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春晗，字辰伯，筆名語軒、酉生等，浙江義烏人。中國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吳晗應熊慶來之邀赴昆明任雲南大學教授。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起，轉到西南聯大任歷史系教授。建國後，曾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享年60歲。
20世紀30年代，吳晗的一系列明史研究論著對明史研究起到了開拓的作用，對明代經濟、社會、政治、軍事、民族、文化、中外關係等都進行了開拓性研究。親自組織和領導了《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的標點和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的改編；主編了《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等讀物，對普及、宣傳歷史知識和繁榮歷史科學作出了重大貢獻。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早年求學,抗戰時期,內戰時期,建國初期,含冤而亡,主要影響,歷史評價,軼事典故,未入北大,交往胡適,人際關係,主要作品,著作,出版圖書,後世紀念,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清宣統元年（1909年）8月11日，吳晗出生於浙江義烏。家庭經濟時常顛簸於溫飽與小康之間。其父吳濱珏，秀才出身，家教頗嚴。吳晗少年聰慧，自小就對歷史尤其明史產生了濃厚興趣。吳晗不僅早慧，而且早熟，12歲時到金華讀中學，廣讀博覽，吸收梁啓超變革維新的思想。
吳晗、袁震在西院12號
民國十四年（1925年），吳晗中學畢業，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國小教書，賺取一點工資貼補家用。
民國十九年（1930年），經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介紹，吳晗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任館員。
民國二十年（1931年）初，吳晗寫成《胡應麟年譜》。時任教於國立北京大學的胡適因此舉薦吳晗為國立清華大學史學系工讀生，專攻明史。大學期間，吳晗寫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文，頗受當時史界名流青睞。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講授明史課。
抗戰時期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在雲南大學呆了近3年的吳晗重回母校，思想開始全面左轉。國難當頭之時，國民政府官員的腐敗傳聞沸沸揚揚，而中共組織則利用“雲南王”龍雲與蔣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聯大四處活動，鼓動師生反蔣，並與吳晗多有接觸。國難、貧困、艱辛、腐敗傳聞交織在一起，加上吳晗好友張蔭麟教授因腎病不治去世。更加增加了吳晗對當局的仇恨。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7月，吳晗加入民盟，並開始全面拋棄胡適的“讀書救國”論。至此，吳晗從一名歷史學家變身為社會活動家，在中共組織的支持下，積極投身各種反蔣活動，態度越來越尖銳，對國民政府的批判越來越激烈。自此以後，他再也沒寫出一部像樣的史學著作。
內戰時期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5月，因抗戰結束，西南聯大解散，吳晗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間，李公朴、聞一多先後被暗殺的噩耗傳來，吳晗深陷摯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怒不可遏，寫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獨裁、專制、暗殺的罪惡行徑。在《論暗殺政治》一文中，吳晗寫道，獨裁與專制“保證你有失蹤，挨打，被造謠中傷，以致挨槍刺、手榴彈、機關槍，還有無聲手槍之自由”。他指出，這種暗殺政治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國際，自絕於人類”的反民主的反動政治。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7月17日和18日晚，吳晗兩次在張君勱住處見到了周恩來，這對他來說更是巨大鼓舞，遂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更加密切。他承擔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黨也在經費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偷偷收聽解放區的新聞廣播，記錄以後傳抄、油印、散發，擴大中共的影響。由於他活動頻繁，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上了抓捕名單。經地下黨安排，他於1948年11月來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後受到周恩來、毛澤東的接待。
吳晗（左二）與周恩來（左三）等合影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8月，吳晗回到北平，仍在清華大學任教，並擔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員。更多的是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許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響，思想漸漸左轉，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位不問政事的教授，也參加了各種反蔣反美的通電、簽名等活動。
北平解放後，吳晗以副軍代表身份參與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並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歷史系主任等職務。
建國初期
1949年後，歷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等職。他主持了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以及標點《資治通鑑》的工作。隨後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吳晗十分重視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親自主編了《中國歷史小叢書》和《外國歷史小叢書》。
1964年春的吳晗
1957年3月，吳晗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9月，他發表《論海瑞》《海瑞罵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講真話的精神。並在1960年寫成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吳晗和鄧拓、廖沫沙用“吳南星”筆名，在《前線》雜誌發表雜文《三家村札記》專欄，以歌頌正義光明、匡正時弊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傳》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方面達到新的高度，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含冤而亡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吳晗從精神到肉體慘遭摧殘，1966年夏，吳晗已被關了起來，但是批判並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裡，吳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裡猛烈砸門聲驚醒”，小兒子吳彰回憶說：“（我）老是嚇得縮在媽媽懷裡。他們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整個院子貼滿了‘絞死’‘砸爛’的大標語。”不久，吳晗進了勞改隊，“他的身上總是舊創未平，新傷又起”，1968年4月，“媽媽也被送入勞改隊”，後雙腿癱瘓。1969年3月19日，11歲的吳彰跟著15歲的姐姐吳小彥去太平間看已於前一天去世的媽媽，“媽媽雙眼半睜，面頰上還有幾滴淚珠”。
1969年10月11日，吳晗被迫害致死，終年60歲。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袁震也於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養女吳小彥於1976年9月23日在獄中自殺身亡。
1979年7月，北京市委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平反，為吳晗恢復黨籍，恢復名譽。
主要影響
吳晗聰慧勤奮，他在清華求學期間便寫下了《胡惟庸黨案考》《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明代之農民》等一批相當有見地、在史學界有較大影響的文章。1934年吳晗畢業留校任教，開設明史和明代社會等課目，影響直追陳寅恪、張蔭麟這些史學大家。
吳晗年輕時的一個重要史學成績是關於“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爾哈赤入關並建清王朝後，竭力否認建州曾在明朝管轄之內，並在清修《明史》中對過往歷史進行篡改、偽造和歪曲。正如魯迅指出的那樣：“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於內廷，還頒之於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多很有些骨氣的人。”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被一頁一頁撕毀的。
最終考據結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設有“建州衛”，女真族長期隸屬明政府，是中華民族中一員。通過這段研究，吳晗的史學觀念發生了變化，正如他在主編《益世報》史學專刊時表達的那樣，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二、求真；三、重視“一向不被人們所重視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記載”；四、“史學是屬於社會的民眾的”。這表明吳晗對官修歷史產生了嚴重質疑，他在《史學》一周年的致辭中寫道：“我們認為帝王英雄的傳記時代已經過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會的、民眾的。”
歷史評價
- 侯外廬：（吳晗）積極從事新中國歷史科學的建設工作。
- 彭真：吳晗同志從一個勤奮治學追求真理不斷進步的歷史學家和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道路是本世紀我國知識分子前進的光明大道。
- 費孝通：（吳晗）推動一代知識分子的進步。
- 張顯清：吳晗是傑出的史學家。這是因為：第一，他是我國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所謂“開拓者”，就是在荒原上開闢園圃之人，在荊莽中開闢道路之人。在20世紀30年代，以現代方法研究明史的學者還寥寥無幾，明史研究的成果也甚為稀少，正是吳晗的一系列明史研究論著，對明史研究起到了開拓的作用，並為日後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對明代經濟、社會、政治、軍事、民族、文化、中外關係等都進行了開拓性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直至今日，明史領域許多問題的研究都是在他開創的基礎上進行的。凡研究明史的人，都不能不閱讀他的著作，他是名副其實的一代宗師。第二，他是新史學理論的努力探索者。……吳晗對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探索，對現代史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第三，他是歷史學科的出色建設者。侯外廬曾經指出，吳晗“積極從事新中國歷史科學的建設工作”。就是說，吳晗的學術貢獻並不只限於明史研究，而是擴展到整個歷史學科和其他文化領域。……新中國成立之後，他更對歷史科學的建設和其他文化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最著名的是主持新中國史學三大工程的實施。所謂史學三大工程，即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標點《資治通鑑》、標點《二十四史》和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毛澤東出於對吳晗的器重和信任，將這三項具有重大學術意義的艱巨任務交給了他。吳晗以極大的熱忱擔起重任，以出眾的組織才能和豐富的學識出色地完成了這三大工程，取得優異成績。第四，他是文史知識普及的大力倡導者。在新中國學術大家中，吳晗是最注重文史知識普及的一位。他抱著“把知識普及給人民”的強烈責任感，嘔心瀝血，極力倡導普及文史知識，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歷史傳統、提高民眾素質、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地理小叢書》《語文小叢書》等是“文革”前編撰出版的幾部大型文史通俗讀物，發行量之高，讀者面之廣，罕有與之相媲美者。他不僅是文史知識普及的倡導者、組織者，還是親自實踐者，一生撰寫了大量普及性讀物，即使是學術著作，也都寫得行雲流水，雖然學術底蘊深厚，但讀來並不感到艱澀難解。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倡導的知識普及，既注重通俗性，更注重科學性，是二者的有機結合，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當下那些戲說歷史的所謂的通俗讀物截然兩樣。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堪稱普及讀物的楷模，對於今日通俗史學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第五，他是“雙百”方針的積極擁護者。他堅決擁護黨的“雙百”方針，並積極參與重大學術理論問題的討論和爭鳴，對資本主義萌芽、農民起義、歷史主義、歷史人物評價、道德批判與繼承、清官、歷史劇以及學風、治學方法等問題都撰文發表了見解，並對“左”的觀點進行了批駁，對於歷史學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起到了促進作用。
軼事典故
未入北大
吳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嚴重，入學考試需考文史、英文和數學三科，他的文史、英語均得滿分，而數學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規定，有一門零分不得錄取。隨後他改投清華，得到同樣成績，但清華網開一面，以文史成績特別優異為由，破格錄取了他。吳晗遂成為“清華人”，與北大失之交臂。
交往胡適
1930年3月19日，吳晗徑直寫信向胡適討教自己在整理《佛國記》時遇到的問題：“明知先生很忙，不過除了先生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不久，胡適離開中國公學，吳晗則追隨北上，經人介紹，由顧頡剛安排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當館員。此間，他寫下《胡應麟年譜》，並以此成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開端。吳晗再度為此寫信討教胡適，胡適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給吳晗回信，對其作品大加讚賞，並約吳晗“星期有暇請來談”。從此，吳晗成為胡適的“弟子”。
吳晗進入清華時，家道基本敗落。胡適對這位弟子真是青睞有加，他在吳晗錄取後沒幾天，即給清華代理校長翁文灝和教務長張子高寫信：“此人家境甚貧，本想半工半讀，但他在清華無熟人，恐難急切得一個工讀機會。他若沒有工作的機會，就不能入學了。我勸他決定入學，並許他代求兩兄幫忙。此事倘蒙兩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盡。”此外，還大力介紹了吳晗的學術水準。
吳晗作為清華學子，全面師法的卻是胡適這位北大先生的治學方法。胡適在給吳晗的信件中，對這位弟子進行了多方面指導：“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資料的學者。”吳晗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見胡適對他影響之深。
人際關係
吳晗在北京的時候結識了清華女學長袁震。胡適對吳晗的影響主要是學術上的，袁震不僅有學術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響比胡適更為深遠和有力。
吳晗與妻子袁震合影
袁震在湖北女子師範時乃董必武學生、中共早期黨員，因戰亂與組織失去聯繫。考入清華歷史系後，卻因罹患肺結核長期臥床。袁震的老師吳之椿、同學梁方仲先後照料於她，後因職業變換，他們又委託已是清華教師的吳晗照料她，一來二去，兩人生出幾多情愫，變成了情侶。
袁震在病榻上與吳晗多有思想交流，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對吳晗所具有的“胡適史觀”很不以為然，取笑道：“怎么老是在胡適面前矮三尺呢？”吳晗則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見對袁震的傾心。後來吳晗也承認：“袁震對我傾向黨、傾向革命、皈依馬列主義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吳晗年長3歲，如此戀情是要遭到吳晗家庭反對的。不過，吳晗頂住了各方壓力，袁震也病體漸愈，兩人終於1939年10月在雲南結為夫婦。
主要作品
著作
出版圖書
- 沒有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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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時間：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是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是吳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