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政治學

作為一種主觀心理，幸福在客觀上很難具體衡量。但幸福並非僅僅是個人的事情，而應該放到社會政治體系中去考察。幸福政治學正是以政府如何實現公民的真正幸福為研究的科學，為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小國高幸福

在喜馬拉雅山脈深處，領土面積不足4萬平方公里、人口不足百萬的不丹可謂是“小國寡民”。然而，這個幾乎曾被世人遺忘的佛教國度卻因其率先提出“國民幸福總值”而走在了時代的前列。1972年，剛即位的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國王宣布，政府計畫的成功與否必須以國民幸福感的提高為評價基準，衡量不丹發展的尺度不再是GNP(GrossNationalProduct)而是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

各國的幸福觀念

康德曾經寫道：“人生的目標和責任是什麼?這就是：自我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法國1793年憲法宣布“社會的目標是普遍幸福”。在美國，傑弗遜將追求幸福寫入獨立宣言，一半以上的州憲法中也有相同提法。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邊沁則因宣稱政府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確保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少痛苦而獲得了崇高的聲譽。他甚至以樂觀主義的態度寫作關於幸福的科學，認為政府通過恰當的計算能夠衡量公共政策所帶來的預期幸福和痛苦，從而可以選擇能夠帶來最大幸福的方案。

財富不等於幸福

幸福受很多因素影響，例如婚姻、家庭、工作、健康、收入、宗教信仰、社會保障、政府管理、社會秩序、環境治理等。美國幸福專家伊利諾伊大學的迪愛訥教授提供了一個綜合性定義：“一個人如果在生活中經常經歷高興和滿意的事情而很少經受不高興、痛苦和憤怒的事情，那么就是幸福的或者幸福度高;反之如果生活中滿意、高興和感動的事情很少而不如意、不愉快、焦慮不安和憤怒的事情卻很多，那么就是不幸福的或者幸福度很低。”研究發現，儘管相對來說富人比窮人可能會幸福一些，但公民收入的增加和平等程度並不能明顯影響其幸福感，國家在社會福利、醫療和失業保險方面投入的增加也不能根本決定幸福。而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早已指出，“財富顯然不是我們真正要追求的東西，只是因為它有用或者別的什麼理由”。顯然，他暗示了財富不是幸福與快樂的唯一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