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商品結構

國際貿易商品結構是一定時期內各大類商品或某種商品在整個國際貿易中的構成。即各大類商品或某種商品貿易額與整個世界出口貿易額之比。國際貿易商品結構可以反映出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狀況和科技發展水平等。

對外貿易與國際貿易商品結構

為便於分析比較國際貿易商品結構與對外貿易商品結構，世界各國和聯合國均以聯合國《國際貿易商品標準分類》（SITC）公布的國際貿易和對外貿易商品結構進行分析比較。

一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可以反映出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狀況、科技發展水平等。

國際貿易商品結構可以反映出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狀況和科技發展水平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與產業結構調整

從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看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國際貿易商品結構高級化主要表現在貨物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和服務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

國際貿易商品結構高級化的具體表現

第一、國際貨物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

90年代以來,世界商品的增長速度一直超過世界生產的增長速度,而在世界商品貿易中,最具活力的是工業製成品貿易。從近10年的情況看,在世界貿易中,工業製成品貿易年均增長9.8%,而初級產品貿易僅增長2.2%。據世界銀行統計,到2003年,工業製成品比重將上升到79.5%,初級產品所占比例則將由60年代的45%降至20%左右。

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進步,技術因素在國際貨物貿易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電子產業、海洋及微生物技術、太空航天技術、環境保護技術、新材料技術等高技術產業及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在國際貨物貿易中的比重直線上升,並使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發生變化出現了國際貨物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趨勢。據聯合國統計,1965年世界技術貿易額僅25億美元,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比例不足1%;進入90年代,這一比例猛增到25%,其增長速度之快為一般商品所望塵莫及。

在國際技術貿易增長的同時,技術貿易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向著知識型、信息型等軟體技術方面傾斜。以微電子技術為例,其產品及與其相關的辦公信息設備類商品的增長速度2003年高達31%,其力度超過歷來唱“主角”的化工、汽車、紡織、服裝等主要出口商品,在世界貿易組織劃分的11大類商品中增幅最大。1980年,這類產品的出口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僅為4.12%,目前這類高技術含量的商品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上升到12%,已成為牽動世界貿易增長的重要因素。

第二、國際服務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於各國政府逐步放寬了對服務貿易的限制，國際服務貿易得到了迅速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約為20%，但在90年代則上升到25%左右。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世界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比重就一直在60%以上。

在國際服務貿易規模和速度迅猛發展的同時,服務貿易商品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同世界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水平呈正相關態勢。二戰以後，由於第三次產業革命，電訊金融以及各種信息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得以迅速崛起並快速進入服務貿易領域，。從而使得世界服務貿易的結構不斷發生變化，原有的運輸，旅遊及其他服務中，運輸服務比重下降。而20世紀90年代初期，金融，信息服務業在新的世界服務貿易的構成中，國際運輸服務占38.5%，國際旅遊占28.2%。其他服務占30.8%。經過20多年的發展，這種結構已經發生變化。截止2003年，國際運輸服務比重由38.5%下降到27%國際旅遊的比重由28.2%上升到31.9%，其他服務的比重由30.8%上升到41.1%。2003年，全球運輸業增長率為2%。旅遊業增長率為6%。而金融服務，電信服務業的增長率為7%，增長速度方面的差異正體現了世界服務貿易的商品結構高級化趨勢。

近年來,在國際服務貿易構成中,運輸和旅遊等傳統服務貿易所占比重相對下降,通訊、保險、廣告、租賃、管理等新型服務貿易所占比重不斷提高,特別是智慧財產權、技術轉讓、數據處理、諮詢等知識含量較高的服務行業發展更快,使服務貿易結構向知識密集型轉變。

目前,國際服務貿易市場特別是技術含量高的新興服務業市場大部分為已開發國家所壟斷,他們占據了服務貿易3/4的份額。美國是世界最大的服務貿易出口國,在電信、數據處理、銀行、保險等新興服務貿易行業有明顯優勢,其服務行業出口占世界服務出口的近1/5。世界服務貿易的其他份額也大部分為經合組織(OECD)成員所占據。而開發中國家則由於受經濟整體水平的制約,其服務貿易內容主要局限在旅遊、國際工程承包、一般勞務輸出等旅遊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等傳統勞動密集型項目上。顯然,開發中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結構變化中,將處於不利地位。

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原因分析

第一

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的根本原因是技術進步

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套用使越來越多的綜合替代物被引入,天然原料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明顯下降,世界市場對一些初級產品的需求隨之減少,價格降低,甚至出現初級產品貿易的供應大於工業化國家需求量的局面。於是出現了製成品在世界貿易中比重的上升以及初級產品比重的下降。特別是一些已開發國家通過利用技術優勢,降低對開發中國家資源消耗量大的產品的需求。他們採取的辦法,一是降低初級產品在總消費中的比重;二是降低單位最終產品的資源和材料的消耗量;三是提高附加值在新技術生產的商品和服務中的比重。此外,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功,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快,也使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對製成品的保護急劇減少,使製成品貿易比初級產品貿易有更大範圍的自由度,製成品貿易得以幾乎不受限制地自由發展。正是工業製成品尤其是技術含量高的工業製成品在世界貿易中比重的上升以及初級產品比重的下降，使得國際貨物貿易商品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不斷推進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國際服務貿易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呈現出知識化和高科技化特徵。目前，國際高科技領域發展最快的是以計算機、通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IT)產業，而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中心及發展的方向則是軟性化的服務。如果我們考察服務業的分類目錄，就會發現服務業是高新科技產業化的主要領域。在服務業的各子目錄中，很多產業都是目前技術水平發展變化最快的行業。由於世界服務貿易以高新技術為載體，服務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在過去十年中，許多新興服務行業從製造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服務經營行業，其中技術、信息、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發展最快。其他如金融、運輸、管理諮詢等服務行業，由於運用了先進的技術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範圍內擴大。高新科技的發展，不僅使得世界服務業的發展不斷地高科技化，而且也使很多傳統的產業和傳統的服務都被高科技手段所武裝，金融的電子化、商務活動的電子化、電信業務的數位化都體現了世界服務貿易的高科技化趨勢。正是世界服務貿易的高科技化帶來了國際服務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而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又是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的直接原因。因為產業結構高級化包括:產業結構依次由第一產業為重心向第二產業為重心、進而向第三產業為重心演化。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進而向技術密集型演變。產業結構由低效化向功利化進而向知識化演進。正是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帶來了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

第二

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是國際貿易商品結構高級化的客觀原因

　由於生產力的迅猛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信息跨國界流動的規模與形式不斷增加,人類經濟活動開始大規模突破國家、民族界限,使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相互融合、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經濟全球化是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它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約翰·鄧寧指出:“除非有天災人禍,經濟活動的全球化不可逆轉。這是技術進步的結果,而技術進步的趨勢不可逆轉。”面對全球化趨勢,任何國家都只能接受和適應它,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由於每個國家幾乎都從對外貿易中得到實惠,因此,它們在20世紀90年代紛紛加入到貿易自由化體系中去。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和順利運轉,使貿易自由化具有制度上和組織上的保證。貿易政策和體制更趨向自由化。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市場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不斷的擴張。當前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網際網路的興起,使整個地球日益成為一個“地球村”,不僅傳統經濟活動走向全球化,而且生產、服務和技術創新也明顯全球化。與此相應的社會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出現全球化的趨勢。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成為了不可阻擋的潮流.

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我國產業結構總體現狀及缺陷

我國的產業結構經過長期的調整得到了較大改進,但與世界各國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存在著明顯的缺陷。突出地表現為總體水平低下,結構嚴重失衡:第一產業嚴重滯後,第二產業過度超前,第三產業發展不足。這種缺陷,可從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產值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對比中,看得十分明顯。

產值結構

根據世界銀行資料庫提供的數據,2004年我國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第一產業占15.17%,第二產業占52.88%,第三產業占31.95%。同年,中等收入國家地區第一產業占18.18%,第二產業占29.7%,第三產業占52.12%,低收入國家地區第一產業占22.14%,第二產業占38.19%,第三產業占39.67%。2004年世界平均為,第一產業占41.3%,第二產業占31.16%,第三產業61.19%;高收入國家地區第一產業占11.7%,第二產業占30.12%,第三產業占58.18%。從上述數據的對比中可以看出,我國的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嚴重滯後。我國第二產業的超前發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資源為代價的。因此,我國的產業結構水平,不僅與高收入、中等收入地區和世界平均值相比差距很大,即使是與低收入國家地區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

就業結構

2003年,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就業總數的比重為48.15%,第二產業為25%,第三產業為26.85%。我國的這種就業結構與已開發國家相比差距十分懸殊。集中地表現在第一產業就業比重明顯高於其他國家,而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明顯低於其他國家。僅以第一產業為例,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一半,比80年代初的日本10.13%高出38.02個百分點,比英國1.16%高出46.99個百分點。據專家測算,中國三次就業的產業結構,相當於工業化國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發展水平。

農、工、服務產業內部結構的現狀及主要缺陷

農業結構

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十分低下,發展嚴重滯後。長期以來,我國由於片面發展工業,忽視農業的基礎作用,對農業的投入太少,造成農業機械化、專業化、社會化程度很低,導致農業生產率遠遠不及工業的局面。2003年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比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高出6179倍。我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與美、英相比差距更大。美國用2%,英國用1.16%的農業就業人口,以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的需求,為輕工業提供所需原料,而我國要靠50%的就業人口。農業內部結構失調2002年我國的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副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53.17%、31.3%、3.012%、8.16%和4.11%。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片面地發展了種植業,而其他各業明顯落後。再從糧經結構上看,2002年我國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之比為847∶1,而已開發國家經濟作物的產值已超過了糧食作物的比重。如1977年法國的兩者比例為0151∶1,78年德國為0139∶1,76年美國為0176∶1,英國為0195∶1。可見我國糧食作物太多,經濟作物太少。

工業結構

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嚴重脫節。主要表現為,低附加值的產品過剩和高附加值產品的不足。據中華全國商品信息中心,2003年對我國609種主要產品的調查資料顯示,供大於求的商品為489種,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為108種,供不應求的商品僅為12種。這表明大多數商品是過剩的。但家電產品中的大螢幕顯像管,VCD的關鍵部件,鋼材產品中的冷、熱薄板、鍍鋅板和不鏽鋼板,紡織產品中的高級呢絨面料,計算機產品中的積體電路和軟體產品等,大都依賴進口。產業集中度低,形不成規模效應。我國工業企業資源投入相當分散,“條塊分割”十分嚴重。我國機械工業前300家企業集中度僅為20%,煤炭工業94家重點煤礦集中度不到40%,我國現有的120家汽車廠的年總產量,與國外中等汽車廠相仿。2002年我國520家國家重點企業銷售收入總額,僅為世界500強前兩名年綃售收入之和的98%。技術落後,設備陳舊,資源浪費嚴重。我國的鋼鐵、石化、機電、煤炭等行業的發展水平,與國外的先進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僅以機電和冶金工業為例,分別比已開發國家落後15—20年和25—30年。我國工業的高增長,是以自然資源的巨大浪費和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為代價的。我國12種主要原料的物耗,比已開發國家高5—10倍。工業排放污染物高10倍以上。

服務業結構服務業發展水平嚴重滯後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為緩解資源和環境危機帶來的各種壓力,保持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大力發展服務業,逐步實現從“工業化社會”向“服務化社會”的轉變。如今,各已開發國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已大大超出第一、二產業就業比重之和。如2001年法國的服務業就業比重為69.18%,德國為60.15%,日本為65.2%,英國為77.5%,美國為79.15%,而我國2004年為31.95%,還不及總就業人數的1/3。傳統服務業所占的比重過大,新型服務業過少。與西方已開發國家以新型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狀況相反,我國的服務業,仍以傳統的商業和餐飲為主。而且這些行業已處於嚴重的飽和狀態,發展空間不大。而金融、保險、證券、教育、文化、諮詢、資產評估、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比重太少,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生產和生活需要。在傳統的服務業中,新型業態比重太少。僅以商業為例,連鎖超市、專賣店、倉儲式購物中心、電子商務、物流配送等新型業態還處於起步階段,與西方已開發國家相比差距很大。

國際貿易商品對我國產業結構的挑戰

第一、從需求的角度來分析

來自國際市場的需求，隨著已開發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需求重點便逐步向高層次轉移。於是出現了國際貿易商品結構高級化的趨勢。這種需求結構轉換,使傳統產業加速衰退，基礎產業需求強勁，產業補“短’舊顯迫切，產業結構高度化步伐加快。我國是出口大國，這種高級化對我國國際貨物貿易商品結構有著直接影響，進而對我國現有產業結構構成新的挑戰。目前,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結構已經實現了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出口製成品為主的轉變。但必須承認,初級產品或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這一高度概括的總體結構指標,並不能完全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也不能真正說明其產品結構及產業結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能夠對此做出較好體現的是出口商品的質量結構。而恰恰在這一點上,我國與已開發國家有較大差別。我國與已開發國家在出口商品結構上,已不再是初級產品與工業製成品的差別,而主要是製造業中傳統工業製成品與高技術產品的差別,是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和粗加工或初加工勞動密集型產品與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差別,是商品質量結構的差別。因此,我們應根據世界貿易結構的變化趨勢,以科學技術為先導,以動態比較利益為著眼點,堅持可持續性、資源效益性和競爭性原則,在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和競爭力的同時,擴大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保持傳統產品競爭優勢的同時,創造新的優勢,促進結構升級,實現質量結構的轉變。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高級化，大大提高了人們需求結構高級化，國內的需求也呈現出旺盛的趨勢，可是我國的產業結構的落後在趨勢中又顯得力不從心，例如：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嚴重滯後，各個已開發國家第三產業比重占60%以上，而我國則為30%左右。傳統服務業所占的比重過大,新型服務業過少。與西方已開發國家以新型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狀況相反,我國的服務業,仍以傳統的商業和餐飲為主。而且這些行業已處於嚴重的飽和狀態,發展空間不大。而金融、保險、證券、教育、文化、諮詢、資產評估、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比重太少,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生產和生活需要。在傳統的服務業中,新型業態比重太少。僅以商業為例,連鎖超市、專賣店、倉儲式購物中心、電子商務、物流配送等新型業態還處於起步階段,與西方已開發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面臨高級化的挑戰，形勢更為嚴峻。

第二、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

國際貿易商品結構高級化要求對我國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調整我國產業結構就要最佳化資源配置。我國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於地區分割、部門分割，形成“塊塊經濟”和“條條經濟”，產業地域分工不明顯，結構同化。各種“大而全”“小而全”的現象十分普遍，相互封鎖、相互隔絕，自成體系、自我封閉、自我配套，強化了反分工協作的傾向，導致了競爭不足，資源配置背離比較優勢，嚴重約束了有效的產業規模和市場規模。經過改革，這種“割據”有所鬆動，但“後遺症”仍在。同時，伴隨著改革中的放權，衍生出體制上的多層管理和多重交叉，使競爭不足又走向“兄弟競爭”，重複布點，重複投資，形成一浪又一浪的產業“發燒”。這種狀況造成資源配置背離比較優勢，阻礙了動態經濟成長效率的提高。表現為:第一，經濟非規模化，技術分散化，形不成產業“合力”優勢;第二，技術低層次重複，缺乏升級動力;第三，產業關聯度小，市場無力形成擴散和放大效應。因此，最佳化資源配置就要發揮資源比較優勢，建立主導產業群，實現經濟規模化。必須運用財政金融的“整合力”，促進企業廣泛開展分工與協作，使企業從“各自為陣”、“封閉全能型”向“市場牽動型”、“產業拉動型”、“群體聯動型”轉化，推動產業最佳化組合。消除兄弟競爭，形成有效產業規模和市場規模，是我們面臨的又一道挑戰。

第三、從經濟成長方式來看

國際貿易商品結構高級化要求產品的生產是低成本，高產出的內涵式的增長方式。因為只有低成本，高產出的生產方式才能實現資源的最佳化配置，提高產業效率。而我國傳統產業經濟成長方式還沒有根本改變，經濟成長方式依然是粗放型。這種模式以高投人和高消耗作為助推力，增長的外生力量依賴性較強，增長的成本、代價高昂。其一，資源消耗大，技術進步緩繩，人力資本素質不高，經濟非規模化，經濟效率差;其二，經濟成長中，激勵乏力，創新不足，產業結構背離資源比較優勢，資源逆向配置，人力資本能量釋放不足;其三，增長呈波動型，起伏較大，後勁乏力。我國的傳統產業科技含量低,結構不合理,結構的知識化水平低。農業落後的粗放式經營距現代農業相去甚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與現代農業相比還是有很大距離。工業製造業結構知識化、集約化水平低，工業增長方式還主要是粗放型。在我國曾占優勢的行業如鋼鐵、機械、煤、發電、水泥、化肥、布、糖、化纖等,目前都面臨著設備陳舊、技術老化、產品落後的局面,缺乏成型的支柱產業,缺乏拳頭產品,知識化、集約化水平低。

第四、從新興主導產業群來看

沒有成型的新興主導產業群，支柱產業仍然薄弱。在一國經濟發展的任何特定時期,國民經濟不同部門的增長率存在著廣泛的差異,而其中能夠直接或間接帶動其他部門經濟成長的關鍵部門便成為驅動部門或主導部門。西方已開發國家先後經歷了以紡織產業、鋼鐵產業、汽車產業、電子產業和技術軟體為核心的主導產業群的轉換,而我國目前在主導產業群的選擇和培養上落後於已開發國家,在確定未來主導產業群時,各種意見相左,大體認為2010年我國10大新興產業是信息產業、微電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旅遊服務業、沙漠資源開發、海洋資源開發、生態農業、宇航業,這些產業都是知識密集型產業,共同構成知識經濟的支柱,然而這些產業要成為我國未來的主導產業,仍需要走一段很長的路。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應採取的相應對策

積極開發高技術產品，使出口商品結構由低度化向高度化轉變。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應該採取相應的對策：傳統產品、主導產品、戰略產品相結合,使出口商品結構由低度化向高度化轉變。增加農副輕紡傳統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使其成為我國高附加值的出口支柱產品。大力發展機電儀化產品,使其成為我國今後出口的主導產品。積極開發高技術產品，使其成為我國未來出口的戰略產品。出口商品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使產業結構由低級化向高級化轉變。商品結構的調整同產業結構的調整相結合。一個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該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我國一些出口產品檔次層次低,不能適應國際市場的需要。產業結構粗放,以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為主,是制約出口商品結構最佳化和出口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因素。因此,應把出口增長納入產業政策的目標體系,使之與產業結構的升級與發展目標一致,並以科學技術為動力,形成產業結構演進與出口商品結構最佳化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聯動機制。配合三大出口產品群的形成,我國產業結構應進行相應的調整,形成出口支柱產業農副輕紡等傳統產業、出口主導產業機電儀化產業、出口戰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三大出口產業群,使其呈梯度發展態勢,並儘快向技術含量高的產業轉移。與之相適應,逐步形成傳統技術、適度技術和高新技術漸進式傳導的技術結構,為我國創造新的出口優勢和貿易優勢提供產業支持和技術支持。在具體調整中,要傾斜式對傳統產業和起基礎性作用的裝備進行技術改造,通過科學技術的滲透,使農副輕紡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化,並儘快躍升到現代化產業的水平,從而增強這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此同時,通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開發出新的兩高質高、值高戰略產品,並使其成為我國外貿出口的新的增長點和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新的支撐點。

我國應該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調整和最佳化服務業結構。

積極開拓和大力發展新型服務業。針對我國服務業中傳統零售業和餐飲業為主的結構現狀,必須加快發展潛力大,市場前景好,符合居民文化生活需要的新型服務業。如:旅遊、社區服務、金融保險、教育培訓、娛樂健身、影視製作、圖書音像、法律、經濟、科技、心理諮詢業等等。現階段要重點發展旅遊、教育培訓、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積極引進新型業態,改造和提升傳統服務業。為了更好地改造傳統服務業,必須引進連鎖經營、物流配送、電子商務等型業態,並用全新的行銷理念、經營戰略和運行機制,打破傳統的“思維定式”和運作模式,不斷從變化的市場環境中發現機及時促進服務產業的發展,實現傳統服務業的結構最佳化。

用先進和適用性方式改造傳統產業，發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

調整農業結構,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大力發展農業的產業化。農業產業化,是改變我國農業陳舊的經濟模式和落後面貌,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重要途徑。推進農業產業化,把大宗農產品的深加工作為突破口,逐步實現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的一體化,把分散的農戶納入規模化、專業化的種植體系,從而加速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邁進的步伐。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工業。高新技術的發展要與傳統工業的改造相結合。要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工業。要加強信息技術在企業產品設計、開發、採制造、銷售等各方面的套用,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產品的科技含量,實現傳統工業的振興。

根據產業發展趨勢，確定我國未來的主導產業。

當前，以IT產業為主導產業的第五次產業革命由創新階段轉向成本競爭階段。國際產業轉移處於活躍階段。我國應該積極承接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成為IT產業製造業的主要承擔者。因為，IT產業製造業事實上也是一個勞動要素密集的產業，它與傳統的勞動要素密集型的製造業相比，主要的差別在於它的收入的需求彈性是遞增的，從而具有較高的附加值。因此，中國通過參與IT產業製造業的國際分工，既能實現充分就業，又能獲得較高的比較利益。中國一旦成為IT產業的製造大國，那么，通過不間斷的“乾中學”和“用中學”，一定會逐漸的積累起強大的IT產業的技術開發能力和研究能力。因此我們主張走“製造—開發—研究”的發展路徑。

完善市場機制，促進我國產業結構最佳化。

　市場機制主要有價格機制，競爭機制和技術創新機制。完善市場機制，使資源最佳化配置進而使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就要勇於制度創新,創造一個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產業調整機制。制度創新與經濟發展之間具有較強的互動性,有效的制度創新可促進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又可為制度創新奠定良好的物質基礎。在原有制度安排優勢逐漸喪失和新環境急劇變化的情況下,持續的制度創新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前提。我國應進行深層次的制度創新,形成一個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基礎、以產業升級為主線、以技術進步為特點、以消費結構升級促進產業升級、接受政府產業指導的產業結構動態調整機制。要重視基礎研究,培養大批高素質創新人才基礎研究是經濟發展的最初驅動力,基礎研究薄弱難以保證經濟持續推進。現代的高、精、尖技術與基礎研究的關係日益密切,像原子分光儀的誕生,就直接來自原子能研究的發展。信息產業的迅猛發展,導致核心技術周期日益縮短和後發優勢削弱,現實迫使我國在大量引進技術的同時必須加強基礎研究,否則最終會因基礎研究缺乏而導致創新乏力、經濟成長後勁不足。長期以來,我國的研究總投入不足,2004年僅占GDP的0.8%,還不及一些開發中國家的水平,遠低於已開發國家2%～3%的比例。我國應加大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同時進行制度創新,積極引導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從事基礎研究。解決好基礎研究向開發研究、套用研究過渡的“瓶頸”問題,加快科研成果的轉化工作,並形成良性循環。在人才培養方面,可利用高校的有利條件大力培養開發、研製人才,增加人力資源的供給,造就一大批高級開發、研製型人才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