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簡介
《內奸》是“
反思文學”中相當典型的一個作品,作者
方之就是50年代江蘇“探求者”團體的成員之一,後被打成“右派”,這是他復出後的一個代表作。
小說敘述的故事發生在
蘇北農村,時間則從40年代初的抗戰時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後跨越了近四十年,作品以“不乾不淨,好吹好玄”、經歷複雜的
榆面商人田玉堂為主人公,通過一系列富有傳奇色彩的情節和生動的場面,在與
各色各樣的
共產黨人的對照中,揭示了“內奸”這一命名下的複雜內涵,體現了作者對四十年中國歷史的深刻而又別具特色的思考。
這種在歷史的縱深中展示社會悲劇,並對導致悲劇的歷史原因作出追根溯源的探詢的方式,在當時是具有代表性,它是建立在作者二十多年的個人命運遭際和對民族、歷史的痛苦而執著的思考的基礎之上的。
作者簡介
方之(1930—1979),原名韓建國,1930年生,祖籍湖南湘潭,生長於南京。在南京第一中學讀高中時接受進步思想和黨的教育,參加了地下黨組織。
南京解放時被調去做青年團工作,另外,他又深入農村,先後發表了不少謳歌新生活的中短篇小說,成名作《在泉邊》。
1955年加入
中國作家協會,以後又在江蘇文聯、南京文聯從事專業文學創作。1957年,
方之與江蘇幾位青年作者
高曉聲、
陸文夫等提出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求人生的藝術感受,受到了批判和鬥爭,方之回到他工作過的農村參加勞動,更深入和真切地觀察生活中錯綜複雜的矛盾,在60年代初寫出了引起全國文藝界討論的《出山》及其他一些作品。
70年代末當他重返文壇後,鮮明地提出了搞“防癌文學”的主張,這是他直面人生深沉思考的結果,也是他一生文學創作經驗的結晶。
這個才華橫溢、勇於探求的作家,一生中處於順境之時甚少,1957年因“探求”受打擊後一直走著坎坷不平的道路,總其一生,能從事寫作並發表作品的時間並不多,所寫小說不過幾十篇,全部著作加起來不滿一百萬字,但在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他總是用敏銳的目光和火熱的心去觀察和聆聽時代的脈搏,在自己的作品中謳歌生活中美好的東西,鞭撻醜惡的東西,寫“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的東西。
人物塑造
作品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是“文革”後文學人物畫廊里十分獨特的一個。所謂“不乾不淨,好吹好玄”,只是帶有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眼光的一種界定模糊的評價。
這個普通的
小商人在戰爭年代裡,因為日本侵略軍的蹂躪而惶恐不安,也為八路軍的日益壯大而驚異。當他看到家有萬貫的大地主少爺嚴赤不僅參加了共產黨,而且變賣捐出了全部的家產,驚詫之餘他感到納悶:共產黨何以有如此的吸引力?自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樣躲避共產黨了,還很樂意與他們交往,作為與共產黨交善的商人,他不僅為新四軍提供了許多藥品,還時時牽掛著他們的生死安危。
1942年日本軍隊圍剿新四軍的時候,黃司令員托他設法掩護快要臨產的女共產黨楊曙,她正是副司令嚴赤的妻子。田玉堂以多年為商的機敏和社會關係,闖過重重難關,終於使母子二人平安無恙。這是小說上編所敘述的故事。下編則已是“文革”時代了,當了縣蚊香廠廠長的處處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一片“砸爛”聲中一下子變成了牛鬼蛇神,“什麼掛牌子、高帽子,
陰陽頭,噴氣式之類,倒也平平,無啥可說”,但當有人出於不可告人目的誣陷黃司令、嚴赤夫婦為“內奸”,並要他作偽證時,他本著自己的良心實話實說,因而招來一頓打,並將他革職為民,遣返故鄉餵豬去了。田玉堂對拷打他的“造反派”說:“今後打起仗來,還有誰來掩護你們工作同志呢?”。 “內奸”本是個充滿政治意識形態和黨派色彩的名詞,在中國現代複雜的政治鬥爭歷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隨著黨派立場竿時勢的變遷而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內奸》中所敘述的老幹部在“文革”中被誣為“內奸”終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並沒有越出四十年黨史鬥爭的範疇,與當時流行的“
傷痕文學”和“
反思文學”作品的題材也並無多大的差別,但作者所選取的敘述視角卻是相當獨特的。小說以田玉堂這個富於民間色彩的人物為主人公,以他的眼光看取四十年來的政治風雲,使這段歷史的是非曲折又有了另外一種解釋。
就田玉堂個人來講,作為一個普通的商人,他的歷史並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的地方。他為共產黨做事,是出於一個中國人的良知和對這個組織的樸素的好感,並不曾出於一種信仰而使他把全身心都交給組織,對於真正的
共產黨人而言,他始終是一個“
同路人”,他從懼怕、遠離共產黨,到同情、欽佩、最終參與共產黨人的事業,成為一個小企業的廠長,都是出於一個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劇意味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點軟弱的方式,不僅保護了他自己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極左政治路線和政治陰謀者的行徑,而且還在某種意義上成了黃司令員、嚴赤這樣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與像田有信這樣在“乾乾淨淨”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蓋著私利的“
共產黨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小說並不是從正面去展示和探問“文革”的悲劇及其歷史成因,而是以一個膽小、謹慎、四面逢迎的普通人的悲哀、痛苦來折射時代悲劇,田玉堂的悲劇不會激起大悲大慟,而是引發一股淡淡的苦澀,在這一種甜酸交織的苦澀里,我們感到普通人的美好與卑微,勾起我們深深的隱痛。作為一個民間小人物,他沒有可歌可泣的歷史壯舉而無法進入崇高和壯美的正史,也因為沒有直面慘澹血污的現實而難以有令人崇敬的英雄色彩,但以民間化的視角來敘述政治歷史的悲劇性變遷,其本身就是歷史反思的一種表現。
藝術特色
這篇小說在藝術上的特別之處,還體現在故事的傳奇性和獨特的
諷刺手法上。
《內奸》的作者採用了中國古典
話本小說的“說話”方法,一開始便
提挈出故事延續的時間和涉及的人物,然後慢慢道來,脈絡清晰,
娓娓動聽。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寫環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對人物肖像、心理、動作和對話作靜止的刻畫,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為主線,在四十年的歷史中選取了1942年護送楊曙就醫脫險和文革中深陷冤獄,有口難辯這兩個傳奇式的事件,讓許多人物糾纏在一起,在
波瀾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發展中刻畫人物,表現時代。同時,故事的傳奇性和作品所採取的獨特的敘述的語言有關,小說土腔
土調的敘述語言與敘述結構和敘述方式相得益彰。
《內奸》的辛辣諷刺不僅表現在讓諷刺對象自我嘲弄,
自相矛盾,比如將田有信的聖潔的言辭與卑劣的行徑相互對照,更重要的體現在對人物和情節的把握與安排上。精通買賣,交遊廣泛,好吹好炫的
榆面商人田玉堂本來是一個具有民間喜劇色彩的人物,他慣於隨機應變,真真假假,
雲天霧地,但作者恰恰在這個人物身上發掘出悲劇性的諷刺意味,田玉堂本來並不了解共產黨,後來在黃、嚴兩位
共產黨人的感化下嘆服了,並為之冒了風險出了力氣,到頭來被當作“內奸”;他當年好吹好炫時倒沒被當作壞人看待,文革中他本著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實實時,卻反而連遭痛打。時代歷史的內涵在田玉堂這個民間人物的眼裡,與“好人落難,小人得志”和世事變幻的滄桑感嘆相結合,獲得了獨特的諷刺效果。
作品鑑賞
方之作品作品通過曲折動聽的故事,沉痛地記述了一個進步商人的遭遇,辛辣地譏諷了林彪、“
四人幫”的醜惡行徑。這篇作品的故事,有著較強的吸引力量;作者飽含淚水的諷刺筆法,不時使讀者發出沉重的笑聲。這兩個方面的結合,構成《內奸》的諷喻藝術的濃重色彩。
在《內奸》開宗明義的第一段里,作者告訴讀者他要說的是一個“複雜的故事”,五花八門、三教九流的人物就有十多個,時間竟長達40年之久。作者對這一切安排理絲有緒,脈絡清晰,
娓娓動聽,頭頭是道,在駕馭如此龐雜的題材時顯得裕如自然,毫不費力。
人物很多,他著重寫了一個商人的遭遇,事件很雜,他著重通過這個商人的眼睛觀察了歷史的變遷,40年的興衰,世態的炎涼,共產黨的真假,田五堂的可笑而不幸的遭遇,乃是一樁新的傳奇公案,面對千頭萬緒,作者不去孤立地寫環境,寫事件、寫人物,不去靜止地寫人物的肖像、心理、動作和對話,而是通過寫故事把這種種統一起來,通過故事的發展變化刻畫人物,表現時代,寓人物於講述的故事之中。
故事以
繪聲繪色、委婉曲折、引人入勝而見長,這是中國白話小說、說唱文學的顯著特點和優良傳統。《內奸》里寫故事,除了“土”腔“土”調、入耳悅耳之外,刻意求工的是對人物關係、各種事件的選擇、剪裁、安排和照應等等。它是以商人田五堂的個人遭遇為主線反映時代、結構故事的,作者儘量地不使故事游離於人物刻畫之外,在一篇兩萬多字的短篇容量中截取長達40年的全部變故中的幾個橫切面,或描繪,或渲染;或放大,或熔煉;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時而一帶而過,時而精工細琢;
縱橫開合,首尾相顧;搖曳多姿,引人入勝。
40年的境遇,在《內奸》里實際上寫了兩個不同年代的兩件大事——巧妙地躲過日偽的耳目護送“表妹”就醫和深陷冤獄、有口難辯。作者緊緊抓住這兩件大事不放,讓這樣兩件大事把兩個不同時代的眾多的人物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彼此衝突,產生懸案,布下疑陣,勾心鬥角,你死我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環扣著一環,一浪高過一浪,出乎意外,又合乎必然。《內奸》是
故事小說,也是諷刺小說,它對於林彪、“
四人幫”無情地揭露和嚴厲的鞭撻,表現了作者犀利、辛辣的諷刺才能。他筆下的田五堂精通買賣,善於交遊,見多識廣,好吹好炫,隨機應變,真真假假,
雲天霧地,本來是個喜劇人物。但是在“文革”中他被當作“內奸”,黃、嚴二人變成了“走資派”、“
反革命”。這時他既不吹、又不炫,老老實實交代作證,反而卻連遭痛打。20多年前就嘆服共產黨的一個精靈的買賣人,20多年後“倒要看看現在是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本來的一個喜劇人物,好炫瞎吹時沒有被懷疑是壞人,現在竭盡忠誠地說實話,反而被視為“內奸”,成了悲劇人物,這本身就埋伏著一條諷刺的引線,讀者由大笑進入了深思。主人公是以正面人物的丑角形式出現,是個肯定性的喜劇人物,不時地給人產生笑。可是在“
四人幫”及“幫四人”的迫害下,反變成了悲劇人物,所以這種笑是含淚的笑。而另一位清清白白的田有信,卻是暗中誣陷好人的“內奸”,這是一個本來醜惡卻力求自炫為美的否定性喜劇角色。作者用喜劇手法揭露其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前後不一,讓他自我嘲弄,自我出醜,通過諷刺性的笑,來鞭撻這骯髒的靈魂。
《內奸》用犀利的解剖刀,把“文革”時期紅臉白臉的靈魂形象地作鞭辟入裡的剖析,而在這犀利的批判鋒芒中,充滿著強烈的喜劇色彩和諷刺力量。小說還運用辛辣的語言,增強諷刺色彩,有時幾句反語,造成諷刺的語境;有時插入敘述者的議論,以
嘻笑怒罵的評點,在詼諧的語言中潛藏著尖刻的譏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