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文學

先鋒文學，是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識十分強烈的藝術家和作家，根據“不斷創新”的原則，打破公認的規範和傳統，不斷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引進被忽略的、遭禁忌題材。先鋒派的藝術家們經常自我表現出“離異”既定的秩序，從中宣布自己的“主體性”，他們的目標是震撼受傳統影響的讀者的感受能力，向傳統文化的教條和信念發起挑戰。

歷史淵源

何為“先鋒”？其原義來自法國著名的《拉魯斯詞典》——所謂先鋒是指一支武裝力量的先頭部隊，其任務是為這支武裝力量進入行動做準備（軍事術語），“先鋒”這個術語的歷史，始於法國大革命，再轉向文化和文學藝術術語（始於19世紀初）；無論是軍事先鋒還是政治先鋒，亦或是文化先鋒，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起源於浪漫主義烏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熱，它所遵循的發展路線本質上類似比它更早也更廣泛的現代性概念。”說白了現代主義也就是“先鋒派”！它包括了“象徵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意象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派，意識流派，荒誕派等等”其傾向就是反映現代西方社會中個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個人與自我間的畸形的異化關係，及由此產生的精神創傷，變態心理，悲觀情緒和虛無意識。

特點

藝術特徵

“先鋒派”的藝術特徵表現為反對傳統文化，刻意違反約定俗成的創作原則，及欣賞習慣。片面追求藝術形式和風格上的新奇；堅持藝術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擔任何義務；注重發掘內心世界，細膩描繪夢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間世界，其技巧上廣泛採用暗示，隱喻，象徵，聯想，意象，通感和知覺化，以挖掘人物內心奧秘，意識的流動，讓不相干的事件組成齊頭並進的多層次結構的特點，難於讓眾人理解。

先鋒小說的鮮明特點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現為對舊有意義模式的反叛與消解，作家的創作已不再具有明確的主題指向和社會責任感；二是在文學觀念上顛覆了舊的真實觀，一方面放棄對歷史真實和歷史本質的追尋，另一方面放棄對現實的真實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徵上體現為敘述遊戲，更加平面化，結構上更為散亂、破碎，文本意義的消解也導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趨於符號化，性格沒有深度，放棄象徵意義模式，通常使用戲擬、反諷等寫作策略。

優缺點

挑戰傳統千篇一律的文學模式，先鋒初出道的確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先鋒作家以語言狂歡和形式狂歡的手法來贏取讀者的注意，獲得了廣泛的讚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感官的刺激畢竟是短暫的，如果先鋒寫作沒有經過“去謊言”這一環節，則大多數先鋒文學後來要么走上了文字遊戲的道路，要么重新回歸謊言文學，徹底離開了文學的軌道。只有極少數作家經過嚴格的“去謊言”，進而對生活本質和人的根本問題的苦苦探索，最終使先鋒文學成為文學中的一枝奇葩。而先鋒文學中的偉大之作必定是這些奇葩中的佼佼者。

年代劃分

80年代

80年代中後期，馬原、洪峰、余華、蘇童、葉兆言等青年作家紛紛登上文壇，他們以獨特的話語方式進行小說文體形式的實驗，被評論界冠以“先鋒派”的稱號。毋庸置疑，先鋒派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史進程中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從肇始之初的“先鋒實驗小說”到所謂的“返璞歸真”，先鋒派的作家們走出了一條饒有意味的文學創作之路。馬原1984年發表的《拉薩河女神》，第一次把敘事置於故事之上，將幾起沒有因果聯繫的事件拼貼在一起，突破了傳統小說重點在於“寫什麼”的範式和困囿，轉而表現出對小說敘事技法——“怎么寫”的熱衷，先鋒文學由此徐徐拉開帷幕。之後，一批作家緊隨其後，充分發揮文本實驗的技能和才華，在敘事的迷宮中自由穿行，他們的創作實績使先鋒派的作品成為文學界一道耀眼的風景。先鋒派作家共同的敘事特點表現為元小說技法(即用敘述話語本身言說敘事本身)，注意調整敘事話語和故事之間的距離，追求故事中歷史生活形態的不穩定性等，但敘事話語的個人化特點，如敘述人角色的設定，故事人物的符號化，敘事圈套，敘事猜測等，又使他們的作品面目各異而顯得搖曳多姿。正是這種對文本形式及其結構敘事空間的探索，不僅為這些作家贏得先鋒派的稱號和評論界的關注，更為重要的是先鋒小說的出現為中國小說的發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論命題。

馬原

文學成就

“先鋒派文學創造了新的小說觀念、敘述方法和語言經驗，並且毫不誇張地說，它們改寫了當代中國小說的一系列基本命題和小說本身的定義。”

文體的挑戰

①“先鋒文本對於傳統的文體理論及觀念是一次挑戰，因為它對於傳統的小說文體模式，既不是文體變異也不是文體嬗變，而是一種文體解構。”

有意味的形式

②的確，先鋒作家們是以一種反叛和激進的姿態來實現自己關於文學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拋開種種舊有的敘事成規的同時，先鋒小說成為一種純技術的操作，複雜性的敘事實驗——零散片斷拼貼後的空無一物，間離效果的營造等，給讀者設定了繁難的閱讀障礙。然而，語言從它產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與意義的兩層內涵，瑞士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說：“語言可以比作一張紙，思想是正面，聲音是反面，我們不能切開正面而不同時切開反面，同樣在語言裡，我們不能使聲音離開思想，也不能使思想離開聲音。”

獲得語言快感

③小說“怎么寫”與“寫什麼”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形式的創新必然要求和包含著內容的革新。先鋒作家們從初登文壇那天起就將著力點鎖定在“怎么寫”這一單向維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語言的狂歡，它在使創作者獲得語言快感的同時也付出文本意義喪失的沉重代價。?

90年代

進入90年代，蘇童、余華先後發表了《米》、《妻妾成群》、《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小說，預示先鋒作家減弱了形式實驗和文本遊戲，開始關注人物命運，並以較為平實的語言對人類的生存和靈魂進行感悟，現實深度和人性關注又重歸文本。不少論者認為這是先鋒作家為迎合大眾而走向通俗化，這一轉向標誌著先鋒文學向現實主義傳統的回歸。

《米》

發展歷程

發展變化

先鋒派作家創作上的變化——從對形式的極端重視回復到對意義的關注，這種反覆，並非簡單地回歸，其作品中不乏現實主義的因子，但對題材與主題的處理仍與現實主義的方法迥然有異。如果說從肇始之初，先鋒派作家對傳統文體形式的顛覆和解構存在著矯枉過正的先天不足，這一缺陷根源於先鋒文學萌發的現實土壤。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中國，伴隨著神性光環的消褪，民族群體意識向個體意識的遷徙，“人”不僅面臨現實經濟潮流的挑戰，而且遭受各種外來文化思潮的衝擊，人們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與價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質疑。外部歷史情境為文學史提供了新轉機的現實條件，加上文學史內部始終存在的藝術形式變革的自覺性力量，先鋒派們從存在主義哲學以及博爾赫斯等大師們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們絕非缺乏傳統的寫實能力或者說為了趕時髦，一種內在的精神需要驅策著他們。先鋒派們所作出的激進姿態實際上是用行動表明只有顛覆舊有的傳統才能以期開闢新的戰場，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隨著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革，市場經濟的確立，中國用短短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業化進程。省略性的工業擴張使社會充滿了滑稽、荒誕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氣質卻貧弱不堪，外部條件再一次為文學提供了轉向的契機。如何逼視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態，以更適合的表達方式體現在社會變革中人們的真實傷痛以及人類存在的各種可能性，成為先鋒派作家必須面對的問題。?再者，藝術形式的探索創新顯示了創作主體自我實現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體話語的喪失，人性的消隱，歷史的敘事化等等卻使先鋒作家陷入了主體精神的迷失。先鋒派作家們是以敘事的形式遊戲對社會歷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贏得了“先鋒”之名，先鋒作品中顯露出的諸如無中心、無深度、不確定性和零散化的風格又使其呈現出後現代主義徵候。然而，後現代敘事理論及其實踐在中國的出現並非中國本土社會文化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中國的先鋒派作家們“站在文化仿製的立場上”，在“互文”意義上的外向接受，他們從博爾赫斯、福克納、海勒等的作品中頓悟原來小說可以有別樣的寫法，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先鋒派作家首先是對其敘事層面的仿製。先鋒文學適時的轉向，並非偶然的由後現代向現代主義的回返、遷移甚至合流，他們終於走出了博爾赫斯們的領地，“從整體上顯現出‘中國先鋒文學的特色’”?④。敘事空間的探索由非經驗的抽象漸變為與特定的語境相適應。

因而，先鋒文學90年代以後的轉型緣於社會生活、審美對象和審美感受已經發生了變化，新的調整勢出必然，先鋒文學的轉型或者說精神流變既是文學創作個人化的結果又是歷史的要求。從這一時期起，隨著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鋒作家們力圖走出自己為自己設定的困境，作出適時的調整，重新認識和解決文學創作中“怎么寫”與“寫什麼”這一相互對立的矛盾。質言之，先鋒文學的轉向既不是為迎合大眾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鋒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與時俱進的表現和漸趨成熟的標誌。先鋒文學的先鋒精神遠未“終結”，先鋒作家們一直“在路上”。?以余華為例，他的創作可以說是與先鋒文學的發展同步的。余華早期創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煙》可以看出他對人、對人所構成的生態和人文的深刻質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種隱喻和象徵；《世事如煙》則在敘事空間顯示出更為前衛的姿態，算命、婚喪嫁娶等方面的荒誕事件被強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捨棄，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數字元號，人物及其性格淹沒於數字元號的序列中，對人的苦難和生活的殘酷表現出一種徹底的冷漠，語言操作節奏卻是流暢而有節制的。無論《四月三日事件》還是《世事如煙》，對人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的懷疑，對人的苦難的思索並不直接來自於經驗世界，而是高懸於世象之上的本質真實，形而上的主旨顯露充分。從《活著》開始，余華疏離了繁複的語言實驗，不再給讀者設定閱讀障礙，故事的敘述簡單、樸實和直白，仿佛重歸現實主義的地平線。但創作的前後期藝術反差並不意味著這位先鋒派的領軍人物已回歸到舊有的現實主義的傳統，張清華在《文學的減法》中認為余華創作前後期的差別僅僅在於：“前期可能更注重於使經驗接近於人性和哲學，而後期則更注重使之接近歷史和生存。”

《世事如煙》

作家現狀

中國先鋒小說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實踐，雖然有的作家已過了自己的創作高峰期或進入“蓄勢”狀態或陷於停滯，但先鋒形而上的主題與敘事空間的探索並未終結。蘇童、葉兆言、格非、北村、潘軍、余華……這些先鋒派的作家們依舊筆耕不輟，不斷有新的作品面世。藝術探索之路絕不是直線向前而是迂迴曲折的，畢卡索周期性地回復到新古典主義，伍爾芙周期性地回復到比較接近於傳統的小說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醞釀突破之前的“蓄勢”過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對綜合藝術形式組合的嘗試。實際上，在今天文學的創作領域，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疊，小說家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獨創性，自由地進行各種形式實驗，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獨特的世界。“我們今天的文學之所以呈現多元並存，百花競放的審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於無數先鋒作家不斷顛覆傳統創作模式，探索各種新的表達方式和審美理想的結果。”?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文學活著，先鋒就不會消亡。只要文學還在發展，先鋒就永遠存在”?⑨。

歷史評價

“先鋒”本是一個時間的概念，有著很大的流動性。時運推移，人事遞變，昨日的先鋒，今天也許會變成後衛。不但為大眾所接受的先鋒文學已經失去其先鋒性，而且先鋒派作家忽然寫起大眾文學來，反體制文人終於接受體制的安撫，也是並不新鮮的事。但本書屬於史論性質，它的任務是理清一定時期的歷史潮流，就像用攝影機來拍攝飛艇，將其某一時段定格在底片上，仍有其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當我們隨同作者回顧“文革”前夕的“太陽縱隊”、文革時期的“野草詩社”、“白洋淀詩群”和“文革”剛結束不久的朦朧詩的崛起時，仍然感到神往。那時的先鋒牽動著整體社會思潮，圍繞著先鋒文學的爭論，實際上是一場文化思想鬥爭。而這種文化思想上的爭鳴，卻正是先鋒文學的是的使命。

作品評析

《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節線索，達觀的生活態度，福貴、許三觀等都實實在在生活在真實語境中，但余華基本上“摘除了小說中人物‘思’的能力，讓他們‘簡化’為生命本能驅使的符號……他們因此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而只能聽任命運的驅遣安排。余華也正是藉助這一點得以更多地在‘人類學’而不是‘社會學’意義上來把握他的人物，並構建他的人性探求與哲學主題的”。“他不是一個簡單地從道德意義上面對歷史與血淚的作家，而是一個從存在的悲劇與絕望的意義上來理解人性與歷史的作家。”?⑥先鋒文學的審美向度應該是話語形式和精神內涵的有機統一，歷史也好現實也好，在優秀的小說家那裡不過是充當一個恰當的敘事載體，人、人性、人的命運以及這個世界的存在和虛無才是最終所要表達的旨歸。“先鋒的品格應該體現為它的精神高度，體現為一種對現實永不停止的質疑和創新，但這種質疑和創新決不僅限於敘事形式而同時公然對意義與價值進行放逐，反過來卻必須以對現實生存的關注與體現為前提。”?⑦從此種意義上說，敘事是對現實和歷史的再創造。無論從敘事空間還是精神向度上，余華抵達了先鋒文學創作的一個新的高度。?

《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