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爾

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爾

夏爾·莫里斯·塔列朗,1754年出生,1838年去世,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人物。貴族出身,曾當過神甫,後來參加政治活動,他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曾在連續六屆法國政府中,擔任了外交部長外交大臣,甚至總理大臣的職務。他圓滑機警,老謀深算,權變多詐,雲譎波詭。有人稱道他是熱忱的“愛國者”。可更多的人把他視為危險的“陰謀家”和“叛變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爾
  • 外文名: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 國籍:法國
  • 出生地巴黎
  • 出生日期:1754年2月2日
  • 逝世日期:1838年5月17日
  • 主要成就:法國外交部長外交大臣總理大臣
  • 星座:水瓶
孤獨的童年,叛逆的神甫,革命的主教,政府的外長,拿破崙的得力臂膀,王朝的功臣,複雜的人生,

孤獨的童年

夏爾·莫里斯·塔列朗誕生在巴黎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里。他的祖先從十世紀卡佩王朝建立時起就已經是宮廷貴人了。按血統來說,他的父親同國王路易十六還是表兄弟!
塔列朗儘管出身名門,然而他的童年卻是不幸的。父母按照當時法國貴族的生活方式,整天忙於社交活動,只顧自己尋歡作樂。小夏爾出生不久便被寄養在巴黎郊區的奶媽家裡。兩歲時,他從高柜子上摔下來,把右腳摔傷了。過了好幾個月,父母才知道這件事,可是殘疾已經造成,他成了一個終生只能藉助拐杖走路的跛子。從此,父母更加不喜歡他了。
四歲時,他被寄養在外省的一個親戚莎萊夫人家,父母也很少接他回家。又過了兩年,僕人把他從莎萊夫人家直接送到了巴黎的一所寄宿學校——父母竟沒想到應該先讓孩子回家來見見面!小夏爾坐了十七晝夜的驛車來到陌生的新天地,孤苦伶丁,舉目無親,只能思念著唯一對他慈愛的莎萊夫人。此情此景,使他終生難忘。
他剛滿六歲,就在校住讀,每周只探望父母一次,極少在家過夜。六年後,他又染上了天花,父母既不探望他,也不接他回家養病,只讓僕人把他送到奶媽家,病癒後又送回了學校。夏爾在學校,整天沉默寡言,鬱郁不歡。他因身體殘廢,自慚形穢,不願交朋友,但又感到孤獨,缺少愛撫和溫暖。慢慢地,他萌發並滋長了對父母和親屬的怨恨。他決心用自己的智力來戰勝自己的不幸,並且勝過周圍的人。
應該說,這段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生活,對塔列朗日後冷酷無情,孤傲自信性格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五歲時,夏爾中學畢業,父母沒跟他商量一下,就把他送進了聖·秀爾比斯神學院。夏爾的哥哥童年就已夭折,所以夏爾已經成為長子,可是父母卻剝奪了他承襲爵位和財產的長子繼承權,硬要讓他當神甫。當時,一般貴族青年所追求的是充任榮耀顯赫的軍官或大有油水可撈的文官,而夏爾因右腳殘廢無法當軍官,父母又不肯出錢給他買文官,於是,當神甫就成了他的唯一出路。人們給他披上神學院學生的長襟黑袍,他心中憤恨不已。他是多么希望去過世俗貴族的享樂生活啊。
在神學院的五年里,他仍然很少說話,不愛交友,既孤單又苦惱,把空餘時間都消磨在圖書館裡。當時能夠找到的革命書籍,包括盧梭伏爾泰的著作,他都讀過。他從這些書里,小心地選擇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他嚮往個人的自由和歡樂,渴望擺脫貴族家庭和教會對他的束縛。

叛逆的神甫

1774年,夏爾·莫里斯·塔列朗從神學院畢業了。冷酷的貴族家庭環境,虛偽的神學院教育,已經把他造就成為一個冷漠無情、極端利己、見風使舵的人。第二年他獲得神甫稱號,開始踏上人生的大道。這年6月路易十六即位,父母派他參加了加冕典禮。大典過後,路易十六賞賜塔列朗蘭斯市聖雷米修道院院長職,年金一萬八千鋰。他經濟自立了,終於擺脫了被迫依賴父母的痛苦。
1776年初,塔列朗又上巴黎大學神學院進修了兩年。結業後,繼續當他的院長。可是這位院長大人從來不是上帝的虔誠信徒,而是一個放蕩不羈的無神論者、自由主義者。
1778年,長期流亡國外的老叛教者伏爾泰回到巴黎,受到許多人的崇拜。塔列朗竟也跑去拜訪了他,甚至請求得到這位八十四歲老人的祝福。伏爾泰欣然應允,伸出手來向這個跪在自己面前的青年神甫表示了祝福,此事一經傳開,宗教界領袖十分惱怒,巴黎大主教特地把塔列朗叫去訓斥了一頓。
塔列朗還不顧自己的身份,花天酒地地過著世俗貴族的生活。因為那個院長職務是個只拿薪水不幹事的美差,他有的是時間。他在巴黎買了一所舒適的小房子,在蘭斯和首都輪流居住,狂飲濫賭,尋花問柳。薪金不夠開銷,他便到交易所去搞投機,大把大把地撈錢。他的貪婪、卑鄙也就從這時起開始出了名。
當然,塔列朗也並不是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公子哥兒。他交遊廣泛,口才敏捷。在宮廷且在僧侶界、在貴婦的沙龍里,他到處鑽營,打通關節,取得了權貴們的信任和寵愛。
1787年,他差一點得到紅衣主教的職位,只是由於王后阻撓,才未如願。不過,在革命前夜,1788年12月,路易十六還是應塔列朗父親臨終前的請求,簽署了任命塔列朗為奧頓區山主教的檔案。
這就是塔列朗走上社會的頭十五年,他的黃金時代。他享盡了巴黎上層社會的榮華富貴。可是,革命的風暴來臨了。

革命的主教

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正是在宮廷貴族揮霍無度,政府債台高築,財政發生嚴重危機的情況下爆發的。
7月14日,巴黎人民發動武裝革命,攻占了巴士底獄。這座象徵絕對專制主義的堡壘的陷落,使人民欣喜若狂,可是對塔列朗來說卻是如雷轟頂。貴族塔列朗對革命民眾既仇恨又害怕。7月16日夜,他進宮謁見王弟查理·阿圖瓦伯爵,請求迅速集結可靠的軍隊以對抗革命。但是國王已經無能為力,阿圖瓦決定流亡國外。
這時,塔列朗在其一生中面臨第一次重要的抉擇。他憑著敏銳的政治嗅覺,模糊地意識到強大的革命力量必然會埋葬腐朽的封建王朝。眼看自己乘坐的大船就要下沉,他必須趕快離開它,投到新興的,強大的資產階級陣營一邊,才有出路。
1789年夏秋之際,新舊國債高達四十五億鋰,革命政權制憲議會繼承了舊政府的財政危機,焦灼不堪。人們都看到,當時可以解決危機的唯一捷徑,就是由國家沒收並賣掉價值三十多億鋰的法國天主教教會的土地。可是,這要破壞“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資產階級原則,又會得罪還沒有公開站在反革命一邊的教會;而要把這個有著一千五百年歷史的巨大組織變成敵人,制憲議會確實一時難下決心。
塔列朗主教看到他的機會來了。10月10日,塔列朗作為奧頓區的教士代表,出席制憲議會討論教會土地問題。他建議把教會土地收歸國有,還拿出了事先準備好的有關法律草案,滔滔雄辯,強調指出:教會財產與世俗人的私有財產不同,它本來就是屬於全體信徒,也就是屬於國民的,所以國家有權收回。這次會議爭論得很厲害,雖然其他主教激烈反對,制憲議會還是以多數票通過了“教會土地由國家處理”的決議案。
當天晚上,巴黎民眾一片歡騰。他們被塔列朗主教的“自我犧牲精神”深深感動了,以為這位“人類靈魂的牧羊人”恪守基督的訓誡,為了祖國,甘願獻出自己的一切。善良的人們當然是不會知道這位主教大人的內心活動的。
從此,貴族和僧侶恨透了他,革命陣營卻開始信任他。他逐漸成為革命的紅人,為制憲議會起草重要報告和檔案。當時,保王黨到處散發污衊革命的反動小冊子、傳單、詩歌和文章。為了抵消反革命宣傳的影響,1790年2月,塔列朗被委託向民眾發表演說。他在廣場上面對成千上萬的民眾慷慨陳詞,對各種反革命言論於以逐條駁斥,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和喝彩。他的任務完成得很出色,一周后,即被選為制憲議會主席。
塔列朗以主教身份還為革命做了不少事。比如:1790年7月14日,在攻占巴士底獄周年紀念日,愛國派在巴黎馬爾斯廣場舉行盛大的全國結盟節大會。塔列朗身穿華麗的主教法衣,率領一批僧侶前去參加,並登上祭壇,主持彌撒,三十萬信徒全神貫注地聽他描繪”基督的友愛”同革命感情如何“融為一體”。
又比如:革命政權為了使教會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決定改組法國天主教會,使它脫離羅馬教廷
1790年8月24日,議會頒布“教士法”,規定主教和教士都由選舉產生,不再由國王任命;取消首歲教捐等。這些措施都觸怒了羅馬教皇。制憲議會要求僧侶宣誓執行《教士法》,而教皇不僅不批准這項法令,反而發出了“譴責令”。這時,大多數下級僧侶都宣誓了,可是主教中參加宣誓的只有塔列朗等七人。法國教會分裂了。為了重建統一的國家教會,制憲議會被迫採取強制手段。這年11月,它通過法令:禁止未宣誓的僧侶執行公共教務。可是那些僧侶們仍然拒絕宣誓、一時間,許多地區的施洗,婚喪,懺悔,布道等公共教務均無人主持,民眾十分恐慌。政府只得決定:打破年限資歷,提前讓一批候補教士執行教職。但是絕大多數主教都不肯為他們授職。在這困難的時刻,又是塔列朗挺身而出,帶頭為這批不到年限的教士舉行了授職禮。
羅馬教皇恨透了這位“革命”主教,宣布把他革出教門。但是塔列朗對此充耳不聞,繼續從事他的宗教活動。直到1791年秋,他覺得自己的主教角色已經扮演完畢,這才自動地扔掉他久已厭惡的黑法衣,換上了漂亮的世俗貴族服裝。
這時,歐洲各國的反動君主正在籌劃聯合對付革命的法國。為了擺脫被動、孤立的國際地位,法國政府想利用外交手段使奧地利普魯士這兩個世仇無法聯合,並在法、奧兩國一旦發生戰爭時能得到英國的諒解。
1792年1月,塔列朗被派往倫敦,去執行使英國保持中立的任務。但是倫敦極不禮貌地對待這位瘸腿使節,他的外交才能未能得到充分施展。
7月初,塔列朗回到巴黎,沒想到這時革命形勢又有了新的急劇的發展。原來,由於路易十六陷中勾結奧地利、普魯士,企圖藉助它們的武裝干涉來恢復自己的專制權力,奧普聯軍正向法國推進。法國人民回響立法議會已於7月11日發出的“祖國在危急中”的召喚,組織義勇軍向巴黎集中,準備抗擊侵略者。7月25日,奧、普聯軍總司令不倫瑞克發表宣言,公然威脅法國“如對國王有絲毫侵犯,就把巴黎夷為平地!”革命民眾義憤填膺,決心廢黜通敵叛國的國王,來回答干涉者的狂妄挑釁。
巴黎人民在8月10日發動武裝起義,在同路易十六的瑞士衛隊激戰後,攻下了王宮。立法議會不得不按照人民的要求廢黜了國王,並把他關進了監獄。
面對群情激昂的人民起義,塔列朗驚魂不定,預感到又到了需要挽救自己頭顱的時刻,他一面起草了一份歌頌法國人民革命、譴責路易十六專制制度的備忘錄,通知英國政府:法蘭西共和國成立了。同時,他又以這份備忘錄作掩護,從當時負責外交事務的丹東手裡騙取了出國護照,於9月中旬逃往英國。也幸虧他跑得快,因為兩個月後,杜伊勒里宮內路易十六的秘密壁櫥被發現,在藏有國王通敵檔案的鐵柜子里,有兩份檔案可以證明在1791年塔列朗同國王也有過一些小勾結,而這在當時那種急風暴雨般的革命氣氛下,就足以把他送上斷頭台的了。

政府的外長

塔列朗在英國流亡了一年多,1794年1月,又被英國政府驅逐出境。那時,在歐洲各國到處都有對他切齒痛恨的法國流亡貴族,塔列朗被迫遠涉重洋,跑到了美國。可是在那裡,統治集團也不歡迎他。他遠離政界,窮極無聊,只得做些土地投機買賣來打發光陰。而塔列朗是不甘寂寞的,他渴望重返祖國,再登政壇。他的運氣實在不錯,因為沒過多久,機會就來了。
1794年7月,法國發生熱月政變,大資產階級上台。塔列朗看準了這將是對自己最為合適的政治環境,便四處張羅奔走,托人求情,懇請法國新政府批准他回國,這一回,反動流亡貴族們對他的仇恨倒是幫了大忙。新政權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所以同意他的請求。1796年9月,塔列朗終於回到了巴黎。 熱月黨統治時期,白色恐怖助長了王黨的叛亂,曾在1793年土倫之役中初露頭角的年輕將領拿破崙·波拿巴,又於1795年成功地鎮壓了王黨的葡月暴動,威名大震。這時,法國早已打退了歐洲各國封建君主的第一次進攻,並把戰爭打出了國界。1796年2月,波拿巴被任命為義大利方面軍總司令,4月,他占領了義大利北部,接著又攻入奧地利,迫使奧國議和。塔列朗預見到戰功赫赫的波拿巴將軍不會永遠甘心聽任熱月黨律師們的指揮,便打定主意向這顆前程無量的新星靠攏。 但是,第一步得先進入督政府。雖然五個督政對他都沒有好感,但他們缺少幹練的外交人才。1797年夏,塔列朗的密友,著名女作家斯塔埃爾夫人冒著酷暑,一連八次拜訪巴拉斯,為他說項。7月18日,塔列朗終於如願以償——督政府正式任命他為外交部長。
這個任命,是塔列朗一生中極為重要的轉折,從此,他真正開始了外交官的生涯。
塔列朗走馬上任,首先就是給自己大把撈錢。那個時期,法國威震全球,許多國家都想和它拉關係,當然,第一關就得通過它的外交部長。於是,塔列朗毫不客氣地叫他們先拿“甜頭”來,無論對哪國人:德意志各小邦、普魯士、西班牙、葡萄牙、波斯,土耳其,甚至美國,他都伸手,一張口就是幾十萬、一百萬。單在任外長的最初兩年里,他接受的賄賂就超過了一千二百萬金法郎塔列朗大膽勒索,無所顧忌,因為那時法國的官場貪污成風,督政們本身就誅求無已,腐敗不堪。作為外交部長,塔列朗對法國外交部進行了許多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改革。他規定駐外領事要為法國商業服務。革命初期,法國商人選出代表做領事;但在雅各賓專政時期,領事變成了政治代表。塔列朗重新恢復了領事局,規定領事的主要任務是保護法國商人的利益和蒐集商務情報。霧月政變後,領事又乾脆改名為“商務交涉代表”。他還恢復了附設於領事局的青年翻譯學校,為駐東方各國的大使館、領事館培養了一批人才。

拿破崙的得力臂膀

當然,塔列朗給自己規定的近期主要目標是接近波拿巴將軍。他知道:在不久的將來,波拿巴將是法蘭西的唯一主宰。於是,這位外交部長寫給遠在義大利的將軍的信件,口氣日益諂媚。
夏爾·莫里斯·塔列朗和拿破崙·波拿巴這兩個人雖然都是貴族出身,但一個是顯赫的古老貴族的後裔,另一個只是邊遠島嶼上的破落貴族的子弟,他們各自的教養,閱歷,性格,習慣和愛好都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他們之間也從未有過真正的友誼,但他們彼此需要建立密切的關係。
1797年夏秋之際,督政府發生危機。保王黨控制了兩院多數,陰謀發動叛亂。塔列朗寫信同波拿巴商議,從義大利派來奧熱羅將軍支持督政巴拉斯。1797年9月4日(共和5年果月18日),他們發動了塔列朗第一次參加的政變,這天夜裡,兩個右翼督政,一個被捕,另一個逃走了。5日晨,巴黎實行軍管,兩院被清洗,保王黨議員全被抓住。政局穩定了。應該說,塔列朗的建議和果敢行動,對果月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督政府照舊奢侈腐化,沒有效率。貨幣貶值,赤字上升,民怨沸騰。波拿巴卻因戰場上的勝利,深得人心。
1797年12月7日,波拿巴回到巴黎,受到隆重的歡迎。塔列朗尤其突出地向將軍獻上肉麻的阿諛之詞,仿佛是在迎接一位偉大的君主凱旋。
波拿巴回國不久,就向督政府提議進攻埃及,以打擊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削弱它的經濟力量。塔列朗又竭力支持這項計畫。但波拿巴出發後,1798年底,奧、英、俄、那不勒斯、土耳其等國又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軍,一直打到法國邊境來了。俄軍統帥蘇沃洛夫攻入義大利,1799年,波拿巴在北意的戰果喪失殆盡。人民更加不滿,督政府地位動搖。
這時,塔列朗也受到了攻擊,於是他在7月20日辭職離去。其實這正是他同波拿巴預訂的計畫:找機會擺脫這個不得人心的政府,以便得手時奪權。
可是拿破崙對塔列朗此舉卻毫不介意。他派人找塔列朗,要塔列朗再轉過來為他服務。拿破崙這么做,不僅是因為塔列朗一向善變,尤其是因為他在杜伊勒里王宮發現了路易十八匆忙逃走時未及帶走的1815年1月3日法、奧、英三國秘密條約的副本。他派人把這份檔案送給沙皇亞歷山大,想用它來離間俄國同英,奧的關係,並使塔列朗處於困境。亞歷山大突然看到這個反俄秘密條約,當然十分惱火。但他對拿破崙的不共戴天的仇恨還是壓倒了一切。他當著梅特涅的面,把檔案付之一炬,表示不予計較,繼續同各國代表商量如何聯合打敗拿破崙。這一次,拿破崙雖未得逞,但從此以後,亞歷山大對塔列朗卻是更加憎惡了。
1815年6月18日,第七次反法同盟軍在比利時的滑鐵盧村附近戰敗拿破崙。他的“百日”統治告終。路易十八又重新坐上法國王位,並召回塔列朗,任命他為總理大臣。
內閣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與同盟國簽訂新的和約。塔列朗又去參加談判了。在這次談判中,普魯士人大叫必須永遠削弱法國,要求割去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但是俄、英政策不變,仍然支持法國領土不可侵犯的原則。1815年9月26日制訂的和約草案,從法國奪去了一點土地;要法國付出賠款七億法郎,外加對私人賠償二億四千萬法郎;同盟軍十五萬人占領法國東北部海陸要塞三至五年;法國還得歸還從別國掠奪來的藝術品。第二個巴黎條約比第一個苛刻多了:但“正統主義”的原則仍然使法國保留 1790年的國界;與法國接壤的普魯士仍然未能構成對法國的巨大威脅。儘管如此,塔列朗還是不願意接受這條約,11月20日,代表法國在第二個巴黎和約上籤字的是路易十八
拿破崙的威脅消除了,法國處於十五萬外國軍隊的占領下,它已經不再可怕了,談判能手塔列朗也就沒有什麼用處了。亞歷山大和波旁們都想把他收拾掉。
塔列朗並非革命家,但卻稱得上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他冷靜理智,有著清醒的政治頭腦。他在感情上雖不喜歡革命,但革命來到了,卻能明識大體,順應潮流,而且善於鞏固革命成果。就是在波旁二次復辭之後,他也希望儘可能多地保留一些革命時期和拿破崙時期的東西。這就使得波旁復辟王朝更加討厭他了。在1815年7月塔列朗組成的內閣中,拿破崙的舊部很多,保王分子對此很不滿意。他們本來就想把革命時期和拿破崙時期的新東西全部消滅,把已經走上資產階級工商業發展道路的法國重新拉回封建貴族專制的軌道上去。特別是在“百日”期間,沒有一個人主動起來捍衛復辟的波旁王朝,這就使他們遷怒於那些與革命,與拿破崙有過牽連的人:他們擬好了殺人名單。塔列朗極力反對這種血腥的清洗,認為波旁們是在毀滅自己。但是在全國,特別是在南方,已經開始了可怕的屠殺。9月24日,塔列朗晉見路易十八:要求改變政策,並以辭職相要挾。不料國王順水推舟,滿口答應:“好:我將任命新的內閣。”就這樣,塔列朗出乎意外地下台了。總理大臣一職,很快就由沙皇亞歷山大推薦的黎塞留公爵所接任。

王朝的功臣

波旁們雖然甩掉了塔列朗,但深知他慣於玩弄陰謀詭計,所以也不敢過份得罪他。他下台後,年俸還有十萬法郎,還是貴族院的終身職員,並保留著宮廷侍從長的稱號。他開始撰寫《回憶錄》並囑咐家人,回憶錄必須在他死後三十年才可以出版。
當然,塔列朗仍忘不了搞錢。1817年1月12日,他寫信給梅特涅,表示要出賣一些拿破崙簽過字的檔案。這些檔案是他短期任政府首腦時從國家檔案中偷走的,都是拿破崙同塔列朗及其後任的通信。梅特涅出價五十萬法郎買去了這八百三十二份檔案,結果發現其中只有七十三份有拿破崙的親筆簽名。
塔列朗也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他不僅冷眼注視著波旁們自己挖自己的牆腳,而且積極行動,要把波旁們趕下台。他以倫敦為基地,糾集一些人,創辦報紙,公開反對波旁的政策。 1824年,路易十八死去,他的弟弟查理·阿圖瓦伯爵即位,稱查理十世,他比路易十八更為反動。塔列朗開始同自由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搞在一起,並成為他們中間的核心人物。他們經常在他的家裡聚會。從1829年起,塔列朗又開始同與大資產階級關係密切的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接近。 1820年8月,查理十世任命波里尼雅克為總理大臣、此人一貫主張全面復辟專制制度。他的上台,意味著法國政局再一次急劇地向右轉。 1830年7月25日,國王和波里尼雅克宣布解散下議院,恢復報刊檢查,改變選舉制度,使只有貴族出身的人才有選舉權,巴黎人民忍無可忍,於7月27日發動武裝起義。7月29日,杜伊勒里宮被攻占。
還在起義爆發的第二天,政府軍向城外撤退時,塔列朗就預料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他立即寫信紿路易·菲力浦,勸後者乘機出來推翻波旁長支。路易·菲利普信任塔列朗的政治遠見,就趕到巴黎去同革命者站在一起。但是,查理十世於7月30日宣布退位,把王位傳給小孫子波爾多大公,任命路易·菲利普為監護人。
路易·菲利普面臨抉擇:或者當“監護人”侍候“合法”國王直到他成年自己掌權;或者立即同波爾多大公決裂,把王冠搶到手,他的擁戴者都勸他做國王。路易·菲利普舉棋不定,便又派人去請教塔列朗。塔列朗讓他接受王冠。
1830年8月9日,路易·菲利普被大工商業和金融資產階級擁立為國王,波旁王朝在法國的統治就此結束。
法國“七月革命”鞏固了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反動勢力的勝利,使歐洲各王朝又吃了一驚,其中最為震怒的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氣他堅持要以武裝干涉來推翻“街壘國王”路易·菲力浦,恢復波旁王位。他密令華沙當局準備派兵,同時要普魯士也出兵共同干涉法國。
為了打破外交孤立的局面,路易·菲利普派人去倫敦,要求英國承認他的政權。當時,英國由於國內階級矛盾激化,決定改變對外政策,不願干涉法國內政;而且路易·菲利普曾經多年流亡英國,是個親英派,在制訂國內外政策時總以英國為榜樣,因此英國很快就承認了他,英國政府承認法國新政權不到六天,塔列朗就被路易·菲利普任命為駐倫敦大使。因為他不僅是個富有經驗.年高而仍幹練的歐洲知名人士,而且同英國首相威靈頓又有私交,這一訊息傳到了聖彼得堡,俄國感到英法關係已經鞏固,而不去出兵打法國。反而把矛頭指向反沙俄的波蘭人,又需要它大力對付,於是也只得承認了路易·菲力浦政權。 1830年9月,離開政界十五年的塔列朗洋洋得意地重返官場,24日,他和多蘿賽到達倫敦。那一天,他的馬車裝飾著三色花條,招搖過市,似乎在向英國人民表示:一個革命的法國代表來到了。果然,他獲得了英國勞動民眾的高聲歡呼。到了晚上,他出入上流社會,身穿華麗絲袍,佩帶鑽石飾物,儀表憂雅,辭令華美,又儼然是位高貴的紳士,使得英國貴族倍感親切。 作為大使,塔列朗根本不把法國外交大臣莫菜放在眼裡。他直接同國王或國王的姊姊阿德拉綺達公主聯繫;或者讓多蘿賽同當時已有影響的梯也爾通信。外交大臣發現外交政策不是在他部里制訂,而是在駐倫敦大使館裡制訂的,所以雙方關係緊張。但塔列朗倚仗同路易·菲力浦的友誼,有恃無恐。他的使命是建立並鞏固英法友好關係,並在這個基礎上,聯合奧地利,反對俄國和普魯士。這正是他歷來的主張,所以執行起來得心應手。他的使命完成得很好。
當然,國內還是有不少人對塔列朗不放心。他們特別懷疑他為了討好英國將在阿爾及利亞比利時問題上出賣法國的利益。
所謂阿爾及利亞問題,是指1830年6月波里尼雅克政府派遣遠征軍去征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戰爭。路易·菲利普繼續了這場戰爭。而英國出於自身的利害關係,則一直予以反對。所謂比利時問題,那就又更複雜一些了。原來,維也納會議把被拿破崙吞併的比利時劃歸了荷蘭。可是,1830年8月25日,比利時受法國七月革命的影響也爆發了革命。革命派立即要求與荷蘭分立,宣布比利時獨立。比、荷間開始了戰爭。同時,另一些比利時共和派又要求把比利時併入法國。他們得到法國部分人的支持,但英、俄等國堅決反對。
在以上兩個問題上,塔列朗的想法都同英國一致,但他是根據法國的利益考慮的。他認為,阿爾及利亞人民英勇抗法,戰爭顯然無法在短期內結束,這不僅要使法國耗費巨大的人力和財力,而且還會遭到國際輿論的強烈反對,所以不如儘早收兵。但在莫萊和法國輿論的壓力下,他讓步了,至於比利時問題,如何處理得既能符合法國的利益,又能取得國際上的同意,這是頗費斟酌的。塔列朗認為唯一的辦法是讓比利時獨立。為此,他建議在倫敦召開國際會議。
1830年11月4日,俄、普。奧、荷,法各國代表參加的倫敦會議召開了,塔列朗代表法國出席。他和威靈頓建議會議期間荷、比雙方應先停戰。他們擬定的停戰協定又規定:荷、比軍隊部要留在原地不動,這就等於已經承認比利時是一個國家了。次日,塔列朗提出法國的方案:1、比利時從荷蘭分立出來,建立君主統治下的獨立國;2、君主可以是荷蘭王室的奧倫治親王;3、奧倫治如不能成為君主,則比利時人自己選舉國王;4、法、比邊界的要塞除盧森堡外都不能交給別的國家。
在這個方案中,最重要的顯然是獨立和立誰為王的問題。11月初,在倫敦會議尚未做出任何決定時,比利時議會就已投票決定建立君主國,並要路易·菲利普之子尼摩爾親王為比利時國王。塔列朗立即勸告法王拒絕這要求。
俄,奧、普三國起初一致反對比利時獨立。12月20日,倫敦會議連續開了七個小時,塔列朗不屈不撓,極力維護比利時人獨立的願望。最後,在英國的支持下,終於使會議達成了同意比利時獨立的協定。倫敦會議還經過漫長而艱苦的討論,選擇了塔列朗所中意的德意志的利奧波德親王為比利時國王。此人同英國王室關係密切,因為他已故的前妻原是英國的女王儲。同時,他又親法國而反對俄、普。所以他得到英、法兩國的大力支持。塔列朗還計畫著給利奧波德送去一位法國新娘,使他更加親法(不久以後,路易·菲力浦的長女果然成了比利時王后)。1831年7月21日,利奧波德在布魯塞爾宣誓就位。
1831年11月15日,各大國代表在倫敦簽訂了關於永保比利時中立的倫敦議定書。另外,比利時獨立時,塔列朗就立即要求拆除維也納會議後荷蘭在比、法邊境建造的工事。這些工事都是為了防禦法國而修築的,各大國為此曾給了荷蘭四千五百萬法郎。1832年1月23日,新國王簽署了拆去比、法邊境工事的檔案。
比利時問題的圓滿解決,可以說是塔列朗在駐倫敦大使任內的代表作。為此,他收到了許多賀信,特別是路易·菲利普為在法國的東北方出現一個友好鄰邦而感到由衷的高興,他在給塔列朗的貿信中說:“條約是偉大的里程碑。日子越往後,法國就越要頌揚你的成就。”但報刊上卻出現了許多詩文、漫畫,罵他出賣了比利時,出賣了法國。有一張漫畫,畫著塔列朗那醜陋的形象,外加如下說明:“塔列朗,外號向日葵(永遠把頭對著太陽轉),大量生產籠嘴鐐銬、書刊檢查機關,製造矛盾、碑銘,墓志銘;賣出買進新王冠,而有時又炮製憲法、憲章和復辟;擁有成堆的各色帽徽、旗幟和縵帶,也同意到國外去。”
其實,比利時的獨立是比利時人民鬥爭的結果,也是當時各大國互相妥協的產物。塔列朗對它既不能創造,也不能出賣。他只是盡了法國外交家的力量罷了。他最該挨罵的,還是貪財受賄。這位八十歲的歐洲豪富,愛錢已成病癖。在這次外交事務中,他又接受了荷蘭國王一萬五千英鎊的“饋贈”。比利時王后曾抱怨塔列朗由於接受了荷王的賄賂,才在荷、比劃分領土和分擔國債問題上,竭力偏袒荷蘭。當時,她只是說說而已,並沒有抓到什麼根據。可是一百年後,1934年,她的這個猜想卻真的被荷蘭政府公布的檔案證實了。塔列朗駐英時,雖然英法關係友好,但他與英國的外交大臣巴麥斯頓關係很壞。因為塔列朗常常從巴麥斯頓那裡探聽到最新訊息後,就立即派親信去交易所為他謀利。
1832年4月,塔列朗同英,西、葡各國簽訂了一系列有關伊比利亞半島的極重要的協定,保證互相支持,反對互相攻擊,從而防止了因西班牙王位之爭可能引起奧、普等國參加的戰爭。以近八十歲的高齡來完成這樣的事業是不容易的,塔列朗甚至贏得了政敵們的讚揚。
1834年11月,久戀官場的塔列朗終於告老退休。1838年5月17日,他在自己那座巨大華麗的瓦朗塞堡里與世長辭。在多蘿賽的堅持下,塔列朗死前同教會和解了,他取得羅馬教皇的寬恕,接受了神甫的臨終祈禱。

複雜的人生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前三十年,是法國新興資產階級同腐朽沒落的封建勢力生死較量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漫長的殊死搏鬥的過程中,資產階級需要採用各種手段徹底戰勝自己的對手,奪取並鞏固政權。它需要火和劍,也需要談判和結盟,這就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塔列朗拿破崙一樣,這時就應運而生、脫穎而出了。 但是從貴族陣營里分化出來的塔列朗,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革命者。他雖然也受過伏爾泰和盧梭的思想教育,但並不是他們的忠實信徒。他熱愛、嚮往奢侈豪華的貴族生活,而對當時比貴族“粗俗”的資產階級的衣著談吐和生活方式,都深深厭惡和鄙視。但是他理智地預見到資產階級是在上升的,勢不可當的力量,必然會取得勝利而封建專制制度卻如同風中殘燭,將是一去不復返了。為了追求榮華富貴,他只有投靠那唯一能給他以可靠的官階和金錢的資產階級。
塔列朗離開了自己出身的貴族階級,在資產階級與封建殘餘勢力浴血苦戰的這幾十年里,盡力為資產階級服務。他幫助加強了資產階級在教會中的地位,革新了外交工作,並為厲屆政府制訂有利的外交政策貢獻了自己的才智。特別是在維也納會議上,他為法國的領土完整並恢復法國的強國地位進行了頑強而有效的鬥爭。當然,他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主要是由於當時的國際條件造成的。但他充分施展了個人的才能,深謀遠慮,手段靈活地利用各大國之間的矛盾和談判對手的細微疏忽來達到有利於法國的目的,這還是應該肯定的。
塔列朗在其一生中,最為人們所不齒的是他的連續背叛。在法國當時政治鳳雲變幻莫測的幾十年里,許多著名政治家都上了斷頭台或者被迫流亡國外,而塔列朗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除了短期流亡和下台外,總是能青雲直上,永保高官厚祿,最後以八十四歲高齡,在自己華麗宮殿的病榻上壽終正寢。這種超人的政客手腕,不能不使人感到驚訝而又憤憤不平。
他是怎么搞的呢?他總是在他的主子行將垮台之際暗中把笑臉轉向未來的勝利者。他從路易十六轉向共和國,從共和國轉向督政府,又轉向執政拿破崙,再從拿破崙轉向復辟的波旁,最後從波旁又轉向路易·菲力浦,這些彎曲的路都走通了。難怪有人說他整個人生“都在出賣那些收買了他的人”。要是衰老和死神沒有降臨,他可能還會在1848年革命時再轉向共和國呢。
但是,塔列朗在自己的遺囑中卻說:回顧我的一生,我發現,對任何一個黨派,在它自暴自棄之前,我從未背棄過它。這雖然是他為自己的辯護之詞,卻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道理的。表面上看來,他確實背叛了每一個他為之服務過的政權,但是,他並不是無原則地隨心所欲地朝秦暮楚:他的每次轉向都同當時最大的歷史事件有關;而且在實質上,他從未背叛過剛剛鞏固了勝利的資產階級。就連他在1814年叛變到復辟的波旁王朝方面時,也還是千方百計地企圖保留資產階級的政策。如果再仔細想一下,我們還可以發現,塔列朗的行動總是遵循著兩個原則(儘管他自己可能不一定是完全自覺的):1、拋棄必然沒落的貴族階級,同正在上升的資產階級站在一起。十八世紀末,法國封建貴族君主專制制度的垮台已不可避免,新興的資產階級一定能取得勝利。這時,他背叛了路易十六,投入了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的營壘;1830年,出於同樣的理由,他再次背叛波旁王朝,跑到資產階級的七月王朝方面去了。2、稱霸世界的欲望,是無法實現的,只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必須設法制止,甚至不擇手段。拿破崙企圖靠窮兵黷武來建立世界帝國,即使竭盡國力,也沒有成功的希望,只能使法國遭殃甚至毀滅。所以他在拿破崙帝國鼎盛時期就開始背叛拿破崙,跑到敵人方面去,以促使拿破崙儘快垮台。同塔列朗的賣力分不開的波旁王朝的復辟,是歷史的一次倒退。但是這次倒退是不可避免的。沒有這次波旁的復辟,失去拿破崙的法國政局就得不到穩定,資產階級也就不可能有充分時間站穩腳跟去準備下一次的戰鬥。
很清楚,法國當時那么頻繁的政權易手,恰恰是法國資產階級取得勝利.鞏固勝利的必經階段。因此,塔列朗連續為六屆政府服務,總的來說,只不過是順應了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正象一切對歷史進程有過影響的人物一樣,塔列朗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問題在於:他在每一次拋棄前一個政權、倒向後一個政權時,幾乎總是使用暗中叛變的兩面派手法,而不是採取光明正大。公開自己觀點的方式。尤其應當指出的是,他為了打倒拿破崙,甚至不惜私通敵國,接受金錢,出賣國家機密,這種卑劣的改治品質和手段,將永遠受到正直的人們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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