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
海斯(Harold Hayes)於1961年、以24歲年齡進入《君子》(Esquire)後,將60年代的一切活動一股腦地塞進了這本男性刊物。除了傳統中的靚女、美酒、優秀小說外,更成為“新新聞”、新型封面設計、嬉皮式報導風格的開創者。用“嚴肅”來形容
威廉·肖恩的《紐約客》,用“厚顏無恥”之於休·海夫納的《
花花公子》,那么對於對於哈羅德·海斯指導下的《君子》,匹配的詞語一定是“好玩”。在
印第安納大學教授新聞學的
卡羅·潑斯格魯,在訪問了50幾個當事人,閱讀了大量原始資料之後,寫作了這本名字冗長卻趣味橫生的著作:《它並不優雅,但是,它難道不好玩嗎:六十年代的君子雜誌》。
喬治·路易斯將海斯形容成
馬克·吐溫式人物,喜歡穿白西裝,常常搖晃著一根長長的雪茄,擁有一雙橋牌高手似的眼睛。這位天生編輯,在高中時就創辦了一份獲獎學生雜誌。海斯進入這本雜誌前,在創辦編輯金瑞奇(Ginrich)的文學誌趣的引導下,以男性時尚為宗旨的《君子》雜誌發表過菲茨傑拉德、
海明威等名家小說,在文學領域具有一定的號召力。但60年代帶來的豐富而無序的社會風向,則讓這本老式雜誌顯得遲鈍不堪。哈羅德·海斯注定是喧鬧氛圍的楷模編輯,他生氣勃勃、無所不包甚至略顯低級的品位,給《君子》雜誌帶來了與60年代氣氛配合得天衣無縫的風格。像所有偉大的編輯一樣,海斯對於人才選擇上具有驚人的天賦,並賦予選擇對象絕對的自主權。在廣告界以膽大妄為著稱的喬治·路易斯,成為雜誌的封面指導。黑人拳擊家、印第安原著居民、
尼克森的臉、還有
安迪·沃霍的
坎貝爾湯罐這些60年代最經典的標誌,皆被大膽而誇張地弄上《君子》的封面。面對“種族主義者”這樣的指責,海斯毫不妥協地同路易斯並肩作戰。路易斯曾選用驚世駭俗的黑臉聖誕老人作為封面,此舉激怒了廣告客戶,使《君子》直接損失了75萬美元廣告費。但海斯多年後仍然堅持說,倘若沒有路易斯,《君子》就不是《君子》了。1991年,《印刷》雜誌回顧道,喬治·路易斯為《君子》設計的92個封面確實是有史以來最令人難忘的雜誌封面。1963年,一位名叫
湯姆·伍爾夫的年輕人來到雜誌社求職。海斯給他的第一個任務是以特製汽車為題寫一篇長稿子。這個
耶魯大學畢業生跑到
加利福尼亞花了數周時間研究這個問題,但是,到了該交稿的時候,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他只好用了整整一夜,弄出了一份長達49頁的
意識流式的備忘錄交差。海斯的《君子》雜誌為它取了一個“桔片樣的糖果色流線型娃娃”的標題,幾乎全文照登。這篇文章開創了影響一時的“新新聞寫作”時代,湯姆·伍爾夫及後來《滾石》的
亨特·湯普森依靠這種半小說、半報導式的寫作躋身於美國當代傑出作家之列。而《君子》則讓自己成為新聞業中開風氣之先的媒體。在海斯時代,《君子》雜誌撰稿人的名單上是一串性格怪異、寫作標新立異地作家:諾曼·
梅勒、杜魯門·卡波特、
詹姆斯·鮑德溫、嘉·
泰勒斯……為了尋求創新,海斯派遣一位編輯陪同垮掉派詩人
艾倫·金斯堡去
印度,並做報導;而他自己則飛到
巴黎試圖說服薩繆爾·
貝克特為雜誌撰稿。1968年他成功地令一位垮掉派作家威廉·伯
羅斯為《君子》報導年度美國大選。在伯羅斯發回的雜亂無章的稿件中,《君子》雜誌老闆金瑞奇批註道,他只能看得懂6,7,9,13,15,17,19,22,24,27,29&31段,不過,他沒有任何反對意見,只要其他編輯能看懂剩餘的段落。在海斯時代,《君子》雜誌的編輯野心被無限的擴張出來,他們甚至要遠在
法國的戴高樂為雜誌撰些有關“榮譽”的命題文章,當然,編輯們都沒指望回復。結果法國英雄同意了。金瑞奇代表的董事會,似乎對於哈羅德·海斯肆無忌憚的編輯風格進行了最大限度容忍。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這個花樣百出的編輯的確將《君子》變成了60年代的風向標,儘管湯姆·伍爾夫與威廉·伯羅斯的文章不忍卒讀,喬治·路易斯的封面過於誇張,但是他們實在他媽的受年輕人歡迎。1967年,《君子》雜誌發行量突破100萬份,贏利340萬美元。在60年代萬事都在探求變革,就像諾曼·梅勒們妄想推翻海明威那一套,《君子》雜誌試圖在傳達出由搖滾樂、學生運動、性混亂構建的60年代美國情境。海斯時代的《君子》仍舊是一本男性雜誌,他的傑出之處在於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男性的定義。男性不僅關心《時代》報導的全球政治事件、也不是僅關注《
華爾街日報》的商業新聞,更不僅僅是《花花公子》中的縱情聲色,也不僅僅是《GQ》強調的男性服裝與香水,當然也不僅僅是在搖滾樂中的狂躁……在海斯看來,一個標準的男人對這些事物全都充滿興趣,他編輯下的《君子》雜誌正是這紛亂的男性世界的綜合評介,當然60年代的男人喜歡讓自己顯得有挑釁性,於是海斯讓《君子》也一副傲慢德性。哈羅德·海斯最試圖表達的不是單純文字或者圖片的力量,他更試圖通過《君子》表現出一種鮮明的性格與主張,這種姿態比單純的編輯能力更富吸引力。到了1973年,喧鬧、狂歡的60年代徹底過去了,而我們的哈羅德·海斯似乎也失去了他充滿激情與創意的編輯風格,董事會對他逐漸失去興趣。在他希望成為發行人與總編輯的雙重身份被拒絕後,他憤然辭職。之後的歲月,在做過電視、短暫地編輯過雜誌後,他於1989年死於腦瘤,終年62歲。時至今日,在提及偉大編輯這樣的名單時,哈羅德·海斯毫無愧色地與威廉·肖恩(《紐約客》)、
蒂娜·布朗(《名利場》)、
格倫沃德(《時代》)、簡.溫納(《滾石》)、
劉易斯·萊普漢姆(《哈潑斯》)比肩而立。就像巴頓將軍只適合生存於戰爭期間一樣,哈羅德·海斯的傑出才華只有在混亂的年代才能表現充分。這一點,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新聞評論》對60年代的《君子》雜誌的評價:與哈羅德·海斯一起的瘋狂日子。一個笑話有力地證明了海斯性格上的偏執。為《君子》撰寫超過40篇文章的托瑪斯·B·
摩根曾去找海斯,要求將稿費從1350美元提高至1500美元。我們的編輯說,只有諾曼·梅勒的稿費是1500美元,而他是該得諾貝爾獎的人。摩根抗議道,《名利場》等雜誌都付出了更多的報酬。海斯對此一板一眼回答道:“當我死後下葬,在即將被蓋上棺材觀的瞬間,我最後一句話仍是,摩根值1350美元,梅勒是1500美元。”這種強烈的姿態感似乎正印證了哈羅德·海斯的名言。他聲稱,傑出的編輯並非是選擇優秀的稿件,他更是傳達一種主張。是的,海斯的主張從來都鮮明與堅定,於是他在標榜主張與激情的60年代大獲全勝。而在接下來的,相對平庸的70與80年代步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