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以下簡稱香港“八辦”）是抗戰初期黨在香港的核心領導機構，1938年1月初設立，1942年2月因香港淪陷結束工作，其間廣泛開展宣傳聯絡工作，積極發展華南抗日力量，周密組織省港大營救活動，出色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各項任務，為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粵港地區持久抗戰武裝基礎，保護在港文化民主人士，推動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
- 成立時間：1938年1月
- 結束時間：1942年2月
- 簡稱：香港“八辦”
建立早期,最後時期,
建立早期
高層決策 慎重選人
盧溝橋事變後，儘管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決心和意志空前高漲，但由於國民黨當局推行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的作戰方針，至1937年12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繼失守，沿海諸港口或淪陷或遭封鎖，香港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和聯絡海外華僑華人的重要樞紐。當時，英國殖民當局對日本的侵華行徑態度曖昧，香港成為國內外各種勢力角逐的特殊戰場。經慎重考慮，黨中央決定在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利用香港的特殊國際地位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10月，一天晚上，毛澤東把廖承志請到了他居住的窯洞，對於香港“八辦”負責人的人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在延安的窯洞裡進行了深入討論，最後決定布置了一項重要的任務，選派廖承志，要求他以獨特的便利條件，前往香港開展工作，開設香港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母親何香凝都是國民黨著名元老，在國內各界和海外華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廖承志本人精通多國語言，海外聯繫廣，社交能力強，由他負責香港方面工作有許多優越條件。
毛澤東跟廖承志談話
毛澤東跟廖承志談到，“中國抗日面臨生死存亡關鍵時刻，抗戰的物資極為缺少，急需發動海外的華僑捐獻物資，支援抗戰，這也是在香港設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意義所在。周恩來同志知人善任，選擇了你，我也舉手同意，這是中央的決定！你在國民黨那邊有不少朋友，你要充分團結中間派，擴大統一戰線，推動抗日救國運動。小廖，你到了南京，跟葉劍英同志先工作一段時間，熟悉‘行情’後再去香港開個分號。”經過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他明白了自己使命重大，任務艱巨。廖承志明確了中央要自己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完成三大任務：一是向海外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主張和政策；二是把海外華僑的和各國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資送到各抗日根據地；三是蒐集國際最新動態情況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考。身負黨和人民的重託，廖承志深感責任重大，馬上離開延安經西安乘坐火車到達南京，在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下的十八集團軍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戰國民黨軍隊全線潰敗，日軍鐵蹄很快直撲南京，中共中央決定將南京辦事處撤退到長沙，廖承志便經武漢、廣東，1938年初到達香港，馬上與潘漢年、吳有恆、連貫、張唯一、李少石、廖夢醒等人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在香港皇后大道18號開一家茶葉商行作為掩護，而商號後樓就是八路軍駐港辦事處。選擇皇后大道也得到了當時港英政府的默許。在這之前，周恩來特地在香港會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爵士，說明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英勇作戰，得到國內外富有正義感人士的讚揚，充分地贏得海外廣大華僑的尊敬，華僑們紛紛捐贈物資錢款，可是沒有機構辦理接受，我們需要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不公開掛牌，請港督給予關照。
中共中央在香港協商開辦
1937年12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來在湖北武漢面晤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提出在香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等事宜。因日軍的大舉侵華也極大地損害了英國在華的利益，經卡爾協調，得到港英政府當局應允，同意在香港開設八路軍辦事處。但要求“八辦”不得公開掛牌，以保持英國的中立國地位。
在香港的一次會上廖承志指出，“香港為遠東航運的中轉站，地理位置極其重要，被譽為‘東方明珠’。也是我國通往東南亞、亞非和西方世界的視窗，既可作為橋頭堡、氣象台，又是抗日的前哨據點，因此，中共中央決定利用香港的有利條件，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爭取國際友好人士、廣大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支援抗日。“關於辦事處的選址，是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提出，經大家討論一致同意的。廖承志和潘漢年便決定在1938年1月正式在皇后大道掛出“粵華公司”的招牌，經營茶葉批發兼零售，公司開張後，貨源充足、價格公道，一時生意興隆。廖承志、潘漢年認為香港環境複雜、要吸取以往地下工作的經驗，必須另闢幾處活動基地，才能預防不測事件。
情報專家潘漢年首先選擇港澳醫生柯麟及其胞弟柯正平開辦的“南華藥房”，作為地下秘密工作的備用場所。柯麟作為中共黨員與葉劍英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後，到上海與賀成合作開設“達生醫院”，回到香港後在中共黨員柯正平的幫助下，於深水埠開設“南華藥房”，以中醫師柯麟名義行醫。他曾經掩護過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李碩勛到海南一帶進行革命工作。李碩勛犧牲後，將其夫人趙君陶和兒子送回上海。潘漢年對柯麟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明確指示“南華藥房”很重要，你要在香港堅持下去。
當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發生，但香港這時已經成了日軍虎視眈眈覬覦的地方，為了防止日本和國民黨特務的迫害，廖承志、潘漢年制訂了嚴格的紀律，不準照相和贈送照片，不得與親戚、同學、朋友通信來往，組織大家學習隱蔽鬥爭方法。
1938年1月初，經先期抵港的廖承志、潘漢年、連貫等人周密籌建，香港“八辦”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設立，對外稱粵華公司，以經營茶葉生意為掩護，蒐集國際局勢信息，宣傳黨的抗戰主張，恢復整合香港等地中共組織，領導發展抗日武裝力量，接收並轉運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及國際友人捐贈的抗戰物資。廖承志為辦事處主要負責人，潘漢年參與領導，連貫負責處理日常事務，李少石、張唯一、喬冠華、羅理實等20多位同志先後以各種合法身份和社會關係為掩護在辦事處工作。
縱橫捭闔 同氣連枝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作出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香港“八辦”成立後，即依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中共中央決策部署，以香港為陣地，順應香港人民和海外華僑興起的抗日救亡運動熱潮，擴大國際宣傳，加強對民主人士、港澳著名人士、愛國華僑領袖及國際友人的統戰工作，建立各方面的統戰組織。
辦事處高度重視軍事統戰工作，團結和推動國民黨軍隊的愛國將領積極參加抗戰，通過各種統戰工作，聯絡友軍，把國民黨“廣游二支隊”等部隊改造為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成為珠江三角洲和粵中抗日的中堅力量。
辦事處的另一工作重點是接待中共過往人員，掩護中共地方組織的活動，組織營救被捕的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文化界人士等。蘇德戰爭爆發後，為了使中外人民堅定戰勝侵略者的信心，辦事處十分重視國際反法西斯統戰工作，廖承志每周主持一次有著名文化人參加的時事漫談會，分析對時局的看法。日軍占領香港後，大批在香港的文化界和愛國民主人士處境十分危險。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的領導下，整個搶救工作由廖承志統一指揮，辦事處周密部署、妥善安排，粵港各級黨組織以及東江游擊隊全力投入大營救，終於將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搶救、護送到大後方。
為了團結更多在港文化界、出版界、新聞界人士，香港“八辦”通過這些領域的中共黨員廣交朋友，共同組建抗日文化新聞團體，創辦抗日報刊，開辦進步書店，編演進步戲劇、電影。僅1938年至1939年間，就在香港新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等6個進步文化團體，新辦《文藝陣地》等10多種進步刊物，還組織力量翻印出版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著作，並在國內外宣傳發行。
此外，香港“八辦”還與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建立良好關係，通過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不斷增進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與支持，促進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愛國救亡運動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在其成立後的兩年半時間裡，就收到海外華僑匯款220萬元及大量抗戰物資。大批華僑和港澳青年捨棄安逸生活，涉險來到香港“八辦”登記報名，經香港轉至延安學習或直接奔赴前線參加抗戰。自1938年至1939年，經香港“八辦”介紹轉運去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港澳華僑青年和專業技術人員就達600餘人。
為確保護送人員和轉運物資的任務順利完成，香港“八辦”和內地“八辦”密切協同，嚴密組織，開闢了抗戰期間“香港—延安”的千里交通線。以1939年5月一次抗戰物資轉運為例，當時香港“八辦”通過統戰渠道採購了大批汽油、機油和5輛道奇牌卡車存放于越南海防，為及時將這批物資轉運至抗戰前線，由桂林、貴陽“八辦”抽調的押車副官及20多名司機採取分程接運的辦法，先將這批物資從越南運到我國廣西憑祥，然後經桂林、貴陽、重慶、西安等“八辦”的通力合作，最終成功運抵延安。香港“八辦”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有力地增進了民族情感，凝聚了民族力量；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人員物資千里轉運支援抗戰，極大地彰顯了四海一家、同氣連枝的民族根脈。
籌建武裝 抗敵保港
香港“八辦”還會同粵港地區中共組織，積極引領愛國青年和專業技術人員組建回鄉服務團，支持華南地區人民抗日游擊戰爭。在東江、珠江、中區、西江、瓊崖、南路等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回鄉服務團最多時達30個，其中最為有名的是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
1939年1月，在香港“八辦”及中共香港地方組織的支持和鼓勵下，由南洋惠僑救鄉會與香港惠陽青年會、餘閒樂社、海陸豐同鄉會等愛國團體發起組織的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在惠陽縣淡水墟成立，共有團員500多人，在東江地區14個縣市開展抗日活動。這些回鄉服務團深入城鄉、發動民眾，建立民眾自衛武裝，有力地支持配合了粵港地區敵後游擊戰的開展。
成效影響
辦事處卓有成效的工作產生了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引起了敵人的震動和恐慌，日本和國民黨駐港人員連續向港英當局提出“抗議”，港英當局在1939年3月11日清晨，派出偵探突然包圍了“粵華公司”，逮捕了連貫等五人。廖承志馬上急電報告周恩來，然後親自向港督楊慕琦提出抗議。港英當局詭稱：他們不知道“粵華公司”是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經周恩來在重慶與卡爾遜將軍反覆交涉，港英當局才將連貫等人關押50天后釋放。
在廖承志和潘漢年的出色領導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工作開展得非常活躍，這時的香港，已經成為偉大的中國抗戰事業與海外聯繫的唯一通道，也是各大黨派和愛國民主團體進行抗日活動的根據地，香港一時也成了風雲際會、精英聚集的地方。
辦事處成立期間，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環境，廣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爭取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的同情和支持，動員華僑青年和港澳同胞回國抗戰，僅1938年和1939年兩年間，經辦事處輸送回國參戰的就達600多人。
最後時期
省港營救 佳話流芳
1941年12月25日，港英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侵華日軍占領香港後，立即封鎖海上和港內交通，實行戒嚴，劫掠財物，搜捕抗日人士，150萬香港同胞陷於日軍刺刀鐵騎蹂躪之下，被困在港的愛國文化人士、民主人士的處境更為險惡。
中共中央對這一情況極為關注，自日軍侵略香港開始，周恩來就連續多次致電廖承志，指示他迅速將滯留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搶救出來並轉移至安全地區。1942年1月，在經過嚴密籌劃和周密準備，香港“八辦”協同粵港地方黨組織、東江地區抗日游擊隊展開愛國人士營救工作。香港“八辦”抽調幹部骨幹分批帶領愛國人士闖過日軍哨卡和海上封鎖，通過敵偽頑區的盤查和土匪的攔截，克服重重困難，成功脫離香港險境，抵達安全地區。這就是史上著名的“省港大營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