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易彬（1920年10月－1988年10月27日）是返回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的菲律賓華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易彬
- 國籍：菲律賓
- 出生地：泉州府惠安縣張坂鎮崧山洋厝村
- 出生日期：1920年10月
- 逝世日期：1988年10月27日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孫易彬，1920年10月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市惠安縣張坂鎮崧山洋厝村，1929年隨父親孫挺秀前往菲律賓生活和學習。1932年考入菲律賓怡朗市華僑商校中學部，接受愛國思想教育。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菲律賓怡朗華僑救亡協會”的少年劇團，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活動。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8月同李烈等六位泉州籍菲律賓華僑青年回國參加抗戰，沿途經廖承志、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安排行程或親自接見。10月到達延安，行程1萬多華里。1938年11月進入陝北公學學習。1939年1月進入晉東南抗日軍政大學一分校學習。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2月從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分配至延安八路軍總部工作，先後擔任八路軍政治部文化幹事、司令部書記員、後勤部會計、後勤部被服股股長等職。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里，參加了多次反日寇“掃蕩”“蠶食”“圍剿”的戰役。
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任太岳軍區司令部作戰參謀。1947年8月調任第二野戰軍第九縱隊（司令員秦基偉，1988年任國防部長）司令部作戰科參謀。1947年11月升任第九縱隊司令部作戰科副科長。949年1月第九縱隊改編為第十五軍，升任十五軍司令部軍務科科長。參加了平漢、洛陽、宛西、開封、淮海、渡江、廣東、廣西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調任雲南軍區幹部部組織統計科長。1952年被選送北京馬列學院學習。1955年被選派我國最高軍事院校-南京軍事學院擔任政治教研室教員和哲學教授會成員，期間曾教授過由正軍職以上幹部組成的將軍班，並多年被安排至大別山某秘密基地培訓第三世界國家軍事首腦和政治領袖。1969年2月（文化大革命期間）南京軍事學院解散後，降級下放至貴州省安順軍分區任副政委（副師職）。期間，作為017特偵組破案指導小組主要成員調查譚仁甫中將遇害一案。1978年調回南京高級步兵學校任黨史教研室副主任。
1980年11月以正師職離休，安置於南京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干休所。1988年10月27日，突發腦溢血，病逝於南京軍區總醫院，終年68歲。
孫易彬榮譽：1948年1月被第二野戰軍第九縱隊直屬黨委記一等功，榮獲“人民功臣”獎章。1955年榮獲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解放勳章。1988年7月榮獲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生平事跡入編《惠安縣誌》、《福建華僑抗日名傑列傳》、《泉州名人故居》、《惠安文物史跡》、《惠安文史資料》、《惠安華僑志》等志書。惠安革命烈士紀念館內的“華僑與祖國”展館也展示他的先進事跡。
人物生平
小小少年，抗日英雄
孫易彬不但參加抗日演劇，還參與組織抗日募捐，經常帶著同學舉行勸捐、義演、義賣活動，為祖國籌措抗日經費和推銷航空救國公債。據易彬堂兄易華回憶，在菲上學期間家裡每月給兄弟倆的零花錢是相同的，易彬每個月都省吃儉用，把一部分捐給了救亡會匯回國內支持抗戰。他還是學校抗日活動骨幹，組織了數支查驗日貨小分隊，到港口、市場檢查是否有日貨到港或偷賣日貨，一旦發現馬上銷毀，並懲治奸商。此外，他還擔負著製作抗日宣傳戰報任務，每天收聽來自重慶的廣播，記錄祖國軍民英勇抗戰的訊息，編印成報，而後帶著同學挨家挨戶送給怡朗商鋪和張貼在大街小巷。平型關大捷、楊明堡火燒敵機等抗戰勝績，都是通過他和同學們讓怡朗華僑社會男女老少皆知。
排除萬難，奔赴延安
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中華民族處於危難之際，本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熱忱和民族責任感，孫易彬返回祖國到抗日前線抗擊日軍、消滅敵人的願望尤為迫切。延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的中心，是當代青年最嚮往的革命聖地。孫易彬等幾個愛國華僑青年決心放棄舒適的家庭環境和較富裕的生活條件，自籌路費奔赴延安，投身抗戰洪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抗擊日本侵略者，報效祖國。
1938年8月初，抗日救亡協會組織第二批人員共七人回國，奔赴祖國抗戰前線，孫易彬如願以償。同行的有李烈（鯉城）、許飛鵬、郭華忠、王精華（晉江）、黃子英、戴碧軒（南安）等六人，最大26歲（李烈），最小18歲（孫易彬），救亡會指定李烈帶隊。啟程前，經費準備除個人自籌外，救亡會也發動籌集了部分經費支持；證信方面中華商會給每個人開了一張證明，救亡會開了兩張介紹信，分別給岷埠文化界救國會和香港廖承志；同時商定了大致路線圖。在經過較充分的準備工作後，1938年八月下旬，他們啟程離開怡郎，不少僑胞趕到碼頭送行。臨行時，他們發表《告別僑胞書》，號召有志華僑青年回國共赴國難，這一慷慨激昂的告別書震動了當地僑界，僑胞們將他們七個人稱為“七激烈”和“新七君子”，表達了對七個年輕人的敬意。岷埠報紙還刊發了新聞報導。
抵岷時他們順利地和救亡會的領導人之一王雨亭接上頭。王是《前驅日報》的總編，熱情周至地協助他們辦理了出境簽證，加寫了給香港方面的信，購買了船票。一應事務四天裡順利完成後，他們登上了一艘義大利“皇后”郵輪駛向香港、踏上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的征途。
風平浪靜抵達香港後，連貫受廖承志同志委託了解了他們的情況，慎重地核實了他們攜帶的商會證明、菲律賓居留證、出境簽證等證信。在接受身份甄別後，他們輕鬆地以為可以按啟程前預定的從廣州乘火車到漢口轉道鄭州、西安直奔心久嚮往的革命聖地了。連貫告訴他們，由於戰局急轉直下，廣州灣已被日寇封鎖，且日軍已逼近武漢，漢口以南還能勉強通車，但不正常，漢口以北根本通不了車，因此只能曲線迂迴進發了。
經連貫安排，李烈一行、早先由馬來西亞抵港也將投奔延安的老莊一行七人和年僅16歲的菲埠僑領桂某的侄兒桂馨，組成新的團隊共15人，由老莊帶隊，李烈副之，經費則分別開支；按照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提出的路線，帶著廖承志同志開給他們到延安和沿途可能經過的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信，商定了新的去長沙的前進路線：乘船至雷州半島（湛江）——從陸路入廣西玉林——長沙。
他們一行15人乘搭一艘小船從香港開往廣東的雷州半島，在雷州半島等候了兩天才買到去玉林的汽車票，車入廣西境內又繞柳州而達桂林。廣西是李宗宗仁的大本營，他們所經之地，都有“焦土抗戰”、“全民皆兵”的大字標語，因未被戰火波及，且有留守的部隊和後備兵防守，社會面還算安定，市面流通的有法幣、廣西省幣，可見還有封建割據的痕跡。從桂林乘的火車到衡陽西站，雖然車況令人不敢恭維，且因敵機襲擾車速很慢，但大家卻因為是首次乘坐祖國的火車，油然而生異樣親切的感覺。比較驚險的一幕卻是發生在擺渡湘江往衡陽東站途中，渡船到江中急流處，頭上響起了敵機嗡嗡的轟鳴聲讓船工很是驚慌失措，反倒是他們一致給船工安慰鼓氣，總算有驚無險地平安抵達東岸，估計敵機是執行偵察任務的，沒有轟炸就飛走了。
衡陽東站屬粵漢路，火車運行早已不正常了，他們像流浪漢一樣，不經買票（也沒有人賣票）混上平板車到了株洲，又混上運煤車到達長沙南站。經過幾天幾夜挑戰體能的考驗後，他們終於疲憊不堪、滿身污穢地出現在福星街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
長沙辦事處是以徐特立在湖南和長沙的崇高威望、以高參名義擔任主任的，這對於開展工作極為有利。董必武同志接見他們說“難得你們不遠千里而來”，使他們得到很大的精神鼓舞。
三四天后，前進的路線終於確定了，隊伍又增加了三女四男。為了安全，按照董老的指示，他們化裝成國民黨空軍地勤人員的樣子，穿得比較整齊，辦事處還給他們一張大護照，頭銜是“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
離開長沙後，他們坐船經南縣到沙市。從沙市到襄樊本來是通公路的，但台兒莊會戰後李宗仁部隊撤往襄樊一帶，過往部隊和傷兵很多，紀律極壞，沿路小市鎮、店鋪都是人去門關，就連村莊也只剩老人小孩留守，汽車也停開了。往前既沒有水路也沒有公路，唯一的辦法就是徒步，第一天走了30來里，每個人腳都起了泡，但還得走路。他們只好千辛萬苦風餐露宿沿公路步行到宜城，後幸運地搭上李宗仁部隊的一輛軍車到了襄陽，隨後過漢水去樊城住下了客棧。
李宗仁的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就設在樊城。這時“大護照”的“國民革命軍”頭銜派上了用場，他們試著去長官司令部要求派車，一個自稱是青年服務團的人果然帶來了一輛軍車把他們送到了老河口。當時還以為是統一戰線起的作用，後來才得知原來是青年服務團有我黨派遣的工作人員在暗中幫忙。
在老河口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插曲。王精華生病住進了一家義大利教會醫院，四五天后當地駐軍的一個聯絡參謀估計是接受國民黨的任務來遊說他們“一樣是抗日，何必捨近求遠呢？乾脆就留下來參加這裡的青年服務團吧”！找藉口敷衍支走了來人後，他們商量了一番，一致認為再留此地恐會節外生枝，無奈只好給王精華留下些錢讓他病癒後自己走，其他人匆匆坐上車逃也似的到了南陽。
到了鎮平，又有一位同志發病，找不到汽車，只好雇了一台轎子抬著病號步行往陝西方向進發。路遇國民黨的軍用車，經過一番招呼和重金酬謝，方同意他們乘坐，路上吃的也由他們招待，這樣司機挺高興，而他們也避免沿途的檢查拌纏。在商南的一個小縣城住了一晚，他們又熱情招待了司機，第二天就把他們送到了西安。
西安的情況非常複雜，汽車把他們拉到一個西北大旅社，裡面有不少國民黨特務，有幾個憲兵對他們盤查。大家急中生智，扮演了一幕欺騙憲兵的“短劇”：郭華忠化裝成服務團的“團長”，派頭挺大的，以從容而傲慢的聲調，把那些憲兵嚇跑了。住下來後，很快地打聽到了設在七賢莊的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第二天坐了一段人力車，又走了一段小路，到辦事處報到，並接受了政治審查和身體檢查。這時，林伯渠同志親自接見了全體隊員，並告訴他們，從這兒到延安，到邊區任何一個公學都要徒步，要他們再接再厲，克服困難。而這批“明知征途有艱險”的華僑青年，早已把“困難”二字置之腦後，只有一個信念和決心：一定要到前線去打日本鬼子，為我中華民族伸張正義。根據需要和參照各自志向，辦事處宣布了分配方案：從怡朗來的六位同志均被分配到陝北公學分校學習！
一聲令下，早已整裝待發的六位華僑青年，個個情緒高昂，精神振奮，心情更是十分激動，一路上的疲勞和驚險早已忘記，靠著每個人的那雙“鐵腳”和堅強的意志，在《義勇軍進行曲》和《松花江上》的歌聲伴隨下，雄赳赳氣昂昂地連續十多天徒步800多華里，終於10月份到達革命聖地延安。行程總計一萬多華里。
艱苦卓絕，抗戰驅倭
1938年11月，孫易彬他們先被安排進入陝北公學，在這個革命的大熔爐里學習了共產黨宣言、社會科學概論以及相關抗日民族統一、民眾運動知識。12月底，他們又從陝北公學分校徒步去延安，沿陝甘寧邊區管轄地，經過10來天的跋涉，終於在1939年1月9日黎明之前趕到延安。第三天，他們幸運地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聆聽他轉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第五天，他們集中在飛機場參加動員大會，主要是號召青年到敵人後方去。會後，孫易彬被分配到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太行根據地）的抗日軍政大學一分校學習，校長是何長工、副校長是周純全。7月，孫易彬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大一分校不僅是一個教育單位，也是一支戰鬥部隊，是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在敵後根據地十二所分校中，歷時最長，規模最大，培養青年幹部最多，參加戰鬥最多、取得戰果最大的一個分校，在頻繁的戰爭環境中，他們鏖戰太行山麓，多次配合主力部隊、地方武裝作戰，甚至單獨執行攻打據點任務，經歷了數次反“掃蕩”、“圍剿”作戰。在艱苦的戰爭環境，孫易彬沒有華僑富商子弟的習氣，很快融入鬥志昂揚的革命氛圍中，很快地成長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1940年2月，從抗日軍政大學一分校畢業後，孫易彬被分配至八路軍延安總部工作。八路軍總部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指揮華北抗日戰爭的最高首腦機關。從1937年7月日寇侵華起至1945年8月抗戰勝利的這八個年頭，八路軍總部領導八路軍保衛、鞏固抗日根據地，粉碎了無數次日寇“掃蕩”“蠶食”“圍剿”的企圖，帶領廣大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最終驅逐日寇，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在那段血火相織、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里，孫易彬不怕犧牲，作戰英勇，有勇有謀，貢獻突出，多次受到上級的表彰，先後擔任八路軍政治部文化幹事、司令部書記員、後勤部會計、後勤部被服股股長等職。
人民功臣，多次受勛
1946年，易彬調任太岳軍區司令部作戰參謀。1947年8月，調任第二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麾下的第九縱隊（司令員秦基偉）司令部作戰科參謀。這支部隊就是日後在上甘嶺上名震世界的十五軍。他負責縱隊《陣中日記》的編寫工作等任務，記載縱隊每日的作戰、訓練等主要活動。《陣中日記》在戰時為部隊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揚長避短提供了有益實戰借鑑，而且為解放後撰寫《十五軍軍史》提供了大量寶貴的原始素材，得到了軍史學界廣泛好評。
8月24日九縱越過了黃河天險，挺進中原，突入蔣管區，開闢豫西根據地。為配合兵團主力捕殲敵李鐵軍兵團，他們把敵主力牽進了伏牛山的深山老林，把敵人拖疲拖瘦。10月29日，九縱參加伏牛山東麓的戰役，因沒有地圖，部隊行動遇到很大困難。孫易彬從友鄰部隊借來一份五萬分之一的地圖，帶領幾個參謀連夜繪製，刻印成簡單地圖，下發部隊，解決部隊行動之急需。後九縱在作戰中全殲國軍新編第三師。此役後，孫易彬升任作戰科副科長。
當年12月1日縱隊東出平漢線，配合華東野戰軍參加平漢戰役，後乘勝沿平漢線南下，12月27日至信陽、確山之間與中原野戰軍會師。1948年1月，因作戰勇敢，英勇殺敵，出色地完成了訓練、作戰任務，孫易彬被縱隊直屬黨委記一等功，並授予“人民功臣”獎章。之後他隨第九縱隊參加了洛陽戰役、宛西戰役、開封戰役和淮海戰役。
淮海戰役時，根據部隊首長“邊打邊學、不斷總結、不斷提高”的指示，每次戰鬥後，孫易彬都堅持催促部隊作“戰鬥詳報”，同時多次下部隊，協同訓練科等有關部門，編寫總結材料。1948年11月，第九縱隊所轄的27旅乾淨利落地殲滅小張莊守敵，司令員秦基偉立即召來一線部隊指戰員總結和分析，孫易彬隨即把這些材料及首長指示傳達各部隊，戰役結束後縱隊黨委給作戰科記集體一等功。易彬同志一直擔任作戰科黨小組長、司令部黨支部委員，作戰科被記集體一等功，他是付了許多心血的。
1949年1月，第九縱隊改編為第十五軍，孫易彬升任十五軍司令部軍務科科長，隨部參加渡江戰役。渡江戰役打響後，第十五軍作為野戰軍渡江作戰右翼第一梯隊，突破長江防線，南下直抵閩北建甌、南平地區，歷經26天，行程1500餘里，殲敵1.2萬餘人。9月揮師南下首克南雄，繼占始興，打開了進入廣東的大門。沿粵漢線南進，相繼攻克英德、漣江口直抵廣州近郊。並協同友鄰部隊於陽江地區全殲敵第二十一兵團。至此，廣東戰役結束，第十五軍共殲敵1.5萬餘人。11月26日，他又隨部參加廣西戰役，先後在仁厚坡、丹竹坑一線阻擊東犯之敵，至12月9日，配合主力全殲敵張淦第三兵團。此役，第十五軍共斃傷俘敵1.7萬餘人。
1950年初，孫易彬隨十五軍向雲南進軍，經1300餘公里的長途跋涉，勝利地完成了進軍任務。同年，孫易彬調任雲南軍區幹部部組織統計科長，第一次寫信回家鄉，尋找母親、弟弟等親屬。信中告訴母親，他在外一切安好，不必牽掛；全國解放在即，要母親保重身體；解放以後家鄉會設立人民政府和各種機構，會辦學校供窮人的孩子讀書，會建立醫院為人民治療疾病，等等。
由於在戰爭年代孫易彬注意學習知識，在行軍作戰中一有機會總是書本、報刊不離手，故而他知識淵博，理論水平較高。1952年，孫易彬被選送劉少奇任校長的北京馬列學院學習，順途回家探望母親，一見面就跪在母親的膝下，和弟弟易林抱頭痛哭。他向母親述說，自己為窮人翻身做主，跟著共產黨和毛主席鬧革命，幾十年奔波在外，不能侍候在母親身邊略盡孝心，請母親原諒他。
1955年在北京馬列學院畢業後，他因成績優異被選派南京軍事學院擔任政治教研室教員和哲學教授會成員，同年榮獲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解放勳章。南京軍事學院成立於1951年1月15日，為當時中國軍事最高學府，首任院長兼政委為劉伯承元帥。它為部隊提供了大量軍事幹部，為部隊革命建設做了巨大的貢獻。既有軍事學識，又指揮過戰爭的優秀幹部擔任了學院的教員。這期間，孫易彬曾教授過由正軍職以上幹部組成的將軍班。他為培養軍隊的高、中級幹部，付出不少心血，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我國為了支持當時亞非拉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對一些游擊隊領導人進行政治和軍事培訓.辛巴威總統、厄利垂亞總統、納米比亞總統和剛果（金）總統等國家領導人，都曾經以游擊隊領導人的身份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孫易彬多年被調派至大別山區某秘密基地教授這批學員軍事和政治知識。
文化大革命期間，南京軍事學院也不能幸免於難。1966年10月，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衝擊南京軍事學院，楸斗學院領導和教員，軍院遭受一場浩劫。孫易彬也因歸僑身份，多次受到造反派的審查和訓斥，原本話就不多的他越發沉默寡言。
1969年，南京軍事學院解散後，孫易彬降級調任貴州省安順軍分區副政委（副師職）。1973年，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精神，他作為“譚甫仁、王里岩被害案偵破小組”（簡稱017特偵組）破案指導小組主要成員之一，協助特偵組工作，認真參與對原昆明軍區政委譚甫仁中將被害一案進行複查。本著對同志高度負責，頂著各種壓力，實事求是把調查情況向中央報告：雖然工作中犯有一些錯誤，但譚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他的一生是清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1978年，孫易彬調回南京高級步兵學校任黨史教研室副主任。他精神振奮，思想解放，努力探索新時期院校教學工作的特點，認真調查研究，深入課堂了解，注意總結教學經驗，注重教員的培養，謙虛謹慎，嚴格要求自己，服從組織，尊重領導，忠誠黨的教育事業，圓滿完成教學任務。
1980年，他主動向組織提出離休申請，經組織批准，為正師職離休幹部，安置於陸軍指揮學院第一干休所。
1988年7月，孫易彬榮獲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1988年10月27日，突發腦溢血，病逝於南京軍區總醫院，終年68歲。
赤子情懷，崇高坦蕩
孫易彬當年拒絕了家庭給他安排好的富貴舒適的生活道路，義無反顧地投奔延安共赴國難，一生風雨兼程，為國棄家無怨無悔。
日寇占領菲律賓後，因易彬回國參加抗戰和他堂兄孫易華在菲律賓參加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的緣故，他的七個親屬於1943年9月10日在菲律賓怡朗省巴西鎮朗餚農場被日寇殺害，家破人亡，家族產業被掠奪一空，惠安老家只余幾對孤兒寡母艱難生活。遠在故鄉國統區的老母親等族人，又因易彬是共產黨陣營的人而備受國民黨地方政權的打擊折磨。
解放後易彬個人進步和事業發展卻又因其僑商家庭出身和歸僑身份而大受影響。惠安縣誌辦上世紀90年代為易彬立傳而徵集資料時其老戰友回憶，無論從戰爭年代的貢獻或解放後的工作成績衡量，易彬的職務待遇都是較差的。所有這些於常人可能都是難以釋懷的，然而易彬都泰然處之，對家人的蒙難受苦他在解放初回鄉時曾說：“幹革命哪有不流血犧牲的，只是日寇和國民黨把賬算在親人身上，我於心難忍，只能等來世再報答他們了。”至於晚年時老戰友們談及解放後我們國家所經歷過的彎路，並為其不得志而仗義執言時，他沒有正面回答，只引用了1976年愛國僑領黃保欣先生率貿易代表團訪法某主流媒體資深記者問及中國內地文革混亂荒唐局面時說過的一句話：“我在祖國受過高等教育，深知中國人民不是愚蠢的民族，這種現象總有一天會糾正過來的。”然後淡然地微笑著說：“我年輕時回國抗日就不是為個人而來的。”
孫易彬在1952年被選送北京馬列學院學習，順途回家探望母親，時隔多年，他又先後於1960年、1972年回家兩次，此後一直忙於工作，主要通過書信和故鄉親人聯繫。信中要弟弟照顧好母親，要求親屬們遵守政府的法律法令。家裡有困難，應自己克服，不能麻煩政府，不能利用軍屬地位為自己謀私利。
他時刻關注著家鄉的建設，時常寫信回家，詢問家鄉發展情況。1972年，獲知侄女孫永雅在家鄉崧山村任主幹時，多次來信鼓勵，要她做好黨和人民交給的工作，做黨的好乾部，帶領幹部民眾搞好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還不時把報紙上一些為人民服務的先進事跡剪下來，寄給侄女，還曾特地購買了許多杉樹種子寄給崧山村官湖林場，希望家鄉儘快致富。
孫易彬的夫人劉惠蘭，1933年2月在北京出生，歷任游擊隊情報員、十五軍文工團宣傳員、十二軍三十七師政工隊工作員、雲南軍區幹部部工作員、醫生等職。孫易彬和夫人是在激情燃燒的戰火中結識並相知相愛的。1948年，他們舉行了簡單莊重的戰地婚禮，婚後第二天一大早，孫易彬就隨著部隊奔赴戰場。婚後，兩人南征北戰，相守甚少。解放後易彬一心撲在工作上，又多年調派大別山某秘密基地工作，聚少離多。兩人育有三子健、東、紅環，均在南京工作。
孫易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奮鬥的一生，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那高尚的共產主義品質、實事求是、謙虛謹慎、勤奮學習、奮發進取、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