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的圖書,主要是以寫本和印本兩種形式流傳後世的。由於寫刻的時代不一,地區有異,寫刻者不同,以及抄寫方式和刻寫方式的差別等原因,古代圖書就有了各種各樣的版本。我們通常把研究這些版本的學問叫古籍版本學。
印刷術是我國發明的,開如發明的是雕版印刷,這應是家喻戶曉的事情。所謂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選料有講究,質地太松不適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棗木,前人把刻印書叫做“付之棗梨”,
印書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時為了便於三校,有時也用藍色或紅色印,清代以到民國時刻書則多用紅印,也有用藍印,當然也可以不用紅藍試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發明的時代,明清以來有種種講法。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隋文帝開皇時說和唐太宗貞觀時說。雕版印刷進入五代,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於刻民間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書、宗教讀物,而轉入刻印正統的書籍。重點是刻經,這不僅因為在封建社會中經是最主要的、為人所必讀的書籍,而且和唐以來推地科舉制有很大關係。
是指書籍的形式,再具體點可以說是單指書籍的外形,而不包括書籍的內容,也不包括書籍的材料,以及抄寫、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風葉”是從卷子演變成冊葉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說是從卷子到冊葉的過渡形式。翻到哪裡就可翻到哪裡,查找起來極其方便,即使從頭到尾翻一遍也極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風一樣,於是給它起了個“旋風葉”的名稱。旋風葉進一步演變就成了“蝴蝶裝”。到蝴蝶裝書已不用長條木板印刷而改用長方塊木板印刷,成為若干單頁裝訂起來的書籍。紙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紙,上邊叫“天頭”,下邊叫“地腳”,左右都叫“邊”。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線叫“邊欄”,也叫“欄線”,。上方叫“上欄”,下方叫“下欄”,左右叫“左右欄”。邊欄只有一條線的叫“單邊”或“單欄”,在粗線內側現加一條細線叫“雙邊”或“雙欄”。有“四周單邊”、“左右雙邊”、“四周雙邊”三種形式,而絕無作上下雙邊而左右單邊的。版面用直線劃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間一行,不刻正文(當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縫”。版心往往用花紋或橫線分劃成三段,花紋按其形狀叫“魚尾”。只有上面一個魚尾,下面用橫線的叫“單魚尾”,上下都有的叫“雙魚尾”。
蝴蝶裝有個缺點,即由於書頁的後半頁的背面和第二頁前半頁的背面不相連,讀下去必須連翻兩頁,平時打開書來,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於是,有人把書頁的反面對後面折起來(像後來的線裝書那樣),讓書頁的兩個外邊粘在書背上,就成為“包背裝”,也叫“里背裝”。
現在的線裝,是明代中期出現的。其所以出現,當是由於包背裝在書背處易於破損,破損了光靠兩三個紙捻不能把書腦部分壓平伏,書的右上右下兩角捲起來很不美觀。於是在包背裝的基礎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訂好紙捻後,不再用整張書衣而改用兩張半頁大小的書衣,分置書前書後,然後在書腦處再打孔穿線訂成,所以叫線裝。線裝是有一定規格的,一般只打四個孔,叫“四針眼裝”,厚一點的書有時在上下角各多打一個孔,叫“六針眼裝”。書衣在明代多用藍色(也稱磁青色)和棕色(也稱古色、古銅色),清代則棕色多一點,個別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國時又喜用藍色。絕大多數用紙裱兩至三層,也有用綾或絹裱制的。在前後書衣和正文之間至少訂進一張空白紙,有時可多至兩三張,叫“護頁”或“副頁”,也有人稱之為“看頁”。
明清時喜歡給線裝書做“書套”,雅一點也稱之為“函”。用硬紙做親里,外面裱糊藍布,裡面裱糊白紙,把書四邊包起,用兩個牙籤插緊,只空出書頭和書根,講究的則不用藍布而用錦,有時還把書頭和書根也包起來,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講究的更把書頭、書根的兩塊接邊處挖成雲紋鑲嵌,叫“雲字套”。但這些書套因為用槳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壞,因此好多人喜歡用所謂“夾板”。這是用兩塊和書冊一樣大小的木板,上下兩頭各穿上一根布帶子,把書冊夾住紮牢。木板要結實,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棗木、樟木之類。此外,還有些文物性的善本書除了用書套或夾板外還常做精緻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裝起來,匣里或社會公德同上刻上書名、版本、冊數以及收藏者姓名字號。
南宋刻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國子監為主。當時東京即開封國子監的書版都被金人弄走了,為了滿足讀書的需要,新京城臨安府即杭州的國子監覆刻了北宋監本的經注和單疏,現存的《周易正義》、《春秋公羊傳疏》、《爾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監本,不過有的版片已經後來修補過。
北宋時福建地區刊刻的書,現在留下來的只有兩部佛教的《大藏經》,一部是北宋元豐三年在今福州開刻的《萬壽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開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盧藏》。
古籍版本學上所說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寧府建陽縣的坊刻本。因為建寧府在宋代屬於福建路,而福建地區古稱為閩,所以也有人稱之為閩本。北宋時的建陽坊刻本沒有能流傳下來,傳世的都是南宋時所刻,其為數不多,幾不亞於浙本官刻而大大超過杭州的陳、尹諸家坊刻。
唐五代以來,今四川成都成為與杭州東西對峙的全國雕版印刷中心。北宋開寶四年中央政府專門派人到成都開刻了我國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經》,也稱《開寶藏》,是卷子本,字型頗有唐寫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夾雜點北魏字型的成分,現在還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經看不到了,保存下來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遼的刻書技術應是從宋傳過去的。刻書中心大概不會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的遼的政治中心上京,遼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為刻書中心的可能,但也無明文可稽。刻本則長期以來從未有人見過。今天見到的遼刻本,是在山西應縣發現的。應縣有個佛宮寺,寺里有座遼清寧二年建築的木結構的釋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層主像釋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遼刻本。
金初興時雖然以武力稱雄,但也頗重視文化。現存的金平水本為數極少,只有《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呂太尉經進荘子全解》、《劉知遠諸宮調》、《南帝內經素問》、《重編添補分門事苑撮要》、《蕭間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證群籍玉篇》等幾種,基本上都是坊刻。
元建本上多有牌記,或曰某某書堂,或曰某某書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書院,一概都是書鋪的牌號,和政府設立的書院是兩回事。和南宋時一樣,在元代官方有時也把書交給建陽書坊刊刻。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續了元刻本的風格。除了北方的臨汾人明後不再成為別具格局的刻書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稱外,大體分成一大一小兩個系統。即建陽的坊刻建本繼續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統,此外全國各地幾悉繼承元浙本系統成為大系統。此大系統的主要特點即和元浙本同樣使用趙體字,而且不論官刻、家刻、坊刻在字型以至版式上幾無甚出入,僅管刻手有精粗之別。這種所謂明初本以官刻為多。官刻中包括內府本,國子監本,其他中央機構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謂書帕本,以為介於官刻和家刻之間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傳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刻本到這個時期起了一次大變化。變化的最顯著之點,即字型由前此的趙體突然改換成整齊的歐體,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變成了白口。這個變化始於正德,劇於嘉靖,下及隆慶,其中尤以嘉靖時所刻的數量既多,質量又高,成為明刻本以至我國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隨之成為了版本目錄上的專用詞語。
大概由於這種刻書風格新鮮受歡迎,很快傳播到外地,不僅影響到外地的家刻,還影響到官刻、藩府刻、坊刻。這種標準嘉靖本的風格,到隆慶時才逐漸起了變化,向後期的萬曆本過渡。
從萬曆開始,明刻本又出現不同於標準嘉靖本的新風格。其主要特點仍在字型和版式,尤以字型的轉變更為顯著,即由原先雖見方板整齊但仍出於南宋浙本歐體的標準嘉靖本字型,轉變成為更加方板整齊、橫平豎直,而且橫細豎粗、完全脫離歐字的新字型。這種新字型世稱“方體字”,但也有人稱之為“宋體字”。從現有資料來看,開始用這種方體字刻書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來徽州人多外出經商,人稱“徽商”。徽商們常到南京、揚州、杭州等地活動或定居,往往會把徽州的刻工帶過去,同時徽州刻書又常請蘇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書風氣很快受其影響,隨之這種方體字刻本普及到全國很多地區。
萬曆時還出現了一種所謂“寫刻本”。所謂“寫刻本”,而是由於嘉靖、萬曆時刻書字型日益整齊規範,最終產生了完全脫離普通書寫字型而專用來刻書的方體字,這時再重新用普通書寫字型來刻書,就被稱之為“寫刻”,稱其本為“寫刻本”。萬曆時出現的寫刻本仍用趙體字,但講究的已不像所謂明初本的趙體那樣筆道豐利剛健,而轉趨流利生動。
天啟、崇禎兩朝的刻本通稱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萬曆時的方體字和少數寫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種新的方體字。它不像萬曆時始創的方體字那么方,那么橫細豎精,而變為字型稍長、筆畫較瘦的方體字,可稱之為長方體字,看上去頗有清朗醒目之感。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說一般也通用方體字,但多數比明後期的建本小說還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幾種方體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寫刻本。順治時清世祖還寵用宦官,設立十三衙門,漢經廠等依然存在,內府刻書當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肅,其首腦吳良輔處斬,十三衙門撤銷,其後修書刻書當轉歸文職職人員辦理。所以清代皇家刻書籠統地自可稱為內府本,而習慣上將康熙及其後的專稱“武英殿本”,還常簡稱為“殿本”,而順治時刊刻的仍稱之為內府本。
清武英殿刻書在乾隆整六十年間可說進入了全盛時期。所刻書據統計多至三百零八種,到嘉慶時的二十九部、道光時十二部、鹹豐時二部就明顯地在走下坡路。進入後期同治一部、光緒二十二部、宣統二部然後清朝的統治結束。在乾嘉學派的推動下,又一次出現了刊刻古書的高潮。這次高潮和明嘉靖時出現的不完全一樣,嘉靖時刻古書重在作詩文,乾嘉時則重在講學問,所刻古書的特點一是注重校勘,多數要寫出校語,叫校勘記或考異。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舊本不讓變動。這時期不論仿宋本、寫刻本、方體字本一般都有內封面,多數是正面題書名卷數,背面題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萬曆以來坊刻本的內封面具有廣告性質。
就刻書事業來看,乾嘉的全盛時期過去之後,到這時卻頗有點復甦的氣象。其標誌則是在好些省會正式辦起了公家的刻書機構,叫書局,刻印了大量價廉而質量也不壞的書籍。前此地方官刻書全憑官們個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設立過專職的刻書機構,所以這時書局的設立可說是我國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國時好多公私出版機構還承用了書局這個名稱,即至今日仍有中華書局之稱。
按設定地點來講,在南京的有金陵書局,人民國幷入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即今南京圖書館,有江楚書局(人民國併入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在揚州的有淮南書局(人民國併入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在蘇州的有江蘇書局(人民國併入江蘇省立第二圖書館),在杭州的有浙江書局(人民國改為浙江省立圖書館附設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書局,在武昌的崇文書局(人民國改湖北官書處),在長沙的有傳忠書局、思賢書局,在成都的有存古書局,在濟南的有皇華書局(後改山東書局),在太原的有濬文書局(後改山西書局),在福州的有福州書局,在廣州的有廣雅書局(人民國改為廣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雲南書局,在貴陽的有貴州書局。這些書局刊刻的書,人們通稱之為“局版”、“局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來刻書,而改刻單個可刷印的反體字,不要印書不須雕版用這些單個字拼排就能印,印畢拆散這些單個字又可用來印別的書,靈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當年沈括把這種用單個字拼排的書版叫“活板”,後來就稱這些拼版用的單個字叫“活字”,印成的書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區別。
不論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種顏色來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試印本或其他特殊情況有用藍色或紅色的。套印本則印一部書一頁書用兩種顏色,即除黑色外還用紅色,而且是把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紅色的文字分別刻成兩副版片,先在紙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紅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紅色即朱色的本子,人們稱之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稱之為“套印本”。
在書上配刻了圖書的,通稱為“插圖本”,也可稱“帶圖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圖書為主體的書則通稱為“書譜”。這些都是我國雕版印刷中固有的東西。
抄本,過去多寫作“鈔本”,如今則習慣作“抄本”。這裡講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現後派生的抄本,即絕大多數是從當時已難得的舊刻本抄錄及展轉抄錄的本子。
“稿本”,廣義的是凡撰寫的文章著作沒有付印的都應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總論第一章古籍範圍之內的書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現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價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這古籍的稿本之列。稿本又應分為三類,即“原稿”、“清稿”和“寫樣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親筆。清稿:原稿往往要經作者塗改,塗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請別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寫樣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時,如第三章所說要在印好的方格紙上用刻書的字型、刻書的要求把全書騰寫一遍,叫做“寫樣”。
“批校本”,是一個籠統的廣義詞,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評圈點。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來校出異文,改正文字。批校本:這是狹義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點評語的本子。這三種之外,還有一種叫“過錄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價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這種批校原樣過錄在上面。
這裡所說的是影印本,是狹義的專指我國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講過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圖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攝影后製版印刷,印成基本上保留原書面貌的本子。這種攝影和製版的技術,都是從國外引進的,在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書面貌,只能用前面講過的仿刻、覆刻等辦法,但即使最精細的覆刻,也不如這種影印的新技術之能不走樣。因為這種新技術引進後,很快地“洋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從清後期開始,到民國時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為古籍出版的一種重要方式。
我國用來影印古籍的技術,大體有石印、珂羅版印、金屬版印、照相膠版印幾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