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察哈爾文化
- 外文名：The culture of Chahar
- 基本精神：自由英雄愛國創新
- 核心理念：包容幷蓄敬畏自然誠儀尚武愛國
- 主要分布：今錫林郭勒烏蘭察布張家口地域
- 文化形態：察哈爾婚禮，服飾，那達慕
- 文化名人：明安圖，李四光，博明
- 博物館：察哈爾民俗博物察哈爾文化博物館
- 所屬文化：草原文化和蒙古族文化
文化概念,定位,歷史作用,察哈爾歷史,起源,形成,分設八旗四群旗,成就,歷史遷移,核心理念,敬畏自然,包容幷蓄,誠實守信,敬重禮儀,尚武愛國,基本精神,追求自由精神,英雄主義精神,愛國主義精神,創新精神,文化形態,敖包,哈達,婚禮,春節習俗,察哈爾服飾,那達慕,察哈爾文化名人,明安圖,李四光,博明,紀松齡,文化保護,察哈爾民俗博物館,察哈爾文化博物館,
文化概念
定位
察哈爾文化是一種以草原文化為內涵、以蒙古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多種生產方式結合而形成的經濟文化類型，它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文化富有濃郁的草原文化特徵，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多元性特點，表現出較強的形態上的穩定性、歷史發展上的傳承性和文化外觀上的獨特性。同時也說明，這一文化的形成是與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和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的人群是分不開的。地處內蒙古高原中部的察哈爾草原是我國蒙古族世居的地方，也是察哈爾文化的發祥地。察哈爾蒙古族在歷史的長河中延續至今，形成了察哈爾蒙古族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精神。
察哈爾文化作品
歷史作用
察哈爾文化的主流是蒙元以來蒙古族傳統文化。察哈爾蒙古族有濃厚的民族認同感，而且崇拜自己的祖先，仰慕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具有強烈的英雄主義意識，熱愛家鄉草原，珍視民族語言和風俗習慣。他們對天地、山川大自然頂禮膜拜，在語言交流、婚喪嫁娶、宗教祭祀、節日慶典、禁忌象徵、文學藝術、天籟音樂乃至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與其他地區的蒙古族基本相似。但是，由於社會歷史的變遷，察哈爾文化又彰顯出鮮明的文化特質和獨特個性。
察哈爾歷史
起源
在蒙古諸部中，“察哈爾”這一名稱最早出現在成吉思汗建國初期。成吉思汗於1211年對金朝發動戰爭，其中派往金朝傳達檄文的使臣名叫“察哈爾火者”。另外成吉思汗生前把以“察哈爾”命名的自己一部分家人和貼身僕人賜給幼子拖雷之妻，其後作為拖雷家族的“領戶”之一世代繼承下來。到北元中期蒙古部落社會重新組合過程中以皇帝后妃私人屬民為基礎的龐大的察哈爾部群體逐漸形成，並且以北元皇帝直屬萬戶的面貌出現在歷史舞台。
成吉思汗
公元1206年，鐵木真在斡難河畔舉行大聚會，建大蒙古國，鐵木真被推戴為蒙古大汗，號成吉思汗。隨後，成吉思汗在原有少數護衛軍的基礎上，從各萬戶、千戶、百戶那顏(長)和自由民的子弟中嚴格選拔技能強悍者，擴編成萬人組成的常備護衛軍，稱為“怯薛”。這支護衛軍分為四隊，輪流值勤，史稱“四怯薛”，分別由成吉思汗的四大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負責。蒙語中有“吉轄”一詞，就有輪值的意思，似從“怯薛”的詞意轉化而來。這支護衛軍直接由大汗指揮，平時輪流保衛大汗金帳和分管汗庭事務，戰時為大汗親自統領的作戰部隊(親軍)。直至公元1480年達延汗再次統一蒙古各部後，將察哈爾封為六萬戶之一，“察哈爾”正式以部族名稱出現。當然察哈爾這一稱謂在史料中最早出現在1452年額森哈汗執政時期，在漢文史科中最早出現在明景泰年間，明人稱烏珂克圖汗為“察哈爾”小王子，這些都在達延汗繼位劃分六萬戶之前。可見，察哈爾在成為萬戶之前就已經形成，只不過在這一階段，察哈爾是沒有封地的大汗親軍。對於“察哈爾”名稱的由來，專家們眾說紛紜，至今尚無定論。但是，對於察哈爾蒙古部是由大汗的親軍“怯薛”轉化而來這一點，學術界的觀點還是比較一致的。
形成
達延汗於1480年繼位後，將漠南蒙古重新劃為左右翼各三萬戶，其中左翼三萬戶為察哈爾萬戶(蒙語圖門)，駐牧於今錫林郭勒盟北部和烏蘭察布市北部；額爾喀萬戶，駐牧於今哈拉哈河流域；兀良哈萬戶，駐牧於今赤峰市一帶。右翼三萬戶為衛拉特萬戶(史稱瓦剌)，駐牧於今鄂爾多斯市一帶；土默特萬戶，駐牧於今呼和浩特一帶；永謝布萬戶，駐牧於今錫盟南部及張家口以北地區，即察哈爾八旗駐地。這時的察哈爾不僅具有軍事、行政、生產三方面職能的一個萬戶稱謂，而且是大汗駐帳的強兵勁旅——中央萬戶，形成了具有宗主部地位的部族(蒙語稱愛瑪克)。
分設八旗四群旗
1634年，察哈爾部林丹汗病逝於青海撒拉裕固草原，察哈爾部的抗清鬥爭失敗。1635年，林丹汗的兩位夫人蘇台和囊囊哈吞在奉喪歸途中，率領察哈爾部餘眾行至阿爾坦厄墨格爾之地後，把察哈爾部剩餘兵丁分成兩部分，一部由蘇台哈吞和兒子孔果爾額哲、阿卜乃率領奉喪歸清，一部由囊囊哈吞率領屯兵於甘肅夏熱塔拉等地，聽候訊息。如蘇台哈吞歸清遭到鎮壓，囊囊哈吞便率部增援，兩部合併後繼續抗清。然而清朝皇太極大喜，封孔果爾額哲為親王，位高於內蒙古其他四十九旗之上，並將皇太極次女溫長公主下嫁額哲，將原察哈爾部編為八個札薩克旗（王公旗）安置於義州邊外（今遼寧鎮北）。在改編時將一部分拆散劃為幾個旗，將另一部分以分散駐防等形式，充實了各地的駐防八旗軍，遷居於全國各地，因此，蒙古各部以及邊疆海防，都有察哈爾部蒙古。
察哈爾八旗
公元1675年（康熙十四年）三月，察哈爾林丹汗之孫，即孔果爾額哲之侄布爾尼、羅卜桑兄弟二人對清延不滿，起義反清。康熙帝調動科爾沁部等蒙古軍隊討伐察哈爾部。布爾尼戰死，羅卜桑寡不敵眾，率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名兵丁二次降清。康熙帝對察哈爾部甚為擔心，便把察哈爾部從東北義州移駐於今天的張家口長城以北地區，改原來的札薩克旗為總管旗制，分為左右翼各四旗。隨後又從各旗抽調牧丁組建了四個牧群。1761年設都統駐張家口管轄察哈爾八旗四牧群事務。期間，清政府將其它歸附的蒙古族分散安插在察哈爾各旗內。此後，察哈爾部愈加成為多姓族群。
成就
察哈爾部由1206年至1480年擔當成吉思汗親軍護衛任務274年，跟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橫掃歐亞大陸，為一代天驕的宏偉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勳。據資料記載：阿富汗卡布爾以西有自稱為蒙古人的約100萬人，其中有30—40萬自稱為察哈爾愛瑪克人，這就是當時跟隨大汗平定中亞留下的後裔。從公元1480年達延汗統一蒙古至1635年林丹汗抗清敗亡，察哈爾部成為中央萬戶155年，為統一北元時期的蒙古各部東征西戰，為草原近百年的太平局面做出了傑出貢獻。從林丹汗繼位以後，察哈爾部堅持抗清近三十年，表現出了蒙古族人民不甘被奴役、宰割，渴求民族獨立與統一的頑強精神。從公元1635年察哈爾部被改編為總管兵役制八旗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314年間，察哈爾部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參加平定準噶爾的戰役，為維護祖國的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在鴉片戰爭時期，5000餘名察哈爾部騎兵奉調在京津駐防抗英，1000多名察哈爾蒙古騎兵在察哈爾著名英雄兩江總督裕謙的率領下，血戰鎮海為抵禦外國侵略者全部壯烈犧牲。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察哈爾蒙古族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選擇了爭取民族徹底解放，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道路，為新中國的成立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察哈爾八旗
以上幾個個階段總計743年中（加上解放以來56年，察哈爾部至今已有近八百年的歷史），察哈爾部始終處於蒙古民族歷史的中心。可以說，察哈爾部的歷史就是濃縮了的蒙古民族歷史，蒙古族察哈爾部是歷史上創造蒙古族草原文化的主要部族之一。
歷史遷移
1、清朝時期的察哈爾
清朝時期，察哈爾不是一個省，而是叫“張垣特區”。而察哈爾是清朝的一個八旗編制，是清代察哈爾八旗四牧遊牧之所，當時南臨長城，北接錫林郭勒盟，西面與歸化土默特旗接壤，東與卓索圖盟和昭烏達盟毗鄰，西北與烏蘭察布盟四子部落旗相接，大致相當於今天的烏蘭察布市大部、錫林郭勒盟南部以及河北省西北地區。
2、中華民國察哈爾省
民國二年(1913年)，察哈爾改為察哈爾特別區，以直隸省口北道和綏遠都統、察哈爾部、錫林郭勒盟設定察哈爾特別區。有6個旗和11個縣，即張北、多倫、沽源、商都、寶昌、康保、興和、陶林、集寧、豐鎮和涼城。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長城戰役之後，日軍越過長城，向華北滲透，並於該年春占領察哈爾部分地區。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人在張垣於1933年5月26日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於6月開始向察哈爾和熱河的日軍發動進攻，在7月中旬將日軍全數逐出察哈爾，此為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首次收復失地。同時在南京國民政府以實現軍令統一為由，派軍進逼張垣之下，同盟軍被迫解散。
1937年至1945年抗戰期間，察哈爾省被日本占領並成為德王領導的日本控制區蒙疆的一部分。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5月至6月，晉察冀邊區的八路軍，發起察南戰役，攻下懷安、漱源等縣城，並向平綏路兩側和察北地區發展。8月15日，日本投降後，蔣中正命令國軍沿平綏、同蒲、平漢、津浦等鐵路，向華北推進受降。其中，傅作義部隊則沿平綏線已逼近張垣。為了阻止傅作義部隊東進，中共晉察冀軍區、晉綏區軍集5.3萬主力對傅作義發起攻擊，傅作義被迫西撤。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中共發起大同集寧戰役，傅作義乘中共主力在大同之際，率領36集團軍奇襲奪取了中共華北區中心城市張垣。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全省土地面積為278957平方公里。東接熱河省、遼北省，北鄰興安省、蒙古地方，西界綏遠省、山西省，南接河北省。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11月，平津會戰爆發，解放軍華北軍區第3兵團向張家口地區守軍發起攻擊，國軍第11兵團、傅作義嫡系部隊第三十五軍，救援的第104、第16軍全數消滅。12月24日，解放軍占領張垣，中華民國政府在察哈爾省的政府機構徹底瓦解。
3、中華人民共和國察哈爾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行政區劃重新進行了調整，晉北雁北地區和大同市併入察哈爾省，察哈爾省由中央直接領導。
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決定，撤銷察哈爾省，其行政區域分別劃歸河北、山西二省，延慶縣劃給北京市。
4、今天的察哈爾
建國初，四旗實行中心旗行政建制(同專署)。1954年綏遠省與內蒙古自治區合併時，四旗建製取消，同時調整相關地域解決旗縣並存問題，改正黃旗為察哈爾右翼前旗、並鑲蘭、鑲紅旗及陶林縣為察哈爾右翼中旗，改正紅旗為察哈爾右翼後旗。至此，察哈爾四旗廣大地域經過幾個世紀的遊牧、墾荒、設縣、變革，已由最初的遊牧經濟發展成為安居樂業的多元化經濟。
核心理念
蒙古族傳統文化，其內容博大精深，源於流長。而察哈爾文化又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涵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和價值，察哈爾文化最核心的理念表現在以遊牧民族共同信仰的薩滿教所崇拜的“長生天“為特徵的自然生態理念，以草原民族充滿多樣化需求的生產、生活方式為特徵的自由交換理念，以講信譽、誠實守信為特徵的思想道德理念，以海納百川、包容並蓄為特徵的政治生態理念，以尚武和愛國為家國情懷，素有鮮明的報效國家、抵禦外侮的價值取向。縱觀察哈爾蒙古族歷史文化所折射出的燦爛光環，這些獨具特色的思維觀念和價值追求，無不體現出草原遊牧文化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值得我們認真加以探究和挖掘。
察哈爾八旗
遊牧文明造就了蒙古族最顯著的文化特質——天人合一、萬物有靈的思想體系和生態價值觀。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他們在始終堅守著這一亘古不變的文化母題和對傳統文化的忠誠和熱情，尊重自然規律、操守自然法則。
察哈爾文化所蘊涵的敬畏自然、崇尚生命、熱愛生活的傳統價值觀和道德觀，體現了遊牧文明最基本最普遍的價值追求，也反映其最深層、最核心的思想理念。
敬畏自然
察哈爾蒙古族像其他蒙古部落一樣將自然現象當做敬奉和崇拜的對象頂禮膜拜。究其原因，因為古代社會人們缺乏自然科學知識，無法正確客觀地認識自然現象，被自然力所征服，對於一些自然現象的發生，認為是各種神靈支配的結果，存在恐懼感和神秘感。所以人們理解為一切自然現象都有神靈存在。每當他們遇到自然災害時，就認為和當地風水有關。蒙古人每年都要定時祭拜天地山川，特別是民間祭拜活動由來已久，有祭天、祭地、祭山、祭敖包、祭火、祭泉、祭湖泊、祭井、祭樹等等，他們不會因為個人利益或生活方便而破壞自然。
察哈爾八旗
從生態角度看，蒙古包是人類用材最少的長久性居住建築，也是對自然破壞最小的建築；牧人取暖用的材料，是牛羊糞和枯樹枝，禁止砍伐樹林；嚴禁在河水、湖水中洗滌污物；狩獵選擇特定季節，每次圍獵必須放生所有幼仔，所獵各種動物要放生至少雄雌各一；經常用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動植物等自然物給小孩起名；在草原上，不論火葬、風葬或土葬，牧人死去時總要考慮不願給草原留下任何痕跡，像自然界花草魚木那樣“乾乾淨淨”回歸大自然，比如世界上至今沒有找到任何一位蒙古大汗的陵墓，足以證明歷任大汗是敬畏自然的典範，等等。從四季倒場遊牧的方方面面到狩獵、生活的種種細節，處處表現出察哈爾蒙古族用自覺的道德自律表達對大自然的感激和珍愛之情。
從法律角度看，在《大札撒》、《元典章》、《喀爾喀法典》等成文法中，都以立法的形式保護自然生態和生物鏈，曾作為蒙元汗國中央部落的察哈爾部，數百年來跟隨大汗守衛汗廷、捍衛國家、參與朝政，察哈爾人更應是遵守法紀的典範，為其他蒙古部族敬重自然、保護生態樹立了榜樣。
敬畏自然，就是察哈爾人崇敬自然、順應自然、呵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取向以及由此衍生的人與社會、人與人和睦相處的思想升華，他們與大自然互為條件。諸如，牧人很少放縱自己的貪慾，把大自然視為生命的源泉，這種以敬畏自然、自覺保護自然的法則，與自然和諧共處為基本精神的察哈爾文化，不僅飽含著關注自然萬物的生存和發展為鮮明特徵的生態倫理思想，而且也體現出尊重自然規律，自覺維護生態平衡的科學理念和價值觀。
包容幷蓄
由於遊牧經濟的單一性，迫切需要與外界經濟保持各種形式的互補交換關係，必然促成察哈爾部與蒙古各部注重互助、看重交往思想觀念的形成；需要自由的經貿交流，不論主動出擊還是被動應付，不論和平互市貿易還是武力奪取，必須融入到當時的遊牧經濟活動之中。察哈爾蒙古族歷來以心胸開闊，少有文化排拒心理而著稱。對外來的文化只要他們覺得好，就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對待之。蒙古察哈爾人所創造出的文化瑰寶，很能說明他們善於汲取異域文化的優秀元素，用以發展自身的文化。可以說，察哈爾文化是歷史上察哈爾部吸收周邊各民族文化的優秀基因創造的，是草原上多民族長期交融的結果。同時，曾在歷史上興盛的察哈爾部是蒙古各民族的精華所聚，是按照成吉思汗的旨意，從萬戶長、千戶長、百戶長和自由人的子弟中挑選出聰明伶俐、品貌端正、武藝高強的人組成的大汗護衛軍，聚集了蒙古諸部的優秀人才及優秀文化。因此，察哈爾文化的結構具有多元性，兼容並蓄、包容豁達。
察哈爾八旗
從歷史進程看，察哈爾蒙古族從不固步自封，而是在遊牧生產實踐的基礎上，從經濟、軍事、文化交流、與蒙古諸部及中原內地溝通等方面，鑄就了察哈爾蒙古族開放的心態、豪放的性格和進取的精神，以開放豁達的心態待人待事，尊重、善待不同的文化、宗教。
從當代發展看，農耕文明進入了察哈爾草原，商業文明進入了察哈爾草原，當代的工業文明也進入了察哈爾草原，將來還會有更新的事物不斷進入察哈爾草原，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察哈爾人始終以其草原般的胸懷，接納他們，哺育他們，一代又一代演繹著遊牧文明進程史。
誠實守信
察哈爾蒙古族最看重的是名譽。察哈爾地區大量民間諺語證實了察哈爾人誠實儒雅的高貴品質。如：“誠實的失敗，比卑鄙的勝利好”、“情願貧窮而正直，不願富貴而虛假”。在任何環境下，都要兌現自己的諾言，“吃到肚裡的要消化，說出口的要兌現”，“即使暴雨如注也不要誤時間，即使大雪滿天也不要失信用”。為了履行諾言可以放棄物質利益，“寧可失良駒，切勿失諾言”、“寧失牛，勿失信”。
察哈爾八旗
明代蕭大亨真實地記錄了蒙古族的誠信觀：“最敬者篤實不欺，最喜者膽力出眾，其最重者然諾，其最憚者盟誓。偽則不誓，一誓，死不渝也”。他認為在當時的蒙古社會，誠信之人最受社會敬重，所以察哈爾人最慎重的事情是承諾和盟誓，因為為了實現“那可爾”的諾言，他們會至死不渝。成吉思汗在讚譽察哈爾部的前身怯薛軍時，不單純是對他們勇猛善戰能力的肯定，更多是對他們品行的高度評價。成吉思汗的勇士們就是以誠信、忠貞、義氣、友善和驍勇善戰揚名於13世紀的蒙古草原。察哈爾蒙古族的信義觀，不僅是為英雄的勇敢和力量所折服，更主要是對英雄們一諾千金的誠信和胸懷坦蕩、仗義執言、友好善良精神的敬仰。他們塑造的無數英雄形象，事實上就是信義的化身。察哈爾蒙古族上述的優秀品格可以稱之為誠實友善。
察哈爾八旗
馬大正先生在《天山問穹廬》一書中，由衷地並且客觀地描述道：“我從在博爾塔拉與察哈爾各階層相處中得知，對於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的歷史，他們最關注的有兩點，其中之一就是到新疆後，新疆察哈爾蒙古與衛拉特蒙古及其他諸族的關係。察哈爾蒙古與衛拉特蒙古的關係尤為親近，滿文檔案為我們留下了他們親如兄弟的感人記載。”這充分說明：蒙古察哈爾部與周邊各民族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能友好相處，沒有發生不同宗教教派之間的衝突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很值得探討，有助於從歷史上借鑑和認識新疆民族的基本特點。
誠實守信，就是察哈爾人以誠待天、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思想概括，體現了遊牧民族淳樸的民風和友善的品格，把誠信當做人、做事最為重要的心靈底線。可見，誠實、守信、友善，使察哈爾蒙古族所傳承的具有普世性的內在文化價值，也為察哈爾部及蒙古各部贏得了其他民族的尊重和讚譽。
敬重禮儀
自古以來，蒙古民族歷來以熱情好客爾著稱。來客不分尊卑親疏，不論熟悉與否，都要噓寒問暖，敬茶上酒，殷勤接客。察哈爾部起源於成吉思汗創立的護衛軍“怯薛”和元朝時期的宿衛，形成於北元歷任蒙古大汗駐帳的察哈爾萬戶，長期處於蒙古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經受了數百年來蒙元宮廷禮儀文化的薰陶和宮廷禮儀的習染與規範。察哈爾部的前身護衛軍怯薛駐紮在成吉思汗的斡爾朵周圍，除了日夜警戒汗帳內外，還管理汗廷的兵器、車馬、廬帳、文書、飲食、府庫等事務，其實質是身兼“護衛”的政府高級官員。從北元時期，察哈爾部作為大汗駐帳的中央萬戶，既是北元宮廷禮儀文化的創造者，也是蒙古宮廷禮儀的踐行者。因此，他們是蒙古宮廷文化直接的目睹者，也是最後的守望者。可以說，察哈爾文化完整地傳承了蒙元時期的宮廷文化和蒙古黃金家族禮儀文化的特色。蒙古宮廷文化的遺風直到今天，在察哈爾各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處處得到體現。
察哈爾人不僅在迎接貴賓、婚喪嫁娶、逢年過節、敬神祭祖上尊崇典籍禮儀制度，而且十分注重衣、食、住、行、用等日常行為的禮儀規範。比如在節慶宴會方面：有重武備、重衣飾、重宴饗的習俗，重在突出豪華的大汗氣派，容宴飲、歌舞、競技、娛樂於一體，滲透著蒙古宮廷文化的典雅高貴、歡樂活潑的風格。
察哈爾八旗
比如，北元時期《衛拉特法典》體系中，在接人待物方面有關住宿法規和旅途中接待汗廷使者、諾顏等飲食吃“秀斯”（即全羊）的規定。清朝初期頒布的《喀爾喀法典》有關吃秀斯的詳盡規定：途中接待汗諾顏、葛根、其他各級官員和使者要給多少羊，都有明確條文記載。這些法律條文的延續，到近現代已成為蒙古民間的敬客風俗。給長輩或客人敬酒時，首先將衣著首飾穿戴整齊，用右手無名指將酒杯托起，以親切典雅的姿態將酒杯遞給對方，還要向對方連行三次鞠躬的勸酒之禮。在服飾方面：察哈爾男性服裝以蒼天的藍色為基調，女性服裝以大地綠色為基礎，又採納了蒙元宮廷款式和簡結無華、樸素簡練的特徵，反映了作為宮廷侍衛的職業要求。在婚喪嫁娶方面：察哈爾人與眾不同的是，結髮的嫂子從前來娶親的新郎佩帶的箭筒里抽取一隻箭，用箭頭將姑娘式髮型分結成媳婦髮式後，才予以佩帶首飾；察哈爾蒙古族的葬禮在出殯死者前，要念數日“麻尼宮布”經，然後將死者裝入座式棺材立著埋葬。這些都被察哈爾文化繼承和弘揚，其端莊的儀表風度、得體的言談舉止、高雅的修養品味等體現了蒙古宮廷禮儀的精神內涵。綜上所述，察哈爾蒙古族不論對宮廷禮儀的遵循，還是對民間禮儀的敬重皆歸之為敬重禮儀。
察哈爾人常說：“有馬就能遠到天涯，有禮就能走遍天下”，“籠頭是馬的規範，行為時人的規則”。敬重禮儀，就是對察哈爾人儀表行為、禮貌規範特別是對蒙古宮廷禮儀文化的思想概括，體現了察哈爾人舉手投足、待人接物時注重謙恭禮讓的禮儀風範。因此，察哈爾蒙古族在歷史上曾以崇禮重禮，禮儀繁多，層次分明，舉止典雅為世代著稱，成為察哈爾文化的精髓，也是察哈爾文化源遠流長的重要標誌之一。
尚武愛國
尚武愛國，倡導英雄主義精神，是察哈爾蒙古族的傳統和價值取向之一。“沒有衣領就不成其為袍子，沒有察哈爾就不起兵出征”，這一蒙古族民間格言道出了察哈爾部與蒙元王朝及北元存亡的密切關係。成吉思汗對自己建立的護衛軍“怯薛”的勇敢、忠誠精神推崇備至。護衛軍也曾以其勇猛善戰和護衛安全贏得了成吉思汗的讚頌和喜愛。在蒙古文《成吉思汗箴言》中，曾將察哈爾贊喻為大汗的護身“寶劍”和“盔甲”。它始終保持對歷任大汗和國家的忠誠，無論跟隨歷任大汗轉戰南北還是汗位虛懸時期，都始終誓師捍衛大汗的正統地位，成為17世紀蒙古《黃金史》所讚譽的察哈爾萬戶，誠如大汗身邊的寶劍和鋼盔般可信的勇士——“利劍之鋒刃，盔甲之側面”。
由於察哈爾部的特殊性，自古以來，察哈爾部人就養成尚武忠誠、傲骨錚錚的氣質，不畏強暴、勇猛強悍的拚命精神。很多史籍描寫察哈爾部“貴壯尚勇”、“重兵死、恥病終”，就是這種價值觀的真實寫照。無論是在成吉思汗時披堅執銳、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為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了不朽的功勳，還是在鐵木真汗時將追隨自己多年、忠心耿耿的“四傑”世襲擔任四“怯薛”軍的長官，直至元亡；無論在達延汗的中興大業中建立的赫赫戰功，還是布爾尼舉旗反清失敗中的不泯精神；無論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鎮海保衛戰中投池殉國的兩江總督裕謙，還是1000多名八旗察哈爾人血戰六晝夜的鎮江保衛戰中戰鬥到最後一人；無論是天津大沽口、京津保衛戰、反對西方傳教士侵略內蒙古、抗擊德國侵略軍進犯歸綏等鬥爭中，還是在遼瀋戰役的黑山保衛戰、平定西藏叛亂，以及在早期共產黨人紀松齡、孟克吉勒格爾、蒙古族女英雄巴彥瑪、烏喜鶴在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中、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在敵人的嚴酷拷打下，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為祖國的解放和民族的復興拋頭顱、酒熱血，留下了氣壯山河的業績和不朽的英名。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分別對察哈爾蒙古族為祖國和民族勇於獻身的高尚民族氣節給予高度評價。
察哈爾八旗
英雄不是力量出眾的莽漢，也不是獨善其身、恃才傲物的眾叛親離者。英雄必須是顧及群體利益、與群體休戚與共的人，是不畏強暴、知難而進者，直至為理想獻出生命者。所以“英雄”在察哈爾蒙古族中已經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範疇。我們不難看出，察哈爾文化是孕育尚武愛國、寧死不屈、英雄主義精神的文化，也是英雄輩出的文化；尚武愛國、英雄主義精神是察哈爾文化更突出的又一重要標誌。
尚武愛國，就是察哈爾人對國家對民族赤膽忠心、英勇善戰的思想概括，體現了察哈爾人忠貞不二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勇敢頑強的英雄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世世代代陶冶著察哈爾蒙古族，深深積澱在他們的意識之中，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特質，進一步升華為察哈爾蒙古族自強不息、開拓進取和愛國主義精神。
總之，敬畏自然、包容並蓄、誠實守信、敬重禮儀、尚武愛國的核心理念，既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繫，共同構成為有機整體。我們對察哈爾文化的研究，絕不能割裂與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之間的傳承關係。其中，敬畏自然、包容並蓄、誠實守信是察哈爾文化對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一脈傳承，成為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同時，察哈爾波瀾壯闊的歷史演進，孕育出了獨特的敬重禮儀、尚武愛國的民族文化特質，體現出察哈爾文化的內涵和精華以及與草原文化的共性與特殊性的關係。
基本精神
追求自由精神
遊牧生產方式是草原文化自由理念形成的堅實基礎，單一的相對脆弱的畜牧業經濟方式決定了核心理念的形成。遊牧民族嚮往自由，追求自由，“依天地自然之利，養天地自然之物”，逐水草而居，遷徙流動就是生產、就是生活。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遊牧民族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一個顯著特徵，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萬式，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對寬闊的生活天地和自由激盪的環境，遊牧生產自身單一性質及其對自然氣候的特殊依賴性，在自給性無法滿足的前提下，每時每刻需要與其它形式的經濟實體保持著互動交流關係，需要相對寬鬆廣闊的市場。如果互通有無、商品交換的目的不能達到，他們就要訴諸武力，採取軍事進攻的辦法。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就是由於蒙古帝國的商貿團隊在中亞被劫掠而起兵的。北元時期，也先汗挾明英宗為人質，要求明朝通關開市，阿拉坦汗圍戰京城，直至答應開關互市，方才鳴金收兵。這些都是以武力迫使對方打開關貿大門的典型事例。
察哈爾八旗
大蒙古國時期，成吉思汗的“大扎撒”規定，凡進入蒙古的外國商人均發給其憑證，各國的使節神聖不可侵犯。正如著名學者孛兒只斤·吉日格勒所說：“從當時的皇帝詔令、虎符牌、到連線亞歐大陸的草原商道、驛站郵遞系統、再到元朝、四大汗國時期的統一貨幣，無不在說明蒙古人是多么渴望一個開放的、沒有隔膜與壁壘的、能夠自由地進行商貿活動和文化交流的開放環境。”
英雄主義精神
在成吉思汗時代，“英雄”即蒙古語“巴特爾”一詞，已經在遊牧社會中成為一種崇高的稱號、尊號和職號，就像英雄史詩中歌頌的巴特爾、莫日根和可汗。英雄主義是遊牧文化的永恆主題。蒙古族歷史文獻記載讚美史詩般的英雄。如《蒙古秘史》里敘述帖木真攻打乃蠻部落的戰爭時，扎木合是如此描述帖木真以及他的四個英雄和弟弟的，“是我帖木真安答。渾身穿著鐵甲。似食的鷹般也來。”“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養的四個狗。曾教鐵索拴著。那狗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環刀做馬鞭。飲露騎風。廝殺時。吃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來也。”“是訶額侖母的一個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長。吃個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個強牛拽著來也。他將帶弓箭的人全咽呵。不礙著喉嚨。吞一個全人呵。不勾點心。”可見，對“力”的崇拜，對英雄崇拜是蒙古人的普遍心理，或者說蒙古族群體心理的一個特點。 形成於崇尚英雄主義時代的怯薛軍就是這一精神引領感召的真實寫照。怯薛衛士忠於職守，制度嚴明，絕對效忠大汗，成為蒙元時期軍事封建專制統治的中堅，也是蒙古歷任大汗最為信賴的“那可爾”（即伴當），這支精銳力量就是北元時期赫赫有名的察哈爾部的前身，這一特殊軍事集團所形成的精誠團結、英勇無敵的優良傳統，影響到蒙古各個部落，被後人深深銘記。作為保衛汗廷的怯薛勇士們更加注重對於力量和勇敢的錘鍊，因為他們深知，不論是遊牧遷徙，還是征戰攻伐，決定成敗的主要因素就是力量。因此，古代人蒙古族把將對力的崇拜作為最高價值的追求。以史詩所塑造的英雄江格爾為標桿，以力衡量人體美的這種傳統，在當今的察哈爾蒙古族意識中依然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察哈爾八旗
從康熙朝以後，察哈爾部眾被重編遊牧察哈爾八旗，移牧宣大邊外，倚長城為界，駐防東起獨石口，西至殺虎口綿延700多里廣大地域。遊牧察哈爾八旗作為軍政合一的組織，平時生產，戰時應徵，成為忠順清廷、“皆思效力”的一支強悍力量。在康熙皇帝平定漠西蒙古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叛亂的幾次戰爭中，都奉命參戰，表現英勇。康熙皇帝曾喻旨稱讚道：“爾眾察哈爾官兵，並無俸糧，而勤勞卓著，是以朕每有詔旨，必之我察哈爾”。因此，不難看出，察哈爾蒙古族自信自強、不怕困難、不畏強暴、知難而進的高貴品格孕育了英雄部落的文化，同時也成就了英雄輩出的部族，視死如歸的英雄樂觀主義精神是察哈爾蒙古族傳統文化最具價值的民族品格。
愛國主義精神
自北元後期，察哈爾蒙古部族與蒙古諸部族之間產生了錯綜複雜的關係。隨著北元退出歷史舞台，可以說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察哈爾蒙古族在林丹汗時代，固然有過抗衡後金（清）、被犁去牧地、散其餘眾、駐牧邊外的歷史一幕，但隨著清室的入主中原、蒙古各部的先後附清，以及各民族的漸進融合，察哈爾蒙古族在清王朝江山一統、社會趨穩的歷史大背景下，成為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員，儘管長期以來政治上備受清王朝的壓制、分化、愚化與羈縻，但其赤子愛國、反抗壓迫的傳統精神並未泯滅，在外敵入侵、內憂外患的民族危亡關頭，這一民族精神尤為突顯，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捍衛民族尊嚴的愛國主義精神。以鴉片戰爭為例：
察哈爾八旗
鴉片戰爭以來，察哈爾八旗的蒙古族子弟源源不斷地被調往邊疆海防，充實和加強了駐防蒙古八旗軍，成為抗擊外國侵略者的重要力量。在物力上，察哈爾民眾也捐獻了大量的馬匹和物資支援前線。1840年，英國侵略者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以武力打開中國的門戶。蒙古族各階層人民為抵抗外來侵略，積極地投入了反帝愛國鬥爭。特別是代表蒙古族進步勢力的察哈爾這一古老的優秀部眾，曾捐獻大量馬匹、銀錢等支援前線的反侵略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正當英軍攻陷浙東乍浦，進犯江蘇、天津海防緊要關頭，清廷急速徵調察哈爾蒙古騎兵2000名增援天津。察哈爾商都達里岡崖牧群、太卜寺牧場挑選精壯蒙古種馬2000匹，察哈爾鑲黃旗驍騎校拉什棟魯布，正黃旗總管鄂博渾的孀婦和鑲紅旗佐領貢素隆扎布自願捐獻蒙古良馬100匹，正黃旗佑寧寺活佛葉古則爾呼圖克圖等捐獻馬250匹，軍台扎蘭章京旺楚克等人捐馬1055匹；察哈爾部各旗募征捐獻馬2550匹，此外，察哈爾布各階層人士自願捐獻戰馬3750匹。察哈爾蒙古族子弟奉調出征時自帶的馬匹和各界人士捐贈的馬匹就更加無法統計了。察哈爾蒙古族為保衛祖國反對外來侵略中，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創新精神
自古以來，察哈爾蒙古族就以勤勞節儉，富有創新精神著稱。千百年來，嚴酷的自然環境，動盪的社會現實，培養了察哈爾蒙古族在生存鬥爭中日益增進的耐力、韌性和民族親和力。察哈爾人以其勤勞儉樸和心靈手巧的美德享於草原，並憑藉著這種創新精神，薪火相傳，為古老的遊牧文明源源不斷地注入活性元素。諸如散落在民間的文化藝術，絢麗多姿的民俗風情，足以證明這一特徵的務實性和進取性。
文化形態
察哈爾蒙古人世世代代繼承和創造的精神文化及其產品，靈性十足，才華橫溢，充滿了生命的活力。這種由社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具有自身特徵的地區性、群體性文化，以各種形態植根於察哈爾蒙古人的生活行為和審美意識中，並與時俱進，使得傳統文化不斷升華。
敖包
“敖包”在草原人們的心目中，象徵著神靈在其位，世襲傳誦，構成了極其強烈的信仰。正鑲白旗作為察哈爾的核心地區，在遼闊的草原上，矗立著蘇木敖包、寺廟敖包、畜群敖包、家族敖包、泉水敖包、湖泊敖包等六十多座敖包。2012年新建立的“旗敖包”用乳白色花崗岩砌築了十三座敖包。主敖包也叫將軍敖包，位於中央位置，其左右兩側各有四座卒敖包，另外在主敖包的西南、東南、西北、東北四角各設一個蘇力德敖包。其中：主敖包的直徑為7米，高6.9米，兩側卒敖包直徑分別為6、5、4、3米，高度分別為6.2、5.9、5.4、4.9米，四座蘇力德敖包的直徑1.2米、高3.5米。中軸線上九座敖包的間距為5.4米，主敖包與蘇力德敖包間距為3.3米。每座敖包的形制圓柱三層台階。“旗敖包”的“道克”神桿立在主敖包的正中央，有張掛著五彩佛幡、風馬旗等吉祥物的飄帶把主敖包和其他卒敖包、蘇力德敖包相連。“道克”神桿周圍設有紅柳編築的圍柵。在主敖包和卒敖包及蘇力德敖包上分層設有系哈達的繩索並用綠色哈達纏繞一周，象徵綠色的生命宇宙。該敖包的守護神是“去除一切災難空困苦、保佑生靈安康、福祿人間、吉祥幸福、大智大能”的蘇力德騰格爾神。“旗敖包”占地總面積1794平方米。“旗敖包”的寶瓶是專程前往佛教重地——青海塔爾寺，請58位高僧喇嘛念經開光的33尊寶瓶。在樹立敖包前將這些象徵吉祥如意的寶瓶分別安放在主敖包、卒敖包、蘇力德敖包的底洞中。其中：主敖包底洞安放13尊寶瓶，主敖包的兩側的第一個卒敖包底洞內各安放5個寶瓶，其餘六座卒敖包和四座蘇力德敖包底洞內各安放一個寶瓶。此外，還特意請來黃海、黃河、青海湖等大湖大海之水，用阿拉善奇石和本鎮名山之土、名泉之水作為吉祥之符與寶瓶一同安放在敖包底洞內，以示對全旗人民的美好祝福和對風調雨順、草木茂盛、國泰民安的祝願之情。蒙古族祭祀敖包並崇拜有加，緣於古代的祭聖山。祭聖山又與成吉思汗不無關係。據《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在早期藏在不罕山里，躲過蔑爾乞特人的搜捕後。即在不罕山“掛其帶於頸，懸其冠於腕，以手椎膺，對日九拜，酒奠而禱。”元代，忽必烈曾制典，皇帝與蒙古諸王，每年必須致祭名山大川。由於有的地方沒有山或離山較遠，民眾就“壘石像山，視之為神”（見《蒙古風記》）。人們每逢外出遠行，凡路經有“敖包”的地方，都要下馬向“敖包”參拜，祈禱平安。還要往“敖包”上添上幾塊石頭或幾捧土，以求吉祥。然後跨馬上路。每年舉行一次“祭敖包會”。祭祀一般都在舊曆五月中旬舉行。清人祁韻士詩云：“告虔祝庇雪和風，石畔施捨廟祀同。塞遠天空望無際，行人膜拜過殘叢。”總之，佛教傳入以後，祭奠活動和宗教活動結合起來，為它增添了宗教色彩，使其進一步被神化。祭祀敖包，是蒙古民族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據《漢書·匈奴傳》記載：“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蒙古人祭敖包就是延續這種古俗而來。正鑲白旗新建“旗敖包”的首次祭典，於壬辰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元2012年8月15日）的“龍興之日”隆重舉行。後經北京雍和宮圖布登活佛占算，將每年的農曆6月13日定為固定祭日。屆時，還要請來喇嘛誦經。無論男女老少都前往參加祭祀。 
察哈爾八旗
察哈爾八旗
哈達
方誌《蒙古·二卷》中云：所謂哈達者，帛也。或以綢、或以白、或藍、長短不一，長約一尺五寸或一尺二寸，兩端有拔絲，約半寸許。其長短視受者分級而定。獻哈達是蒙古族人民的一種傳統禮節，拜佛、祭祀、婚喪、拜年以及對長輩和貴賓表示尊敬等，都需要使用哈達。哈達主要有黃、白、藍三種顏色，黃色哈達敬獻給喇嘛，白色哈達敬獻給長輩和尊貴的客人，藍色哈達在同輩之間問候時使用。由此，敬獻哈達表示人們對佛的敬仰，對迎見之人的敬意與祝福。哈達代表著最真誠的感情，寄託著最美好的祝願，標誌著最崇高的敬意。獻的哈達要疊為三層，敬獻時疊口向著對方。春節時，晚輩或年齡小的人要跪地獻哈達，並把長輩或年長者接著哈達的手腕向上托住。如果同輩，雙方要碰一下捧著哈達的手。男士之間在獻哈達問候之後行請安禮，女士之間獻哈達問候之後鞠躬，異性之間獻哈達問候之後行請安禮或握手禮。平常，給尊者和長輩獻哈達的時候，用張開的雙手高捧哈達，舉過頭頂，身體要略向前傾，把哈達放到接受者的手掌上。據《馬可波羅遊記》載：“在元旦這一天，大汗統治下的各省和各王國中，擁有領地或掌有管轄權的要員，都紛紛給大汗進貢金、銀和寶石等貴重禮品，並且要配上白布，意思是祝福皇帝陛下萬壽無疆，財源充足、享用不竭。”這種禮儀思想和禮儀規範其精髓深入人心，進而內化為察哈爾蒙古族的自覺意識並貫穿於心理與行為活動之中，構成了禮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察哈爾八旗
婚禮
察哈爾婚禮是本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之一。它主要流傳於錫林郭勒草原的正鑲白旗、正藍旗、鑲黃旗、太僕寺旗等地區。蒙古族的婚禮都要經過媒人說親、相親、訂婚、娉禮、許婚筵、迎親、送嫁、行見阿姑之禮、舉行結婚等較為繁複的程式。它的特點：（1）、婚禮的禮節多、講究多。（2）、迎親日一定要選吉祥之日。（3）、接親、送親儀式隆重。（4）、新娘新郎服飾華貴、製作精緻，具有獨特的民族傳統特色。（5）婚禮從敬酒禮儀、飲食文化、風俗習慣、宗教禮儀等多個細節方面都集中展現了察哈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體現了察哈爾文化的內涵。察哈爾婚禮獨具濃郁的遊牧生活氣息，是蒙古族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方草原最早的婚俗據《北史.室韋傳》記載“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為聘，更將婦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北史.倭傳》說：“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新婦跨火本是從火堆上跨過，跨火之俗現在還在延續。跨鞍意在取“鞍”的諧音，平安之“安”，據唐蘇鶚《蘇氏演義》載：“婚姻之禮，生女於馬鞍之側，或謂此，北人尚乘馬之意，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穩同載者也”。迎親、送親把婚禮儀式推向高潮，當晨曦劃破草原夜空時，迎親隊伍沿結婚地點所有的蒙古包繞三圈後出發了，新郎身穿艷麗的民族服裝，騎乘駿馬在親友的陪伴下向女方駐地進發。新娘駐地，新娘獨自呆在一頂蒙古包里，伴娘守住門口，不讓迎親的人看見新娘。新郎繞新娘駐地所有蒙古包轉三圈後下馬拜見岳父母，獻上哈達等禮品，接著便開始喝酒唱歌。酒後迎、送親隊伍簇擁著新娘一齊向男方駐地出發。正是“蒙蒙百合里，錦水霞光爛，得意馬蹄輕，綠茵香滿衣”。到達男方駐地後，接、送親隊伍一齊圍著男方的蒙古包轉圈。到達男方家裡後，新娘重新換裝梳頭，舉辦激情的婚禮。婚禮完畢，兩家人在蒙古包下，向女方父母敬奶，同時贈送牲畜。這時女方來的人用詩歌說唱父母撫育女兒成人的艱辛。所有參加婚禮的人盡情飲酒，盡情歌唱。而進餐時，女方家人則以最難分割的羊頸和肘敬新郎，讓他一次性分割，可謂難解難分，寓意先做難後和美。如今的察哈爾婚禮，有專門的婚慶公司操辦，在保留傳統要素的前提下，呈現了嶄新的風貌。
察哈爾八旗
春節習俗
察哈爾蒙古族注重辭舊迎新的禮儀。除夕這一天，家家戶戶要點佛燈燃香燭，全家人由老到小依次向佛磕頭跪拜，然後燒好茶，盤中擺好糖果、糕點等精美茶食，請左鄰右舍親屬中的長輩們前來品茶，意在分享神佛的恩賜。除夕晚飯前，要帶上除夕的食物德吉，騎馬到祖墳上祭祖磕頭。夜飯後，孩子們走門串戶向長輩們叩頭施禮，敬獻除夕酒。正月初一，當東方剛剛升起啟明星的時候，即開始拜天。拜天時，在供桌上擺好各種供物，先男後女，面向喜神方向磕頭(身孕的婦女和未婚女子不拜天，也不向灶神磕頭)。各家分別拜天后，屬一個家族的，便集中到最為長輩的那家，先給這家供神上香磕頭，互相請安，對交哈達、鼻煙壺，行拜年禮。孩子們對其父母、長輩們行拜年禮時，要鋪衣襟跪拜。行過拜年禮，按年齡、輩數大小入座，而後端上有各種精美食物垛成的盤子，讓客人們品嘗，以示敬意，分享幸福。然後開始敬新年酒。敬新年酒與通常敬酒不同，由該家的主人先用小酒杯向所有客人從長到幼依次一一敬酒，敬酒者對長輩和比自己年長的同輩讓其坐下接酒後，行磕頭禮。無論男女敬酒與接酒時，依禮都不得免冠。用小酒杯敬過後，還要用大杯敬。主人必須向每個客人敬夠3杯新年酒。如此拜年儀式，凡來客人，家家都得反覆進行。此後，還要到其他浩特或較遠的親屬家去拜年。初一這天，為討吉利要進行出行禮，即：男子穿上新衣、騎馬燒香，朝喜神方向走，從福神方向返回。婦女們戴好頭戴首飾，步行朝喜神方向走，從福神方向返回。蒙古民族流傳著這樣的諺語：“是百靈鳥就要唱出最美的歌調，是文明人就要講究禮貌。沒有羽毛，有多大的翅膀也不能飛翔；沒有禮貌，再好的容貌也被人恥笑。”世代相傳，蒙古民族在生產、生活中形成了問候、待客、送行等為一體的傳統禮儀習俗。酒被蒙古人看作是敬老和待客的最好物品。所以逐漸形成了飲酒的習俗，其中頗有講究。蒙古人對長輩和客人極為尊重和熱情，所以當長輩和客人上馬、下馬、進門、迎接、送別時，都要敬酒，往往要獻上精彩的敬酒歌。例如送客人上馬時，要敬上一杯“上馬酒”，祝願客人喝了酒後腿上有勁，一路順風。蒙古人在敬酒時，自己要先喝一口，然後再敬給客人，以表酒的純淨和同歡共飲的感情，使飲酒的氣氛顯得格外親切。蒙古族形式多樣的問候禮儀里蘊涵著他們對對方的尊敬之意和關心、關懷之情，並為人與人之間的友好相處搭起了一座情感的橋樑。從《長春真人西遊記》中看到，成吉思汗肇興於朔漠之時，各種禮儀已經整然有序。成吉思汗為了表示對客人的尊敬，遣侍臣劉仲祿“如朕親行”的虎頭金牌去迎接邱處機。邱處機所到之處，民眾皆以稽首禮夾道歡迎。到元代，蒙古族的禮儀又有新發展。據《元史·禮樂》記載，元初，遵從本俗之禮（即蒙古族禮儀），至元六年，忽必烈又“稽諸古典，參以時宜”，豐富了蒙古族禮儀。13世紀出使蒙古草原的義大利人柏朗嘉賓也說過這樣一段話:“蒙古人非常講究禮儀，十分尊敬別人，互相間不論誰都是友好的。”
察哈爾八旗
察哈爾服飾
察哈爾部為達延罕的罕廷直屬部，其後烏珠穆沁、蘇尼特等部也成了察哈爾的組成部分。察哈爾蒙古族服飾多採用元代皇宮的顏色，服裝的領口、大襟不銹花，領邊、領座、大襟、垂襟和開衩衣邊用綢布進行鑲邊，體現了察哈爾蒙古族服飾華麗多彩的宮廷韻味。察哈爾服飾的主角是長袍。貼身秀麗，長袍分為有馬蹄袖或無馬蹄袖兩種，馬蹄袖又名圖如，袍袖秀長。察哈爾長袍製作精細，邊飾工藝要求嚴格。長袍的外罩是坎肩，坎肩分長短兩種，邊飾用金線縫製特製的連續圖案。衣扣最講究美觀，長袍釘嵌有金銀、銅、珊瑚、寶石托盤的扣子。往往做成各種形狀，刻有各種精美的花紋。長袍的大襟、領座、領邊、袖口、下擺之緣鑲有緞子等沿邊。察哈爾蒙古人起先穿鑲有單沿邊的袍子。袍子和鑲邊要對比顏色。男子和老人的袍子用暗色材料鑲邊，年輕婦女的袍子則用鮮艷的材料鑲邊。用布和綢緞吊面的皮袍，大襟、下擺、開衩之緣有白羔皮貼邊，以稍露其白毛為美，白茬皮袍和熏皮袍的領座、大襟、垂襟、下擺、開衩之緣鑲有青絨、青布或黑羔皮沿邊。這樣的皮袍大都配以銅扣。釘扣子時要以鑲邊結構基數來確定數量，男子系腰帶要靠下腰，在腰後兩側打活結下垂掌許穗子。而女子一般不系腰帶。察哈爾婦女穿長袍時，外面要套縫製精美的坎肩。幼兒的小袍腋下釘帶，身後打結。察哈爾蒙古族十分重視上下按頭，也就是帽子和鞋靴。冬季察哈爾人均戴風雪帽。婦女還戴叫作"胡魯格布其"的露頂圓帽等。男子戴的帽子有江獺帽、禮帽和氈帽等。察哈爾蒙古人還有罩頭巾的習俗。察哈爾蒙古人用香牛皮製作的靴子均以各種圖案裝飾靴靿和靴幫。一種用香牛皮製作的繡花靴邊稱"圖力布其"。另外，還用氈靴子和皮靴套。男子裝飾品有圖海、火鐮、餐刀、菸袋、菸袋套、煙荷包、銀碗、褡褳、鼻煙壺、戒指、束襟帶等。察哈爾姑娘成年開始留獨辮式髮辮，髮辮末端纏珊瑚串，脖子上戴珊瑚、珍珠、寶石項鍊和銀飾片。未婚女子在大襟扣上戴銀牙籤、繡花荷包及針線包等。她們也戴手鐲和戒指。察哈爾婦女的頭飾佩帶是一大奇觀，是彩飾方面的一絕。可分為頭飾、服飾、背飾三大部分。全套頭飾稱"寶德斯"。其中包括"罕特日格"、"溫珠日格"、"溫吉勒格"、"塔圖爾"、"希勒波其"、"好日珞"等。“罕特日格”是將一寸寬的青色或深色綢錦緞摺疊縫製而成，上面綴著翡翠、珊瑚、綠松石等裝飾物，它是掛墜子用的長條褡帶。"溫珠日格"即穗子。是戴在墜子兩側的珍珠或珊瑚鏈。一尺多長，數十支，有的穗子末端還掛小鈴鐺。"溫吉勒格"即額穗子，它是用珍珠鏈織成的網狀裝飾品，其下端懸掛很多帶銀夾的珊瑚珠，固定在塔圖爾的前面，下垂至眉額之上。"塔圖爾"又稱額箍，在青色綢緞上釘綴二十幾塊金銀底座，上面鑲嵌半球形大珊瑚、珍珠，在其周圍以小珊瑚和珍珠來點綴。額箍前上方另設5塊半球形大珊瑚金銀底座，其正中間的珊瑚為最大，正好壓在囟門。額箍是環狀頭飾，圍額戴之。"希勒波其"是從額箍頸後處戴的銀質裝飾，在其下面有很多小環，其小環戴腦後垂飾。腦後垂飾，又稱"阿日·陶爾"，它以珊瑚、珍珠、青金石、金星石串連而織成"哈那"形，從腦後垂飾下邊垂掛十幾支珊瑚鏈，此鏈下端還掛有小巧玲瓏的銀鈴。“好日珞”是用銀鏈帶在脖子上的銀質小盒。髮夾用銀製作，鑲珊瑚等。耳環項鍊以金、銀、珊瑚、珍珠等製作。“孛勒”是佩帶在長坎肩兩側胯上的銀質裝飾。“好力寶”是用珊瑚、珍珠串成的掛在墜子撐環上的三股胸鏈。察哈爾服飾中，特色鮮明的摔跤服“昭德格”，其坎肩多用香牛皮或鹿皮、駝皮製作，皮坎肩上有鑲包，亦稱泡釘，以銅或銀製作。皮坎肩的中央部分飾有精美的圖案，圖案呈龍形、鳥形、花蔓形、怪獸形。摔跤手身著的套褲用十五、六尺長的白綢子或各色綢料做成，寬大多褶，褲套前面雙膝部位繡有別致的圖案，呈孔雀羽形、火形、吉祥圖形，底色鮮艷，圖呈五彩。其足蹬馬靴，腰纏寬皮帶或綢腰帶。著名的摔跤手的脖子上戴有在比賽時獲獎的各色“江嘎”。察哈爾服飾，是蒙古民族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今天的察哈爾服飾，隨著歷史的發展，在繼承和發展本地區傳統服飾款式風格基礎上，服飾種類、款式風格、面料色彩、縫製工藝不斷豐富。全盟各地不斷舉辦的察哈爾服飾比賽，鮮明集中地體現了察哈爾服飾的風采，為中華民族的服飾文化增添了燦爛的光輝。
察哈爾八旗
察哈爾八旗
那達慕
在察哈爾地區，那達慕作為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傳統活動，在蒙古族人民的心中，古老而又神聖。“那達慕”是蒙古語的譯音，不但譯為“娛樂、遊戲”，還可以表示豐收的喜悅之情。每年農曆六月開始的那達慕，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傳統盛會。那達慕或以嘎查、蘇木為單位，或以旗縣為單位舉行。它有著悠久的歷史。最早記載“那達慕”活動的是1225年用畏兀兒蒙文銘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在元朝時，那達慕已經在蒙古草原地區廣泛開展起來，並逐漸成為軍事體育項目。元朝統治者規定，蒙古族男子必須具備摔跤、騎馬、射箭這三項基本技能。元、明兩代，射箭、賽馬和摔跤比賽結合一起，從此形成男子三項。清代，“那達慕”逐步變成了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組織有目的的遊藝活動，其規模、形式和內容較前均有發展。發展到現代，“那達慕”的內容已不再限於摔跤、賽馬、射箭等傳統項目，而有了更精彩豐富的項目。不僅有成人博克、兒童博克、兒童夏嘎、喜塔爾等比賽項目，察哈爾奶食品評比、改良品種牲畜評比等也奪人耳目。其間進行的專業馬術表演完美演繹了草原人民人馬合一的無限魅力，為傳統的那達慕增添了亮點。經濟貿易活動更成為了政府和民間的重頭戲。2012年，正鑲白旗舉辦的第12屆“那達慕”，政府主導舉辦了“中蒙俄貿易交流”及多項經濟貿易洽談活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文化活動豐富多彩，全盟烏蘭牧騎巡演，著名歌唱家德德瑪、齊峰前往助興，悠揚的蒙古長調迴蕩在天際，無一不彰顯察哈爾文化炫目奪人的魅力。當時，我曾激動的長吟道：“共聚白旗氣象新，彩袍色帶會賓朋。金杯銀盞聲聲近，一曲長調除勞塵。”察哈爾文化中蘊含的‘開放包容、尚武愛國、重商敬業、崇文好藝’的精神。以“那達慕”為承載，成為祖祖輩輩留給我們的一筆無量的財富，是察哈爾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察哈爾人及世人永恆的美好記憶。
察哈爾八旗
察哈爾文化名人
明安圖
明安圖（1692～1765） 清代蒙古族傑出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地理測繪學家。字靜庵。蒙古正白旗人。天文學研究的基礎學科是數學，明安圖在這方面取得了更為突出的成就。他以中國傳統的數學，結合西方數學的成果，論證了圓周率的無窮級數表示式第9個公式，成功地解析了9個求圓周率的公式，後人通稱為“九術”。 還列出三角函式和反三角函式的冪級數表達式，並且計算出展開式的各項係數，為三角函式和反三角函式的解析研究開闢了新的途徑。明安圖在數學研究上的這一豐碩成果在中國數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清王朝學者稱為“明氏新法”、“弧矢不祧之祖”。
明安圖
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中國科學院院士,湖北省黃岡縣回龍山香爐灣人，先祖是察哈爾昔寶赤部人，故取漢姓厙。其女李林院士曾經說她祖籍是張家口以北的察哈爾草原。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地質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是中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領導人。
博明
博明（1726～1774）蒙古鑲藍旗人，祖籍察哈爾。累官雲南西道降兵部員外郎。他博學多識，對於蒙古唐古忒諸字母、經史詩文、書畫藝術、翻譯閣書和馬步騎射等無不嫻習。著有《鳳城瑣錄》《西齋偶得》《西齋詩集選》等。
紀松齡
紀松齡出生於察哈爾右翼前旗三蘇木小淖爾西營子村的一個富裕的蒙古族牧民家庭。少年讀私塾， 1915年入正黃旗國小讀書。1920年，紀松齡在五四運動影響下，參加了馮玉祥的國民軍。後經李大釗、趙世炎等人引導，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4年在張家口入西北軍政幹部學校學習。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2月14日，紀松齡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1989年6月30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為革命烈士。
文化保護
察哈爾民俗博物館
察哈爾民俗博物館坐落在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集寧區老虎山公園南麓，與集寧戰役館相呼應，是點綴老虎山生態公園的一道景觀。該館主館設計為三層建築，設計風格充分體現哈爾文化特點，將傳統蒙元文化和現代文化理念有機結合，同時又儘量迴避世俗“蒙元文化”單位表現方式，避免“符號化”，既可以滿足文化收藏保護的需要，有不失為旅遊、休閒的一處亮麗景點。
察哈爾民俗博物館
察哈爾文化博物館
察哈爾文化博物館是全國唯一一座集察哈爾文物典藏、陳列展示、學術研究、傳播交流、社會教育等功能於一體的專題博物館。博物館匯集了現代元素、地域表征與民族特色，是濃縮察哈爾火山草原生態變遷史與察哈爾文化發展史的一部“百科全書”，是察哈爾（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繁榮的重要標誌。
察哈爾文化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