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述,芒克,多多,林莽,方含,白青,形成與發展,形成過程,主要成員風格概述,文化特徵,鄉村裡的城市文化,青春的痙攣,參考文獻,
簡述
白洋淀詩群出現於1970年代末，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當年曾在白洋淀插隊的眾多知青，有很多人後來都走上了詩歌、文學創作之路。其中的代表人物有：
芒克
1988與楊煉、唐曉渡創辦“倖存者詩歌俱樂部”並民間詩刊《倖存者》，1991年與唐曉渡等創辦民間詩刊《現代漢詩》。著有詩集《心事》、《陽光中的向日葵》、《芒克詩選》、《今天是哪一天》；長篇小說《野事》；隨筆集《瞧，這些人》等。作品被譯成多國文字，並先後應邀赴美、法、意、德、日、荷蘭、澳大利亞等國交流訪問。現居北京。
多多
詩人多多，當代最有名望的抒情詩人，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於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隊，後來調到《農民日報》工作。1972年開始寫詩，1982年開始發表作品，1986年獲得北京大學文化節詩歌獎，2000年曾獲首屆安高詩歌獎。
多多於1989年出國，旅居荷蘭15年，並曾任倫敦大學漢語教師、加拿大紐克大學、荷蘭萊頓大學住校作家。曾多次參加世界各大詩歌節，到過英國、美國、德國、義大利、瑞典等10多個國家的大學舉辦過講座和朗誦，現為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教授。
多多是一個真正的漢語詩人。他的詩歌以精湛的技藝、明晰的洞察力、義無反顧的寫作勇氣，近乎完美地承續了漢語在當代中國的艱難使命。他將自己對世界和生命的溫情理解，融於每一個詞語、每一個句子的細緻雕刻，並在每一首詩歌的內部構造上，力圖實現他孤寂而堅定的美學抱負。他對漢語尊嚴的忠誠守護，使他的詩歌很早就形成了顯著的個性和風格：意象簡潔，節奏明快，語言準確、銳利而富有張力，對心靈細節有深切的敏感和痛苦的體認，對人類的精神困境有明確的藝術承擔。他在2004年度發表的一系列詩作，以及他本人在母語國家的重新出場，照亮了那些美好而令人激動的文學記憶，同時也見證了漢語詩歌永不衰竭的豐富可能性。
據美國俄亥俄州當地的《圖而薩世界報》報導，多多是此次獎項的9個評審之一、在康乃狄克學院任教的詩人麥芒提名的。麥芒認為，多多是一位偉大的孤身旅行家，跨越了民族、語言和歷史的邊界。同時，他還是一位堅定的幻想家，執著於最基本、最普遍的人類價值，如創造、自然、愛和夢想。《當代世界文學》執行主編羅伯特認為，“多多是第一流中國詩人群體中的重要人物，值得西方予以嚴肅注意和承認。”
獲獎後，在接受採訪時，多多說：“詩歌寫作是很神秘的。詩人不是記者，記者是向外找訊息和信息，詩人是向內的。創作是靈感的觸發，再加上消化、循環和整理的過程。”對於中國當代詩的期望，多多這樣回答，“中國新詩有廣大的未來，只是需要幾代人的鋪路，才有望達到高峰。目前除了踏實去創作，其他一切免談。”
林莽
河北徐水人，生於1949年11月，1968年畢業於北京第四十一中學。1969年赴河北安新縣插隊務農，1975年後歷任北京第八十七中學教師，北京經濟學院教務處科長，中國作家協會中華文學基金會文學部副主任，詩刊社副主任，副編審。中國詩歌協會理事，北京作家協會理事。1982年開始發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著有詩集《林莽的詩》、《我流過這片土地》、《永恆的瞬間》等。
方含
白青
白青（1951-）天津詩人、作家。真名朱繼和，1951年10月生，祖籍河北安新縣端村鄉，後移居天津楊柳青，69年回祖籍白洋淀大淀頭村插隊。其間與同村插隊的北京知青芒克、根子、多多、盧中南成為好友，並開始學習詩歌創作。曾與牛漢、芒克、林莽等一起參加北京《詩探索》承辦的”白洋淀地域文化座談會”，並在《詩探索》發表回憶文章《昔日重來》。
多年來在各種報刊雜誌上發表詩歌、散文、小說400多篇。曾在天津全國孫犁散文、魯黎詩歌、梁斌小說大獎賽中多次獲獎。長篇小說《大船》現已由華文出版社出版；與人合出了《新翻楊柳》《天津現當代詩選》《白青愛情詩選》《白青詩選 · 楊柳青》《白洋淀詩畔》《楊柳春風》等詩歌專輯、中篇小說《梧桐飄飄》；尚有紀實文學《盧中南的信和我的回憶》計畫出版。
形成與發展
形成過程
“文革”中的青年詩歌寫作，形成一定規模和群體性的，是“白洋淀詩群”（註：對這一“詩群”的作品蒐集和研究，在80年代初就開始。如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編的《新詩潮詩集》（上、下兩冊，老木編選，內部發行），收入這一詩群成員的不少作品。一些詩選和研究論著，大體上將它看作是發生於“新時期”的“新詩潮”（或“朦朧詩”）的準備或源頭。“白洋淀詩派”或“白洋淀詩群”名稱的出現，要遲至80年代後期。）。1969年以後，一批北京的中學生，先後到河北安新縣境內的白洋淀地區（或毗鄰地區）“插隊”，他們中有根子（岳重）、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偉）、林莽（張建中）、宋海泉、方含（孫康）（註：根子、芒克、多多、北島等筆名，有的在“文革”寫作時已有，更多的是後來他們在刊物（《今天》等）上發表作品時才開始使用。）等。另外，還有一些在北京、山西等地青年，與他們關係密切，多次造訪白洋淀漁村，交流看法和詩藝，如北島（趙振開）、江河（于友澤）、嚴力、鄭義、甘鐵生、陳凱歌等。這些“知青”原來大多就讀北京有名的中學，出身於知識分子或“高級幹部”家庭，有比較廣闊的閱讀範圍。“文革”中，又雖不成系統、但涉獵當時屬於“禁書”的中外文學、政治、哲學等方面書籍。除五六十年代的正式出版物外，尤其是在60年代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內部發行”圖書。他們由此獲得在情感、心智和藝術上超越現實的憑藉。他們的寫作，不可能獲得認可，也沒有公開發表的可能，甚至會帶來風險。因此，寫作與他們的生活具有在另外的時間不同的關係；甚且可以說寫作就是他們生存方式的重要構成。芒克《十月的獻詩》（1974）中所說的，“那冷酷而又偉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著我們生活的荒涼”，可以看作是寫作在他們生活中的位置的提示。他們這一時期的詩作，有對於現實社會秩序，對專制、暴力的批判的主題，也寫下他們生命的受挫，表達足下的土地發生斷裂、錯動時的迷惑、孤獨和痛苦的體驗。在藝術方法上，雖然也從中國當代主流詩歌接受影響，但在較廣泛的閱讀中，也多方面地從中國現代詩歌和外國詩中尋找材料和方法。這在寫作上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詩中使用的意象、描述的情景，許多來自他們讀到的詩、小說，而與作者當時生活環境的關係並不是很密切；他們的感受和表達方式，大都與他們的閱讀和“文化積累”有關。由於心理上和在實際生活上的普遍被放逐的感覺，使他們中的一些人，更傾向於俄國詩人（如普希金、葉賽寧、茨維塔耶娃等）的抒情方式。白洋淀詩群（以及存在於別的地區的詩歌寫作圈子）的詩有特定的“發表”和傳播方式。當時的社會控制和印刷等方麵條件的限制，很少見到自編的刊物（即使是手抄或油印）。詩主要靠小圈子傳看、傳抄的閱讀方式傳播。在80年代以後的一些回憶文字中，也記載了詩的作者在農村的土坑上向朋友朗讀自己作品的情景。
主要成員風格概述
白洋淀詩群的主要作者有芒克、多多、根子等。芒克1969年初19歲時，與多多“同乘一輛馬車來到白洋淀”，並在這裡生活到1976年初。見到的他這一時期的詩，最早寫於1971年。1973年前後寫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獻詩》，一般認為是他的代表作。
最早刊發他的作品的刊物是《今天》，出版有《芒克詩選》（1989）。評論者對其詩作，常使用的評語是“自然”。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詩人與大自然的接近，或對自然的融入，另一是詩質的少雕飾的“直接性”。如“芒克是個自然詩人，……他詩中的‘我’是從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無論從詩歌行為還是語言文本上，都始終體現了一種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自然’的風格”（註：參見多多《被埋葬的中國詩人》（《開拓》1989年第2期），唐曉渡《芒克：一個人和他的詩》（《詩探索》1995年第3期））。根子也是1969年赴白洋淀“插隊”的。據回憶文章，他在1971-1972年間，寫有《三月與末日》、《白洋淀》、《橘紅色的霧》、《深淵上的橋》等八首長詩。見到的只有《三月與末日》和《白洋淀》的殘篇。1973年夏天，因寫詩受到公安部門的審查，停止了寫作。白洋淀詩群的另一重要詩人是多多。多多說他是在岳重（根子）的詩的“刺激”下開始寫作的。他白洋淀時期的作品尚存四十餘首。這些早期的詩，可以看到俄國詩人的影響。比起芒克等人來，他的抒情有著較多的“現代”意味，一種對世界、自我、詩藝的控制、審察和思考的傾向；在詩藝的追求上也更長久、更自覺。因此，在1988年，他獲得今天文學社的“首屆今天詩歌獎”，授獎的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詩藝上孤獨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勵著和影響著許多同時代的詩人。他通過對於痛苦的認知，對於個體生命的內省，展示了人類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瘋狂的對文化和語言的挑戰，豐富了中國當代詩歌的內涵和表現力。”（註：見多多詩集《里程》，今天文學社刊行。）他出版的詩集有《里程》、《行禮：詩38首》。
影響
“文革”間的“知青”詩歌（註：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中國知青詩抄》（郝海彥主編），以收錄和徵稿的方式，選編了九十餘作者的詩300首。其中部分為舊體詩詞。一部分寫於“文革”結束後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詩抄》“續編”的《約稿啟事》中提出，“請全國廣大知青同學努力回憶、翻找一下舊作，除明顯的誤字外，一般不要作修改，以保持作品的歷史原貌”——因為是“回憶”、徵稿，可以看出，“保持歷史原貌”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白洋淀詩群”的創作，一些研究者把它們看作是發生於後來的“朦朧詩運動”的準備和先聲，但也有的更願意強調它們的獨立意義。這是因為，“白洋淀”時期的詩歌主題和藝術方法，有的在“朦朧詩”中得到發展，而有的則並未得到有力的承續。況且，小團體式的“民間詩刊”的寫作和交流方式，到90年代，一直是中國大陸詩歌的重要方式——它的源頭，應該說是始自“文革”的“地下詩歌團體”。
文化特徵
作者：李潤霞 文章來源：《南開學報：哲社版》
“文化大革命”時期，河北省白洋淀成為新詩潮“潛流期”的一個臥虎藏龍之地，這裡誕生了一支詩歌勁旅——“白洋淀詩群”，它是伴隨著1968年底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而出現的一個知青詩人群，有時也被稱為“白洋淀詩歌群落”（註：這是牛漢為該詩群的命名。1994年5月6日—9日，《詩探索》編輯部在白洋淀召開“白洋淀詩歌群落尋訪”活動，討論會上，牛漢認為“白洋淀詩歌群落”這個名字本身很有詩意。“群落”一詞，給人一種蒼茫、荒蠻、不屈不撓、頑強生存的感覺。）。與當時公開發表的主流文學相比，“白洋淀詩群”處於潛在的地下狀態，應歸為“非主流文學”，但正是這樣的“非主流文學”卻客觀上成為文革時期真實存在的、更具文學性的文學生態，對重繪當代文學地圖，還原當代文學史本來面目構成一種複雜性和豐富性的文學史敘述。“白洋淀詩群”作為一個追認性的命名，只具有約定俗成的意義。從時間角度來看，它開始於1969年，形成於文革中後期，1972—1974年達到高潮，隨著文革結束與知青返城而在1976年而終止；從地域角度來看，它誕生於河北省安新縣徐水白洋淀，是插隊知青以此為聚集地形成的相對獨立的詩歌群體，由於距離北京相對比較近而具有一種形成詩潮的文化優勢；從詩人角度來看，它是以北京知青為主（也有個別天津知青）構成的創作群體，如北京知青根子、芒克、多多、依群、方含、宋海泉、林莽等，天津知青白青；從他們的精神履歷來看，他們屬於“文學食指群”，與他們的啟蒙老師食指一樣，在“1968年”完成了人生逆轉和精神蛻變，都是“六八年人”。“白洋淀詩群”的成員有著大致相同的人生經歷，他們都經歷了從紅衛兵到知青的身份轉變，都從風暴的中心流放到風暴的邊緣，他們大多出身於知識分子、高級幹部和藝術家庭，多數人曾就讀於北京有名的中學，其文學、藝術修養顯然比一般人要優越。他們在白洋淀插隊時期開始詩歌創作，並寫出了各自的代表作，當然，他們的作品主要以手抄或手稿形式流傳。
“白洋淀詩群”又分為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僅僅包括在白洋淀插隊落戶的知青詩人；廣義的“白洋淀詩群”還包括白洋淀的外圍成員，他們是“準白洋淀成員”，包括同時期在其它地區（如山西的食指、黑龍江的馬佳、內蒙的史鐵生等）插隊的北京青年（如北島），留在城裡的北京青年，後來聚集在民刊《今天》周圍的成員，如北島、江河、楊煉、顧城、嚴力、田曉青、阿城、齊簡（史寶嘉）等。另外，新時期後的一部分詩人、作家、畫家、電影導演等藝術工作者在文革時期都曾與“白洋淀詩群”有著或深或淺的交流，如畫家彭剛、書法家盧中南、作家史鐵生、馬佳、甘鐵生、鄭義，電影導演陳凱歌、田壯壯等。許多人雖然不寫詩，但通過其他形式的藝術精神和藝術探索不同程度地參與、啟迪了“白洋淀詩群”。在一個藝術貧乏的年代，白洋淀養育了一代“離家出走”的藝術浪子。
鄉村裡的城市文化
“白洋淀詩群”是一個生長於鄉村的城市知青詩人群，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一個介於鄉村與城市邊緣的知青詩人群。
“白洋淀詩群”主要由北京知青構成，是文革時期“北京詩人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以北京詩人群為主的“白洋淀詩群”又是一個城市詩人群，代表了一種城市文化。
在中國特殊的城鄉構成及其經濟、文化差異中，城市青年與農村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往往有著甚為懸殊的差別。在20世紀60、70年代，儘管整箇中國基本處於一種“鄉村化”的社會文化結構，城市化的步伐並不激進，整個社會的整體物質水平都不高，但城鄉之間仍存在著明顯的差別，農村在各個方面（尤其在文化上）還是無法與城市相比。相比而言，北京所代表的是一種“都市化”的社會文化結構，而白洋淀詩群的大多分成員均出生、成長於北京，應是城市（北京）的文化歸屬。
一個事實是：文革時期的地下詩人中，其詩人構成幾乎均以城市青年為主，純粹的農村青年幾乎沒有機會加入到這一陣營中。比如北京、上海、貴陽、廈門等城市的青年。城市青年儘管在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流落到了農村的廣闊天地，但他們與出生並一直生活在農村的青年相比，具有更多的文化便利。在他們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時，實際是把城市文化隨身攜帶到了農村，這種城市文化不但沒有被農村文化所改造、同化、泯滅，反而顯示出其優越性，並成為他們進行文學創作的知識、文化儲備。
北京作為政治與文化中心，使得這裡的城市青年幾乎先天地擁有政治與文化上的先覺者地位，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優先權”，或者說是一種“特權”，這種優先權與特權往往是大多數外省詩人（也包括普通人）所難以享受甚至難以想像的。比如良好的教育，對於黃皮書、灰皮書等的閱讀，對於西方音樂與繪畫的欣賞，頗為頻繁的文學（文化）信息的往來和溝通，群體性的地下沙龍與文學聚會。可以說，在新詩潮潛流期的詩歌演劇中，城市青年擔綱主演了其中最重要、最輝煌的一幕。
白洋淀能夠在文革時期成為一個詩歌搖籃，正是因為它有著其他地區所沒有的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和文化優勢。正如徐敬亞所言：“北京，作為朦朧詩的主要策源地，它從來就沒有與外省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1] 與建設兵團、軍墾農場（如北大荒）的知青半軍事化、頗為嚴格的管制相比，白洋淀水鄉在管理上較為寬鬆和自由；與其他被流放到更為偏遠、落後、艱苦的邊疆地區（如雲南、內蒙古、新疆等地）的知青相比，白洋淀地區在經濟上雖談不上富庶，但生活溫飽不成問題，所以生存的壓力較輕，也使他們有餘裕的時間、精力去進行藝術探索，而且在文化上，又與1970年代中期（大致在1973年左右）達到高潮的北京地下沙龍（如鐵道部宿舍的徐浩淵沙龍）形成互動關係；另外，“白洋淀詩群”中的大部分詩人都是自己聯繫去的白洋淀，帶有自主選擇人生道路的一面。“當時到白洋淀插隊的北京學生無一例外，全是自行聯繫去的，這表明了在限制個性的大環境中追求小自由的一種自我意識。”[2] 白洋淀美麗的水鄉特色，使知青的心靈暫時得到休憩，“當時情形雖然生活困窘，大環境壓抑，但美麗的白洋淀，友善的人群，村風的淳樸，使無以為訴的小知青們自然跌入酒神狀態”[3]。他們與插隊所在地的民眾（貧下中農）沒有劍拔弩張的“改造”與“被改造”的關係，他們的地理環境封閉而文化環境自由、寬鬆且開放，這一點與貴州詩人群大多因為是國民黨軍官、資本家的後代而成了當時的“社會渣滓”，且不時受到如影隨形的政治迫害與歧視，以致精神上承受過於沉重的政治壓力明顯不同。白洋淀的地域優勢集中體現在北京給予它的文化營養與文化交流上。
白洋淀地處農村，但卻以開放的環境接納著來自各地的知青，詩人與後來的“朦朧詩”主將也有較為密切的來往。多多與北島、江河相識於1970年冬（註：多多在《1970—1978：被埋葬的中國詩人》（載《開拓》1988年第3期）回憶：“中國北島、江河早在1970年冬便見過面，當時我和北島是作為男高音互相介紹的，後他與芒克交往密切，還專程去白洋淀會芒克。以後一直到1978年為止，我沒有再見過北島，就我記憶所及，北島的第一首詩是《金色的小號》。後來我與江河、宮繼隨有過一個三人遊戲的小圈子，常常徹夜交談。”）。北島與“白洋淀詩群”往來密切，在1972年就與多多作為男高音互相介紹認識，尤其與芒克交往密切（從1972—1980年）（註：北島與多多、芒克相識的有關情況，參見劉洪彬《北島訪談錄》中北島的回憶，載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並在1978年與芒克聯手（北島為主編、芒克為副主編）創辦了《今天》詩刊。當時，江河便經常來往於白洋淀與北京之間，與在白洋淀插隊的多多、林莽、宋海泉有過很深的詩歌交流。“白洋淀詩群”與北京青年詩人群之間密切的生活往來與文學溝通，構成了一個裡應外合的文化（詩歌）圈。“它和北京整個知青群落和‘文革’後一代青年的命運是關連的”[4]（p.282）。
白洋淀距離北京很近，與北京的聯繫非常密切，很多白洋淀知青經常往來於北京—白洋淀兩地，各種新的政治、文化信息和思潮很快就會從北京傳到白洋淀，在白洋淀造成一種探討政治形勢、進行文學藝術實驗的活躍氣氛。比如他們與1972年北京的地下沙龍交往頻繁，使得第一批詩歌作品最早在這些沙龍中得以流傳，實際上是溝通了白洋淀（鄉村）與北京（都市）之間文化的中斷，構成兩地之間互相溝通的文化氛圍。
北京的知識青年雖然落戶在相對封閉的農村水鄉，但他們腳下穿著的卻是一雙外省青年所沒有的“首都牌跑鞋”（註：徐敬亞在《王小妮的光暈》（載《詩探索》1997年第2輯）一文中談到京城文化與外省文化對朦朧詩最初萌發的影響：“這，也是‘崛起的詩群’們在跑道上最初上路時的情景：他們，並沒有與北京聽到同一聲發令的槍響。很多人是在別人搶跑久久之後，才傻忽忽出發的人。他們甚至赤著腳，連一雙‘首都牌’的跑鞋都沒有”。），這雙鞋幾乎對他們跑到同時代人的最前面起了決定性作用。可以構想，在全國都膽小怕事般地蒙昧之際，如果沒有早在1970年就開始流傳的那兩本暗含反叛意識的《麥田裡的守望者》、《帶星星的火車票》，以及後來傳達著西方詩智的《娘子谷及其它》、《洛爾珈詩抄》、貝克特的《椅子》、薩特的《厭惡及其它》及複印紙上的《法國象徵派詩選》……
以北島為代表的《今天》詩歌先鋒們，一直到“四五”運動平反時，恐怕也許還在昆明湖的水邊像普希金一樣憂鬱，在皇城的角落裡像中學生一樣抒情。[1] 同時期的大多數外省青年，不必說在文化控制嚴密、文學閱讀貧乏的文革時期，即使是在文革結束與思想解放運動之間的一段時間空地中，他們的詩歌教育仍然是貧乏和有限的。
徐敬亞曾說：在六七十年代之交那沉重的日子裡，一本《放歌集》和兩本《普希金抒情詩選》，是我唯一、偷偷的食糧。1980年夏天到北京，我和王小妮才第一次從京城那裡讀到了法國象徵派，知道了韓波、瓦雷里和阿波里奈……而從1970年初冬起，上述那些書就在中國文化的中心傳播。而那個時候，王小妮正在漫天大雪東北的土房子裡讀著破舊的中學課本。[1] 在北京文化提供的營養中，書籍閱讀和活躍的地下文學沙龍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外省一般難以見到的“灰皮書”、“黃皮書”等“內部出版”的讀物啟迪了他們的心智。“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個早春。兩本最時髦的書《麥田裡的守望者》《帶星星的火車票》向北京青年吹來一股新風。隨即，一批黃皮書傳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貝克特的《椅子》、薩特的《厭惡及其它》等，畢汝協的小說《九級浪》、甘恢里的小說《當芙蓉花重新開放的時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來》。”[5] “灰皮書”與“黃皮書”主要包括兩類書籍：一類是馬列主義與西方近現代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理論書籍；另一類是中外古今的文學經典名著，其中包括西方各種流派的詩歌，尤以俄蘇文學影響為最。第一類書籍的閱讀促使他們思想的成熟，加快了對文革時期文化專制“脫魅”的速度；對歷史與哲學類書籍的閱讀傾嚮往往帶來“思想者群落”的形成（註：比如朱學勤在《思想史上失蹤者》一文中記述的文革時期上海青年的地下哲學、歷史書籍閱讀及其萌發的獨立思想者。載《讀書》1995年第10期。）。
而對文學藝術類書籍的閱讀往往相應地形成文學藝術的實驗繁盛，更容易成就文學家、藝術家，比如“白洋淀詩歌群落”、貴州詩人群和上海詩人群。可以說，“白洋淀詩群”的根在北京，這個根是文化之“根”。
北京作為他們的文化後盾，源源不斷地提供了他們所急需的文化養分，部分地滿足了他們的文化饑渴，使正處於精神與文化飢餓症的一代青年得到補給。白洋淀能夠產生如此大規模、群體性、成就相當高的詩歌創作群體，除去個人自身內在的文化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外在的地緣優勢，這種地緣優勢往往顯示了一種文化優勢，正是白洋淀這種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與文化優勢，才使它成為新詩潮的一個搖籃。北京不僅是他們物質意義的“家”，而且是他們精神意義的“家”，使他們實現了在離家流浪之後精神與文化的歸家。
北京—白洋淀之間形成的文化和文學溝通，具有雙向的作用：
一方面，他們可以從政治與文化專制的包圍圈裡突圍出來，在社會的邊緣獲得一個相對自由的現實空間與文化空間，最終達到思想的重塑；
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剔除與選擇中，仍然接受著來自政治文化中心的、未被污染的文學養分和文化底蘊，為他們進行文學創作提供必要的知識儲備。
僅從文學這一角度而言，可以說，毛澤東所言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是毛澤東1955年在《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的按語。後來這句話在文革中成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流行語錄。）在白洋淀得到了某種應驗。
在對地域因素的強調中，儘管我們不想人為製造或虛構一個新的、極易引起無數誤解的“北京/外省”及其連帶的“北京文化/外省文化”的二元對立（互補）模式（這種對立，確切地說是一種差異），但新詩潮的發生卻在強調著這樣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並且也在不斷提醒著這種差異並非虛構。
青春的痙攣
知青身份與青年文化的“代際”意義
1969—1976年，在這樣一個時間段中，一批知識青年的來臨，對於白洋淀來說，與其說煥發了詩意，不如說經歷了一次“青春的痙攣”。“白洋淀詩群”作為一個知青詩人群，實際上是一個青年詩人群。青年詩人在白洋淀度過了他們的青春歲月，他們在白洋淀的時間，大致集中在18歲—26歲之間（註：以白洋淀詩群主要詩人在白洋淀插隊的時間與年齡為例：芒克六年，19—26歲；根子三年，18—21歲；多多五年，18—24歲；林莽六年，20—26歲。這樣一個年齡段正是他們人生中最富於創新和叛逆精神的時期。）。可以說，這一詩群先天帶有“青年文化”特色，而且由這一青年詩群發展演變的“朦朧詩”亦是一個“青春方陣”[6]（p.159） 的組合。青年文化是一種富於探索精神的文化形態，青年往往充滿幻想，重視感覺，富於叛逆性，容易衝動，走極端，厭惡各種束縛、壓抑，追求自由精神和個性獨立（註：本文此處對於“青年文化”特徵的論述，參考了王富仁論文《創造社與中國社會的青年文化》一文中關於“青年文化”的定位，引自王富仁著《靈魂的掙扎——文化的變遷與文學的變遷》，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白洋淀詩群”的詩歌創作，也從各個層面體現了青年文化的特徵。
芒克自然的天性，敏銳的感覺，以及青春的理想情懷和樂觀態度，使他具有青年文化特有的浪漫氣質，“芒克的詩簡雋明亮，散發著青春健康的鼻息和心音。他從個體生命的真切狀態出發，白洋淀水鄉明朗曠悍的景色正好對應了他自由的心靈。即使那些展示精神頹喪的詩，也絲毫沒有知青作品（包括新時期以後的知青文學）慣有的‘落難秀才’的怨氣，而是飽滿、鮮活、不羈的快活流浪。”[7] 芒克的詩歌體現了青春文化偏於明朗的一面，而這一詩群的其他詩人則體現了青年文化憂鬱的另一面，從青春的熱情樂觀轉向青春的叛逆與頹廢，在根子的詩歌《三月與末日》、《致生活》與多多的《烏鴉》、《手藝》等詩中得到了張揚。青春期的細膩感傷和憂鬱情調在方含的《在路上》、林莽《訴泣》、《凌花》和宋海泉的《海盜船謠》等作品中也表現得非常充分。白洋淀詩群的地下詩歌創作帶有一種非功利性的“青春寫作”情調，更接近於自然無為的個人化特徵，他們沒有加入到主流文學創作的規範運作系統，也就不必為主流代言，他們的創作更接近於詩歌生長的原生態。
青年詩人是新詩潮潛流期的主要力量，可以說，整個新詩潮就是青年文化在詩歌領域的反應。王富仁在《創造社與中國現代社會的青年文化》中論及創造社主將郭沫若詩歌的青年文化特徵：
郭沫若詩歌中的熱情不是老年人那沉靜、含蓄的感情，也不是中年人那騷動著的燥熱的激情，而是青年人那易燃易熄的燎原烈火。他就用這倏忽而來、倏忽而去的爆發式熱情重新組織著眼前的宇宙和世界，給這個宇宙和世界譜上了青春的旋律。[8]（p.190）
如果把文中的郭沫若置換成貴州詩人黃翔，那么這一段論述也恰好可以印證黃翔詩歌中的青年文化特徵。創作上早於“白洋淀詩群”的貴州詩人黃翔，在27歲（1968年）寫下《火炬之歌》，正如郭沫若在青年時代寫下《女神》一樣，同樣宣洩了青春的力量和青年人特有的自我表現意識。“白洋淀詩群”中的根子、芒克、多多也都從不同側面應和了青年文化的特徵，比如對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大膽與直率的現實詛咒，自我心靈的真誠抒發，都是青年文化和青春人格的典型體現。
對於年齡的強調，不僅顯示文化的生理學意義，同時更顯示文化的“代際”意義，也即社會學與文化學的意義。事實上，在“白洋淀詩群”向“朦朧詩”過渡之中，不僅是一個新的詩群以及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而更是代表了一代人在歷史舞台的崛起，他們作為“第三代群”（劉小楓語）或“第五代人”（李澤厚語）的崛起（註：參見劉小楓《關於‘五四’一代的社會學思考札記》（載《讀書》1989年第5期）和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471頁）。劉小楓全面定義、論述了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的斷代，他認為“‘五四’一代，即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生長，20年代至40年代進入社會文化角色的一代，這一代人還有極少數成員尚在角色之中；第二代群為‘解放的一代’，為三四十年代生長、五六十年代進入文化角色，至今尚未退出角色一代；第三代群為‘四五’一代，為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生長，70年代至80年代進入文化角色的一代；第四代群我稱為‘遊戲的一代’，即60年代至70年代生長，90年代至21世紀初將全面進入社會文化角色的一代。”李澤厚把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分為六代，即“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紅衛兵一代”。），體現了文化學與社會學的意義。尤其在文革之後，整個社會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他們的“代際觀念”更為強烈和自覺，以至於青年詩人一旦浮出地表，就立刻暴露出與中老年詩人的對立，而兩代詩人的對立根本上是兩種文化（青年文化與中老年文化）的對立。新時期以後，“朦朧詩論爭”表現了兩種文化的矛盾，關於“讀懂”與“讀不懂”問題，關於創作的“民族化”與“西化”問題，傳統與現代問題等等都是論爭中的顯性形態。在某種程度上，“朦朧詩論爭”就是青年與中老年、青年文化與中老年文化的一次交鋒。
另外，僅就詩歌本身而言，這種“代際”意義一方面顯示了他們作為一代人在當代詩壇的崛起，即並不只是某個單獨個體的崛起，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崛起；另一方面顯示了與同時期的中老年詩人（即新時期後被稱為“歸來的詩人群”的部分詩人）在創作上的相似性與區別性，這種相似性與區別性也預示了他們在新時期浮出地表之後再一次形成對峙（顯性）與溝通（隱性）的局面。
在這裡，對於“城市”環境和“青年”身份的強調，並不是有意誇大地域與年齡因素對於文學創作的意義，而試圖說明在一種特殊的或者說是畸形的環境中，一些正常環境中平常的力量可能被強化，並“超常發揮”它的作用，這種作用甚至可能演變為一種至關重要的作用。
被放逐的詩歌群落：“互喻”中的詩人集合
“白洋淀詩群”具有群落的性質，但它是一個詩人群，而不是一個詩歌流派。儘管由於“上山下鄉”的被放逐命運使他們有了共同的人生經歷，從而使他們的詩歌主題也具有了某種相似性，但他們的詩風卻並非完全一致的，他們也並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詩歌流派。在當時，他們並非一個自覺的詩學意義上的詩歌流派，也不具有詩歌組織的性質，也沒有像後來的《今天》詩人群一樣，既有自己的陣地，又有固定的文學活動，而且有一個核心人物（北島），基本上是自覺的“同人”性質的創作集合；“白洋淀詩群”是一個是“詩人”的集合，是一個“詩人”的群落，而不是詩歌流派的形成，但是他們在創作上卻是一群“不自覺的現代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是不自覺地、不約而同地走上了現代主義詩歌的創作路徑。
如果說中國當代新詩潮在文革初期經過先行者食指、黃翔的逃逸和突圍，為新詩潮擺脫“政治專制”的詩歌包圍奠定了最初的狀態和流向，那么，到了“白洋淀詩群”實際上推進、擴展了新詩潮的河道，一路融納著不斷匯入的詩歌溪流，正向成熟邁進。如果說食指、黃翔是以浪漫主義為主導，融合了現代主義的某些特色，只是初步開始了現代主義詩歌的長旅；那么，“白洋淀詩群”已經使兼容浪漫主義的現代主義詩風成為主導傾向，從而為現代主義詩歌在中國當代的復歸和重現作了重要的鋪墊。如果說同時期的貴州詩人、上海詩人的群體性還不夠顯著，詩人的分布也較為零散，規模還較小的話，那么，無論在詩人的數量、詩歌的成就和對“新詩潮”形成的直接、顯性影響上，還是在群體性特徵與規模上，“白洋淀詩群”都堪稱為新詩潮潛流期最具代表性的詩歌群體，是中國當代新詩潮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
作為一個詩歌群落，“白洋淀詩群”體現了文化的互喻性。也就是說，因為穩定的地理環境，開放的文化環境，他們的創作除了詩群外部因素的影響，也有著詩群內部、詩人之間互相影響的特徵。“白洋淀詩群”的這種開放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開放（如各地知青頻繁造訪白洋淀），而且是文化視野上的開放（如博雜的地下閱讀、活躍的地下文藝沙龍等），尤其體現詩歌寫作中的互相影響。“他們相互刺激，相互啟發，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文化氛圍。一批活躍在當代文壇上的作家、詩人都曾與白洋淀有過密切的聯繫。那兒交通不便，但朋友們的相互交往卻是經常的。”[9] 他們中很多人接受了食指的詩歌啟蒙，互相摘抄各自好的詩句，不同藝術生態的融合等，使“白洋淀詩群”除具有瑪格麗特·米特（Margaret Mead,1901—1978）所說的“前喻型”與“後喻型”的文化特徵之外，還具有更加突出的“互喻型”文化特徵[10][p.12]。不過，這種“互喻型”的文化特徵更確切地說是一種“自喻型”特徵。白洋淀形成的是一個自足的文化圈子，一方面他們把追求標新立異的個性和獨立性視為青年人的天職，在創作上張揚現代性和個人性；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詩歌群落，共同的人生經歷、共同的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共同的閱讀背景等，使他們在詩歌主題和藝術手法上也表現出某種一致性或者趨同的傾向，這種一致性和趨同性正是典型的“互喻型”詩學特徵和文化特徵。另外，“互喻型”的文化特徵還有可能在詩歌行為上達成某種共識，從而引發詩歌行動，比如，“白洋淀詩群”的芒克後來和北島一起創辦非正式期刊《今天》，其辦刊宗旨和刊物風格仍然延續了一種“群落性”或曰“同人性”。
但是，一個“文革”的大時代和一個“白洋淀”的小環境，雖然使“白洋淀詩群”必然有著某種共同的經歷和情緒，卻並沒有使每個詩人獨立的創作個性泯滅。儘管誕生於共同的地理環境與社會、人文環境中，有著共同的現實與歷史境遇，其創作在向現代主義彼岸行駛、靠近的過程中經過了某些共同的風景和目標，但由於個人家庭薰陶、文化修養、個人的美學情趣的趨向不同，他們的各自的詩歌呈現出了“個人化”的風格，在群體性的“同”中又清晰顯示出個體性的“異”來。他們並沒有因為自身的群體性質而混沌了各自的風格，相反，這一詩群在詩歌個性與藝術風格上各具特色，各個詩人在共性中仍保存著面目清晰的個性特徵。在這一詩群中，芒克自然而深刻，清新的歌唱交織著深沉的憂傷，更像一個行吟詩人與自然之子，他的詩真正使長久被革命意識鈍化的個人感覺回到詩中，重新恢復了生命的各種真實可觸的本能知覺。根子以一個末日審判者的無情語調宣告了精神世界的徹底破產，瀆神的激情散發著獰厲之美和復仇的快感。多多的冷峻使他更善於揭示出狂歡的歷史表象遮蔽下的恐怖真相，他棄絕了讚美與歌頌，更深地傳達了“革命化”時代的諸種“震驚體驗”。林莽用一支寂寞的畫筆寫詩，在他自己青春年代的蒼白畫面上設色，用濃濃淡淡的色彩點染心靈的回聲和生命的清愁，有一種靜物寫生的沉靜之美。宋海泉詩歌中刻畫出一群“浪流漢”的形象，其“流浪”主題又恰好是一代人“被放逐”的某種人生寫照。方含以浪漫主義的“謠曲寫作”表達了“在路上”的生命漂泊感。可以說，在文化互喻中，他們是詩人的集合，是獨立個體的集合，所以，他們的詩歌寫作體現了每個人不同的詩歌“手藝”。
總之，“白洋淀詩群”是在一個特殊的境遇中發展起來的文革“地下詩歌”，而作為新詩潮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白洋淀詩群”以其創作高度把文革“地下詩歌”推向高潮，成為新詩潮在潛流期最具典型意義的詩歌群體，為新詩潮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而它在創作上凸現的個人性和對現代主義詩歌的實驗與承續，也為中國當代新詩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示。作為一個生長於城市與鄉村邊緣的知青詩人群，其獨特的文化特徵不僅對認識同時期其他地域的詩人、詩歌群落有著啟示意義，同時也可以觀照整個文革地下詩歌與後來的朦朧詩甚至是“第三代詩人”的某些文化特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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