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經歷
呂調陽自幼聰明好學,6歲便離家讀書。
嘉靖十三年(1534),18歲的呂調陽鄉試中舉。嘉靖二十九年(1550),高中榜眼,授翰林編修。嘉靖三十五年(1556)出任會試分校官。父母相繼去世,呂調陽回鄉守喪。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呂調陽才重回翰林,任國子監司業。隆慶年間,呂調陽先後出任南北兩京
國子監祭酒。因其曾從師於國子監祭酒、
陽明學派學者“永康學”的代表程文德,遂以永康之學教授諸生。他在任時,重視道德教育,拋棄傳統的注入式,代之以啟發式,並以身作則。後又升任南京禮部侍郎。隆慶五年(1570)充會試考官。
萬曆元年(1573),受
張居正的舉薦,呂調陽以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協助首輔張居正進行改革,以穩重不爭受到神宗的器重。先後加官晉銜,直到他去世,官銜已為
光祿大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贈
太保,諡文簡。
呂調陽十分注重道德修養,性尤淡泊。身上穿的雖是蟒玉之服,為了潔淨也經常洗滌。每次為穆宗侍講經筵之前,他必先作齋戒沐浴,以示虔誠肅穆,講解時引經據典,切規時政,從不故弄玄虛,誇誇其淡。
呂調陽深諳大明朝典章禮儀,加入內閣後,成為國家重大事務的禮儀主持人之一。“若大喪,若大婚,若崇祭,若薦號,若降夷、受俘,諸臣儀曠典事,鹹籍公相成以當上心。”
呂調陽身處腐敗官場,而始終保持一身正氣,“門無私謁”。他為國家辦事,有成績從不炫耀,也不願意聽別人對他歌功頌德。“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德,”“人故無所藉以頌公”。他去世後,
張居正認為他就是當代的丙吉(西漢丞相,以寬鬆和諧,自己有貢獻而噤口不說)稱讚他“公質行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在漢丙吉,今也則公”。
呂調陽在明王朝沒落的官場之中,是一個不倒翁,他歷仕三朝,職務只升不降。他在發跡的嘉靖年間,有大奸臣
嚴嵩父子柄權,呂調陽卻能鶴立雞群,不隨浮沉,靠的是持正不偏,不脅肩諂媚,靠的是自己手腳乾淨,嚴嵩也曾想拉攏他,但他“固謝不往”。萬曆年間,內閣
高拱與張居正間的鬥爭也十分激烈,但呂調陽輔佐
張居正改革而不為政敵所忌刻,他先於張居正致仕還鄉,急流勇退,從而避免了張居正死後被政敵攻訐而遭受的抄家之禍。所以後人論述這段明史,說呂調陽是“識時務的俊傑。”做到了“律呂調陽”。
主要著作
呂調陽的著作很少,除與
張居正合編《
帝鑒圖說》外,並纂修嘉靖、隆慶兩朝實錄(《世宗實錄》、《穆宗實錄》)。隆慶六年(1572年)九月,張居正請修《穆宗實錄》,神宗允準,命成國公朱希忠為監修官,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為總裁官,至萬曆二年(1574年)修成。萬曆四年六月,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合疏奏請開館續修會典。是月神宗敕諭內閣,擇日開館。此典籍修至萬曆十三年完稿,至十五年二月上表進書,前後十餘年,纂成萬曆《明會典》二百二十八卷。
另外,他撰有《佛塔寺碑》、《全州建庫樓記》、《勘定古田序》、《奉國中尉約畲墓志銘》等碑。他偶爾也作詩,據稱“為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模擬”,可惜不見流傳。
史籍記載
呂調陽於《
明史》無傳,但張居正曾為他撰寫墓志銘,記載其生平事跡,“我銘貞石,以著朴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