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著名作家。原名夏文煜。1969年12月生於上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東岸紀事》《乞兒流浪記》《裸露的亡靈》及四卷本文集《夏商自選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夏商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中國上海
- 出生日期：1969年12月15日
- 職業：小說家
- 主要成就：中國後先鋒文學代表作家
普茶客品牌創始人 - 代表作品：《東岸紀事》《乞兒流浪記》
個人成就,創作年表,主要作品,文學評價,媒體訪談,
個人成就
創作年表
1969年，12月，生於上海，母親務農，父親海員，自幼住滬西祖母家。
1978年，回到浦東父母家，在六里鄉六北國小讀書。
1983年，在浦東中學讀書。
1984年，初二上半學期輟學，此後再也沒有接受學歷教育，開始自學寫作。
1989年，散文處女作發表於《劍南文學》。
1991年，辭職自由寫作，開始在《山花》《上海文學》《萌芽》《花城》《鐘山》《長城》《北京文學》《作家》《天涯》《青年文學》《小說界》《人民文學》《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刊物發表小說。
長篇小說《東岸紀事》上下卷
長篇小說《東岸紀事》上下卷1997年，7月，入選《鐘山》《大家》《作家》《山花》四刊聯袂主辦的“聯網四重奏”。
1998年，1月，入選《作家》《灕江》兩刊聯袂主辦的的“短篇小說元月展”。
1999年，策劃並命名“後先鋒文學”，組織20多位後先鋒作家在《作家》《青年文學》《時代文學》發表小說和文論，成為世紀末重要文學現象。
200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合作出版《作家》，任藝術總監。
2003年， 《二分之一的傻瓜》入選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高級讀本》，此作曾入選《2000中國年度最佳短篇小說》。
2009年，10月，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推出四卷本文集《夏商自選集》，舉辦夏商作品研討會。
2013年，1月，《東岸紀事》上下卷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最具權威性的《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文藝爭鳴》等“中文核心期刊”均刊髮長篇評論，解析這部被譽為“浦東的清明上河圖”的平民史詩，該作即將被改編成影視作品。8月，隨筆集《銀色筆記》《時間草稿》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主要作品
《乞兒流浪記》 長篇小說 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裸露的亡靈》 長篇小說 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我的姐妹情人》 中篇小說集 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沉默的千言萬語》 短篇小說集 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夏商短篇小說自選集》 短篇小說集 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東岸紀事》（上下卷） 長篇小說 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1月版
《銀色筆記》 電影隨筆集 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8月版
《時間草稿》 詩文隨筆集 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8月版
文學評價
陳思和（復旦大學教授）：夏商是中國先鋒文學後崛起的一個異數。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語言考究，以思辨的方法結構故事，其小說總有讓人驚喜之處。
李敬澤（文學評論家）：時至今日，夏商的小說開始呈露意義，它預示著新的小說感的來臨。這些作品，不屬於20世紀90年代而屬於未來，而在新世紀重讀時，卻又感到它們見證著20世紀90年代。
陳曉明（北京大學教授）：夏商可以劃歸在先鋒派的名下，他把已經斷裂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先鋒派的語言實驗，及其對存在絕對性的探究頑強連線起來，是對一種文學傳統的喚醒。
隨筆集《銀色筆記》《時間草稿》
隨筆集《銀色筆記》《時間草稿》葉兆言（小說家）：夏商的短篇藉助控制力的語言和結構，講述意味深長的故事，值得推薦。
北村（小說家）：夏商的小說仿若寓言與現實之間的橋，以生動直接的語言在其間作人性之舞，令人矚目。
程永新（小說家 《收穫》主編）：夏商的短篇小說往往不動聲色地還原世事的殘酷與真實，是一種簡約的考究。
陳朝華（詩人 《南都周刊》出品人）：直面殘酷的現實，夏商藏巧守拙的虛構具有一種克制而孤傲的痛感。
閻晶明（《文藝報》總編輯）：夏商的小說表達出帶著希望的幻滅感，揭示出堅硬現實和荒誕虛構之間的“平衡”，表達對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的思考。夏商是我認識的最早寫出“穿越小說”的作家。
楊揚（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在上海的作家中，夏商是文體意識最為自覺的作家之一。每寫一部小說，都是一次文學實驗。他是屬於那些膽識兼具，並為未來而寫作的文學實驗者。
李承鵬（小說家 時評人）：夏商貌似在寫小說，其實在概括生活。
《夏商短篇小說自選集》
《夏商短篇小說自選集》張小波（詩人 小說家）：夏商的文字展現了魔鬼的羞澀與少女的邪惡，幾令我們悚然止步。
張閎（同濟大學教授）：毫無疑問，夏商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奇異的幻想、精妙的結構、輝煌的語言和深刻的人性批判，構成了夏商變幻多端的小說世界。
洪治綱（杭州師範大學教授）：夏商是一位執著於探索人性隱秘的作家。小說充滿了強烈的現代意識，飽含了智性的敘事策略，具有很強的寓言化傾向。
媒體訪談
答《福布斯》中文版記者問
小說家 夏商
《福布斯》中文版記者 錢琪
錢琪：《東岸紀事》是你這幾年的力作，有人說是浦東的清明上河圖，你鋪陳這段歷史的初衷是什麼？
夏商：我小時候因為母親務農，父親出海，所以寄住在浦西祖母家，一直到9歲才回到浦東父母家上學，但太調皮，初二上半學期讀完就輟學了，青春期在浦東的農田和鄉村小鎮上度過，後來搬到浦西生活，腦海里經常閃回故鄉過往的點滴，那些人和事隨著歲月的流逝，不但沒有淡忘，反而越來越清晰，給浦東寫一本書的念頭也慢慢累積起來，所以《東岸紀事》既是再現老浦東的歷史，也是回憶自己的青春吧。
2005年準備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就準備寫成關於老浦東市井的畫卷。之前做了大量功課，還特地去買了一台尼康相機，騎著一輛腳踏車，跑遍六里鄉的邊邊角角，一邊騎一邊拍，因為我知道寫完這本書，那些老建築老風景可能就不復存在了。正式開始寫了，碰到沒感覺的時候，我就點開電腦里的照片文檔隨意瀏覽，每次那些熟悉的畫面都會誘發我的懷舊之情，那些人物和場景就慢慢復活了。當然，這只是一部小說，雖然地理是真實的，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也是真實的，但故事完全是虛構的，人物之所以還算鮮活，是因為每個人物身上有很多現實生活中的人的影子。《東岸紀事》故事的時間跨度約三十年，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也就是浦東開發之前。有朋友問我，為什麼浦東開發後的故事就不寫了？這基於我個人的文學趣味，我對小說的取材偏向於“舊”，“舊”意味著沉澱，我不喜歡過於新的材料，寫起來沒有質感。
小說家夏商在作品首發式上
小說家夏商在作品首發式上錢琪：“每個人物身上有很多現實生活中的人的影子”，他們代表了浦東開發過程中哪些受益者和失意者么？
夏商：城市開發的本質，其實是改革的一種“產品”。古往今來，任何改革都伴隨著探索、迂迴乃至犧牲，鄉村變革表面看是硬體升級，深層看其實是觀念的更替。一些人能夠順應潮流，成為成功者，一些人觀念保守，成為失意者。這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會遇到。比較具有中國大陸特色的是，土地作為城市發展的利益核心，在浦東開發之初，已經存在強拆誘拆的跡象，時至今日，強拆已成為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之間最大的死結之一，也成為體制的痼疾，《東岸紀事》對此也略有描述，但沒往暴力和慘烈上去寫。因為這本書不適合渲染強烈刺激的情節，它只是一本娓娓道來的鄉村回憶錄而已。
結合書中的人物來說，主人公喬喬和崴崴，還有大光明這樣重要的配角，都屬於與時俱進者，雖然承擔了諸多不幸或變故，但沒有被生活壓垮，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著自己的命運，獲得了世俗的小小成功。當然，更多的人物只是隨波逐流，被動地被時代牽著鼻子走。
錢琪：現在陸家嘴白天水泥森林，夜晚摩天霓虹，你認為城市發展的樣貌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夏商：陸家嘴顯然是一座水泥森林，這樣的水泥森林其實已是上海的城市主輪廓線。中國城市硬體建設的最大問題在於，很少有新城和老城概念，喜歡把老城拆光，然後造起千篇一律的新城。大陸的官員權力太大了，沒有人文修養，沒有對歷史的敬畏，眼睛裡只有所謂政績和雞的屁，在長官意志面前，城市規劃師和建築設計師沒有話語權，外行領導內行，內行要么聽命，要么退出項目競標。
當然，陸家嘴的前身算不上老城，作為中國的曼哈頓，景觀還是比較壯觀的，特別是華燈初上的夜景，站在外灘看對岸很漂亮。可一旦置身小陸家嘴其中，會發現規劃很不合理，樓宇之間缺乏互動，商業和景觀之間缺乏聯繫，計程車管理一直沒解決好，總之就是各種不方便，各種不人性化，表面浮華，但建築對人的尊重太少，當然，對規劃部門來說，人從來都不是第一考量，一直是次要的。
錢琪：你覺著上海這座城市能給人最大的給養是什麼？
夏商：如果我說上海是中國大陸最純正的商業城市，應該反對者不多。由於近代有殖民史，上海市民中洋溢著一種洋行文化。上海家長普遍希望兒女能考上名牌大學，然後在世界500強上班，他們會覺得這樣比較體面，比較安逸。追求體面和安逸是上海人的“普世價值”，也是外省人對上海人產生誤解的地方，覺得上海人格局不大。可是什麼叫格局大呢？尋常人家過日子，追求體面和安逸是很好的價值觀，西方中產階級追求的也是體面和安逸的生活。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上海人較少冒險精神，一般不鼓勵小孩創業，所以上海本土的民營大亨相對不多。上海是內地最具契約精神的城市，不輕易承諾，一旦落筆成文，必定履約。上海人守規矩，也講民主，崇尚自由，也比較開明。在現當代歷史上，上海無論在經濟、文化和政治上，始終領風氣之先，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上海都沒有缺席。
錢琪：莫言得了諾貝爾獎，在中國文學界是一件大事，你怎么看？
夏商：關於諾貝爾文學獎，從誕生那天起，注定了就是一個被爭議的獎項。以至於當1896年諾貝爾先生決定將捐款授予瑞典文學院時，有兩位院士發表聲明，明確表示反對，因為他們擔心這有可能將瑞典文學院變成“一種具有世界政治色彩的文學法庭”。評審會主席埃斯普馬克在他那本著名的關於諾貝爾文學獎前世今生的回憶錄中證實了這個細節。
錢琪：有一媒體的標題為“莫言空前，莫言絕後”，顯得意味深長，你如何理解這個表述？
夏商：這句話折射了中國大陸輿情對莫言得獎的複雜心理。“莫言”兩字，既是作家的名字，又是“不要說話”的意思，形成雙重弔詭。一方面，知識界對莫言一貫在時政中保持緘默，對其曾在法蘭克福書展退席抗議異見人士參展，曾拒絕談論因言獲罪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頗有微詞，而莫言抄寫延安講話，更使他受到空前的質疑和攻擊。另一方面，知識界特別是文學界，對莫言的文學成就是承認的，內行的文學人更是高度評價的。我想這就是“莫言空前，莫言絕後”的現實背景。
小說家夏商接受SMG記者採訪
小說家夏商接受SMG記者採訪錢琪：那你怎么看待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我前面說了諾貝爾文學獎誕生時，就有瑞典文學院院士反對成立此獎。事實上，這個獎在此後的100多年歷史中，確實遭受了很多非議，除了對得獎者是否夠格這個技術爭議，更多的就是質疑此獎是否成為了政治工具。我這裡說一個有趣的現象，俄羅斯在地理上是雙頭鷹，但在文化血脈上屬於歐洲，帝國時代，俄羅斯王室和瑞典、挪威等歐洲王室之間是通婚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何況，俄羅斯文學成就巨大，但拿諾獎的作家並不多，除了早年蒲寧憑藉《米佳的愛情》拿過一次，冷戰期間，嚴格說只有三位作家得獎，和這個文學強國的創作實績並不相稱。這三位作家分別是1958年得獎的帕斯捷爾納克，1965年得獎的肖洛霍夫，以及1970年得獎的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之後，一直到今天的2012年，蘇聯（俄羅斯）已經42年沒有拿獎。那么我們回過頭看，從58年到70年，短短12年間如此密集地拿獎，就顯得比較有趣。
現有資料顯示，因為“反黨小說”《日瓦戈醫生》得獎的帕氏，屬於蘇共很不喜歡的作家，據說蘇共一直傾向於給蘇聯作家協會主席肖洛霍夫頒獎，對帕氏得獎極為惱怒。帕氏遭到批判，很快被開除出蘇聯作協，遭到驅逐出境的威脅，帕氏無奈只得拒絕領獎並作檢討，不久就在恐懼和鬱悶中死去。
瑞典文學院很快又給蘇共的紅人、得過列寧獎和史達林獎的肖氏頒獎，據說這其中蘇聯作家協會做了細緻的工作，瑞典人藉此彌補了和蘇聯的關係。可是沒幾年，文學院又給蘇共的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頒獎，導致索氏也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並在1974年被剝奪蘇聯國籍，後來索氏輾轉至美國長期生活，一直到蘇聯解體，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親自邀請他回國，給與其平反和恢復名譽。從這三次頒獎可以看出，瑞典文學院的“政治標準”看上去是那么不可思議，甚至有點荒誕。
莫言得獎後，我在新浪微博上說，這次得獎和當年肖洛霍夫有近似的地方。我的潛台詞或許和莫言的官方身份有關，他是茅盾文學獎新科狀元，新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按埃斯普馬克的說法，他是一位共產黨作家，但我的潛台詞其實和之前那位得和平獎的文學博士有關。當然誰都沒證據說中國作家協會做了細緻的工作，一切均是公案，也可能永遠是無頭案。
錢琪：莫言得獎後，立刻被媒體封為大師，你怎么看這個現象？
夏商：這就是典型的洋奴心態，好像被洋人肯定了才修成了正果。任何獎都是人評的，不是神評的，有各種複雜的因素，以及偶然性。其實無論你看不看得見，大師一直在那裡。撇開政治這個話題，從技術層面，我一直對莫言的小說推崇備至。大師一直存在，不是因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成為大師。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承認，在西方文化主導世界的當下，莫言的得獎，極大程度提升了漢語文學在世界的影響力，其意義可與當年張藝謀、陳凱歌電影在國際上得獎相媲美。我在想，如果沒有陳英雄和阿巴斯，我們一定不會去關注越南和伊朗電影，就像沒有馬爾克斯和奈保爾，我們一定不會想到像哥倫比亞與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那么邊緣的國家還有了不起的文學。
錢琪：你怎么看莫言的小說，以及他的文學和政治立場？
小說家夏商在簽售會上與讀者合影
小說家夏商在簽售會上與讀者合影夏商：我歷來反對道德綁架，但我也不贊同文學與政治絕對無關這樣的論調。事實上，我多次說過，在專制國家，作家有選擇沉默的自由，也可以不批評專制。但作家作為精神獨立的知識分子，雖然不一定要做時代的良心，但也應該恪守一個基本的底線，即不能和專制合作，更不能讚美。我看過莫言很多小說，他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反叛和質疑，他字裡行間的不妥協和反思，反映出他不是一個缺乏思考和靈魂拷問的作家。但他在體制中的身份與處境，令他一旦脫離文本，就成了“啞巴作家”，甚至做出抄語錄這樣讓人遺憾的事情，這是他的無奈和局限，也是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局限和無奈。最近，我注意到莫言在採訪中希望他的“諾貝爾同事”能夠儘快獲得自由。我想這是他在獲得更大話語權後一種良心的宣洩，這其中也許有被輿論挾裹的成分，但已足夠獲得我的尊重，因為我知道，雖然有一頂諾貝爾桂冠，但這樣的發言，對他依然是有風險的。
（首發於2012年10月25日《福布斯》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