用
第六節 貨幣與商品流通
第七節 貨幣的職能
研究概要
集中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主要是俄國和蘇聯學者、中國學者。從已有的文獻看，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較少。國內的文獻委實集中於王亞南和許滌新兩位身上（已故廈門大學教授羅郁聰老師這么認為），以及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學術討論和積累（關於研究對象的研究、對廣義政治經濟學和狹義政治經濟學關係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廣義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發展）。不過，由我國老一輩經濟學家研究完成的成果迄今為止仍然是這個領域的“主力軍”。
王亞南著述和研究特點：《資本論》的譯者，但不像一般的翻譯家，王亞南把《資本論》的觀點，馬克思的立場方法，作為自己研究中國經濟社會的武器。如他經濟理論體系代表作之一的《中國經濟原論》(解放後再版改名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運用《資本論》的體系範疇，從商品經濟入手，揭示了舊中國商品形態的經濟屬性。該書出版後被學術界譽為“一部中國式《資本論》”，被譯成多國文字。1943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訪問王亞南，向他提出中國封建官僚政治問題，兩人就此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幾年之後，他寫出了《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有力地論證了作為上層建築的官僚政治對於中國封建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所起的作用，指出了改造中國、改革政府的希望所在。王亞南把畢生精力都投入到經濟學的研究中，在著述中，他創造性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倡導建立“中國經濟學”，在理論上反對按圖索驥似地套用現成公式，在實踐中反對削足適履似地去套用。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許滌新著述和研究特點：許滌新創辦領導《資本論》研究會和他對“過時論”的批判；許滌新倡議、主編中國第一部《政治經濟學辭典》；許滌新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探索——關於許滌新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全過程作出系統研究，是許滌新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特色。
學者爭鳴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闡述的由廣義政治經濟學，直接引發了政治經濟學“範式研究”，但仍然側重於“方法”性質。它從方法論角度內在地給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範式構建的具體邏輯。並且可以理論暗示：這一邏輯能夠深層次地引向於《資本論》理論體系及其方法論。確實，我們通過對《資本論》的現代解析與中國化拓展，不僅從中可以挖掘到《資本論》邏輯與現代經濟理論及問題的多層次的理論接口，而且進而可以尋求到直接支持社會生產力發展乃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眾多建設邏輯。表明了：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指導理論構成的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學範式構建，不僅乃是不斷發展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直接產物，而且直接是基於《資本論》方法進行範式轉換和現代重建的產物。更進一步，這一方法命題與盧卡奇（1922）關於馬克思方法論的權威表述，同樣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盧卡奇在說到“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時，他不僅在指一種科學認識論，而且同樣在指一種科學實踐觀。這也充分表明：正是經由這一方法論深掘和改造，唯物史觀對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而言，才不再只是作為“純粹哲學”，而是作為“實踐的哲學”，即作為經濟哲學層面以及經由經濟哲學層面實現向經濟學層面進行源源不斷轉化的一種方法論的存在。
簡單小結：（1）廣義政治經濟學真正的含義乃是在於說明它是唯物史觀的最為直接的政治經濟學表達；（2）從這一角度，《資本論》不僅不是純粹的狹義理論邏輯體系，而且實質上，它作為一個總體經濟體系的功能正是推進方法和內容的不斷有機融合；（3）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則進一步表明：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範式研究不僅可以提供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真實說明，也同時可以具體指導關於社會主義現實發展的理論構建。
《資本論》的科學方法論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永恒生命力不僅在於它是可發展的，而且在於它首先是完全通過內部結構調整——作為科學範式研究方法和手段來實現向實踐、歷史開放的發展體系。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範式構建，也就由於它實現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的最新發展，而應該被科學規定為：廣義政治經濟學與狹義政治經濟學的有機統一，並且，它必將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實踐的深入發展，獲得更加豐富的理論的具體實現形式。
王亞南以“中國人的資格”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工作路徑，涵容了中國歷史規定，得出對世界歷史尤其馬克思之後的世界歷史的新理解。這種運思和釀造以極高的智慧統一了人類生產的“歷史”和“邏輯”，清晰地說明了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這是中國歷史條件下《資本論》的“續寫”，大大拓展《資本論》研究領域，從單一批判思維轉向全方位系統批判，從中定格建設元素，從邏輯研究轉向了歷史研究。它的工作圖式集中在右圖中。
總之，政治經濟學研究需要從歷史入手，從方法論的鍛造入手。而我們通常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專指西方經濟學界在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問題時所採取的各種方法的理論。它們以一定的經濟學說為指導，彼此之間往往互相交叉並補充。人們通常接受了這種觀點。這其實是“物的解釋學”，關乎“物的科學”，從而適用於那種以“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的實證科學。可是，真正意義的理論經濟學方法論並不停留在布勞格的手中，即系統化的科學哲學意義的方法論，即使沿著熊彼特規劃的道路，動態經濟學也漸漸進入人們的分析視野。凱恩斯則主張真正意涵的“不確定性的經濟學”。這些特徵使得經濟科學的方法論探討充滿了開放性和不確定，人們需要在歷史和不同邏輯學科的引導下，仔細地辨識它的真實內涵。
這告訴我們，經濟學方法論歸根結底是說明研究工作的思想根據的，就這一點而言，它並非“中性”的。因此，人們對於馬克思的誤解在這裡就成為一個認識縮影。“我相信這是一個錯誤，是對馬克思的科學能力的一種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著早年的愛好。他喜歡某種形式的類推法，這可以在他和黑格爾的爭辯中找到。他喜歡證明自己是個黑格爾主義者並引用黑格爾的語句。但僅此而已。他從未將實證科學引入形上學的歧途。”熊彼特正確說明了馬克思的工作性質以及“經濟學方法論”的性質和宏旨：“馬克思作為社會學家，為完成他的使命運用了一個武器，這就是掌握和支配廣泛的有關歷史和現實的資料。”
可見，經濟學方法論非在民族工作內涵之外，而在其內成長；沒有民族的，也就沒有世界的。同樣，這裡面也要有歷史深度。蓋言方法論，就是對象→研究對象的方法、邏輯和認識。因而，它從民族起步，而又歷史和階級，而又世界和科學。就中國人的見地而言，學科和科學不僅不相同，而且後者僅是列在前者當中的一個構件。只此而論，與中國意義的唯物主義一同成長的規定是學科（即研究規定），而不是直接的科學。我們可以識別出三種研究活動的基本類型：自然學科、社會學科、道德學科，分表求“對”和“錯”、求“真”和“假”、求“美”和“醜”。前一學科活動的科學性最強，余者次之，階級性和道德性則增強；中者的階級性最為顯著；後一學科活動針對於“自然”及“社會”的實現，道德性最為顯著（我們用“道德”一詞表達“道”和“德”結合關係的實現）。隔開諸類型學科規定的是對象的屬性。故我們只能以物質工藝和智識的活動來達到對“對”和“錯”的探求——所謂的自然科學，以價值判斷和邏輯的活動來達到對“真”和“假”的探求——所謂的社會科學，而以藝術感受和人文的活動來對待“美”和“醜”的問題——所謂的道德、藝術、倫理的活動等等。要之，對真假問題的探索與求對錯問題的一個顯著不同的地方即在於：求真；這其實是價值判斷過程。西方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作為前提假設和工作出發點，固然是“假”（對商人圈層或市民社會的初級發展狀況而言是真實，對人類歷史一般而論則實屬偽命題），卻一味地如此宣稱，蓋言價值判斷也；與此同時，馬克思經濟學以階級性作為立場，所鮮明化者，亦不過是人類史前時期發展的“真問題”而已。唯物主義串聯三個不同的學科，可謂相生相剋、彼此制約，作為實現自身的道路。但沒有固定路線可供遵循，它們在發展上的且依存且對立，乃是常態。故此，科學、階級、道德不能說在學科活動之外各自孤設，而寧可說全部落在學科活動之內，以至於它們的結合既是學科活動的內容，也必然是統一表現形式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