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天津的豪門巨富有“八大家”之稱，至於這“八家”究竟是哪八家，隨著年代的推移，也有著不同的說法。但從這些升沉嬗變，也可以反映出天津近代社會經濟演變的歷史面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天津八大家
- 意義：天津地方富戶豪門的一種通稱
- 年代：明末清初
- 出處：《墨緣匯觀》
出現背景,歷史沿革,老版,新版,華家,順口溜,
出現背景
實際上，八大家成為泛指天津地方富戶豪門的一種通稱。八大家的興衰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近代天津的社會面貌，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一定的影響。
天津八大家的形成，與明末清初天津的海運、糧業、鹽務的發展具有直接關係。早在元、明兩代，天津就成為漕糧北運的樞紐，並由此形成為華北、東北的糧食集散地。到了清代，海運和糧食販運業都有所發展，天津的經濟地位也日顯重要。明萬曆年間，在鹽務上實行“綱法”，將宋代以來的商人憑鹽引銷鹽的制度，改為鹽商壟斷的引岸專賣制度，並準許世襲經營。清初，又將長蘆鹽運使署從滄州移來天津，從而天津又成為長蘆鹽綱(蘆綱公所)的基地。因此，在天津，海運、糧食及鹽務，就成為富商巨賈聚斂財富的主要手段。
歷史沿革
從清初特別是所謂康乾盛世以來，以鹽務起家的富戶，在社會上的聲勢日益顯赫。如鹽商張霖，發家後在北京和天津都建造了豪華的宅邸和園林。鹽商安麓村以積聚的大量財富，收買了許多珍貴的書畫，成為大收藏家，並著有《墨緣匯觀》。鹽商查日乾，在天津城西北建造了著名園林水西莊，乾隆皇帝南巡過津時，曾數次到水西莊飲宴，由此可見鹽商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
乾隆、嘉慶年間，在天津已經知名的大家族，還有承辦鹽務的“東門裡權家”、“南斜街高家”、“只家胡同董家”，從事海運業的“海下高家”、“東門外韓家”，糧商兼大地主的“楊柳青鎮石家”，等等。富戶豪門在社會上竭力擴大自己的影響，於是便逐漸形成“十大家”、“八大家”的說法，並在民眾中傳播開來。
相傳從鹹豐初年(1851年以後)開始，流傳著一個有關八大家的口訣：韓、高、石、劉、穆，黃、楊、益照臨。口訣的流行，說明他們這些家族在當時已成為社會上公認的八大家了。在各大家族姓氏之前，民眾習慣地冠以堂名字號或居住地點，也就是：天成號韓家、益德裕高家、楊柳青石家、土城劉家、正興德穆家、振德黃家、長源楊家、益照臨張家。八大家之中，其發家主要依賴於鹽務的有四家(高、黃、楊、張)，糧業的三家(石、劉、穆)，海運業的一家(韓)；其中身兼大地主的二家(石、劉)，其他家族在發家後亦有廣置田產成為大地主者(如穆、楊、張等)。這些家族在財產膨脹之後，又根據自身的財勢，廣泛投資於其他方面，比較集中的行業是典當、糧食、銀錢號、綢布、雜貨等。如天成號韓家，除養海船數十艘外，還販運糧食，開設當鋪，長源楊家除包四個縣的鹽引外，把勢力集中於典當業，在天津及外埠開設了二三十座當鋪；穆家經營糧行發家後，主要以開設正興德茶莊而著稱，雖也接辦過鹽引，但在鹽務上沒有多大的發展。
口訣中所列的八個家族，在鹹豐、同治年間財勢顯榮，處於鼎盛時期，其後有的便開始敗落(如益德裕高家)。同時，新的豪富又不斷形成，特別是李善人家，及“益德王家”，承包鹽引發家，異軍突起，聲勢不在八大家之下。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進入八大家之列，但相沿下來的八大家稱謂卻仍維持未變。其中明確地去掉哪些家，遞補哪些家，說法各異。關於補進的家族，社會比較公認的有：李善人家、益德王家、鄉祠卞家、高台階華家。這樣，前後期的八大家就有所不同了。
民國以後，社會上又流行有“新八大家”之說，如“元隆孫家”、“敦慶隆紀家”、“同益興范家”、“瑞興益金家”等等。有的按行業區分，如“錢業八大家”、“棉布業八大家”、“電料業八大家”，等等。有的甚至把買辦人物也包括了進去。這樣，“八大家”的含義就不那么明確了。同時，現代工商業發展迅速，競爭激烈，而被稱為“大家”的，其財力又遠不如原來八大家雄厚，故新八大家之說難以取得社會的一致公認，後來就不為人們所道及了。
老版
這八家的發家，靠鹽務的有高、楊、黃、張四家，靠糧業的有石、劉、穆三家，靠海船業的有韓家。這說明當時的天津已成為長蘆鹽業的基地，漕糧轉運的樞紐，海上運輸的口岸。由於鹽行的專利，糧行的壟斷，海船的獨占，再加上官商勾結，這就有可能出現“八大家”新暴發戶。
天津估衣街上的老八大家，就剩下穆家的正興德茶葉莊，其餘的七家，都已經退出歷史舞台。
說起這天津衛民族資本家的巨富，那就得數社會公認的“八大家”：韓、高、石、劉、穆、黃、楊、益照臨。這是從鹹豐初年(1851年)開始，天津城裡流傳的一個民謠。具體指的是：
“天成號韓家”（海運業）
“益德裕高家”（鹽務）
“土城劉家” （糧食業）
“正興德穆家”（茶葉業、糧食業起家）
“振德黃家” （鹽務）
“長源楊家” （鹽務）
“益照臨張家”（鹽務、錢莊）
新版
這裡一共提出了卞、韓、穆、黃、王、張、楊、華、李九家。新增的四家，卞家是靠進口紗布起家，王家是以開錢莊起家，李家雖是鹽商，但後來主要也是開錢莊、商號和在開灤、啟新等大企業投資並廣置房地產，擴大了家業。華家除靠鹽務和書法家華世奎出名外，也還經營了油坊、茶葉莊。這都說明天津這時已成為通商口岸兼工商業城市，商業、金融業有了急劇發展。
到二、三十年代，天津的紗布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這些綢布紗商號賺了大錢，都又投資開辦了許多家錢莊、工廠和其他商號，在天津又出現了新的豪富，形成了“新八大家”。他們是金、潘、孫、胡、卞、范、喬、紀八家。即瑞興益棉紗莊的金桂山、潘耀庭，元隆綢布店孫烺軒、胡樹屏，隆順棉紗莊的卞潤吾，同益興棉紗莊的范竹齊、敦慶隆綢布店的紀慰瞻、喬澤頌。
華家
基本概述
天津八大家"並不只是豪門巨賈，也不只以財力論英雄，華世奎便是因為名望位列"八大家"
清鹹豐年間，華家接辦了河北定興、新城兩縣的鹽務引岸，很快致富。後陸續開設了油坊、茶葉店等商號。與其他"八大家"不同的是，華家身兼官僚和鹽商。
華世奎自幼習書法，其父華承彥科場不利，而對其子便寄予厚望。華世奎從四歲起便每日讀書習字，練字時其父要求非常嚴格，偶見華世奎稍有懈怠，就拿菸袋鍋往腦袋上敲。為了給華世奎校正執筆，其父還獨出心裁地在他筆桿上放一個銅錢，寫字時只要筆桿稍微傾斜，銅錢就會從筆桿頂頭掉落下來。據說，華世奎後來可在筆桿上放10個銅錢，仍能運筆自如。
一匾兩題
華世奎題寫"天津勸業場"時，已是民國17年（1928年），那時華家早已不住東門裡，自打宣統遜位，華世奎就在租界買下一幢構築別致的小洋樓。
據華家後人華澤鹹回憶：求字當日，華世奎正在給弟子董鳳桐和自己講授孫過庭的《書譜》，這時僕人徐升走上樓說：德商買辦高星橋派人求寫"勸業場"牌匾，並求見老爺一面，不知老爺見與不見。華世奎聽了，略作沉吟，淡淡地說："請！"時至今日，這聲淡淡的請，依然特別刺耳，因為按照當時慣例，凡有登門求字者，皆與賬房負責人談妥價錢即可，華世奎從不接見求寫匾額的客人。但因高星橋在天津勢力非同一般，華世奎卻也不得不破了這條規矩。
功夫不大，高星橋派來的"使者"走進書房，來者簡明扼要說明"勸業場"牌匾的尺寸大小後，遂叫人端來300塊現洋，非常客氣地說："區區潤筆，不成敬意，饋贈先生一茶耳。"華世奎淡然一笑，頷首將此事應允下來。
不料事隔幾日，華世奎剛把"勸業場"牌匾寫好，那位"使者"便不期而至，他又送來200塊現洋，面帶難色地說："因為一時疏忽，幾乎貽誤大事，煩勞華先生為'勸業場'再題'天津'二字。"華世奎聽罷，心裡很不痛快，於是吩咐僕人徐升，當即鋪紙研墨，揮筆題寫"天津"。
如今，"天津勸業場"牌匾原件存放在該商場頂樓，已作為國家文物供人們欣賞。
比當民國總統強
1930年，祁世長"幼子"貧困潦倒，特由家鄉來津門求助。華世奎感念師恩，贈其200塊現洋，又親自去徐世昌家代其求助。可徐世昌對於華世奎說："你今年賣字日進斗金，我也賣字，但賺錢不多。這樣吧，我照你給他的錢數，減贈一半吧。"事後，華世奎又贈其100塊現洋，並以此對後人諭諷徐世昌："你們可要好好地練字呀，字練好了，比當一任民國總統還強呀！" 另外，華世奎還有一事值得一說。"偽滿洲國"初立之時，溥儀想通過羅振玉跟華世奎的關係，拉華世奎下水。羅振玉曾為溥儀四處延攬人才，他曾因與華世奎私交甚厚，三番五次到華家，勸說華世奎輔佐溥儀，最後華世奎礙著老友情面，才對羅振玉說："鄙臣患有足疾，行走不便，就不去了罷。"可私下裡告訴家人："現在的皇上是滿洲國的皇上，已不是大清國的皇上了，他穿西服，勾結日本，背叛祖宗，我作為大清舊臣，絕不能背叛先朝，與其同流合污！"
華世奎始終對清廷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不肯剪髮易服，無論家裡外頭，總是穿長袍馬褂，布襪子，兩道臉的緞子鞋，腦後拖一條小辮。雖然華世奎一生終於清室，抱殘守缺，但是從人品、氣節方面，絕不像袁世凱、徐世昌那樣胸懷野心，見風使舵，既做清朝舊臣，又當民國總統。更不像鄭孝胥、羅振玉之流，為復辟大清基業唆使溥儀認賊作父，投靠日本。因此縱觀其宦海沉浮的一生，其人品和鮮明的民族意識還是值得稱頌的。
耳聾歸鄉
華世奎年老患重聽（即耳聾）。有一次皇帝召見。華世奎跪拜之處距皇帝甚遠，皇帝的問話如何應對發了愁。因此華世奎在聽到轉天皇上的召見後，便賄賂買通了太監。太監站在華世奎附近，皇上問話，都是由太監小聲轉告，他再回奏。召見退下來，內衣都濕透了。在封建王朝，回奏出了差錯，不知會惹下什麼大禍。如果太監轉告錯了，或自己聽錯了，那可不得了。伴君如伴虎！華世奎越想越後怕，不如及早辭官回鄉吧。於是華世奎就歸故里了。
長源楊家
楊家祖籍陝西長安府，明代遷居浙江杭州，任世襲指揮。以後北來天津經商，最初經營銀樓等，後來經營鹽業，運銷河北省武安、涉縣、邯鄲及磁縣等地官鹽專賣，以開設"楊成源"鹽店致富，是當時天津"八大家"之一。楊春農（俊元）曾捐資興辦天津私立第一國小為校董，天津縣劉某為其掛匾"急公興學"。楊少農（寶恆）曾任天津蘆綱公所綱總，在當時社會頗有聲望。
楊家的大宅是其當時社會身份地位最好的體現。據史料文獻學者李剛介紹，楊家原住天津城西，後買了天后宮北街北端一處宅院為"楊成源"津店及住宅。該地原是太虛觀舊址，被一個姓周的人購得，並於清嘉慶年間改建住宅，而後轉賣給楊家。經擴建修繕，共有房屋約209間，占地面積約643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4100平方米，大多按清式營造布局風格。天津解放後，年久失修，後外姓進入私搭亂蓋，已經面目全非。1995年修建天津內環線，擴寬老鐵橋大街，房屋部分拆除改為馬路。
楊家宅院分前後院兩部分。前後院標高約差1.5米。前院高，後院低。從前院到後院須下台階十餘級。前院建築共分北、中及南三組，正廳為較高磚木結構。穿堂門通中院，南北廂房各3間，最後是宗祠院，正房是宗祠樓，上下各3間，樓下供奉佛像及歷代排位，樓上存放歷代祖宗的影像。南北廳房各3間，北房為佛堂，南房為書房。自宗祠樓後身下台階十餘級即為後院部分。南半部為石砌假山，有兩座涼亭和花池等。北半部沿老鐵橋大街修建住房，假山對面是朝南一明兩暗的過堂屋。
楊家房屋構造多為青磚牆瓦頂，四梁八柱。多採用木花欞支牆窗和花格木門。山牆駁風頭有絢麗磚雕。室內多是木隔牆月木花欞平窗，做工精巧，磚雕木雕具有天津民間工藝獨具一格的特色。
楊家在宮北共居住七代。楊春農為第三代，楊少農為第四代，經過八國聯軍、袁世凱壬子兵變、軍閥混戰及鹽務經營虧損，家道漸衰。第六代大部分在國內外接受高中等教育，參加社會工作，擔任醫師、公務員、銀行職員、律師及教師等。第七代"學"字輩，兄弟姐妹百餘人，多已離開宮北老宅。其中事業有成者如：原天津市自來水公司高級統計師楊學仁，原天津市第一醫院營養部主任、政協委員楊學儒，原天津市化工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南開區人民代表楊學義，原天津大學建築系教授楊學智，北京航空航天部空氣動力研究室主任楊學項，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楊學謹，《動態分析與測試技術》主編楊學濤，天津市出版局副局長楊學彰，天津新華書店經理楊學端，中建六局局長楊學熙及天津市中醫學院內科主任、教授楊學爽等。
楊家的大宅是其當時社會身份地位最好的體現。據史料文獻學者李剛介紹，楊家原住天津城西，後買了天后宮北街北端一處宅院為"楊成源"津店及住宅。該地原是太虛觀舊址，被一個姓周的人購得，並於清嘉慶年間改建住宅，而後轉賣給楊家。經擴建修繕，共有房屋約209間，占地面積約643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4100平方米，大多按清式營造布局風格。天津解放後，年久失修，後外姓進入私搭亂蓋，已經面目全非。1995年修建天津內環線，擴寬老鐵橋大街，房屋部分拆除改為馬路。
楊家宅院分前後院兩部分。前後院標高約差1.5米。前院高，後院低。從前院到後院須下台階十餘級。前院建築共分北、中及南三組，正廳為較高磚木結構。穿堂門通中院，南北廂房各3間，最後是宗祠院，正房是宗祠樓，上下各3間，樓下供奉佛像及歷代排位，樓上存放歷代祖宗的影像。南北廳房各3間，北房為佛堂，南房為書房。自宗祠樓後身下台階十餘級即為後院部分。南半部為石砌假山，有兩座涼亭和花池等。北半部沿老鐵橋大街修建住房，假山對面是朝南一明兩暗的過堂屋。
楊家房屋構造多為青磚牆瓦頂，四梁八柱。多採用木花欞支牆窗和花格木門。山牆駁風頭有絢麗磚雕。室內多是木隔牆月木花欞平窗，做工精巧，磚雕木雕具有天津民間工藝獨具一格的特色。
楊家在宮北共居住七代。楊春農為第三代，楊少農為第四代，經過八國聯軍、袁世凱壬子兵變、軍閥混戰及鹽務經營虧損，家道漸衰。第六代大部分在國內外接受高中等教育，參加社會工作，擔任醫師、公務員、銀行職員、律師及教師等。第七代"學"字輩，兄弟姐妹百餘人，多已離開宮北老宅。其中事業有成者如：原天津市自來水公司高級統計師楊學仁，原天津市第一醫院營養部主任、政協委員楊學儒，原天津市化工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南開區人民代表楊學義，原天津大學建築系教授楊學智，北京航空航天部空氣動力研究室主任楊學項，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楊學謹，《動態分析與測試技術》主編楊學濤，天津市出版局副局長楊學彰，天津新華書店經理楊學端，中建六局局長楊學熙及天津市中醫學院內科主任、教授楊學爽等。
王家
益德號王家捐助建南開
王家原籍山西，創業人王益齋精於生意，代為鹽商們收購葦席、麻袋，從中獲利，還被人稱做“麻袋王”。後來，在城西永豐屯一帶放印子錢(高利貸)，並開設了益德號錢鋪。他善於經營，逐漸躋身“八大家”之列。
王益齋的兒子王奎章很願意讓子弟們讀書，以改變門風。看到嚴修（嚴范蓀）開設家館、聘請張伯苓教子女讀書，把私塾辦得有聲有色，一向重視子女教育的王奎章立刻抓住時機，禮聘張伯苓來自己的家館教書，嚴、王兩家的關係也日益密切。
1903年，嚴范孫被袁世凱提拔為直隸學校司督辦，成為直隸地區管轄教育的高級官員。次年六月，嚴范孫和張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實地考察。嚴、張二人還結識了多位日本教育家，共同探討有關學校建設及教科書編纂等問題。嚴范孫與張伯苓回到天津之後，便雷厲風行地開始了籌備建立新式學校的工作。
1904年八月，嚴修、張伯苓從日本考察教育歸來，他們強烈意識到教育振興是日本富強的主要原因，要救中國，就必須從教育著手，要辦新式教育，就必須建立包括國小、中學、大學等在內的一整套教育體系。此時，嚴館、王館的規模已經無法容納更多的學生，教學設備和教學方法也不完備，於是嚴修有了創立中學的想法，但是他還需要更多像張伯苓這樣的志同道合者。這時候他想到了一個人，這便是益德號王家的第三代傳人王益孫。
王益孫不僅在商界，在其他各界也結交廣泛，祖上傳下的家業在他手上日漸興盛。深受父親王奎章的影響，王益孫對子女的教育從不放鬆。比起父親來，他對新鮮事務的接受能力更強，希望子女和家人能得到更加系統正規的新式教育。接下父親創辦的家館後，王益孫除繼續聘請張伯苓教授家館外，又聘請一位英國人教英文、一位德國女士教德文，還聘請了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教師來教他本人，和他夫人及姨太太們學習。同時他還從國外購買了大量的先進科學儀器，訂閱了大量的外文書刊雜誌。
王益孫對嚴修辦學的努力早已認同，所以當嚴修與王益孫會面，說明將嚴王兩館合併，創辦中學的想法時，二人一拍即合。嚴修十分誠懇地告訴王益孫，創辦中學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資金不足、設備不全。王益孫深深理解嚴修的不易，當即表示一定盡全力支持。這一年的秋天，嚴館與王館合併，定名為私立中學堂。
私立中學堂的校址選擇在嚴家的私宅偏院，改建費及學校用具由嚴修捐助，王益孫不僅為學校捐助了理化儀器、書桌、書櫥等，還把國外訂閱的外文書刊、雜誌一起捐助出來。嚴修與王益孫商議後決定，兩家每月各出銀100兩作為學校的常年經費。但是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到處都捉襟見肘。此時已改名為私立敬業中學堂的學校又面臨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為了讓這株幼苗堅強地生長下去，嚴修和王益孫商定每月兩家各增加出銀100兩，後來為了給師生聯合組織的軍樂會購置樂器，兩家又各捐銀500兩。
1906年，學校在天津城西南的“南開窪”建立新校址，嚴修又開始為籌募經費四處奔波，王益孫這回更是鼎力相助，出銀10000兩，在他的帶動下，天津鹽商紛紛慷慨解囊。通過天津各界的共同努力，學校共籌得經費26000餘兩白銀，教室、辦公室、宿舍、禮堂等很快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