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佳姓

常佳常佳，讀音作cháng jiā，滿語為Canggiya Hala，源於蒙古族，出自蒙古喀爾喀部常佳氏部族，屬於以部族名稱漢化為氏。後有滿族引為姓氏者，滿語為Canggiya Hala，屬於滿族老姓之一。蒙古族、滿族常佳氏，在清朝中葉以後多冠漢姓為常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常佳姓
• 讀音作：cháng jiā
• 滿語為：Canggiya Hala
• 源於：蒙古族

基本介紹

常佳[常佳，讀音作cháng jiā（ㄔㄤˊ ㄐㄧㄚ），滿語為“Canggiya”]

姓氏淵源

單一淵源：源於蒙古族，出自蒙古喀爾喀部常佳氏部族，屬於以部族名稱漢化為氏。據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記載：蒙古族常佳氏，世居巴林（伯力，今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後有滿族引為姓氏者，滿語為Canggiya Hala，屬於滿族老姓之一。

蒙古族、滿族常佳氏，在清朝中葉以後多冠漢姓為常氏。

遷徙分布

常佳氏是蒙古族、滿族共有姓氏，歷史悠久，今仍在稱呼使用，亦多冠漢姓為常氏，融入常氏大家庭，多以遼東、巴林為郡望，今族人在全國各地均有分布。

郡望堂號

郡望

伯力：清朝前期中國東北邊疆重鎮之一，位於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匯合處東岸，今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亦稱作勃利、剖阿里、頗里、婆離、博和哩、波力、伯利等，系女真語同一詞的不同漢語音譯，原意為“豌豆”。唐朝時期，伯力為黑水都督府駐地，唐開元十年（公元772年）設定勃利州。遼國時期為五國部之一的剖阿里所在地。金國時期為胡里改路（今依蘭）轄地。元朝時期屬水達達路管轄。明朝時期屬奴兒乾都司管轄，在其附近的希禪屯置有喜申衛。清朝時期先後由三姓副都統、寧古塔將軍、吉林將軍管轄。清鹹豐八年（公元1858年），沙皇俄國在強迫清政府簽訂《璦琿條約》後，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率軍到達，以此地作為俄國西伯利亞第十三邊防營的屯營地，建立軍事哨所，並以公元十七世紀中葉沙俄侵略黑龍江流域的頭目哈巴羅夫的名字將伯力命名為哈巴羅夫卡。清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沙俄再次強迫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整個伯力地區被沙俄割占。清光緒九年（公元1893年），沙俄又將哈巴羅夫卡改名為哈巴羅夫斯克。從2008年開始，伯力的黑瞎子島歸還中國政府。

遼東郡：在中國歷史上，“遼東”這個稱謂有四重意思：①郡、國名，戰國時期燕國置郡，洽所在襄平（今遼寧遼陽），其時轄地在今遼寧省大凌河以東一帶地區；西晉時期曾改稱遼東國；十六國時期的後燕國末期，其地歸入東海郡；北燕時期又復置遼東郡於今遼寧省西部一帶地區；北齊時期廢黜；到東漢安帝時分遼東、遼西兩郡地置遼東屬國都尉，治所在昌黎（今義縣），其時轄地在今遼寧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帶；三國時期的曹魏改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遼都衛，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為遼東都司，治所在定遼中衛（今遼寧遼陽），其時轄地為今遼寧省大部地區；自明正統後期因兀良哈諸族南移，漸失遼河套（今遼河中游兩岸地）；從明朝天啟元年～崇禎十五年（公元1621～1642年）期間，全境為後金（清）所並。③軍鎮名，明朝“九邊”之一，相當於遼東都司的轄境，主要是鎮守總兵官駐廣寧（今遼寧北鎮），明朝隆慶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後冬季則移駐遼陽（今遼寧遼陽）；明朝末期廢黜。④地區名，泛指遼河以東地區。

堂號

遼東堂：以望立堂。

巴林堂：以望立堂，亦稱黑水堂、伯力堂、勃利堂、伯利堂。

歷史名人

常澍田

常澍田：（公元1890～1945年），滿族，常佳氏，本名常海，字雨培，號夢僧，乳名小豬兒，藝名和康，又名趙蘭波；北京人。著名近現代單弦八角鼓藝人。出身於八角鼓世家，父親常明五和三伯父常明三、四伯父常明四都是唱八角鼓的，常明四（明永順）還是明亮堂的班主。常澍田自幼從三伯父學唱大鼓兼習三弦，又從四伯父學唱單弦牌子曲。十二歲起就隨其父到票房走局演出。大約在清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以後由票友身份正式下海成為職業藝人，與劉寶全、金萬昌、韓永祿等結為盟友並長期合作演出。

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年）三十六歲時，經同仁堂藥鋪老闆樂松生引薦， 常澍田拜單弦牌子曲大家德壽山為師，成為德壽山唯一的親傳弟子。他基本承襲德氏全部曲目並將其唱腔發展細膩瀟灑。常澍田虛心好學，博採眾長，在家學和名師傳授的基礎上，又借鑑當時單弦牌子曲名宿何質臣、桂蘭友、阿鐵山的唱法，藝業大進。開始他也學德壽山坐著自彈自唱，後來聽了始創站唱的全月如的話，徵得德壽山同意，放下弦子，拿起八角鼓，改為站立演唱。在站唱中，向全月如學了許多身段動作。常澍田在民國初年就享譽北京、天津等地，還將單弦帶到江南等地演出，深受南京、上海等地觀眾的青睞。德壽山對常澍田關懷備至，除了向他傳授單弦牌子曲傳統作品外，還主動將自己平生傑作《馬介甫》、《杜小雷》、《續黃粱》、《水莽草》、《五聖朝天》等十幾段作品傾囊相授。常澍田在單弦牌子曲創作上也表現出較高的水平。如對傳統作品《挑簾裁衣》，他將懷來轍唱詞改成江洋轍，使其結構緊湊，語句通順，曲牌選用更加得體。所編《胭脂》、《綠衣女》、《看財奴》、《邱麗玉》等唱段，都經其弟子傳唱。

常澍田所唱曲牌大多是向德壽山學來，而又有所變化。他特別注重四聲的運用，講究發音收韻字正腔圓，並創造了低弦高唱的方法，擴大了單弦牌子曲的演唱範圍。他的嗓音寬洪，氣口、板槽靈巧自如，吐字功底尤深。一曲歌來如大刀闊斧、利刃斬麻。唱法雄健渾厚、寫意傳神聽來使人盪氣迴腸、淋漓痛快。常澍田善用“翻”、“閃”兩種唱法，善於使用閃板、搶板、套板、卸板等各種板法。有些曲牌是向其他名家學的，如“剪靛花”、“倒推船”、“羅江怨”等基本上是學阿鐵山，“快書”是學全月如。他的“石韻”除得自師傳外，還主動向掌握“石韻”最好的京韻大鼓名家劉寶全學。一次在濟南與劉寶全同台演出中，他請劉教他“石韻”，劉便向他傳授了“石韻”的“白玉堂贊”。他演唱的《水莽草》和《葛巾》中的“石韻”曲調，也是經劉修改的。常澍田的擊鼓技藝高超，是八角鼓界擊鼓最著名的人物。在打鼓的手法方面他曾總結“撾鼓十法”是：切、坐、拉、掭、碰、撮、簸、推、跪、丁。常澍田以豪放的風格，脆亮的低弦高唱、清晰的吐字、傳神的表情、瀟灑飄逸的動作，被人稱為單弦牌子曲中的“常派”。常澍田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目有《胭脂》、《續黃粱》、《驅怪》、《翠屏山》、《馬介甫》、《五聖朝天》、《挑簾裁衣》、《杜小雷》、《卓二娘》、《黛玉葬花》、《看財奴》、《金山寺》、《麻將論》等。他曾在百代、蓓開、勝利等公司灌制唱片二十面，是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灌制唱片最多的一位八角鼓名家。其親傳弟子有王劍雲、張劍平、何劍峰、王鳳久等人。

1945年4月，常澍田逝世於北京。

常連安

常連安：（公元1899～1966年），滿族，常佳氏，本名常安；北京人。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常連安七歲喪父，八歲時曾赴東北，在那裡學京劇，唱黑頭，兼演老生，藝名小鑫奎。十四歲進北京富連成班學京劇老生三年，與馬連良、於連泉等同科，蕭長華在其本名常安中加一連安，取藝名常連安。後因嗓子“倒倉”（青春發育期嗓音變低啞）無法唱戲回家。常連安在十九歲時學變戲法，曾到張家口賣藝，在張家口，長子常寶坤出生，因當地出蘑菇，取名小蘑菇。

民國十二年（公元1923年）張家口鬧水災，賣藝收入微薄，便攜妻兒到天津，在三不管搭變戲法的萬傻子（萬子信之父）班，於明地演出相聲。小蘑菇拜相聲名家張壽臣為師，取名常寶堃。

民國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常連安被張壽臣代收為師弟，正式改行說相聲。小蘑菇出師後，與常連安合說相聲，子逗父捧。民國二十四年起小蘑菇改由趙佩茹捧哏後，常連安便改為給二兒子二蘑菇常寶霖捧哏。父子們的相聲在天津、北京演出和由電台播放，名聲很大。

民國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常連安在北京西單商場創辦了啟明茶社（其班社名為長春社），開始時白天是相聲大會，晚上是雜耍，後日夜以相聲大會形式演出。演員陣容強大，參加過啟明茶社演出的曲藝名家有張壽臣、侯一塵、趙靄如、劉德智、於俊波、華子元、吉坪三、郭榮啟、劉寶瑞、張傑堯、常寶堃、常寶霖、趙佩如、孫玉奎、荷花女、白金福、王長友、王世臣、羅榮壽等。每到茶社紀念日，還特演大型化裝相聲《福壽全》。該社還排演過《法門寺》、《連環套》等滑稽劇目。常連安說相聲活路較寬，捧逗皆能，尤其擅長說單口相聲和唱太平歌詞。他與二蘑菇合說的相聲及他唱的太平歌詞，曾長時間在北京的電台播放，家喻戶曉。他和長子常寶堃、次子常寶霖、三子常寶霆、四子常寶華、五子常寶慶、六子常寶豐及其孫常貴田（常寶堃之子）等都說相聲，代有傳人，人稱“常氏相聲世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常連安於1951年任天津市曲藝工作團團長，繼續致力於相聲的創作和表演。

常寶堃

常寶堃：（公元1921～1951年），滿族，常佳氏，一名常寶坤，小名小蘑菇，藝名小鑫奎；原籍北京，出生於河北張家口。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常寶堃出生於河北張家口。相聲表演藝術家常連安之長子，藝名“小鑫奎”。常寶堃原在富連成科班學戲，後來與吳鐵庵一起研究戲法，以變戲法謀生。常寶堃四歲開始隨父“撂地”賣藝，表演戲法的“說口”。他童聲清亮，口齒伶俐，抓哏取笑，機敏聰慧，頗受觀眾的喜愛。張家口盛產蘑菇，人們親昵他給予他起個綽號，叫做“小蘑菇”。常寶堃在九歲時正式改行說相聲，在天津拜張壽臣為師。名師指點，加上自己刻苦鑽研，經過四年磨礪，十三歲時嶄露頭角。十五歲時，與趙佩茹搭檔，互相切磋，輪流捧逗，藝業猛進，享譽京津。

1949年，常寶坤出席了全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幸福地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人，使他深受鼓舞，更加自覺、勤奮地致力於改革和創新。他改編《新燈謎》，熱情地歌頌新生活。常寶堃學藝刻苦，博採眾長，自成流派，因此蜚聲相聲界。他的表演敘述自然、真切、生動；摹擬活靈活現、特徵鮮明。一生演出過一百餘段相聲，主要曲目還有《賣估衣》、《四省話》、《鬧公堂》、《打橋票》、《批三國》、《賣掛票》、《改良數來寶》等。其中二十多段被錄成了唱片，甚為廣大聽眾所歡迎。

1951年，常寶堃赴朝鮮前線慰問志願軍戰士，在4月23日歸國途中適逢敵機瘋狂轟炸掃射，他與著名弦師程樹堂一起不幸犧牲，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追認為革命烈士。

常貴田

常貴田：（公元1942～今），滿族，常佳氏；北京人。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常貴田生於相聲世家，系已故相聲表演藝術家常寶堃之長子。1954年拜相聲表演藝術家趙佩茹先生為師，1958年參加海軍政治部文工團。多年來，走遍祖國各地，成為國內廣大觀眾喜愛的笑星。在不斷的藝術實踐中，常貴田繼承發揚了常派相聲的藝術特點，成為常氏相聲藝術承上啟下之人。同時常貴田虛心學習，大膽借鑑姊妹藝術的長處，不斷豐富自己，逐步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他的表演灑脫流暢，語言生動活潑，氣質文雅，風格清新，善於和觀眾交流，給人以親切，聰穎之感。常貴田不但有深厚的傳統相聲基礎，而且能自編自演 創作新的相聲作品，如《喇叭聲聲》、《動力研究》、《帽子工廠》、《祝你成功》等，均被評為優秀作品。他的作品除演出外還拍攝成電影、灌制了唱片、錄音、錄像，在國內或香港的報刊雜誌上發表。部分收錄在《常氏相聲選》中。

滿族姓氏介紹

滿族姓氏轉變為漢姓的過程

滿族的姓氏在滿語裡面是HALA（哈拉），意思就是姓氏，而且表示是有血緣的集團；另外一個是MOKUN（莫昆），意思是家族，表示的是姓氏的分支。民族姓氏的來源與沿革，是民族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然而現在幾乎沒有滿族人使用滿族姓氏了，因為絕大多數的人已經不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家族的姓氏了，這對民族學的研究會起到阻礙作用，對滿族人自己來說也是極大的遺憾。 同一個哈拉的人都是父輩直系下來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同一個莫昆的人是有親緣關係但不是父輩直系下來的人。今天，或許我們不再需要用哈拉和莫昆來進行區別了；但實際上我們一直沒有改變過區分親緣關係的判斷依據。最為可惜的是，我們不再使用能夠代表我們自己民族、自己身份以及自己家庭關係的姓氏名稱來稱呼自己了。我們需要判斷自己的歷史的時候，總要翻閱厚厚的家譜。 滿族姓氏為什麼變成漢姓了呢？清雍正年間，國家勵精圖治，滿族人民和漢族人民已經能夠更加和睦的相處了。這時候，漢族名字風行的程度超呼想像，朝廷內員的滿族大臣也有風靡漢姓的潮流。因為漢姓的簡短和單一性更利於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於是滿族人從八旗貴胄開始最先流行改漢姓。雍正皇帝在位期間曾多次意欲阻撓滿洲大臣以及貴族改滿姓為漢姓，但是屢禁不止，後來就暫停了對滿洲人改漢姓的限制，成了默許的行為。 當時改漢姓只是一個苗頭，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雍正年間雖然還是奉行國語（滿語）騎射，但是問鼎中原之後，清朝統治階級以及八旗貴胄對漢文化的大量吸收，以及用儒家文化來弱化思想的統治轉變，證明了清朝初期加速封建化的作為對滿族遺失民族特點的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滿族在清朝時期養尊處優的政治地位以及文化從龍思想都更加推波助瀾地銳化了這一矛盾。

那么滿族姓氏是如何按照習慣變成漢姓的呢？這個學問很深，有的是按照字面的讀音而直接變換，也就是俗稱的音譯，有的是按照哈拉和莫昆的政治地位來決定的，有的是依據滿族以地為氏（姓氏）的習慣來變更，有的則完全就是根據八旗滿洲的氏族通譜或者家族被賜姓來擇定的。 滿族姓氏變成漢姓的確是滿族的一大遺憾，不過遺憾也可以彌補。在我們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一定又會出現保留著民族特色，使用滿族姓氏的後裔。這一批人如果能夠使用民族姓氏，那么民族意識會比我們更高更強。滿族的民族姓氏又會被重新挖掘和研究。

滿族的信仰

古代滿族信仰薩滿教，神職人員分為管祭祀的家薩滿和跳神的薩滿。以後，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影響，崇拜對象變得多元化。一般滿族家中供有觀世音、關公、楚霸王神位，還喜歡供一個“鎖頭媽媽”，用麻線栓一支箭在門頭，一年祭三、四次，祭時一般在晚上把箭頭拿下來，摸黑磕頭，祈求“鎖頭媽媽”保祜一家平安。 早期滿族人信奉薩滿教。薩滿是“巫”的意思，是多神論。薩滿教信奉世界為三層，上層為“天堂”，諸神所居：中層為人類所居；下層為“地獄”，鬼神所居。人類的禍福是諸神賜給的。 獵人離家外出捕獵，要禱告諸神。禱告獵神，求得能多捕獲一些獵物；禱告路神，求得在密山中不迷路；禱告福神，求得在山裡少受痛苦。 早期滿族人敬的神多達一百多種，大多是女神，只有幾個是男神。經常出現的男神是獵神。各種神都有偶像，有的是泥塑的，有的是木製的，也有用布縫的。獵神身材魁梧，佩帶弓箭，嘴邊還有兩縷小胡，形象逼真。 獵人祭神的時候，要選擇一個合適的地方，先豎起一個桿子，再用土堆起一個高兩米的土台子，獵人排到台前，推選一位有威望的長者，在土台上釘牲祭祀，禱告諸神，然後奔向山區。

薩滿教是一種原始多神教。我國北方各民族原來都信仰過薩滿教。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承受著社會與經濟的變遷，這種教在許多民族中已被佛教（喇嘛教）和伊斯蘭教所取代。惟有滿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等，直到解放時還信仰它。薩滿教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內容和祭祀活動儀式。 滿族先人對自然的崇拜是同狩獵生活和採集生活聯繫在一起的。在這種條件下，衣食都取之於野獸，人們把狩獵所獲取的野獸，視為主宰野獸的“神靈”的恩賜，因而加以崇拜。 滿族的先人當時還不理解人類的起源，認為某種動物與他們的氏族有著血緣聯繫，於是視作自己的祖先，因而對它加以崇拜，這叫作圖騰崇拜。 滿族的先人，隨著靈魂觀念的發展，逐漸形成對死者及周年的悼念活動。於是有了自己的祖先的“神”。人們既然創造了這些被崇拜的神，必然把自己的安危與福禍寄托在這些神的身上。於是逐漸形成祈求“神靈”的各種祭祀活動。這便產生了交往於人和神之間的使者——薩滿。 薩滿教信仰的“神”有幾十種，其中屬於自然崇拜的“神”有天神、地神、風神、雨神、雷神、火神。還有來源於眾多動物名目的神。所有這些“神”，都有自己的偶體和偶像。比如“熊神”是以一張熊皮為其偶體。有的削木為偶，有的以石為偶，有的把被崇拜的“神”繪製在紙上或布上。 這些偶像還不是真正的“神”，只能做為象徵而存在，要通過這些偶像與真正的“神”打交道，需要能通“神”的薩滿。可見薩滿是古代社會中作為現實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之間的交往者。

薩滿非世襲，上一代薩滿死後相隔數年後，產生出下一代薩滿。新薩滿被認為是上一代薩滿的“神靈”選擇的。因而嬰兒出生時未脫胞者、神經錯亂者、久病不愈者，被認為是當薩滿的徵兆。學習當薩滿者，要學會祭神的禱詞，熟悉薩滿宗教活動的內容。最後考試時，跳得神智不清，才被認定這是薩滿“神靈”已附體，這才取得進行宗教活動的資格。 薩滿必須有“神帽”、“神衣”、“神鼓”等一套用具。“神帽”以銅條或鐵條為帽架，帽頂前側有一隻銅製的鷹，後側是兩根銅製鹿角，角叉的多少表明薩滿的品級。“神衣”是緊身對襟長袍，一般用鹿皮製作，周身上下綴有銅鏡、小鏡、腰鈴等。下身後側是飄帶。“神鼓”以板條做鼓邊，用山羊皮、小牛皮或狍皮做鼓面。此外還有神刀、神杖等用具。薩滿跳起”神來，有節奏地敲“神鼓”，大小銅鏡和腰鈴相擊作響，飄帶四飛，儼然如沙場上的勇士，用以顯示“神靈”的威嚴。

薩滿宗教活動的職能

薩滿的宗教活動職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聲稱“消除災禍，保佑人的安全”，為祭家消除災禍。第二，聲稱“為病人祭神驅鬼”，這是薩滿經常性的宗教活動。根據患者的症狀，如果認為是“外來的鬼”致病時，在大門外或村邊上生起篝火，薩滿在篝火邊“跳神”，並做象徵性的射擊，表示“驅鬼”。如果認為是觸犯某一種神致病時，便殺豬、殺牛或殺羊進行祭禮，由薩滿主持獻祭，“請求神的寬恕”。遇到病危的患者，認為其“靈魂”已經離開肉體，到了“陰間世界”，便在夜間祭祀，薩滿的“神”到“陰間”把病人的“魂”帶回來附還於肉體。據說不管你患了何種病，病情多么嚴重，薩滿都可以用不同的辦法給你治好。第三，聲稱能“祈求生產豐收”。不同地區的生產活動方式不同，祈求生產豐收的宗教活動的形式也不同。狩獵的人長期捕獲不著野獸時便供祭薩滿的“神”。祭祀時先用柳條做成鹿、豬等模型，薩滿披掛上陣，做拉弓射箭的模樣，於是鹿、豬模型紛紛射倒，這時獵人便可以上山，據說馬上便能獲得大批獵物。如果遇到旱災、蟲災或水災。薩滿當然也有辦法，他們又披掛起來，去祭祀“河神”、“蟲神”，於是便風調雨順，害蟲絕跡，牲畜興旺，五穀豐登。

祈禱

薩滿向每一種“神”祈禱，都有不同的禱詞。禱詞中有各種“神”出身歷史、豐功偉績以及這位神仙的性情愛好等，從而使每一種神都有了各自不同的“高大形象”。祭祀不同的“神”都有不同的祭祀方式。有的“神”在白天供祭，有的“神”必須在夜間供祭，有的“神”需在室內供祭，有的“神”必須在野外供祭，有的“神”喜歡豬、羊、牛等家畜，有的“神”則喜歡飛禽或魚類。供品一定要適合“神”的不同口味，供錯了不但不靈，還會引起“神”的憤怒，帶來災難。薩滿的宗教活動不僅使薩滿教的內容更加複雜化。而且使各種“神”的形象也定型化了。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清代弘晝、鄂爾泰、福敏、徐元夢等奉清高宗弘曆之赦編纂，始於雍正十三年（1735），竣於乾隆九年（1744），書中輯錄了除清代皇室愛新覺羅氏以外的滿洲姓氏，記其歸順愛新覺羅氏的時間、原籍何地、官階及勳績情況，全書共錄姓氏1114個，每姓氏中勳業最著者立傳；事跡不顯者亦簡記之，稱為“附載”。立傳著2240人，附載者4938人，共7178人。無論是立傳者還是附載者，其子孫有業績者亦附記於後，加上這些子孫，全書記錄清乾隆以前的八旗人物超過二萬人。因此，該書不僅是一部了解滿洲姓氏及八旗的書，也是一部了解清初任務的書，是研究明末清初東北民族分布、民族關係、滿族族源，以及研究清史，查找清代任務的重要資料。是各圖書館及教學科研人員所必備的工具書。此書自修成以來，只乾隆時宮內武英殿刻印過一次。具有珍貴的史料價格，現在由遼海出版社（原遼寧古籍出版社）出版，定價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