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是中國北京的古代歷史上獨有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由於生存的年代久遠,沿習相傳他們有了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因此就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作太監文化的文化思維。所以太監文化的唯一任務就是一切為主子服務,即使主子吐出幾句自己都不明白的胡話,他們也能馬上博引旁征,利用邏輯和各種事例,完美無缺地證明主子所說的是絕對真理,而且無懈可擊。這種以主子為中心的太監文化,於是把人類的一切知識變成了證明主子英明的工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太監文化
- 外文名:dickcutting culture
- 文化地域:中國北京(京都)
- 文化特色:中國古代歷史獨有的文化
- 文化持續:至清朝結束
釋義
文化涵義
文化演變
中國文化有陰陽論,天陽地陰,雄陽雌陰,奇陽偶陰;同時講究“無我”和“守雌”,其核心是婦人之“仁”。“不仁”為陽,“仁”為陰。“仁”屬於雌性文化。
“仁”即“二人”,意思是為別人“做人”:如果對別人沒用,自己就喪失意義;獨立的“人”沒有價值,集體的“人民”才有意義。
“我”分為本我、自我、超我。“我”是“人”的根本,沒有“我”,“人”就失去了根本,成為“不存在”。太監文化第一特徵就是喪失根本——“無私”、“無我”。
中國有一則故事,講差人押和尚,每日檢點“和尚木枷”。和尚趁差人熟睡,將差人剃頭,把木枷套在差人身上,然後逃脫。差人醒後,檢點“和尚木枷”,發現“都在”,唯獨差人——“我”沒了。
“我”在事實上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仁”提供了一個“假我”代替。“我”與“假我”是兩回事,這種悖論與分歧體現在中國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口語(白話)與書面(文言文)不一。
孝道是對自我意識有預謀的閹割軟體,使自我權利被父權順利地繳械和閹割,每箇中國人會都被提前預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孝”的大道旗下,自我意識被徹底消解,“我”成為父權的私有物品和殺子文化的工具兼犧牲品,從此一直處於無意識的蒙昧無我狀態。
“我”只是血肉製成的硬體,必須由父權安裝輸入“孝”這個軟體,成為父權意志的一部分。最後成為父權體系中的行屍走肉、螺絲釘、機器人。“我”的意識喪失和意志植入,從雌性化到無性化、最後再到工具化。從而成就父權這一唯一正確的雄性文化——貌似雌性的雄性文化。
“天地不仁”和“聖人不仁”說明,只有獨一無二的“天地”和“聖人”才有雄性權利,將雌性、無性或物化的“萬物”和“百姓”視為“芻狗”。自我意識天然缺失的“芻狗”是典型的太監文化象徵,“溫良恭儉讓”精神的楷模,“百善孝為先”的模範。如果“不孝”,就喪失“做人”的根本,“亂臣賊(逆)子,人人得而誅之”。
這種文化貌似善意的老祖母面具下,實則包裹著剝奪自我的霸道父權思想。以戀父情結代替弒父情結的這種倫理模式,構成中國文化的精神核心——雌性的依附性。在雌性色彩的太監文化的薰陶下,自我意識的雄性文化在中國一直處於邊緣、壓抑和被排斥狀態。
戰爭是人類對自己同類的狩獵活動,是令人興奮的、典型的雄性行為。
在中國歷史中,導致改朝換代的戰爭,是對厭煩忍耐力差的雄性文化的間歇性發作。但發作之後,在太監文化的主導下,即迅速回歸厭煩忍受的雌性文化,直到來自民間或異族的雄性文化再度“雄起”。
楚漢爭霸,項羽威脅要烹了劉邦他爹,劉邦笑道:願分一杯羹。李世民弒兄殺弟,向其父李淵逼宮,奪取皇位。類似的這種對孝道的反動,就是具有“弒父情結”的雄性文化,它常常在新統治階級那裡得到明顯體現。
但隨著時間推移,在女人和太監堆里耳濡目染,統一思想的太監文化使其所有的雄性特徵逐漸消磨殆盡,最後被孝道實施宮刑,徹底無性化或雌性化,淪落為新皇權施虐下的精神太監、雌性“老百姓”或無性“草民”。
“老百姓”是相對於“官”而言的詞語,渾身布滿雌性特徵。“草民”則更直接去性別化,屬於草本植物,類似“木頭人”、“稻草人”。“官”的同義詞中,“倉鼠”、“犬馬”、“鷹犬”起碼還算個動物。
滿清的出現,是滿族雄性文化強姦中原雌性文化的結果,最後八旗子弟還是沒有逃脫被中國太監文化徹底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命運,乃至氣數已盡的帝國末日,以一個偽大的雌性——慈禧來母雞司晨,宣告其雄性文化的徹底陽痿與閹割。
難得的是,百年之後尚有閻崇年之流的孝子賢孫,天天在CCTV上“白頭宮女說玄宗”。
普遍定義
閹人在中國早期的夏商就已經出現。但作為一種殘疾的人類弱勢種群,正式獲得社會承認是在秦始皇時期。秦始皇開中國皇權專制社會之先河,是中國所有皇帝的祖師爺和精神祖先,所以沒有一個皇帝敢臧否他這個“祖先”——“勸君莫罵秦始皇”。
秦始皇對閹人群體悉心栽培和扶持,使其由最弱勢群體陡然飛黃騰達,成為最強勢群體,登上中國歷史最高、也最陰暗的舞台。閹人集團水漲船高逐漸坐大,自我組成等級森嚴“閹黨”,成為古代中國政治舞台不可忽視的常青勢力。
不論皇權現時如何,皇權的未來一般都由閹黨把持。閹人擔負著未來皇權接班人——太子的撫養、教育(不一定是文化教育)、陪護、監護等聖神職責。形象點說,閹人扮演著皇帝的父親、母親、叔叔、兄弟、老師、同學、朋友、領導、同事、秘書、僕人、保姆、保鏢等——除過妻子之外的幾乎所有角色。
在這種封閉扭曲的生活環境長大的太子,登基成為皇權擁有人,面對陌生紛繁複雜的世界,最可倚重和信任的只有閹人集團。同時,在閹人群體中成長的心路歷程,也使皇帝與閹人身心相連、休戚與共,閹人精神和性格早已滲入皇帝先天缺鈣的骨髓。
如果摒棄中國牽強莫須有的“天”的概念,以“法”來代表人類正義,那么專制皇權最大的先天缺陷就是其權力來源的不合法性。如果暴力奪權合法,那么別人的暴力奪權自然也合法。這種暴力原罪帶來的“非法”狀態,使皇權天然的具有危機感與不安全感。對權力覬覦者的警惕和戒備,使其只能選擇沒有生命續航能力的閹人。閹人因禍得福,雞犬升天。
雖然中國歷史不乏外戚勢力和大臣勢力影響,但閹黨組成的太監勢力往往如如影隨形,一直是皇權文化的主體構成。秦毀於趙高、漢毀於十常侍、晉更慘,之後太監文化日趨成熟。從中唐開始,宋明清社會已經整體完全太監化,反倒穩定起來。
中國歷史選擇了皇權專制,只能選擇最為理想的閹人。失去閹人這個“中流砥柱”,皇權將迅速崩塌。所以世界歷史中,缺乏閹人群體技術支持的皇權專制始終都難以成大氣候。
中國閹人的命運與政治緊密相連,太監成為他們最為尊貴榮耀的符號,如同皇帝是所有官吏的夢想。
在古代中國,“學好文武藝,貨賣帝王家”,全社會追逐的唯一目標就是官吏——皇帝的打工仔,只有“出將入相”“為官”才稱得上成功人士。
太監淨身以成功,官吏淨腦以成功。前者是生理太監,後者是精神太監。對皇帝來說,其他人陽物或思想對皇帝構成威脅、也容易引起皇帝的大不自信。太監們忍痛割愛,大公無私,“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取得皇帝的信任——“你辦事我放心”。
詭異之處
中國文化的雌性化特徵,首先就是注重生育和繁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斷子絕孫,不能生育後代,被認為是中國人最大的恥辱和不幸。
中國人看重生育,是奉行殺子文化所引起的絕後焦慮症,而且只有孩子多了,才可以實踐“殺一儆百”。絕後恐懼是太監文化的最明顯特徵。所以中國文化表現為重生育輕教育,重肉體輕精神,有群體無個性,對未成年人要求聽話懂事好好吃飯。
在孝道精神指引下,性在中國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傳宗接代、多子多福,這樣“妻妾成群”就是很正確、很合理的孝道。
相對民間而言,即使沒有被淨身,在太監堆里長大的皇帝對生育的焦慮恐慌症更加嚴重,而且越害怕越不能生育,哪怕“三宮六院”也沒用。倒是每朝的開國帝王雄性十足,有時連兒媳都不放過,以致兒子多得要“殺子”。當年的辣手雍正幹這事最出色,殺來殺去只留下乾隆這根獨苗。
殺子要比現代的計畫生育和技術流產墮胎惡劣得多,這種罪惡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一直是正義的、正常的,跟農民打杈、剪枝、去苗沒什麼兩樣。
這種生育性文化替代完整的性文化,在孝道中國被發揚光大,結果造成中國全面的性失控和性紊亂。
在性紊亂的背後,是自我意識喪失導致的愛無能。愛無能對應的是太監文化中的性無能。因為“我”的“不在場”,發自內心的愛情便無法實現,所以就不存在愛情,如同太監不存在性。
“自我”的擁有者——雌性的父權手持孝道的聖旨,越俎代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至指腹為婚,“我”便淪為生育通道。
愛情道路
沒有愛情的性處於厭煩的困擾之中,於是中國就創造出令世界驚嘆的房中術、採補術、御女術等春宮文化,以此減弱這種漫長的厭煩。所以在中國文化中,只有婚姻沒有愛情,甚至只有生育而沒有健康的性。
中國文化中的愛情缺失使人生變得面目可憎,包含生育的性被物化、工具化,隨之人也被物化和工具化。這體現在婚姻中的“門當戶對”和“血統論”。血統論在半個世紀前被改編為階級論和出身論——貧農的女兒不能嫁地主的兒子,乃至像《芙蓉鎮》中,“反革命”沒有婚配的權利,這樣“反革命”就會絕種。
雌性化的男人因為愛無能,使其喪失對愛情的想像力,只能以非自我這個愛情主體的門第、財產、權力來吸引或強迫女性,結果更像是購買或搶奪。如果遇見其他的門第、財產、權力的引誘或強迫,這些雌性化的男人立馬投懷送抱,變節出賣本不存在的自我,往往顯得比女人要懦弱得多。比如許仙、陳世美等等,簡直數不勝數。
相對而言,中國女性似乎要健康一些,無論是古代的春閨詩,還是民間的傳說戲劇,她們的自我意識比較清晰,愛情產生的興奮使其煥發出燦爛的生命激情,可惜常常出現痴情女苦追薄情郎的尷尬局面,甚至是悲烈殉情。
直至現在,不懂愛情的人要比不懂性的人多得多。許多男人的徵婚詞是“豪宅房車海歸處級幹部高大英俊尋處女……”;許多女人的徵婚詞是“身材苗條皮膚白皙面容姣好尋成功人士……”。看著連中國房地產的廣告文案都不如,活生生的人比鋼筋水泥更冷冰冰。可見許多人已經被完全規格化和標準化,這實際是對人的一種自我物化和非人化。
令人欣慰的是,較少受到太監文化桎梏、與自然親近的一些民間,雄性文化倒保留得比較好。七仙女、劉三姐、孔雀東南飛等民間文化中,不僅讓愛情浮出婚姻的水面,而且對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太監文化持堅決的批判態度。
梁祝被不少研究者認為是中國古代“斷臂山”。受太監文化影響,中國傳統的美男子——潘安宋玉之類的“相公”,都是雌性化的男人。同時,“男風”(男同性戀)在中國歷史中——特別是宮廷貴族中——一直很普遍,“斷袖”在中國是美談佳話,一點也不像在遊牧文化中那樣危險而可怕。在中國是“男女授受不親”;在西方,則是同性授受不親。
和性一樣,真正的雄性在中國一直被視為是醜陋粗鄙猙獰的。這源於太監文化中的嫉妒與恐懼。這與西方除過中世紀以外大多數時期對身體和力量的崇拜截然相反。
對自己身體和性的鄙視和仇視,實際暗示了對自我的鄙視和仇視,扼殺“我”以致“無私”、“忘我”、“無我”。這來源於太監對自己身心殘缺的極端自卑導致的極端驕傲。
這種太監文化不僅體現在反雄性化,也體現在對雄性的雌性化上。
《紅樓夢》營造了一個雌性烏托邦的理想國——女兒國,賈母慈祥地統治著一方“溫柔鄉”,被完全雌性化的賈寶玉嗜好吃胭脂,混在一群脂粉女人堆里,“安能辨我是雌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乾淨的,男人是污濁的。這實際是中國隱秘宮廷的童話版。
《水滸》中,雄性的眾英雄屈服於雌性的宋江和皇帝,真正的雌性都是蕩婦潑婦,下場很慘。無論雄性還是雌性,在太監文化中都是可鄙的。
《西遊記》中,雄性的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屈服於雌性的唐僧和觀音,其他雌性則幾乎都是狐媚吃人的妖精。西天樂土是一個沒有性的天堂,這也是太監群體勉強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園。
《三國演義》中,正面人物劉備處處賣弄他的雌性風情,從依附到被依附,又哭又摔孩子,惹人憐愛,三顧茅廬,博取同情,不由使雄性產生保護他的欲望。“其智近妖”的諸葛亮更是完全雌性化的巫婆形象。從送女裝羞辱司馬懿的行為來看,搖扇撫琴的諸葛亮潛意識裡已經產生了性別危機。
雄性的雌性化和去性化更進一步,必然是對雌性的壓制和摧殘,導致雌性的殘疾化。男人才子化,反過來就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環肥燕瘦、貞節牌坊、房中術、採補術、三寸金蓮、三從四德等等,都是這種對健康雌性文化摧殘的殘疾證明。
在文人小說《金瓶梅》和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末代皇帝》中,這種畸形的雌性文化和太監文化被挖掘得入木三分。
令人震撼的是,剛強果敢的杜十娘和白素貞,倒是比那些雌性化的雄性更顯雄性特徵。
在奇異詭秘的文革中,男女都是一身藍或者一身軍綠,幾乎失去性別特徵。因此產生的嚴重全民性壓抑,雄性的一面通過暴力(語言和肢體)得到釋放,雌性的一面將最真最深的愛獻給“萬歲”一個人。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孝道被發展到歷史極致,三忠於四無限、表忠心、跳忠字舞構成升級版的“忠”文化。性的唯一功能——生育“共產主義接班人”成為全民的聖神職責。
大鍋飯、人民公社、下放、改造、關牛棚、上山下鄉等運動使無數家庭被離散解體;性特徵明顯的女人動輒遭遇掛破鞋、遊街、剃光頭、扒衣服等厄運;“全國上下一片紅”、“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都是揭發、撕咬、陷害、抄家、燒毀、歇斯底里、恐懼喪膽、猥瑣下流……
“夾起尾巴做人”、“割資本主義尾巴”、“狠斗私字一閃念”、“砸爛狗頭”、“嚇破狗膽”、“斗私批私”、“無私”、“改造”、“剷除”、“聽話”、“緊跟”……等等這些字眼,絕對只能出自太監詞典。
8 中國文化反對理性的“性惡論”,感性地認為人性是善的。人變惡是因為受了惡的影響,對惡人應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去“感化”,講究充滿母性色彩的“以德服人”,而不是理性的懲罰。皇帝壞是因為有奸佞;如果找不到奸臣,皇帝就是昏君——清醒過來就好了。
孝道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存天理滅人慾”只能出自太監思想,太監奉行的就是“殺子文化”、“無性文化”。所以中國文化堅決鎮壓雄性的“弒父情結”,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危險思想。
中國文化只有“心文化”和“身文化”,缺乏“腦文化”,所以食文化和詩文化最為卓著。思想貢獻在2000年前停止,小說文體始終沒有成熟。
中國人重感情輕理性,重關係輕界限,動輒得咎,就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是一種莫名其妙興意盎然的“人治文化”。這種文化愛屋及烏感情用事之下,製造出“株連法”和“出身論”之類的荒誕邏輯,也就沒什麼奇怪。
中國人對罪惡的認識也常常從主觀出發,善解人意,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對大人物或與自己有關係的人,執行“功過論”和“動機/出發點是好的”;對小人物或陌生人則弔民伐罪,“不殺不以平民憤”。對是非的判斷取決於感情而不是理性,憤怒也取決於對象而不是行為,對人而不對事。
在中國這個數千年思想禁錮的皇權專制社會,焚書坑儒文字獄不斷,中國文化在民間不可能得到健康地成長,只有強勢的官方文化意識形態才有可能成為中國文化主流。
誰也不能否認,太監群體一直是中國歷史長河中永不衰敗的權勢階級。從趙高到李蓮英,簡直可以說,古代中國的最高元首從來都是太監,或者“太監人”。因此,太監文化在中國濫觴以致成為主流文化,也就水到渠成。
如果說法家是一種準雄性文化,那么儒表法里的中國統治文化則是一種真雌性的偽雄性文化——以雌性方式矯飾雄性特徵。這種陰陽莫辨的文化實則就是太監文化。
好比一隻披著羊皮的狼,“成王敗寇”本是其雄性的真實,卻往往淹沒在雌性的羊群中,而沒人承認這裡有一隻狼,連這隻狼自己也在學羊叫,不敢承認自己是一隻狼。這樣“狼吃羊”就被解釋成“羊丟了”,因為沒有人相信羊會吃羊。
狼跟羊混久了,狼就吃起草,最後變成羊,被新來的狼吃掉。
中國文化的雌性化,產生了太監閹黨這種人類的怪胎,並使去性化的“太監文化”成為中國文化雌性化的代表作和活化石,同時也發展繁衍出極其龐大而系統的太監社會文化:
虛榮、嫉妒、自私、脆弱、說謊、矯飾、衝動、迷信、缺乏理性、沒有原則、心胸狹隘、人身依附、喪失自我、熱衷陰謀、趨炎附勢、逆來順受、怯懦苟營、自我安慰、欺軟怕硬、把道德當成法律、把偽善當成智慧、把強姦當成做愛等等。
佛教在中國幾度濫觴與觀音菩薩女性化,是中國文化雌性化的一個偶像標籤,它一方面進一步軟化民眾逆來順受的太監精神,另一方面以仁慈和善這種雌性特徵,來包裝這種對雄性強權的崇拜。唐以降,佛教的命運與太監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太監也不乏以佛自慰自居者。
在太監文化的大旗下,孝道文化就顯得形而下之,二十四孝、岳母刺字等故事更是等而下之。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英雄岳飛,之所以匪夷所思地在風波亭恭順而光榮地引頸受死,正體現了這種發育畸形的雄性文化,被雌性文化綁架、被太監文化扼殺的可悲可嘆。
相對而言,近代之初,壯烈如譚嗣同和秋瑾,則唱出了不屈不撓的中國雄性文化的悲歌。岳飛只是名詞“犧牲品”,譚嗣同秋瑾則是動詞“犧牲”。
人類史的意義
在古代中國,出於這種文化交流的自然欲望,“蠻夷”或“番邦”如過江之鯽紛至沓來,屢屢叩門來“朝覲”我們偉大的“天朝”。而中國卻從來沒有這種欲望——因為中國就是“天下”,“天下”之外,都是野蠻蒙昧的“化外之地”。
除過早期的張騫出使西域,太監文化成熟以後的中國對外歷史中,僅有三次算是有點影響的“王道”文化交流事件:玄奘西遊、鑒真東渡以及鄭和下西洋。前兩個是和尚,後一個是太監,就是沒有一個“正常人”。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也是唯一一次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探索。遺憾的是,這次勞命傷財的壯舉的目的,竟是傳播偉大正確皇恩浩蕩的太監文化,並由一群出類拔萃的太監領隊。
如今有不少中國人常自豪地將鄭和與哥倫布、麥哲倫相提並論。如果把這種充滿激情的遠洋比作做愛的話,文藝復興風帆下的哥倫布和麥哲倫具有明確的目的和堅強的鬥志,而鄭和的夢幻艦隊則虛懷若谷身無長物,如同幹部拿公款出國“考察”似的,累得滿頭大汗卻一無所獲——再豪華的床也無法彌補陽痿的遺憾。
所以,“相同”的歷史行為竟產生截然相反的歷史結果,對此往往有許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現在仔細考量下鄭和“太監人”的天然缺陷,及其身後非雄性的太監文化,這種問題也就不成問題了。9
國就是國,家就是家,中國文化卻將“國”雌性化為“國家”,對家長的“孝”上升為對國君的“忠”;對民族和國家的理性認同,被雌性化為感性的“愛”(國);“殺子文化”下,被強迫的對領袖的“尊重”,被雌性化為帶有性愛成分的、肉麻的“熱愛”、“愛戴”、“親愛”。
雄性冷酷的統治者總被太監文化包裝成雌性化的、母儀天下、愛民如子、慈祥庸俗的老祖母形象:“兒孫滿堂”的“普通老百姓”繞其膝下,又和又諧“其樂融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無知”,老祖母就天天講“皇上英明”的故事。告訴你不要隨地大小便,什麼是光榮什麼是恥辱,要文明孝順聽話,要熱愛“母親”。國家大事是大人的事,教導你多做貢獻、多獻愛心云云。
國家的法理概念被太監文化閹割於無形,國家的統治者被神化為道德優勢的權威和完美絕倫的上帝——“天”,國家的法治功能被上帝式的布道和感召所取代,統治者的企圖被神化為上帝的福音。國家的公民意識蛻變為上帝面前的(迷途的)羔羊情結,“愛(心)”和“(愛的)奉獻”成為民眾面對國家和統治者的唯一關係。
“愛”再細化,就是所謂“忠”、“孝”——大孝為忠、小忠為孝。殺子文化的國家被神化為民眾的“父親”、“母親”,“愛民如子”的國家公務員被神化為“父母官”。
神化使國家成為形式虛無的社稷,神化使政府成為不可侵犯的廟堂,神化使公務員成為不容褻瀆的神聖,神化使神秘成為必須。政治因此完全背離法理的公開和透明,政府由法理的被監督批評的服務機構,變成尸位素餐高高在上受人香火的神殿。
這種可疑的雌性化文化和太監文化沆瀣一氣,互為表里,發展壯大到現在,果然形成了大行其道、蔚為壯觀的犬儒文化、潑婦文化、老大媽文化、謠言文化、鴕鳥文化、勢利文化、迷信文化……真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雖然騾子和弓箭曾經被世界各地早期人類不約而同地獨自發明出來,但太監卻是古代中國獨創的第五大發明。西方幾乎沒有出現過太監這種人類怪胎。
人類在馴化動物時,有意的將一些動物閹割,使其容易馴服,以實現人類奴役的自私目的。比如將豬閹割後,豬更加溫順,除過吃就是睡,為人類多快好省地生產食物——豬肉。
人類對自己同類“私處”的閹割,使其不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這種被閹的“人”喪失生命根本意義的認知,造成閹人的人生價值追求疾速退化喪失,只勉強留下吃(飯)和活(命)的功能或欲望——吃是為了活,活是為了吃。這或許是中國口腔文化發達的隱秘根源。
閹人因為失去生命的延續想像與超越可能,從而對未來喪失感知能力。未來願景的缺失使誠實、信用和責任感失去存在的依據與基本價值,導致自私、撒謊、欺騙、無理、不負責任等人類隱性缺陷突變成顯性缺陷,形成人人信奉的、正常的、熟視無睹的社會普遍現象。
與西方宗教對比
當閹人置身於身體健全的人群之中時,因為缺乏“生存”之外的價值觀認同,恐懼感和危機感立即凸顯,自卑、懦弱、排斥、嫉恨、自閉、悲情、絕望之情油然而生。
大概因為這個緣故,閹人們選擇了不會互相嫌棄的封閉的群居生活。因為他們不存在“家”和“性”的“麻煩”與“隱私”。在集體面前,“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而且只有在集體的懷抱里,他才能感到安全自信和溫暖。
閹人個體的怯懦在群體的數量支撐下,“攢雞毛湊撣(膽)子”,有時候會如火山迸發,突然變得異乎尋常的亢奮、自大與狂妄,出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壯觀場面——即所謂“民憤”、“眾怒”、“中國人民的感情”等。
這種“義和團現象”連同相反的“樹倒猢猻散”,是太監文化獨特的另一面,根源或許在於生命的虛無感所引起的“大無畏精神”爆發——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這一點常常為人們所忽視或迷惑——忽視使人誤以為懦弱,迷惑使人誤以為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