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求學時期,律師生涯,步入政壇,殖民總督,進入內閣,四年白宮,卸任之初,十載法官,逝世,為政舉措,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歷史評價,軼事典故,個人名言,多個第一,不諳世故,肥胖嗜睡,微笑的比爾,人際關係,主要作品,後世紀念,
人物生平
求學時期
塔夫脫性情溫和,聰明伶俐,學習成績優異。小時候大家叫他“威利”。1874年,塔夫脫以全班第二的成績畢業於辛辛那提伍德沃德中學,同年進入耶魯學院(今
耶魯大學)。塔夫脫入學時,耶魯正從一個很小的地方學院變成一所提供通識教育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學。這為開闊塔夫脫的視野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他涉獵廣泛,閱讀了
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的《
論美國的民主》、亨利·福西特的《政治經濟學》等專著。耶魯的一些教授也給了他很大的影響,比如伍爾西教授的《國際法》和薩姆納鼓吹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等。他的畢業成績在全班120人中名列第二。

在耶魯學院(大學)求學時期的塔夫脫
在耶魯期間,塔夫脫不僅學習成績優異,多次在數學和寫作方面獲獎,而且在體育和各種社會的活動方面也很突出。他是學校的重量級摔跤冠軍。1878年,塔夫脫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成為畢業典禮上致辭的學生代表。在畢業典禮上,塔夫脫做了題為“大學畢業生的職業和政治前途”的精彩演講。
律師生涯
畢業後,塔夫脫回到家鄉,又在
辛辛那提大學法學院攻讀了兩年法律,在1880年取得法學學士學位,取得俄亥俄州律師資格。畢業後的頭幾個月,他先後為《辛辛那提時報》和《辛辛那提商報》工作。不過,塔夫脫更願意到政府部門工作。1881年初,他辭掉了《辛辛那提商報》的工作,謀得了俄亥俄州漢密爾頓縣助理檢察官的職位。僅僅一年之後,塔夫脫又被
切斯特·艾倫·阿瑟總統任命為俄亥俄第一稅務區的聯邦稅務官。出於對總統和
共和黨的忠誠,塔夫脫接受了這個職位,但因心中認為這一工作環境容易使自己變得不正直,所以他在不久後選擇辭職。辭職後的塔夫脫先到歐洲探望了正做駐奧匈帝國公使的父親和隨行的母親,並在歐洲遊歷了幾個月,回國後開始與人合夥開業當律師。
步入政壇
不過,塔夫脫並沒有放棄對政治的熱情。他積極參與共和黨的競選活動,為約瑟夫·福勒克競選
州長、布萊恩競選總統鞍前馬後地奔波。雖然二人當年都沒選上,但塔夫脫卻因此贏得共和黨內的政治地位。1885年福勒克終於當選俄亥俄州州長,塔夫脫則成為漢密爾頓縣的法務官助理。1886年6月19日,他與辛辛那提的律師約翰·W.赫倫(與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總統私交甚篤)的女兒海倫·赫倫結婚。海倫對塔夫脫的私人生活和事業都發揮了重大影響。1887年,俄亥俄高等法院法官職位出現空缺,福勒克又提名塔夫脫頂替這個未完的任期。第二年,塔夫脫自己競選成功,獲得一個五年的任期,繼續做俄亥俄高等法院法官。1889年9月,由於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斯坦利·馬修斯去世,法官席位空出了一個。福勒克立即給
班傑明·哈里森總統寫去一封推薦信,力薦塔夫脫入替。他在信中說:“(塔夫脫)是一個身體強壯、審判明確、處理得當的人,在任何方面都十分適合這個職位。”哈里森沒有聽從福勒克的意見,但這確實引起了他的注意。
1890年,哈里森任命塔夫脫為美國法務部副部長。起初他有點猶豫是否接受這個任命,因為這會使他離開俄亥俄高等法院。但妻子和家人都支持他去,希望他抓住到首都去工作的機會,而且他考慮到這個職位可以使他在最高法院代表合眾國參加訴訟,於是他拋開疑慮,接受了這個任命。事實證明法務部副部長的職位對他以後的發展很有幫助。他共代表美國政府在最高法院參加了27個案子的辯論,贏了20個。這為他贏得了全國性聲望。
從1880至1900年的20年裡,塔夫脫的大部分時間是當律師和法官。他被大資本家譽為精通公司業務的名律師。塔夫脫所作的判決,雖然總是冗長一些,但卻以其審慎的法律學識而著稱。他曾開玩笑地寫道:“當辦公室倒塌下去的時候,我的招牌總是正面朝上。”足見他對自身能力的自信。
在法務部副部長任上,塔夫脫於1891年的“
白令海仲裁案”中表現出色。此案涉及到加拿大漁民在美國宣稱享有主權的海域捕獵
海豹的問題。在英國起訴美國後,塔夫脫到最高法院為美國辯護。他陳述的重點是,對緝私船的授權來自財政部,法務部門不能依據憲法要求行政部門停止使用它們,因為那樣會違反
三權分立原則。最後,塔夫脫的觀點得到了最高法院支持。該案既為塔夫脫贏得了聲譽,也使他意識到
國際法對自己國家利益的影響。

塔夫脫
做法務部副部長的經歷不僅讓塔夫脫加深了對憲法的理解,提高了他在華盛頓政治舞台上的聲望,而且還使他有機會結識了一些顯要人物,其中包括
西奧多·羅斯福和
約翰·海伊等共和黨的下一代領導人,為他以後的平步青雲創造了條件。
1891年,美國國會決定設定九個巡迴抗訴法院,分擔最高法院的任務,以緩解最高法院案件積壓的現象。1892年3月,國會決定給每個聯邦巡迴抗訴法院補充一名法官,塔夫脫為此積極活動,成功被
班傑明·哈里森總統任命為第六巡迴抗訴法院法官。
塔夫脫在俄亥俄州高等法院和聯邦巡迴抗訴法院期問,正值美國工農運動高漲的時期,因此,塔夫脫免不了審理勞資糾紛的案件。從1890年的“莫里斯公司訴砌磚工人工會案(Moores&Company v.Bricklayers'Union)”和1894年的“費倫案”等典型的案例看,塔夫脫的判決往往是對勞工組織不利的。他對工人運動的動機深表懷疑,私下裡傾向於妖魔化工會領袖。但在判案時,塔夫脫還是更看重法律,而不是個人情感。這種對待罷工工人的態度,使塔夫脫獲得了“反勞工禁令法官”的名聲。
殖民總督
在考察了菲律賓的情況後,塔夫脫一方面說服當地軍政府首腦,發布大赦公告,聲明對在一定期限內自首的反美武裝人員一律既往不咎;另一方面,他又向華盛頓建議,儘早在菲律賓組建文職政府,取代讓當地人反感的軍政府。在他的努力下,菲律賓人的抵抗力量逐漸被瓦解。到1901年3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了《斯普諾修正陸軍撥款法案》,授權總統在菲律賓成立文職政府。7月4日,塔夫脫出任菲律賓的民政長官(1903年2月6日後改稱總督)。
在鞏固統治基礎的同時,塔夫脫領導的文職政府還在菲律賓進行了大量的社會、經濟改革。他積極改善當地的經濟狀況,修築公路、創辦學校;推行土地改革,購買了
梵蒂岡天主教會在菲律賓的三十萬畝土地;把菲律賓精英階層有限度地納入統治秩序。經過四年的經營,塔夫脫鞏固了美國在菲律賓的統治。他的工作被認為“很有成就”,有人甚至在演說時稱塔夫脫是一位“能創造奇蹟的聖人”,因而也很得羅斯福總統的賞識。
進入內閣
1904年1月底,塔夫脫回國,於2月1日就任陸軍部長。當時陸軍部長的職權非常大,不僅管理美國武裝部隊,而且管理
美西戰爭後美國奪取的殖民地。菲律賓、
波多黎各、
關島、
巴拿馬,甚至
夏威夷和
古巴,都在陸軍部長管轄範圍之內。所以,塔夫脫實際上又是美國的殖民部長。
塔夫脫任陸軍部長7年,在拉丁美洲和
遠東地區積極推行羅斯福政府的殖民擴張政策,得到了管理美國殖民利益的豐富經驗。他說:“我到過菲律賓兩次。在到達和離開菲律賓的旅途中,我兩次週遊世界。而在那四次旅行中,我訪問
日本四次,
西伯利亞和
俄國一次,
中國三次,
羅馬一次,巴拿馬地峽七次,古巴兩次,波多黎各一次……這樣一種經驗使我能夠了解到許多國家和許多民族的氣氛和環境。”當時,美國許多政客包括羅斯福在內,都不敢自誇有塔夫脫那樣廣泛的實際外交經驗。
塔夫脫不僅積極推行羅斯福的政策,而且大力支持羅斯福1904年重新競選總統。因此,羅斯福十分信任塔夫脫。在羅斯福第二任期時,也就更加重用塔夫脫了。從此,陸軍部長塔夫脫從政府的發言人變成了實際上的總統助手。羅斯福交給塔夫脫越來越重要的職務。塔夫脫監督菲律賓事務,負責
巴拿馬運河的修建。一家雜誌把他稱為“在天涯海角啃硬骨頭的大使”。當國務卿約翰·海伊患病時,塔夫脫實際上代理國務卿的工作。在羅斯福暫時離開時,塔夫脫又實際上代行總統的職權。有時,塔夫脫被羅斯福召去擔任特命全權大使去解決嚴重的政治危機。例如1905年7月,塔夫脫以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的資格,與日本首相
桂太郎簽訂了一項關於日本併吞朝鮮的秘密協定《塔夫脫-桂太郎協定》(又稱《塔夫脫-桂太郎
備忘錄》)。根據這一協定,日本取得在朝鮮建立保護制度之權,但以承允不對菲律賓作任何侵害行為為交換條件。塔夫脫還利用日本反對俄國,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在遠東的擴張謀取利益。1907年,藉助塔夫脫出席第一屆菲律賓國會開幕式之機,羅斯福再次派他到日本進行友好訪問。9月28日至10月3日,塔夫脫與日本高層會談,還謁見了
睦仁天皇。由於日裔移民在美國遭受不公正對待的問題,此次會談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離日之後,塔夫脫抵達中國
上海,出席中美協會組織的演講。隨後,塔夫脫經
西伯利亞鐵路到
聖彼得堡,在12月3日下午會見了俄國外交大臣
亞歷山大·伊茲沃爾斯基,12月5日得到沙皇
尼古拉二世的召見。從俄國出發後,塔夫脫繞道西歐回國。這次環球旅行後,他對遠東事務開始有了新的看法,對俄國的態度也開始改變。
(上方圖冊參考資料)
塔夫脫執行羅斯福對外的“
大棒政策”,也是不遺餘力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對古巴的干涉。1906年9月19日,羅斯福派遣塔夫脫和助理國務卿
羅伯特·培根到古巴“調處”衝突事件。在羅斯福的同意下,塔夫脫於29日公布了一項聲明,說明美國已根據“
普拉特修正案”對古巴事務進行武裝干涉,並成立了以塔夫脫為總督的臨時政府。儘管古巴人民對美國的干涉表現了強烈的不滿和反對,塔夫脫還是用武力鎮壓了古巴人民的反抗。在宣布戰事結束後三天(10月13日),塔夫脫卸職,離開古巴。對古巴情形持悲觀態度的他,此後再沒有踏足古巴的土地。
四年白宮
塔夫脫在遠東和拉美積極推行羅斯福的擴張政策,被稱為“解決國內外麻煩問題的能手”,深得羅斯福賞識,被認為是理想的總統繼任人。因此,作為共和黨的黨魁都羅斯福,在1908年總統任期屆滿時拒絕競選連任,並提名塔夫脫為當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塔夫脫本人對當總統並不熱心,但在想當第一夫人的妻子海倫的督促和羅斯福等人的鼓動下,最終同意參加後來被他形容為“一生中最難受的四個月”的總統競選。在1908年的總統競選運動中,塔夫脫堅決保證執行羅斯福的反
托拉斯政策,保證召開一次國會特別會議來解決關稅改革問題。他還為羅斯福和共和黨的對外擴張政策辯護,表示將大力支持美國壟斷資本家在全世界進行商業擴張,特別是在遠東維護美國的“
門戶開放”政策。
塔夫脫表示忠於羅斯福的政綱,他在西部特別受到人們的歡迎。同時,塔夫脫的哥哥查爾斯·塔夫脫向東部的共和黨人保證,他們穩操勝券。進行第三次競選的民主黨候選人
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為此抱怨說,他必須反對兩個候選人:一個是西部進步派的塔夫脫,一個是東部保守派的塔夫脫。
儘管有許多有利因素,但塔夫脫在競選初期卻處於劣勢,這主要是因為“他那充滿統計數字和參考資料的冗長講稿,使觀眾感到索然無味”。後來,羅斯福向他面授機宜,情況才逐漸好轉。1908年,塔夫脫以767萬9006張選民票(52%)和321張
選舉人票的成績擊敗布賴恩,當選為美國第27任總統。塔夫脫競選獲勝後,壟斷資本家們紛紛表示支持:“石油大王”
約翰·洛克菲勒發來電報,表示祝賀;“鋼鐵大王”
安德魯·卡耐基迅速給塔夫脫捐獻了2萬美元。

1908年的總統競選結果
1909年3月4日,塔夫脫在寒風中發表了就職演說,首先強調自己會堅持前任總統的改革措施,對鐵路和州際貿易加以管制。其次保證要修訂關稅,以確保國家有足夠的稅收。第三,他表示要儘可能降低政府開支,減輕人民負擔。但又說保護資源、改善水道以及維持足夠軍隊以保障美國國際利益的開支是必要的。第四,他主張修改貨幣和銀行法,確保貿易的通貨形式有更大的彈性、防止由於法律的種種限制所造成的財政恐慌。第五,他強調對外貿易的重要性,希望巴拿馬運河能夠早日完工。第六,他認為應同情和支持
黑人,對他們中的知名人物給予表彰或委以公職,但這樣做必須審慎,不能因此激起一般人更強烈的反感,從而妨礙地方行政。第七,他敦促雇員工傷賠償立法,但明確表示聯邦法院可以用禁令保護商業活動,堅持認為次級抵制是一種專制手段,不應該使之合法化,同時也表示,應該對發布強制命令進行監督,不能變成權力的濫用。
儘管羅斯福說塔夫脫是“全國最適合當總統的人”,但是塔夫脫具有與羅斯福全然不同的關於總統權力的概念和對法律近乎宗教般的膜拜。法官出身的他“不曾有過羅斯福那種認為凡不屬法律禁止之事總統都能做得的觀點,而是認為行政首腦只能做他根據憲法的特定許可權允許他來做的事情”。塔夫脫把總統看做一個“消極的”角色或者“督導”的身份,不願像羅斯福那樣儘可能地行使總統權力,“懼怕行政權力的擴大會侵犯政府其他部門的傳統權力”。
塔夫脫的性格和政治觀念使得他在政治上既優柔寡斷又不善手腕。他不具備控制共和黨的能力,不能圓滑地調和黨內互相敵對的派別;他缺乏政治手腕,不會巧妙地掩蓋同壟斷資本家之間的密切關係,而是推行一系列赤裸裸的極端、保守政策;他沒有獨立的思想和政治路線,雖然完全聽命於前總統的老套路,但他缺乏羅斯福的才幹。因此,塔夫脫政府的每一重大決策,幾乎都不可避免地引起激烈爭吵。這對他的統治十分不利。而且塔夫脫討厭採取政治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曾為此解釋說:“我從不為政治上的考慮而過分煩惱。在任何情況下,我只是盡力做我認為是最明智的事情,不管它對我自己的前途有什麼影響。”由於這個緣故,塔夫脫在職期間雖有不少建樹,但取得的信任甚微。他的政策則被譏為“如同他笨重的身體一樣呆板而不靈活”,他的政績被評定為“成績平平”。塔夫脫本人對做總統的經歷似乎也很不滿意。他曾寫道:“我不記得我曾經當過總統。”
儘管評價不太高,塔夫脫總統的內政外交政策還是在美國歷史上打上了深深地烙印。他就職後,設立了一個提高政府效率和節約委員會,並且成功地促成兩項憲法修正案的制定,規定了聯邦所得稅和參議員的民眾選舉制度。塔夫脫還採取了對壟斷企業大開方便之門的“
自由放任”政策。1909年通過“佩恩-奧爾德里奇法案”,規定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最高關稅率,引起人民的強烈反對。他進行的一些“反托拉斯”的措施,打擊了摩根財團的勢力,從而引起了代表摩根財團利益的羅斯福的不滿。
在對外政策方面,塔夫脫有計畫地擴大美國在國外的影響。在國務卿
菲蘭德·蔡斯·諾克斯的幫助下,他以“金元”代替了“槍彈”,提出“
金元外交”。但有時也是金元、槍彈交替使用。塔夫脫鼓勵美國銀行家和企業家到國外去投資。政府為在國外修建鐵路和創辦事業的企業家們提供貸款。這些政策為美國的商品出口開闢了市場。在勞資糾紛中,他的觀點常激起反對,因為他強調次級抵制(指為了向沒有直接捲入勞資爭議的僱主施加壓力而開展的有組織的運動)是不合法的,強調法院有必要通過禁制令制止暴力;他維護工會的合法權利,主張把禁制令用於反托拉斯法。
塔夫脫是羅斯福選定的接班人,而且是在他的扶持下當上總統的。但塔夫脫當總統後卻沒有按羅斯福的既定路線走,因此他與羅斯福和進步派共和黨人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並導致了共和黨內部的分裂,致使其在國會選舉中失利。

在總統競選後筋疲力盡的塔夫脫與羅斯福
羅斯福雖然對塔夫脫的行為很不滿,但起初並沒有要與他競爭總統的想法。一方面,羅斯福曾明確表示他“在任何情況下都決不”競選第三任;另一方面,塔夫脫是他挑選的接班人,與塔夫脫對陣無異於打自己的嘴巴。不過,後來塔夫脫的行為讓他越來越難以忍受,尤其是當塔夫脫1911年底決定依據《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起訴美國鋼鐵公司後。因為羅斯福1907年作為總統曾批准該公司的兼併行為,塔夫脫的起訴等於直接攻擊羅斯福本人。此後,羅斯福改變主意,決定競選下一屆總統。
為爭奪黨內提名,羅斯福與塔夫脫展開惡戰,兩人甚至相互進行人身攻擊。昔日的密友如今成了仇敵。在1912年6月召開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在不滿羅斯福激進改革主張的黨魁控制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操控下,塔夫脫輕而易舉地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羅斯福的支持者憤而離開共和黨,成立新黨“進步黨”(雄麋黨),提名羅斯福為總統候選人。最終,共和黨分裂為以
羅伯特·拉福萊特、塔夫脫、羅斯福為首的三派,這提供給民主黨絕好的機會。在1912年冬美國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的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以壓倒性的優勢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塔夫脫、羅斯福等人,當選為美國總統。

1912年的總統競選結果
卸任之初
1913年3月,因總統任期屆滿,塔夫脫離開白宮。4月,對法律有著濃厚興趣的塔夫脫回到母校耶魯大學,任憲法學教授。同年9月,被選為美國法律協會主席。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塔夫脫出任全國戰爭勞工局副主席,還在1915年擔任和平組織“實現和平同盟”的首任主席。為推動聯盟目標的實現,他在三年的時間中,發表的相關演講和文章達到五十多篇次。塔夫脫及和平促進聯盟的努力顯然對威爾遜
國際聯盟主張的提出產生了影響。
1918年後,塔夫脫又答應出任美國戰時勞工委員會的兩位主席之一。
十載法官
塔夫脫雖曾貴為總統,但他只是把總統“當做工作來做罷了”,並沒有從中得到多少樂趣。有一次他說:“總統都象走馬燈似的……可法院永遠存在著。”在塔夫脫的內心深處,他最渴望的職位是聯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參見詞條
美國首席大法官)。甚至當上總統之後,他仍然不改初衷。在白宮歲月里,塔夫脫曾有一次在第4任首席大法官
約翰·馬歇爾的銅像前駐足停留。朋友問他:“你想成為他還是總統?”塔夫脫立即回答:“我肯定會選擇成為馬歇爾,而不是其他美國人,除非是
華盛頓。不過,就算那樣,我想我還是會傾向成為馬歇爾而不是華盛頓。”塔夫脫的母親說他“生就一個當法官的頭腦”,他自己則表示首席法官職位是“僅次於我的老婆和孩子……在我的生活中最貼心坎的事物。”
1921年,
沃倫·加梅利爾·哈丁就任美國總統。同年6月30日,塔夫脫被哈丁總統任命為美國最高法院的第10任首席大法官,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宿願。他因此成為美國迄今為止唯一一個擔任過總統和首席大法官這兩個職務的人。塔夫脫把這項任命當作一生中最大的榮譽,自稱正在“變得老邁、遲鈍,不夠敏銳”的他對這項工作投入了極大的熱情。
塔夫脫在最高法院建設方面做出的最大貢獻是為它爭取來了一座獨立的辦公樓。美國建國之初,最高法院不被重視,連個獨立的辦公樓都沒得到,只能屈居國會大廈一樓的一個房間中。塔夫脫出任首席大法官後,依靠他廣泛的人脈,努力爭取為最高法院蓋個獨立的辦公樓。1929年,國會原則上同意建造最高法院大廈。1935年,大廈正式興建。
塔夫脫努力的另一個方向是改革司法體系,強化法院工作的整體性,理順司法程式,緩解案件積壓的現象。在首席大法官任期內,塔夫脫作出了“斯塔福德訴華萊士案”的判決(1922年),是聯邦最高法院支持聯邦政府管理州際貿易的重要案例;他還把最高法院的權力擴大到空前的程度。1925年,國會通過《法官法》,給予最高法院更大的權力。該法使最高法院在接受案件時,能夠行使更大的權力,並準許它優先審理那些具有全國重要性的案件。塔夫脫還為巡迴法院法官成立了一個協商委員會。
依靠自己的影響,塔夫脫把法院變成了自己的陣營。他對法制管理及程式的改革大大提高了法院的工作效率,塔夫脫為此也感到非常驕傲。用他的傳記作者的話來說,白宮歲月是令人憂愁的,但在最高法院的日子卻是“無比快樂的”。1925年,樂在其中的他寫道:“我不記得我曾經當過總統。”由於塔夫脫在改革美國司法體制方面做出了傑出貢獻,有人給他冠以“現代司法管理之父”的名號。
逝世
1930年2月3日,塔夫脫因心臟問題被迫離職。3月8日,他在華盛頓特區病逝,享年72歲。塔夫脫的遺體被安葬在
波托馬克河西岸的
阿靈頓國家公墓。
為政舉措
政治
塔夫脫政府在內政方面的另一個重大舉措是改革政府機制,提高政府效率。在
進步主義運動促進下,美國在19、20世紀之交展開了以懲治腐敗、提高效率為目標的全國性的政府改革運動。作為聯邦行政首腦的塔夫脫也積極參與其中,他在1910年委派“經濟與效率委員會”,對採納科學預算制度和行政機構運行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並依此對聯邦政府機構進行了改革。塔夫脫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創立政府財政預算制度,實行政府開支的統一計畫、監督和管理;二是改革
文官制度,進一步規範文官的考核、晉升和罷免機制;三是通過“競選經費公布法”,要求將在聯邦選舉中為競選人提供資金者的姓名、捐贈數額及用途公之於眾。塔夫脫在提高政府效率方面的努力為他贏得了“效率工程師”的美稱。

塔夫脫的簽名
在協調勞資關係方面塔夫脫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1912年2月,塔夫脫政府成立“工業關係委員會”,授權該機構“調查各工會、商業聯合會及工人罷工等方面的情況”,向政府提出應對建議。同年4月,他又在商務與勞工部下設立“兒童局”,賦予該局調查、管理包括童工在內的“兒童健康和生活方面的情況”的權力。這些新設的機構,尤其是“工業關係委員會”,在緩和與協調勞資關係方面發揮了積極而有效的作用。
經濟
塔夫脫上台伊始,為了履行競選時提出的降低稅率的許諾,立即推行有利於
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美國當時的高海關稅率助長了
托拉斯的發展,使資本家大發其財。為了限制托拉斯的發展,1909年,紐約州議員佩恩在眾議院提出了降低關稅的提案。這一提案遭到了參議院代表的反對。以保守派參議員奧爾德里奇為首的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對佩恩提案進行全面修正。但奧爾德里奇的提案受到美國人民的反對,於是,參眾兩院草擬了一個統一法案,提高某些商品的關稅。這就是符合資本家利益的《佩恩-奧爾德里奇法案》。該法雖較1897年通過的《丁利關稅法》所規定的稅率低一些(總體稅率從46%降至41%),但仍屬美國高額關稅法之一,而且還提高了煤炭、鐵礦石、動物皮毛等重要商品的稅率。8月5日,塔夫脫背棄他競選時許下的降低關稅的諾言,批准了這個提案,並據此創建關稅局(1912年取消)。該法一經問世,即引起爭論。共和黨“造反派”認為塔夫脫應該對此負責,因為他的保持緘默事實上是給予了關稅保護主義者支持。塔夫脫則在演說時為該法辯護,稱之為“共和黨迄今所通過的最好的關稅法案”。這激起了工人和農民的憤慨,疏遠了中西部共和黨“造反派”議員及選民與塔夫脫之間的關係。新法案引起了物價上漲,使人民生活進一步惡化。

1909年《紐約先驅報》體現塔夫脫支持佩奧關稅法的漫畫
除了具體的稅率調整外,新的關稅法還涉及其他內容。其一是授權總統成立“關稅委員會”,由它負責收集國內外產品生產成本的統計情報,調查關稅稅率與競爭程度的關係,為以後關稅的修訂提供科學依據;其二是確認塔夫脫提出或贊同的所得稅原則。該原則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確認“公司所得稅”,規定對盈利5000美元以上的公司每年徵收1%的所得稅;二是確認將“個人所得稅修正案”寫進憲法。1913年2月,授權國會徵收所得稅的第16條憲法修正案獲得批准。至此,“二十世紀美國稅收改革史的第一章於焉完成”。
塔夫脫政府在內政方面的第二個舉措是提高州際貿易委員會的權力,加強對鐵路和州際貿易的管制。塔夫脫提出的相關議案包括三項內容:“授權州際貿易委員會自行決定稅率;設立擁有廣泛權力可以複審州際貿易委員會決定的商務法庭;準許鐵路公司取得競爭性線路。”在國會辯論期間,塔夫脫的提議被做了大幅度修改。最後在1910年通過的《曼恩一埃爾金斯法》授權州際貿易委員會規範鐵路運價,設立貿易法庭,並第一次將電話和電報公司納入運輸業範疇,置於州際貿易委員會的監督之下。該法使州際貿易委員會成為“華盛頓最強大的執行部門”。
進一步打擊和限制托拉斯是塔夫脫當政時關注的另一個焦點。羅斯福時期,未能對
壟斷資本形成太大的限制。到1909年羅斯福卸任時,托拉斯組織從1900年的一百八十多個發展到一萬多個。面對如此形勢,塔夫脫決定更嚴格地執行反托拉斯法。在塔夫脫的支持下,法務部開始“以空前的速度發起反托拉斯訴訟案”。四年之內,塔夫脫政府提起了90起反托拉斯案,矛頭直指
美孚公司、美國菸草公司、
美國鋼鐵公司和國際收割機公司等典型的托拉斯組織。塔夫脫政府提起的反托拉斯案比羅斯福時期整整多了一倍,成就一般也認為比羅斯福時期高。
作為一個自然資源保護論者,塔夫脫在聯邦的土地上保存了石油和煤的儲存,設立了一個礦業管理局,以保護礦物資源,同時鼓勵修建灌溉工程。
1909年,猶他大學的卡明斯博士和國家土地管理局的道格拉斯率領的探險隊在猶他州南部科羅拉多河的支流橋溪峽谷上發現了美國最大的天然石橋——
虹橋。1910年,塔夫脫宣布虹橋為國家
名勝。
1911年3月經國會通過,塔夫脫批准了《威克斯法案》。該法案規定要求各州簽訂州際契約以協同保護森林和水域;允許各州在可航行水域防止森林火災;保護水域所需土地被視為國家森林土地;允許各州從其境內的國家森林獲取收益,以資助學校和公路建設。
軍事
在軍事上,塔夫脫延續了羅斯福的海軍建設政策,並任命共和黨領袖喬治·馮·倫格克·邁耶為海軍部長。1909年,海軍部的年度報告向國會要求建造2艘
無畏艦和維修1艘
戰列艦。國會經過半年的辯論,批准了海軍部建造無畏艦、一些小型艦隻和輔助艦隻的要求,但拒絕了維修戰列艦的請求。在接下來的兩個財年,海軍部仍然各向國會要求建造2艘無畏艦,然而因共和黨內部的鬥爭、民主黨趁機在1910年11月的國會選舉中控制了眾議院,導致國會在1911年批准建造2艘無畏艦,1912年只批准建造1艘無畏艦。國會中反對建設大炮巨艦的勢力開始反彈。不過,國會削減無畏艦的建造計畫不僅遭到海軍聯盟的猛烈抨擊,而且塔夫脫和邁耶也通過檢閱大西洋艦隊的形式調動公眾的海軍情緒,向國會施壓。1912年底,海軍部以羅列海軍總委員會要求的形式向國會提交了包含3艘無畏艦的龐大的海軍建設計畫。值得注意的是,國會雖然只授權建造1艘無畏艦,卻授權建造6艘驅逐艦、4艘潛艇和輔助艦隻。
當時,
美國海軍不僅要防禦主要假想敵德國的進攻,實力不斷增強且與英國結盟的日本對美國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利益的威脅也在加大。在遠東,塔夫脫打著“道德外交”的旗號與歐洲列強以及日本展開競爭,開拓美國在華利益。為保護美國在遠東和太平洋的利益,塔夫脫提出了將戰列艦部署到太平洋地區的提議,但因為觸及某項議員和相關選區的利益,這些建議都被國會否決了。1910年,美國成立了亞洲艦隊。該艦隊僅裝備少量巡洋艦和一些其他輕型艦艇,根本無法與日本、英國和法國等在遠東的海軍力量抗衡。按照橙色計畫,一旦美國在遠東遭到攻擊,亞洲艦隊需要撤回夏威夷,然後會合主力艦隊遂行反擊作戰。因此,在加強菲律賓防禦不可行的情況下,美國開始大力修建在夏威夷的海軍基地,以為主力艦隊提供結集地。
除了建設艦隊外,塔夫脫政府企圖對海軍組織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但收效甚微。
外交
塔夫脫執政期間,繼續奉行擴張主義政策,並有所創新。從塔夫脫和他的國務卿
菲蘭德·蔡斯·諾克斯推行的“金元外交”中可以看出,他們認為政治影響力會隨著美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增加而得到提高。1910年,塔夫脫對此加以說明,表示他提倡的是“積極干預,從而為我們的商品和資本家贏得獲利的機會”。在1912年12月13日的國情咨文中,塔夫脫說:“這是以金元代替槍彈的政策……這是美國商務的直率願望……就是美國政府竭其全力支持國外美僑的一切合法與有益的企業。”他又說:“我們的外交政策固然不離正義,但為取得商品市場和投資機會以利兩國而進行交涉,並不違背這個正義。”美國執行“金元外交”,並不意味著要以“金元外交”代替前任羅斯福提出的“大棒政策”,而是使兩者交替使用,或結合使用。實際上,塔夫脫“金元外交”的宣布,表明今後美國的外交和軍事力量的運用要完全服從於商業利益,並主張以資本輸出和軍事力量來作為主要的擴張手段。

1912年,塔夫脫與英國將軍鮑威爾、英國駐美大使布萊爾
塔夫脫“金元外交”的主要矛頭,一方面是指向遠東的中國,另一方面是指向
拉丁美洲,特別是
加勒比海地區、中美洲各國和
墨西哥。塔夫脫上台後,依靠國務卿諾克斯直接指導加勒比地區的政策,依靠威廉·菲利普、維拉特·斯特賴特處理遠東問題。
美國對
尼加拉瓜的侵略是“金元外交”與“大棒政策”交替使用的典型例子。1909年,美國公使公開支持尼加拉瓜親美派何塞·多洛雷斯·埃斯特拉達發動軍事政變,迫使反對美國侵略的何塞·桑托斯·塞拉亞總統退位。由於埃斯特達受到尼加拉瓜人民的敵視而沒有當上總統,美軍便在尼加拉瓜登入,幫助叛軍打敗何塞·馬德里斯政府軍,並將埃斯特達扶上總統寶座。1910年10月,美國與埃斯特達政府簽訂了“道生協定”,規定尼加拉瓜的債券由美國代為發行,而以尼加拉瓜關稅收入的一部分來作為擔保。1911年美國又同尼加拉瓜政府簽訂一項國庫債券協定,以尼加拉瓜的關稅權和國家銀行權的控制權,來換得美國1500萬美元的借款。塔夫脫政府還派軍對宏都拉斯的政治衝突加以干涉,對尼加拉瓜、宏都拉斯那些承諾保護美國商業利益的黨派給予支持。美國海軍陸戰隊有一批隊員長期駐守在尼加拉瓜,直到1933年才撤離。美元加子彈的政策,最終使美國控制了宏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經濟與政治命脈。
在墨西哥,塔夫脫積極推行“金元外交”。美國在墨西哥的投資額從1902年的5億美元,激增到1913年的10億美元。塔夫脫政府扶植墨西哥的
波菲里奧·迪亞斯獨裁政權,控制了墨西哥的經濟命脈。但1911年
墨西哥革命的爆發,使迪亞斯政權倒台,由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
弗朗西斯科·馬德羅當選墨西哥總統。馬德羅採取的若干限制外國資本特權的措施,威脅到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塔夫脫政府表面上執行不干涉政策,卻於1912年2月4日下令陳兵10萬於墨西哥邊界。這又一次暴露了塔夫脫的帝國主義面目。
在美洲,塔夫脫的另一個目標是擴大對
加拿大的貿易和投資,使加拿大脫離英國的貿易圈,削弱
大英帝國整個的
特惠關稅體系。具體措施是與加拿大簽署貿易互惠協定,建立北美大陸市場。1911年1月,塔夫脫正式向國會提交了與加拿大簽訂貿易互惠協定的議案。雖然中西部的進步派共和黨人和東部的一些企業家反對,塔夫脫等人還是促使國會通過了這個議案。美國人簽訂美加貿易互惠協定的目的其實是要將加拿大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塔夫脫在給羅斯福的一封信中寫道:該協定“只會使加拿大成為美國的一個附屬物,並將大大增加加拿大對美國工業品的需求”。支持該協定的眾議院議長錢普·克拉克更露骨地說:“我贊成它乃是因為我希望能看到有那么一天,美國的國旗將飄揚在英屬北美領地每平方英尺土地的上空,遍地招展直至北極。”由於美國人動機不純,再加上英國利益集團的反對,加拿大拒絕與美國簽訂互惠協定,使塔夫脫受到一次打擊。
儘管遇到了一些障礙,但在“金元外交”的旗號下,美國在拉美的投資達到12.4億美元,行將接近英國的投資總額;而美國與這個地區的商品流轉額達4億3千6百萬美元,已超過英國的5倍。這些資金主要投向鐵路建設、採礦和大型農場項目。到1913年,在加勒比地區,僅聯合水果公司就坐擁16萬英畝的土地。在加拿大的美國投資也達到6.36億美元。同時,美國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加拿大和拉美各國的對外貿易。
(以上圖冊主要參考資料)
此外,塔夫脫還把中國(
清朝)也作為他推行“金元外交”的重要場所,“急於在中國獲得的是美國資本的投資”。塔夫脫政府妄圖以“金元外交”打敗日本等主要的競爭對手,攫取在中國的最大政治和經濟利益。1909年,塔夫脫政府的國務卿
菲蘭德·蔡斯·諾克斯提出國際共管中國東北鐵路的計畫,並提出投資修建錦州-璦琿鐵路,妄圖同日、俄兩國爭奪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由於日、俄兩國的反對,塔夫脫的這一侵略計畫未能實現。1909年,英、法、德三國政府達成了對
粵漢鐵路進行投資修築的協定,並組成三國銀行團。美國對此表示抗議,立即組織以摩根公司為首的銀行團,擠進上述三國銀行團,共同投資修築粵漢、川漢兩鐵路。1910年,美國又以改革中國幣制和振興滿洲實業為名,提出所謂國際共管中國東北鐵路的“諾克斯計畫”,利用
四國銀行團向清政府提供大借款。美、英、法、德控制中國築路權的侵略活動,引起中國國內的
保路運動。1912年,日、俄參加四國銀行團,成為六國銀行團。以美國為首的這個銀行團與
中華民國政府首腦
袁世凱相勾結,積極籌劃簽訂“
善後大借款”,企圖根據苛刻的借款條約,控制“袁記政權”的全部財政。終因中國人民的反對和六國銀行團內部矛盾重重而未正式達成協定。
除推行“金元外交”外,通過建立仲裁法庭的方式解決國家間爭端是塔夫脫政府在外交領域追求的另一個目標。塔夫脫主張:“事關國家榮譽的問題”應當同財產問題一樣提交法庭裁決。在得到國際和平組織的回響後,國務卿諾克斯與英法兩國簽訂了兩份仲裁條約,“宣布所有可在法庭裁決的爭端都應提交給一個仲裁法庭,而其他所有的問題可以提交一個高級聯合委員會,由它決定採用仲裁還是其他可能的解決方式”。塔夫脫很滿意這種無須訴諸武力便可解決國際衝突的方式,但條約卻遭到了羅斯福和參議院的強烈抵制。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並“剔除了條約對重大問題的約束力”之後,這兩個條約才被批准。
歷史評價
與塔夫脫關係複雜的西奧多·羅斯福認為:“塔夫脫的原意是好的,但是他的行動很軟弱。”

塔夫脫榮膺《時代周刊》封面人物(1928年)
曾作為塔夫脫在聯邦最高法院同僚的大法官
路易斯·布蘭代斯感嘆道:“我很難明白,為什麼那么優秀的一位首席法官會是如此糟糕的總統。”
在1962年歷史學家的投票排名中,塔夫脫名列31位總統(其中2人因任期短暫而不計入排名)中第16名,在12位“普通”總統中列於第5名。
美國歷史學家馬克·C·卡恩斯、約翰·A·加勒迪在《
美國通史》稱塔夫脫是“倦怠的或者力不從心的進步主義者”。
軼事典故
個人名言
不要整夜不眠地想方設法讓我成為總統,因為那是不會成為現實的,我也沒有那方面的野心。任何提名我的黨派都會犯大錯誤的。
總統無法讓雲下雨,無法讓玉米生長,也無法讓商業繁榮;儘管當這些事情發生後,政治黨派會因為一些發生的好事而邀功。
我得出結論,總統的主要職能是將更多的遊客吸引過來,增加博覽會和展銷會的門票收入。
當我置身其中時,政治讓我感到噁心。
多個第一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既做過總統又當過美國首席大法官的美國人。

塔夫脫的藏書票
塔夫脫在美國歷史上還開創了許多第一:
另外,塔夫脫還是美國迄今身高最高(六英尺二英寸)和體重最重的總統。他當選總統時體重達332磅,外號“大個子比爾”。
不諳世故
塔夫脫頗有些
不諳世故。在1908年大選中,羅斯福選擇塔夫脫作為他的白宮繼承人,並在競選中對他關懷備至,在政治上給他提供明智的建議。為使他當選,塔夫脫的哥哥查理 P.塔夫脫為競選籌集了資金。但塔夫脫對羅斯福說:“是的,回想整個競選過程,我必須說這次當選你立下的功勞勝於任何人——除了我哥哥查理。”羅斯福被熱鬧了,他後來抱怨塔夫脫說:“你視金錢重於智慧。”

1908年塔夫脫在電話旁
另有一次,有位名記者在談到1907年恐慌後的困難時期時,問他如此高的失業率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時,他無可奈何地說:“鬼知道!”塔夫脫的意思是此事無法預測,但這句話被廣泛流傳後,顯得文字十分冰冷,好象對失業者漠不關心似的。於是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工人們給他送了一個綽號:“見鬼的塔夫脫。”
肥胖嗜睡
由於碩大的身軀,塔夫脫在
白宮的浴缸中難以動彈,工作人員不得不另為他準備一個特大的浴缸。在做菲律賓總督的時候,有一次他從馬尼拉給作戰部長艾利胡·盧特發去電報說:“今天騎了很長時間的馬,感覺很好。”盧特馬上回電說:“馬還好嗎?”當他參觀
巴拿馬運河時,運河剛竣工不久,他的工程師東道主注意到有必要用鋼筋加固一下餐廳里的一把椅子。塔夫脫很感激,他說那在參觀期間給了他巨大的安全感。人們說他是華盛頓最有禮貌的人:在馬路邊上他會起身給三位女士讓位。依據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一天他決定到
麻薩諸塞州的貝弗利海灣去游泳,穿上有史以來最大號的游泳衣,跳入水中。不一會兒,他的一位鄰居向朋友建議去游泳。那位朋友慎重地說:“或許我們最好是等一會兒,總統正在使用那片海。”一名記者有一次問他有多重,他用低沉有迴響的聲音說:“我不會告訴你,但是你知道當有人那樣問議長里德時,他回答說沒有一位真正的先生能夠超過二百磅重。我把那改成三百磅重了。”

1909年的塔夫脫
塔夫脫不僅體重高達300多磅,並且多種疾病纏身。其中最嚴重的要數
嗜睡病。他有在會議上,內閣集會上、白宮宴會上以及公共場合打瞌睡的習慣,讓他的朋友和助手們很尷尬。在一次為內閣成員舉行的白宮宴會之後,塔夫脫要求用手搖
留聲機放點音樂,然而卻在第一支曲子就完全睡著了。當醒來時,他要求播放《
紐倫堡的名歌手》中的“獲獎歌曲”,可是唱片還沒來得及播放他又睡著了。他的法務部長喬治·W.威克沙姆於是頑皮地建議播放《
拉美莫爾的露契亞》中的六重唱,因為“它將喚醒除了死人之外的任何人”。然而塔夫脫仍未醒來,威克沙姆只得嘆息說:“他一定是死了。”一天晚上,在歌劇院裡,塔夫脫的軍事助手阿什-巴特在整個演出中都異常煩惱,他希望在幕間休息燈光亮時總統能醒過來,觀眾就不會見到美國總統在專場演出中一直在睡覺。幸運的是他確實醒來了。另一次塔夫脫在一場喪禮中睡著了,那時他是一個坐在前排的哀悼者。還有一次,塔夫脫在紐約市的一次競選遊行中坐在一輛敞篷車上沉沉睡了過去。
微笑的比爾
塔夫脫思想保守,性格隨機,精明能幹,並且是一個異常出色的演說家。美國人當時送給他這樣一個綽號:“微笑的比爾。”
人際關係
塔夫脫出生於俄亥俄州的豪門家庭,是阿方索·塔夫脫(1810.11.5-1891.5.21)與路易斯·托里·塔夫脫(1827-1907)的獨生子。他的繼母還有二子一女。
塔夫脫於1886年6月19日與海倫·赫倫·塔夫脫(1861-1943)結婚。海倫的父親約翰·赫倫與
拉瑟福德·海斯總統一起當律師,關係密切。海倫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女人,她總是鼓勵塔夫脫謀求官職。塔夫脫入主白宮後僅兩個月,海倫就中了風,從此,她只能適度參加接待活動。還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第一夫人,她在華盛頓潮濕的盆地安排種植了20個品種共3000株日本
櫻花樹。
塔夫脫的很多家庭成員也參加了政治,除兩個兒子外,他的孫子當過參議員,重孫鮑勃·塔夫脫曾任俄亥俄州州長。
(以上圖冊參考資料)
主要作品
後世紀念
塔夫脫的墓地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的
阿靈頓國家公墓。他的出生地則被修建成一座紀念館。

阿靈頓國家公墓中的塔夫脫墓
美國曾發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紀念幣”和“塔夫脫總統紀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