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人物訪談,名字由來,人物評價,
人物簡介
劉平梅（1920年3月30日—2007年11月8日），生於上海，祖籍廣東中山，2007年11月8日病逝。
1937年，和老師同學成立廣東中山縣青年戰時服務團，宣傳抗日，一年後被當地政府強行解散，劉平梅本人遭到通緝。1938年，讀高中師範期間，應老師高擎宇的邀請，加入中國托洛斯基派組織共產主義同盟。
1941年初，在香港一家印鈔廠工作，1941年12月18日，日軍登入香港時被刺傷幾近喪命。
抗日勝利後，在廣東一帶教書為生，宣傳托洛茨基主義，被國民黨政府通緝搜捕。1949年建國前夕，廣東托派組織幾乎癱瘓，由他出面組織，勉強維持活動，組織工人讀書會，學習列寧、托洛茨基著作。
1952年12月22日在家中被捕，1954年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式，被判處無期徒刑（廣州市人民法院判決書市字第476號）。其前妻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出獄後與其離婚。
“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不認罪，在獄中同鄭超麟、蔣振東一起被批鬥。1972年，獄中的托派們被暫時安置在勞改農場。1979年，所有托派被正式釋放；回到廣州後開始研究中國托派史，2003年在香港出版《中國托派史》。
人物生平
劉平梅晚年在回憶參加托派的過程時說：“一天我的老師高擎宇對我說：‘我已參加了共產主義同盟，為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他問我是否願意參加。我回答，‘這樣的大事，讓我考慮三天后答覆你’。三天后，當我把決定告知高擎宇後，高擎宇帶我去見黃靜波；黃靜波向我講述了共產主義同盟的歷史，組織系統，及黨員應該遵守的紀律。我表示願意參加組織，服從組織紀律……自此我就成為共產主義同盟的黨員。那時我還不知道共產主義同盟是托洛茨基派，也不知道托派和共產黨有什麼不同。後來我逐漸知道了托派的革命路線、政策、戰略與策略。自此，我就忠實地奉行托派的革命路線”。
那一年是1938年，劉平梅18歲，自此一直到死，他沒有放棄過這個信仰。
劉平梅加入托派後更加熱情地投入到廣東中山縣青年戰時服務團的抗戰工作中。1937年他就和他的老師、同學們一起成立了服務團，其主要工作是，向民眾宣傳抗日，抵制日貨，幫助前線士兵寫家書，組織戰場救護等活動。一年多後青年服務團被當地政府強行解散，他和同志們散發了一份“告中山民眾書”，提出：“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抗日自由，反對鎮壓抗日的民眾團體”。為此他遭到政府通緝，東躲西藏，潛行於廣東、澳門與香港之間。期間他冒著危險繼續在青年學生與工人中開展抗日宣傳活動；他也經歷了托派組織內部的分裂和整頓。1941初，他總算把工作穩定在香港一家印鈔廠的工廠里。
1941年12月8日，日軍攻占香港九龍，18日從灣仔到筲箕灣分4個地方向香港島登入。劉平梅一家及工友們避難的茅屋遭到登入日軍的搜查，老弱病殘被放走，青壯年男工被留下，他親眼看到一些人被捆起來帶走，一些人當場被砍死。他也沒有逃脫砍頭的厄運，他說：“日軍舉起刀就向我砍來，我用左手一擋，刀把我左手砍傷，我站不穩，倒在地上，日軍用指揮刀從我頸後插進去，刀在頸骨上發出沙、沙的聲音，血涌流出來，淋到我臉上，血是暖暖的，我還沒有感到疼痛就昏過去了”。他醒來後，日軍已經退去，他被當作死人丟在一片死寂中。在歷盡一系列生命的冒險之後，他終於從屠刀下撿回一條性命。他說，他的頭幾乎被砍下來，刀入最深處離頸動脈只有一指之遙，如果再多用一點力，腦袋就掉了。
1949年新政權建立前夕，廣州托派組織幾乎癱瘓，他出面主持這個時期廣州托派的工作。他在生活艱難、政治環境緊張的壓力下，設法維持廣州托派組織的活動。當時的所謂組織活動，無非是在青年學生和工人中恢復讀書會，討論形勢，學習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劉平梅的想法是，“在組織處於低潮的時候應該有人出面擔當責任”。他說，“從那時開始，我做好了準備，早晚有一天我會被捕”。
1952年12月22日，他回家吃過冬至飯，然後返回學校宿舍。那天晚上他在學校宿舍被捕了。劉平梅的前妻也是托派，我採訪她時，她講述了那天晚上家裡發生的事情：她正在家中帶孩子睡覺，孩子當時還不足三個月。有人敲門，她打開門，幾個公安人員闖進門，用槍對著她說，你被捕了。她問：孩子怎么辦？回答：抱著，一起走。劉平梅回憶：“幾天后，我在牢房裡聽到嬰兒的哭聲，我聽出那是我女兒的哭聲”。“這時我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女兒也在這裡”。
兩年後，劉平梅被廣州市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其判決書內容如下：“廣州市人民法院判決書，市字第476號”。判決書簡要地歷數了劉平梅的三個罪狀。末尾處寫道：托匪劉平梅“捕後無悔改表現應予嚴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特此判決罪犯劉平梅無期徒刑”。落款處印有廣州市人民法院的大紅印。時間是1954年；但據據劉平梅回憶，他收到這份判決書的時間已是1956年。
劉平梅老人後來一一指出這三個“罪狀”的不實之處：審判期間沒有經過任何取證、申訴、辯護等法律程式，只是在收到判決書後，公安人員曾對他說：如果你不服此判決，可以繼續抗訴。劉平梅沒有抗訴，他說“我心中已經明白，這個罪不是針對我一個人的，是對整個托派的。”從被捕的那天起，不論是審判還是談話，劉平梅都沒有認過罪，他反覆重申一句話：“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從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中，他因為認罪態度不好，思想頑固，受過刑具之痛、重刑關押之苦。他的妻子也因此被判刑10年，他的妻子告訴我：“出獄後我看到孩子生活得太困難了，我提出離婚”。劉平梅說：對於離婚，就像當年等待被捕一樣，我早有思想準備。
1979年，在勞改農場管制的托派們被正式釋放，每人收到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一份裁定書：“劉平梅，男，五十九歲，廣東省中山縣人。因反革命罪，於一九五四年被廣州市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在服刑期間，有悔改表現，已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寬大釋放，現決定給予公民權。”
劉平梅回憶，當他接到裁定書後即找到管理人員，他說：“你們有沒有搞錯？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沒有認罪，沒有悔改。你們可要想好，如果一定要認罪才釋放我，我寧願回到監獄”。大概管理人員把他的態度向上級做了匯報。第二天答覆他說：上級的意思是“不論態度如何，一律釋放”。
劉平梅的女兒回憶道：“1979年，公安局的幾個人找到我，動員我把父親接回來，我想，既然政府都給他出路，我怎么能不給他出路呢？”
從出生三個月，女兒就離開了父親，12歲之前她曾和祖母一起探監見過父親兩次，以後父女倆再沒有見過面。她對父親的記憶除了因反革命家屬而備受社會歧視，生活異常艱辛外，就是聽奶奶說：“你的爸爸是個好人”。1979年，她已28歲，她拿不準自己是否能夠認出父親。她是帶著公安局提供的一張照片去上海接父親的。
回到廣州後，劉平梅開始了他對中國托派史的研究工作，在他的房間，幾隻高大的書櫃，排滿書籍，一類是馬、恩、列和托洛茨基的原著；一類是中共黨史、俄共黨史、國際共運史；另一類是有關托派的理論、歷史資料，包括六十年代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內部讀物灰皮書。
客觀地說，這部《中國托派黨史》作為史書，還有許多缺陷，其學術價值也有待商榷，但是作為非專業學者，能做到此，談何容易——何況這部《中國托派黨史》在一些史料和史實的掌握髮掘上也有新的進展，對研究中共黨史和托派史具有參考價值。
他在總結自己人生經歷時說：“我決不後悔，在信仰問題上，我的思想一直是穩定的”。
人物訪談
訪問者：“據說中共勝利後，中國托派在思想上發生了混亂，你當時有什麼想法？”
劉平梅：“這個事情，主要在香港，而不是在大陸。大陸的托派，在當時的最大問題是生存，是怎樣在新政權下立足；香港的托派確實比較集中地思考托派本身的問題。就個人而言我不會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改變我的信仰。”
訪問者：“判無期徒刑時，怕嗎？”
劉平梅：“不怕！這個準備早就有了，加入托派的時候就準備好要為革命犧牲”。
訪問者：“當時的革命目標是推翻國民黨政權，現在推翻了，而逮捕你的，不是國民黨是共產黨。”
劉平梅（笑了一下）：“是呀，沒想到，最終，我坐了共產黨的牢，這一點我沒有想到，想錯了，沒有想到會是共產黨。”
劉平梅：“沒有，這是托洛茨基早就料到的。蘇聯問題的主要教訓是黨的專制，黨本身變質了。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不是一兩次革命能夠成功的，要有多次的鬥爭，要不斷革命。”
訪問者：“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看法？”
劉平梅：“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對的，但中國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錯的。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都是自己同志之間斗，是民眾斗民眾，方向錯了。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是對敵人的專政。但在中國成了黨內的派系鬥爭，成了文革的武鬥。”
名字由來
劉平梅老人回憶道：我的這個名字，是我參加托派後自己改的，我喜歡梅花，因為它高傲、耐寒，有堅強的品格；最初我想用‘鐵梅’二字，又覺‘鐵’字太硬，就改為‘平梅’了，取‘和平’、‘平和’之意”。
人物評價
劉平梅老人，一位陌生而傳奇的老人，他生命的軌跡被越來越多的人感動，並產生深深的敬意。
老人走的時候，一定是帶著遺憾的；因為，在我們中國，法制還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來維護個人，尤其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我們的政治文明還滯留在專制的歷史階段，遲遲不得前行，所以在老人活著的日子裡，沒能聽不到一個鄭重的聲音“托派不是反革命，你們不是反革命！”
在他從1952年至今的55年中，不論遭遇怎樣的處境，他都沒有停止過作為一個生命的申辯：“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思其人，悲其遇，感其志。劉平梅老人他永遠值得我去尊重。如果拋開特定歷史環境，對劉平梅老人選擇信仰和堅持信仰的價值評價還有重新審視的餘地，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尊重個人的信仰，確保個人思想的自由，卻是我們永遠要堅守，要捍衛的原則，我期待著那個時刻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