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政治學

《氣候變遷政治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安東尼·紀登斯教授（Anthony Giddens），亦即以提倡“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舉世聞名的社會學家，他中間偏左的政治哲學，深受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和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擁護。

基本介紹

• 書名：氣候變遷政治學 
• 又名：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 作者：安東尼·紀登斯 
• 譯者：黃煜文、高忠義  
• ISBN：9789861207452 
• 頁數：320頁 
• 出版社：商周出版 
• 出版時間：2011-5-3 
• 裝幀：平裝 
• 主題：體育與當代英國社會

內容簡介

美國總統柯林頓說：所有人都應該讀讀紀登斯這本重要著作！

繼凱恩斯後，對政府政策最具影響力的學者。

諾貝爾獎得主、中央研究院前任院長 李遠哲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黃瑞祺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教授 王鑫　推薦

氣候議題如此迫切，為什麼少有人認真面對？

為什麼多數國家與領導者無動於衷？

為什麼當未來生活搖搖欲墜，我們還是被動地過一天算一天？

關於氣候變遷、綠色政策和國家發展，我們需要一個新型的政治態度！

社會學大師紀登斯繼《第三條路》之後，再度提出全新的政治途徑與思考！

對於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人類生存危機，如果我們再不加以控制，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然而，對決策者和大多數民眾來說，氣候變遷只是「知道但不掛心」的議題。我們承認氣候變遷很重要，甚至也相信它迫在眉睫，但大部分時候我們只著眼於當下的方便與利益。政治人物也意識到其中的危險，但此刻他們的回應主要還停留在表態的層次，而非落實在具體的做法上。

政治行動與干預，無論處於地方、國內或國際層次，都將對我們能否控制全球暖化，以及我們如何適應已經發生的暖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社會學大師紀登斯表示，目前我們仍缺乏一套有系統的氣候變遷政治學。傳統的政治學無法讓我們處理所面對的問題，另一方面，綠色運動者所提供的解決方式自始就出現瑕疵。

紀登斯譴責環保戰士們老是悲觀地恐嚇大家，因為如果想要大家改變習慣，勾勒一幅美好快樂的願景，要比悲觀恐嚇一個悲慘世界的效果還要好。他反對許多環保人士苦行僧似的理想，認為這些理想不可能吸引得到社會大眾的選票。

紀登斯不認為氣候變遷這個問題龐大到國內政策無法應付。解決之道在於︰首先得將氣候變遷這項議題納入日常生活之中；其次，則是要避免政治上的兩極化，即支持與反對的嚴重對立，並提供企業、消費者與政治領袖足夠的誘因；最後，氣候變遷問題需納入地緣政治的討論範圍之內。

紀登斯提出一系列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建議，深度考察氣候變化與能源安全之間的關聯。

紀登斯這本著作勢必成為這個領域的經典，面對這場足以構成人類文明危機的氣候浩劫，心存關切的人，絕對不能錯過這本好書。

圖書信息

《氣候變遷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問：您好，我是奧一網的編輯，這次帶來了奧一網友的問題。我們知道您是著名的體育愛好者，您當年的碩士論文就是以體育為主題《體育與當代英國社會》。中國明年馬上要舉辦奧運會了，您覺得這次盛會會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吉登斯：我們知道明年在中國的北京將舉辦一次偉大奧運會，倫敦也將在4年後也將舉辦奧運會，其實我們兩國人民現在關心的其實是同樣的問題。我認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確是重要的盛事，因為這將把中國聚焦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也會廣泛地運用大眾傳媒手段，讓全世界幾十億人都能欣賞到這次盛會的直播。中國在全球的形象將會發生前所未有的改變，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力。我認為中國的運動員將會在明年的奧運會上將會取得非常好的成績，這一點對於中國競技水平的提高也是至關重要的。我認為體育的表現形式非常好，就拿足球來說，每舉行一屆世界盃，可以吸引到20億的觀眾同時收看，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同類盛事可與此相媲美，體育能發揮令人嘆為觀止的作用，能夠把某個國家放在世界關注的焦點。另一方面，我認為中國應該一屆可持續的奧運會，要考慮到體育盛事對生態環境和社會的影響。例如以前曾經出現過一些國家舉辦完奧運會後，體育場館就被廢棄了，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希望中國能引以為戒。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奧運會舉辦時的每一個精彩瞬間，更要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可持續發展上來。

您在04年後被封為終身貴族後的生活有沒有什麼改變？對你的學術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吉登斯：我的學術和研究最大的反對者和攻擊者是我自己，我經常對自己的作品持一種懷疑和批評的態度，我也經常反省自己作品中的不足。我的生活在過去15年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之前我專注學術研究，之後就更多地與政界打交道，以前大家對大學教授的印象大都是閉門造車，埋頭於做學術，但是我希望把自己的研究運用到實際的政治領域上來，15年來，我的一些主要作品都是關於實際政治操作，尤其是歐洲政治的變化，我自己非常關注現在英國的政局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變化，我自己還給許多報紙寫專欄，發表一些刊物等等。我現在的生活是更加多樣化了。

您對目前中東局勢怎么看待，新的英國政府以及你對未來美國換屆以後的政府他們在中東政策方面有什麼期許？

吉登斯：我想美國政府對中東問題的態度將會改變，當下一任美國政府選舉出來的時候，無論誰擔任總統，即使還是共和黨人，我想他所採取的政策和態度還是會和布希總統相差迥異的。我認為美國下一屆政府將回歸到更好的與其他國家協作的層面上，比如說現在的美國政府對於一些全球的法律都產生了一些負面的破壞性影響，比如說美國在全球氣候變化歸管的協定和京都議定書上面的消極態度，都是不可取的。其實國際上可以採取制定一個比京都議定書更加廣泛，影響更加深遠的，那么中國和印度都會參與其中。我預測下一屆美國總統會採取一些更加跨越國家的管理方式，不僅是關注一個個體的利益而是關注全球的利益，比如說布希總統他認為氣候變化是不重要的，是不明顯的，我想下一屆美國總統是不會這樣看的。

您剛才談到了全球治理問題，這個治理問題您剛才談到是因為美國或者說是布希的失誤，所以導致了核心部分的缺失，我的問題是，在全球治理過程中，那些欠發展國家特別是落後國家應該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吉登斯：我想欠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就象剛才我在演講中也談到的世貿組織現在所面臨的困難。比如說世貿組織很難在多哈回合或者其他回合中達成協定，是因為一些開發中國家，比如說巴西、印度、中國，他們認為我們不會盲目的接受你們西方國家所制定的規則，我們希望我們能發揮對世界的自己的影響，能夠有自己的聲音。所以我想在當前的這個全球系統裡面，我們要加強聯合國的改革，加大聯合國安理會對欠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利益的代表性，同時只有改變了國際機構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才能增加對全球的管理。但要想改變全球機構的角色並不容易，但是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比如說我剛剛談到的另外一點，就是氣候變化，我們都知道氣候變化是全球化的問題，它也影響到全球每一個國家。對於每一個國家，包括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都要知道自己能夠做一些什麼，能夠貢獻什麼力量，能夠改變這個氣候變化的問題。

大概四年前，您在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曾經讚揚中國在應對全球化的挑戰時做得非常出色，但是現在中國面臨與美國、歐盟越來越激烈的貿易爭端和環境問題的相互指責。與此同時，這幾年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高昂，在這種情況下，您對中國在現在全球化當中所處的狀況如何評價？您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您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如何評價？

吉登斯：關於氣候變化，其實京都議定書在一些區域已經開始實行了，氣候變化的速度比我們想像得都要快，而且氣候變化會對每一個國家各個方面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個人的利益都與氣候密切相關，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有責任和義務去遏止這種氣候變化的趨勢。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在防止和控制氣候變化的時候，應該發揮領先的作用，因為他們的經濟非常的強大，因此，西方工業應該設立更加嚴格的減排目標，大大降低溫室氣體的派放，比如發達工業國家到2050年的減排目標是80%，至於其他的欠已開發國家，他們必須把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保護很好地結合起來，同時受到一些國際氣候協定的規管，但是他們的減排目標毫無疑問是比西方已開發國家的標準要低的，關於二氧化碳的貿易協定也可以更好地幫助欠已開發國家達到環保的目標。氣候變化對我們來說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如果中國沒有解決好氣候變化難題，將在20、30年後帶給中國災難性後果，對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關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民族意識，我認為全球的每個民族都是一樣，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里，我們應該採取一種進步性的視角，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看待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要做到這一點，每一個國家都必須自己民族的歷史，獨特的民族特徵，同時增加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這種國際合作是傳統的民族意識都沒有的，也不同與我們所說的狹隘的民族主義。中國如果採取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於中國和全世界都不是好事。

我認為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盡力地把美國的溫室氣體派放目標降低至80%，美國還有很長的道路來降低工業發展對氣候造成的損害，美國在這方面與西方其他已開發國家相比是滯後的，一些西歐的國家就做得很好。例如德國在使用的能源當中，有20%就是可再生能源。所以，我認為，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對改善環境，降低溫室氣體派放做出更多的努力。

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主要有兩種發展方向，一種以歐盟為代表，眾多民族國家組合成一個新的結合體，仿佛成了一個新的國家；另一種，就像前南斯拉夫，國家越分越多。您覺得這兩種方向今後的發展趨勢如何？

吉登斯：歐盟在一體化的過程中，已經儘量避免使自己看起來像一個國家，或者是一個民族國家，歐盟是尋求在一個跨國界的管理和共同的法規下面，保護和維持各個民族國家的民族身份。歐盟各個成員國也正在努力地避免削弱自己的民族身份，他們認為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是非常必要的。無論歐盟的一體化是好是壞，最終結果如何，但是歐盟現在進行的一體化過程的確是嶄新的、截然不同的一次政治實驗。對於世界其他國家也樹立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尤其是那些希望在區域政權的共同管理之下，有一個獨特的民族身份的國家。

關於分裂主義的趨向，我認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如何應對分裂主義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儘管還面對著重重的困難。其實，歐盟自身也面臨分裂主義的困擾，例如科索沃地區、前南地區的一些民族衝突此起彼伏。其實，解決這些民族分裂問題，並沒有一個一刀切的解決方案，最穩定、最持久的方法，還是還遵循自願原則。

來源：奧一網 來源日期：2007-12-7 本站發布時間：2007-12-7

▲郭忠華：“人造空間”與生態文明

“生態文明”是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指導思想之一，體現了執政黨對人與自然關係認識的升華。按照十七大報告的定義，建設生態文明，就是要“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本質地說，生態文明就是要尊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規律，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社會。倡導生態文明，不僅對中國自身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全球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

生態文明是反思“人造空間”的結晶

生態文明的理念不可能產生於以手工生產為基礎的前現代社會。因為在那種社會，不僅人類的行動能力尚不足以干預內在於自然的規律，而且人類的思想觀念也沒有出現對自然的工具性態度。那時候，人類偎依在自然的懷抱中，自然外在於人類並依照自身的規律支配著人類。但近代啟蒙運動以來，伴隨著科學精神和理性主義的極大發展，現代工業主義也迅速得到發展，並且憑藉其內在的自我更新機制絞斷了與傳統社會的藕斷絲連。工業主義不僅體現在一系列新機器、新產品的製造上，更體現在人與自然關係的逆轉上。在工業主義思維的支配下，人類從對自然的依附轉化成為自然的主人，自然則成為人類所要改造和征服的對象。“改造和征服自然”、“人類創造歷史”是啟蒙運動以來人類自信心的最鮮明寫照。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自然的存在形態逐漸蛻化成為當代著名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的“人造空間”。“人造空間”是一種“人格化了的空間”或者說“社會化了的自然”。在這種空間裡，一切自然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人類的生存面臨著各種嚴峻的考驗。正是這種條件下，作為對工業主義和生存環境的重新認識，生態文明的觀念才得到發展。

人為不確定性成為生存焦慮的主要源泉

工業主義的本意在於使人類生活在一個更加富足和更加確定的世界中，但“人造空間”的出現卻使人類生活變得更加不確定。在傳統社會，產生於自然界的“外在風險”是人類不確定性的最主要來源，這種不確定性體現在地震、洪水、瘟疫等自然災害上。面對諸如此類的不確定性，人類通過傳統、宗教等途徑化解了由此產生的焦慮，並產生出對自然的敬畏之情。但在“人造空間”里，不僅傳統的“外在風險”沒有消除，而且還產生了一種更加致命的風險形式，即吉登斯所說的“人為不確定性”，例如，核電站事故、海洋化學污染、大氣溫室效應等。“人為不確定性”產生於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藐視和對科學的盲目崇拜上。在現代社會，科學已取代傳統和宗教成為確定性的權威。但是，科學的品質卻恰恰建立在知識的開放性和可懷疑性上，科學的生命力在於通過這些品質不斷超越自身。從本質上說，科學建立在“流沙”之上。人類越是形成對科學的盲從，“人為不確定性”也就越是成為人類生存焦慮的主要源泉。

生態文明社會必須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回歸自然

構建生態文明社會不在於取消“人造空間”或者廢除工業文明，而在於在這種空間裡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係，形成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回歸自然的社會生活模式。尊重自然，就是要轉變對自然的工具理性態度，認識到自然並不是一個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寶藏，培養對自然的敬畏之情，感受自然的神聖性。保護自然，就是在物質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從原料開採、製造、使用至廢棄的整個生產環節，都貫徹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少、對環境影響最小、再生循環利用率最高的原則，形成生態化的生產體系。回歸自然，就是要回到大自然的懷抱，感受大自然的博大與美感，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關係。

來源：南方日報網路版 來源日期：2007-12-7 本站發布時間：2007-12-7

▲肖濱： 化解現代性的風險

作為當代西方著名社會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以反思和重建現代性作為其學術研究的主題和理論關懷的焦點，在重新梳理、詮釋以往現代性理論的基礎上，重繪了一幅現代性的制度圖景：一方面，現代性具有複雜而多元的制度性特徵，它由資本主義、工業主義、國家監控和軍事暴力四種元素組成；另一方面，現代性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意味著機會與效能，也包含風險與危險。現代性的全球化已經勢不可擋，因此，理性的選擇不是拒絕現代性，而是學會駕馭、引導這頭“猛獸”，降低其風險，增大它能給予我們的機會。對於正處於建構現代性的中國來說，吉登斯對現代性的反思和重建究竟有何啟迪和意義？

以生態文明制衡工業主義

工業主義作為現代性的四個制度性元素之一，其主要特徵則是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對物質世界自然資源的榨取和利用，它為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和機會。然而，伴隨著工業主義的高歌猛進，現代性打破了人與自然之間固有的生態平衡：生態災難作為現代性的風險性後果正伴隨著工業化和全球化向世界蔓延、向人類逼近，直接影響到人們的健康和生命，威脅著我們生存的根基。處於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急速轉型的現代中國，在近30年的飛速發展中，已經痛切地感受到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保護我們的環境已經刻不容緩。因此，國家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正當其時。在此意義上，吉登斯實際上是在提醒我們：要高度警惕工業主義這種現代性帶來的生態災難，避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推行工業化以發展經濟。由此來看，吉登斯對工業主義的分析為我們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某種理論依據。

以政治文明約束國家監控

國家監控作為現代性的四個制度性元素之一，指的是國家對被管轄人口的信息收集、信息儲存以及國家對個體行為直接或間接的督導與監管。在現代性的建構中，由於公民權利與國家監控的內在關聯，監控領域可能成為公民為自己的權利鬥爭的場所，因而在一定的制度條件下國家監控帶來的正面結果是公民權利的擴展：從公民的自由權、民主權延伸至社會福利權。但國家監控作為現代性的制度元素，離開了憲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其後果將有公民權利遭到扼殺的危險。為此，吉登斯呼籲以民主運動作為抵禦這種危險的手段。這實際上意味著，必須把國家監控納入憲政民主的制度軌道，推動公民合法的維權運動，確保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以此作為降低現代性的風險最為有效的手段。換言之，政治文明才是防範上述風險的堅實的制度平台。中國近30年來的發展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已印證了這一點。因為正是隨著全能主義在中國的逐漸消解，國家監控的範圍大大縮小，國家監控的手段日益規範，公民自由的空間才得以逐步打開，公民的權利才開始得以漸漸落實。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吉登斯對國家監控的分析作為建設政治文明的學理資源。

當代中國現代性的建設無疑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中國現代性的建設依然任重道遠。一方面，現代性之果尚未全面豐收；另一方面，現代性之風險、危機卻頻頻而來，比如市場經濟帶來的勞資矛盾、工業主義帶來的環境污染已經出現。因此，在擁抱全球化，把握現代性的機會、收穫現代性的物質文明之果的同時，通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建設來防範現代性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將是中國現代性建設不可或缺的、至關重要的現實課題。這正是吉登斯現代性理論在當代中國語境中對我們的啟示所在。

來源：南方日報網路版 來源日期：2007-12-7 本站發布時間：2007-12-7

▲文軍：現代性的反思

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作為社會學核心主題的現代性問題(其過去的發展和現在的制度形式)又重新活躍在社會理論的舞台，成為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研究的熱門話題。社會學與現代社會出現之間的關聯早已為人們所意識到，但我們直到今天才發現，這些關聯不僅比以前所意識到的更為錯綜複雜，而且，對現代性本質的再思考必須與社會學分析前提的重建並行展開方才有效。

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的後現代思想成為20世紀末社會理論界的主流

在當代社會學研究中，對現代性與現代社會問題的研究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古典社會學開創的研究傳統和現代社會學在各種研究路徑上的努力。它在承傳了過去的某些思想、觀點和研究方法的同時，又努力創新，企圖對長期以來社會學研究中的分裂與對立局面進行全新的多元綜合。但由於個人的出發點不同，反映到對現代性問題的看法上又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一方面，隨著工業化的加快，工具理性的膨脹，現代性未能預期的後果逐步顯露，人們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的後現代思想幾乎成為20世紀末社會理論界的主流；另一方面，試圖為現代性重建合法性基礎的也大有人在。由此，便構成了當代社會理論界在對待現代性問題上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而在這中間，又有努力進行調和，企圖走“第三條道路”的“溫和派”，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莫過於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了。

自我調節或反思性是現代性的基礎

自1960年代步入學界起，吉登斯就沒有拘泥於長期以來西方學術主流一直沉醉的純粹思辨或對具體問題的實證性分析、始終與主流政治保持著距離的狀況，而是積極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從理論高度來尋求走出種種二元對立困境的出路。在某種意義上說，吉登斯的最大貢獻或許不是對西方社會理論的全面梳理和創造性發展，而是其社會政治理論為世紀末西方社會政治生活的變革提供了一套系統的解釋理論，為政治觀念的變革提供了一個看起來頗為合理的理由和選擇。

具體到當代有關“現代性”問題的學術研究之中，吉登斯的一個重要成功之處，首先還不在於他對現代性理論的宏偉建構，而在於他善於揭示和解釋現代性問題，或者說，吉登斯的理論策略就在於首先把現代性當作一個問題來處理，並在處理問題過程中歸納出他對現代性自我的理解和批判。我們知道，“現代性”無論是作為一種思想文化範疇還是社會現實運動，都充滿著重重的矛盾和問題，而且，這些矛盾和問題恰恰主要來自現代性自身所固有的邏輯發展。20世紀下半葉以來，社會理論界一個引人關注的傾向是，在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走向複雜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的同時，對現代性批判也出現了更加激進化的趨勢。對此，吉登斯一方面順乎時勢，把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推向深入和廣遠，主要表現為著重考察“民族國家”在現代性進程中的轉型，或者說，關注“民族國家”的出現對於現代性的深遠意義；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現代性時，又激烈反對任何一種激進的路線，希望能開拓出一條比較溫和的批判途徑，超越所謂的“左”和“右”的二元選擇模式。

因此，對於現代性問題的批判，吉登斯認為，傳統的手法過於簡單，已經過時，必須代之以反思的方法，並把自我調節或反思性看作是現代性的基礎。在現代社會，自我反思與監測適合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並不停地發生著。就像現代化解構了19世紀封建社會的結構和產生工業社會一樣，今天的現代化也正在解構工業社會和正在出現另一種現代性……今天，我們目睹的不是現代性的終結而是開始，即超越了傳統工業社會的另一種現代性，這種新的現代性形成就是反思現代性。

背景閱讀

一些重大問題需要超越政府和市場的眼光

《衛報》

簡介

作者從氣候變化和金融危機出發，由市場和政府在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說起，列舉一些實際的例子，如金融系統和食品安全領域，從金融危機到氣候變化，引申到各個方面，說明人們必須要採取行動來改變當前的糟糕局面。

如果要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或者重建金融系統，那么我們需要改變這種陳腐，落後和愚蠢的政治局面。

市場調節已經失效，政府控制在回歸。有多少次我們不得不聽到這些言論，然後使得我們面對這個後經濟衰退的世界，應當作出怎樣的現實選擇產生誤解和無助，即使它們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當然，市場已經失效了。同時，政府的所扮演角色也變得再次重要起來。但是市場與政府之間並不是相互排斥，隨著越來越多的過分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擁護者們的離開和每人都喜歡偽裝。平衡兩者並不是一個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有損失的遊戲。市場和政府在幾乎迄今為止的社會的每個角落都有各自的角色要扮演。它們越來越適應於此。

根據諾貝爾得主，Amartya Sen最近觀察的，所有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除了依靠市場來滿足公眾的服務需求之外，還有教育，醫療衛生和交通。所以關於這樣的社會能否被稱為為資本主義仍然有待討論。但無比真實的是所有非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失敗時期也依靠市場來供應商品和服務；回溯到列寧在1921年發表的新經濟政策以前，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一個顯著的傳統的例子。

英國和美國，對某種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模式，使得它更適合於不斷變化的實際形勢。在這裡和美國，政府還沒有回來。但是在這兩個國家裡，它也不會離開。即使在20世界80年代自由經濟的熱烈的高峰時期，公眾的消費總額也從來沒有降到GDP的37%一下。佯稱市場與政府是不能同時存在對於政策的導向是沒有意義的。

迄今，我們的政界對於這些繁雜的事實的表述已經變得明顯的含糊其辭。即使是新工黨也想大肆鼓吹它對於市場的友好接觸，降低其深刻的中央集權下的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機中，市場和政府這兩者是構成幸福的必須部分，對於認識這個事實，兩個主要政黨引人注目的予以阻礙。工黨對於金融危機的對策已經率先作出，他們經常對此感到驕傲，特別是當Gordon Brown(現任英國首相，譯者注)在談到它的時候。但是工黨的政策是建立在這種事實上的，那就是政府確實是在拯救市場，而不是取代它們。儘管從另一方面來講，David Cameron(英國保守黨領袖，譯者注)也和Brown一樣，說話口齒不清。在英語世界裡，似乎只有Barack Obama和Vince Cable能夠清楚流利說出真心話，這能夠幫助解釋為什麼選民們對他們有更多的信心。

所以這個問題既不在於國家也不在於市場。要緊的問題是在任何特定的時候，在政府調節與刺激市場繁榮之間，採取什麼樣的關係才是對社會最好。這個問題不是像它的意識形態擁護者那樣的簡單，認識到這點所這是非常重要的。調節比激勵存在固有的好處和效果。左翼人士自稱政府好而市場不好，這是不合適的，同樣右翼認為市場好而政府不好，也是不合適的。重要的是從這兩者中得到最好方面的混合，剔除他們中有害的。

只有一種很好適應這些複雜事物的方法才能夠衡量官方所採取的行動的效能。以本周Adair Turner（英國金融服務局主席，譯者注）所提議的徹底檢查金融監管制度系統為例，公共利益要求規則能偶夠很好的預防在未來銀行系統中所存在的毀滅性因素，但是公共利益也要求它們不要過於嚴酷，那樣他們就無法激勵那些已經成功得到援助的金融服務行業，儘管在最近十年間的大部分時間裡，在公共服務領域，存在著偷稅現象。

以Pennington在昨天發表的一個完全不同的主題報告為例，是關於2005年在南威爾斯爆發的致病性大腸桿菌事件。公共利益在食品安全方面要求強力的控制和實施。但根據Pennington所說的，控制已經很嚴格，而且最近被加強了。至今，他們仍然無法抓住違抗者，在森林的另一邊，仍然有著Baby P這樣的社會服務工作的慘劇發生。（Baby P事件是發生在倫敦的一件社會性事件，一個化名為baby P的嬰兒在混身遭受50處傷害的情況下沒有人照顧，經過了8個月的時間而夭折，期間有許多社會服務人員多次看見他，但是仍然沒有人去幫助。來自維基百科——譯者注）

那就是為什麼公共利益也一直要求其他的一些東西了。它要求無論是不是涉及到銀行和食品安全領域，都要認識到這個需求，即使不是在服務條款之內的，也要積極行動。對我來說，這個提出了在當代政治中最大和最具有挑戰的問題。你如何產生，維持和補充那些多數人，鼓勵人們，組織和機構表現的富有責任感和令人滿意呢，特別是他們已經變得習慣於不負責任和糟糕表現？

這個關鍵問題也適用於當代世界的許多問題，從亂扔垃圾到粗野無禮，從逃稅和詐欺得利到酗酒，不健康飲食和沉溺於低俗作品以及更多的。但是這一切使得那些人傷心，他們努力地創造那個Sen正確地稱為的合適的經濟世界。它也必須作為任何政治計謀的正面和中心，以此成為人類議事日程上最重要的，無可比較的問題——氣候變化。

所以在Anthony Giddens的重要新書，《氣候變化的政治》中，它能成為所有事情的起因也就不奇怪了。Giddens很清楚的知道政治家玩弄權術使得事情變得更糟糕，Brown在經濟領域裡就經常運用此道，在誇大危險的同時，然後假裝有了獨有的辦法，就如G20所展示的一樣。

如果氣候變化能夠有效的解決，或者建立一個包含國家和市場的新金融機構，去除銀行中的不良因素，乃至如果酗酒和肥胖減少了的話，那么政客們也必須變聰明點。他們還要擴大實際選擇的範圍，對焦點問題採取有效行動時，更為謙虛，在包括市場危機在內的危急時刻，對於時機選擇要變得更加積極，表現的富有責任感。尤其是，政客們一定要認識到建立結盟的必要，包括跨黨派聯盟，以此來達到，影響和加強想要的變化。最近這些年來，在公共生活的任何領域，這很少發生。在此次危機的許多失敗中，一個最無能的失敗就是政治本身的失敗。

另：來到譯言也有一小段時間了，初到此很高興，一是能有效接觸到國外的文章和資料，二是自己對英語也很感興趣，所以即使在緊張的考研的複習之中，也擠出空閒的休息時間來翻譯一些文章。這已是第二篇，上一篇翻譯的關於網路視頻的文章，也許是太過枯燥，我自己水平也有限，翻譯的很差，所以180多人看了，沒一個人評論下，甚至連評分都沒，雖然有三聲感謝。

以前看翻譯文章的時候沒什麼感覺，現在剛剛接觸翻譯才知道其中的complexities。

恕於水平有限，雖幾經斟酌思慮，仍有許多字詞和長句都翻譯的有些勉強和生澀，不強求大家說些什麼，只希望大家能夠指出翻譯中的一些錯誤和疏漏，給我一點微不足道的意見，讓我在英文方面有一絲的長進就行了。謝謝。（翻譯：neobear）

吉登斯·反思現代性·其他

曹衛東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名字在中國學術界是越來越叫得響了：三聯書店於1998年一次性推出了他的三本大作（《社會的構成》、《民族國家與暴力》、《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作為政治顧問和“精神導師”，陪同英國首相布萊爾訪華；“第三條道路”從歐洲大陸通到北美和拉丁美洲，再蜿蜒延伸到中國，等等，所有這些都讓我們對他不敢也不能小瞧。

說句實在話，我本人對吉登斯作為一流的社會思想家始終抱有一定的懷疑，當然，這種懷疑不是我一個人有，據說在西方學界也很普遍，但這絲毫也不影響我對吉登斯理論話語的興趣和政治話語的關注。吉登斯的現實政治關懷似乎比他的理論規劃要遠闊得多，有了《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一書，這點我們現在就看得很清楚了。不過，我們不能因為“看透”了他的政治動向，就忽視或輕視他的理論價值，當然也不能幹脆就把他的政治姿態和理論立場完全混為一談。應該看到，不管如何，吉登斯都首先是一位研究現代性問題的社會思想家。離開他對現代性問題的理解，去看他的政論寫作或政治態度，肯定會招致不少麻煩。

值得強調的是，我在這裡用的是“現代性問題”（Probleme der Moderne），而不是“現代性理論”（Theorie der Moderne），這是因為，在我看來，吉登斯的一個突出和成功之處，首先還不在於他對現代性理論的宏偉建構，而在於他善於揭示和解釋現代性問題，或者說，吉登斯的理論策略就在於首先把現代性當作一個問題來處理，並在處理問題過程中歸納出他對現代性自我理解的理解和批判。

無論從思想的角度或社會的角度來看，現代性作為一個範疇和運動都充滿著重重矛盾和種種問題，而且，許多矛盾和問題還是現代性自身發展邏輯中所固有的；對此，所有的現代性批判理論大概都沒有什麼疑義；唯一有分歧的地方在於：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各不相同，解決現代性矛盾的方案也南轅北轍。二十世紀下半葉比較引人注意的傾向是：隨著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走向複雜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現代性批判出現了激進化的趨勢。

看得出來，吉登斯是個十分聰明的人，也是一個極其明智的學者。他既沒有完全隨波逐流，也沒有過於逆潮流而動。一方面，他順乎時勢，把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推向深入和廣遠，主要表現為著重考察“國家”在現代性進程中的轉型，或者說，關注“民族國家”的出現對於現代性的深遠意義；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現代性時，又激烈反對任何一種激進的路線，希望能開拓出一條比較溫和的批判途徑，超越所謂的“左”和“右”的二元選擇模式，並於不偏不倚之中展現出了他的反抗態度和獨特立場。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促使現代性從傳統中脫穎而出的動因主要有這么三個：

（1）隨著社會關係的複雜化，時空的不斷擴展；

（2）象徵符號（如貨幣）和專家制度的不斷游移；

（3）定期把知識套用到社會生活當中所引起的制度反思性。

成型之後的現代性有著四種結構緯度，分別為：

（1）資本主義；

（2）工業主義；

（3）監控系統；

（4）暴力手段。

當然，吉登斯在分析現代性的前因後果時並沒有忽視根本的一點，即啟蒙（運動）作為一種知性因素在現代社會中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啟蒙（運動），作為一種事件，對於現代性的發生具有定性和定量雙重意義。沒有啟蒙（運動），現代性恐怕不能發生；即便發生了，也不能證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不能抵抗傳統的不斷侵蝕，最終將無法堅持下來。在吉登斯看來，啟蒙（運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一刀兩斷，乾淨利落。正是這場“斷裂”使得現代性不但站穩了腳跟，而且還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現代性“憑空”出現之後，給人的不是驚喜，而是恐懼；不是安全，而是風險；不是穩定，而是漂移；不是心理的滿足和肉身的愉悅，而是心理的焦慮和肉體的失重。因此，面對現代性，人們幾乎還沒有來得及歡呼就陷入了沉思和批判。綜觀西方現代性理論，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認為：一部現代性的發生和發展史，就是一部現代性的沉思和批判史。而現代性也正是在反覆沉思和不斷批判當中一步一步地臻於成熟的。

對於現代性批判，吉登斯認為，傳統的手法過於簡單，已經過時，必須代之以反思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e）。因此，在吉登斯那裡，現代性實際上也就被分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模式：第一種是“簡單現代性”(einfache Moderne)，“第二種”則是“反思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e)。我在“第二種”幾個字上打了著重號，是因為這幾個字已經成為了吉登斯的一個口號，他曾經把和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聯合主編的叢書稱之為“第二種現代性叢書”（die Zweite Moderne），有些時候則乾脆把“反思現代性”就叫做“第二種現代性”。有學者認為以吉登斯和貝克為代表的“反思現代性”理論展現出的是一種“反現代化的邏輯”，不能不說是一種誤解。

促使“簡單現代性”向“反思現代性”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後傳統社會的來臨，工業主義的終結和消費主義的盛行，啟蒙辯證法的露餡以及新興政治框架的構成等等，歸納起來，吉登斯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關鍵因素：

1、全球化（Globalisierung）；全球化眼下是一個熱門話題，也是一個“宏偉”話題。按照吉登斯的理解，所謂全球化，首先指的是全球交往體系的形成。在這樣一個交往體系中，時空的邊界進一步拓寬了，個體和集體的生活領域也大大開放了，個體的一舉一動都與全球發展處於緊密聯繫之中，用吉登斯的話說，個人哪怕就是買一件簡單的服裝，也會對全球的分工和經濟體系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在全球化過程當中，個體與個體、個體與集體、個體與社會、本土與全球、民族國家與世界體系等之間形成一系列的張力關係，從而成為現代性批判的主導內容。

2、非傳統化（Enttraditionalisierung）；我們在前面講過，吉登斯把現代性的發生看作是一次非傳統化的事件，是傳統“斷裂”的結果；其實，第二種現代性的非傳統化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故技重演”，也就是說，不過是第一種現代性斷裂的結果。但內容已經有所區別，主要包括對自然的社會化、啟蒙的進步模式等一系列問題的重新思考。如果說全球化涉及到的是人與人、個體與社會、國家與國家等之間的張力關係的話，那么，非傳統化則是要重新反思和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在吉登斯看來，人類介入自然體系和社會制度之後，引起了諸多的不安和風險，從而使得未來撲朔迷離；但與此同時，不安和風險也為我們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3、社會反思性（Soziale Reflexivitaet）；這方面的核心問題是人自身在第二種現代性中的存在狀態，因而這裡的張力關係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即人與自我的緊張關係。在吉登斯看來，人類的一舉一動都包含著一種反思的潛力；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專家系統的游移，人類的社會知識和自然知識不斷擴大，外行對內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個體對未來的恐懼感和社會的風險係數也在加強，因此，人類的反思潛力就必須不斷提高，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全球化和非傳統化作為現代事件在改變人們生活關係和工作關係的同時，也提高了人們的社會反思性。因此，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現代社會不會再蒙昧下去，而會變成一個“聰明人的社會”。

至此，我們不妨把吉登斯與他的大陸同伴哈貝馬斯略作比較。如果說哈貝馬斯還有比較濃厚的黑格爾主義的形上學色彩的話，吉登斯則可以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吉登斯從“全球化”走到“非傳統化”，進而開始關注人自身的社會反思潛力問題，給人的表面印象是他的理論具有內向型特徵。其實根本不然。在吉登斯看來，現代性批判走到社會反思性不是終點，而是開端，由此引發的問題才是本質問題，諸如議會民主的危機、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垮台以及凱恩斯主義的失敗等等。這就難怪吉登斯把他的現代性批判的終極目標看作是要實現“政治變革”。

在哈貝馬斯那裡，現代性雖說也是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來，但切入問題的角度不是單純的社會現實，而是嚴格的規範範疇。現代性批判的具體展開層面也不一樣，吉登斯始終不能離開社會現實的變遷來談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哈貝馬斯則基本上是在形上學層面上討論後傳統社會中的個體文化認同和社會發展潛力問題；吉登斯對任何一個現代性問題的認識和解釋幾乎都有著一個現實投照點，比如全球化問題、社會民主問題、個人主義問題等，在吉登斯那裡都很“腳踏實地”，《第三條道路》一書可以說就是他想把自己的理論“做實”的一次集中大暴露，哈貝馬斯則總是想在理論與實踐之間走平衡，對“過於急於把理論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表示擔憂，即便談到現實問題，比如社會福利國家的出路問題、民主法治國家的轉型問題，甚至德國憲法和移民關係問題等，也都是“文縐縐”的。因此，從根本上講，現代性問題在哈貝馬斯那裡不是一個“政治課題”，而是一個政治理論問題。

不過，話說回來，吉登斯把現實當作其“第二種”現代性的切入口，倒也符合當代整個西方社會理論的大勢。我們都知道，自從語言哲學轉型以來，日常生活成為了一切理論的一個落腳點。再說，現代性作為一種理論話語也好，一種社會實踐也罷，本身就具有相當的世俗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吉登斯把現代性批判的現實趨向凸現出來，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雖然一時還難以判斷吉登斯把現代性批判與社會批判在政治層面上掛起鉤來是否妥當，或者說，我們目前就來判斷吉登斯通過“第三條道路理論”實現“一次政治參與”是否真的具有“深遠歷史影響”還為時過早，但是，我們可以確切地肯定，吉登斯在把現代性批判與社會批判結合起來、把理論話語與權力機制結合起來、把個人的政治關懷與現實的政治運動結合起來等方面作出了開拓性的嘗試，值得我們予以注意。

作者簡介

安東尼．紀登斯（Lord Anthony Giddens, 1938年1月18日──）

當代社會學大師、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前任院長，曾任劍橋大學社會學教授暨國王學院院士近三十年，獲英國工黨提名成為上議院議員。

紀登斯曾在赫爾大學（學士）、倫敦政經學院（碩士）、劍橋大學（博士）求學。他的研究範圍包括社會理論、現代性、全球化、社會政策等等。共出版超過四十本著作（包括合著、編輯、合編等等，這些書已被翻譯超過三十種語文，近三十本譯成中文），發表超過兩百多篇文章。他撰寫的教科書《社會學》（Sociology）的印量超過六十萬冊。他是當代被閱讀及引用最廣的社會理論家。

由於其世界性的聲譽，獲頒十五個榮譽學位（包括俄羅斯科學院和中國社科院）。一九八五年紀登斯和友人共創「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建立起良好的聲譽。一九九九年於英國廣播公司進行講座（BBC Reith Lecture）。他也曾是英國工黨政府的首席顧問、布萊爾首相的精神導師，協助工黨轉型。

紀登斯被譽為繼凱恩斯後，對政府政策最具影響力的學者。

譯者簡介

黃煜文

一九七四年生，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

譯有《自願被吃的豬》、《寫給所有人的簡明哲學史》、《哲學家的工具箱》、《是邏輯，還是鬼扯？》、《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歷史的歷史》等書。

高忠義

台灣高雄人。中國律師、台灣大學國發所博士生、美國西北大學法學碩士、東吳大學法律碩士。曾任國會助理、部會首長秘書、電子業、金融業公司法務。譯有商周出版的《合理的懷疑—從辛普森案批判美國司法體系》、《老年、社會、法律經濟學》、《刑事偵訊與自白》等十餘本著作。詮智法律翻譯工作室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