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合流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佛三家，曾出現相互趨近、融合的現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釋道合流
• 定義：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佛三家，曾出現相互趨近、融合的現象

背景介紹

儒學和道家、道教，是在中國本土生長起來的思想流派，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因其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社會之中，故歷代統治者無不予以重視，往往同時並舉，互動運用，藉以治理國家，鞏固其統治地位。因此，儒學與道家與時並進，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在此過程中，道家逐漸向宗教信仰方向演化，終於形成了道教；儒學發展到理學的階段，也出現了某些宗教色彩。

佛教本來生長在印度，於東漢時傳人中土。這個外來的宗教，一開始就受到中國某些上層人物的支持，並逐漸得到普通老百姓的信奉。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不僅在中國落地生根，而且逐漸枝繁葉茂，發展成為一支最大的宗教。佛教所以能在中國生長發展，其重要原因在於和中國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而中國傳統的思想代表，基本上就是儒道兩家。

應該指出，從佛教傳人中土那時起，儒道釋三家的相互影響就開始了。但是三者的融合，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東漢至南北朝

儒道佛開始融合，並為此後三者融合奠定了基礎。東漢末至三國時，佛教傳人不久，勢單力孤，所以只有藉助道家，並與儒學相協調。這一點，在牟子作《理惑論》時（三國初年），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佛經翻譯甚少，中國人信浮屠或祭浮屠者，往往藉助久已詳知的黃老道和儒家學說去理解。牟子處亂世，“無仕宦意”，遂“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玩五經為琴簧”。但世人卻視其為“背五經（見六經）而向異道”。他為了辯駁訛誤，才寫了《理惑論》。書中除引佛經之外，還大量徵引《老子》、《論語》和《孝經》，以證明佛法與中國道、儒小異而大同，無根本矛盾。從這裡可以看到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端倪。

與佛教在中國大力傳播的同時，魏晉時又興起以“三玄”（《老子》、《莊子》和《周易》）為本的玄學。它是對漢代經學專心注釋，繁瑣支離的否定，適應了政權更替迭起、社會動亂不寧時代，士階層的心理需要，因而談玄理，辨有無的清談之風成為時尚所趨。玄學名士又多與名僧高道交結，在高談“無與有、無為、性空、無生”的同時，促進了儒佛道的溝通。因為玄學名士們“其形上學雖屬道教，而其於立身行事，實仍嘗儒家之風骨也”。其後，在南北朝時期，特別在南朝，上至皇帝。下至儒士、僧侶、道士，提倡三教融合者，幾乎成為風習，不勝枚舉。

梁武帝蕭衍博覽群書，對儒道佛三家均多有著述，主張“三教會通”。他曾作過《三教詩》，認為：“示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縱觀蕭衍一生，可謂兼通三教，最終歸依佛法。宋文帝時，有“黑衣宰相”之稱的僧慧琳，曾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作《白黑論》，析論儒、道、佛之異同，其中雖不乏批評佛法之論，但終以三家殊途同歸為旨趣。慧琳的《白黑論》，竟以名僧身份貶抑佛法，引起了一場不小的爭論。讚賞與反對雙方雖各執一端，爭論不休，但這場爭論的展開，卻無疑促進了三教的融合。即使力詆慧琳的宗炳，也承認：“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又如著名道士陶弘景，也是個“佛道雙修，訓詁七經”的人物。他認為：“萬物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

當然，在此階段中，佛與道，佛與儒之間的爭論也相當激烈。例如道士王浮在與佛徒爭論後，造作了《老子化胡經》，聲稱老子西出流沙，化生為佛祖，佛教即由此而來。而佛徒也如法泡製，編造“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兩者皆為荒唐編造，目的是為了彼此互爭短長。但是，卻產生了雙方意想不到的客觀效果：儒、道、佛原來是“同根共源”，反倒促進了彼此的融合。

但南北朝的三教合流，仍屬於初步的外在的合流，即只是指出了三家一理、三家同源，同歸於善，或者僅是以道解佛，援儒入佛，道教仿佛造經等等。儒、道、佛三家深層次的融合，則開始於第二個階段，即隋唐五代時期。

隋唐五代　這一時期，儒學經過王通、孔穎達和顏師古等人的努力，統一了對儒學五經的解釋，結束了儒學內部今古文、鄭學與王學、南學與北學之爭，有了《五經正義》之類的國家頒發的定本。道教祖師老子，被李唐認作為遠祖，詔命道士隸宗人府，道教居三教之首。同時，佛教也有很大發展，玄奘通譯佛經，使佛徒有了最典雅規範的經典，而標誌佛教中國化的禪宗在此時得以確立。隨著佛教進入自己的成熟期，儒、道、佛三家彼此教界分明，判教精嚴，為三家融合帶來了新的特點。

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以中庸的思想，融合三教。他認為道、佛二教任何一家都不能廢止，即使儒、道、佛三家有區別，也應該“致中和”，融合一致，天地萬物就是由於中和，各得其位而發育。那么，三家一致也就在其中了。

唐朝皇帝，每遇重大節日，必召儒、道、佛三家頭面人物，一起參加講論會，供獻意見，以備採納。如796年唐德宗生日那天，召三家領袖入殿講論。會上“初則矛盾相向，後則江海同歸”。這反映出三家雖有矛盾分歧，但在共輔王化這一點上，卻又是完全一致的。在這種統治者平等對待儒、道、佛的政治氣氛下，必然促進三家的合流。因此，唐朝有相當多的學者名流，皆兼通儒、道、佛。如唐宣宗時，宰相裴休，即是“真儒者”，又拜師人佛門做弟子。名詩人王維、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等，都曾醉心於佛法。柳宗元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吾獨有得焉。”（《柳河東集》卷二十五）。在他的一首詩中，明確指出儒、道、佛有相通之處，得出“三教合一說”。與此同時。道士司馬承禎著《天隱子》、《坐忘論》，吸收儒佛理論於玄理之中。認為修煉的宗旨在於“修心”、“主靜”，只有“收心離境”，“不著一物”，才能達到“心乃合道”。而禪宗的“明心見性”“頓悟成佛”說，既有精緻的哲學思想，又包容了玄學所倡導的內心玄遠逍遙自在的神髓，體現了佛教的中國化，很容易為名儒學士所接受。

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雖與柳宗元同時，卻以排佛辟老而聞名於世。他的《諫迎佛骨表》、《原道》和《原性》等文章，歷數崇佛之危害。闡明儒家的真道統，認為只有行周孔之道，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然而，韓文的宏論博議確有文盛而理不足之嫌，缺乏精緻的哲學思想，無法與佛教和道教的哲學相抗衡。所以到了他的弟子李翱時，則寫出名為排佛斥老，暗裡卻吸收禪宗和老莊思想的《復性書》。他的復性說，與佛教的佛性論頗多相似之處，而其復性之法的“慎獨”、“守中”，又與佛教的“禪定”、“止觀”，道教的“存心”、“主靜”極其接近。事實上，正是韓、李的以排佛斥老相標榜的道統論、性三品說和復性論，成為開啟宋代儒、道、佛合流的新儒學——理學的先河。陳寅恪曾中肯地指出：“凡新儒家之學說，似無不有道家或道家有關係之佛教為之先導。……其宗徒梁敬之（天台宗信徒）與李習之（翱）之關係，實啟新儒家開創之動機。”

宋元明至近代

宋元明三代是中國“新儒學”或稱道學、理學創立、發展的時期，也是儒、道、佛真正融匯合流的階段。

對理學的思想來源，馮友蘭就直截地說：“理學掛著儒家的招牌，其實是禪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產品。”對理學有開創之功的周敦頤的太極圖和邵雍的先天圖，就是淵源於道士陳搏。以後的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無不受道、佛二家的深刻影響。

理學是儒、道、佛合流的產物，但它已不同於前此形跡上的混合或僅是教三理一，皆在為善而已，而是從思想實質上吸收道、佛的精緻哲學思想，對舊儒學進行改造，達到了思想內容上的結合。周敦頤所主張的“誠”、“靜”與禪宗的禪定相通，即是一例。

實際上，周敦頤的哲學思想體系，是隋唐以來儒學（特別是韓愈和李翱闡發的儒學）、道家、佛教在思想上的綜合與概括。他所提出的哲學範疇，如太極、理、氣、性、命等，成為理學的基本範疇。

理學的真正奠基人是程顥和程頤兄弟二人，早年師承於周敦頤，也都受到過道、佛的深刻影響。

二程提出“理”作為世界萬物的本體，大幹世界林林總總，都是由理派生出來，即所謂“理一分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以此建立了宋理學的龐大體系。殊不知，其所用“體用”和“理殊”兩語，皆出於佛教。況且，二程在人性論中，提出“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致力於“身心性命”之學，更受到了佛教禪宗心性之學的啟示。

南宋朱熹，繼承和發展了北宋理學，成為理學集大成者。他不僅對佛學有豐富的知識，而且對道教內丹有特殊的偏好，用功彌勤，曾專門為丹經《參同契》作注。

至於宋明心學之陸九淵和王守仁，受道、佛，特別是禪宗的影響，更為明顯，以至朱熹曾批評陸“類禪”，而王學更被人譏之為“陽明禪”。

宋明理學，將儒家的綱常名教提高到神聖天理的高度，又融會了佛、道二家的哲學思想，創立出一套頗為精嚴的宇宙觀、認識論、人性論的思想體系，完成了自唐代韓愈開始的儒學復興運動。新儒學則成為元明清後期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

儒、釋、道合流不僅在新儒學中得到了體現，而且在道、佛兩教中也得到了證明。因為三教合流從唐代開始，已逐漸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社會思想潮流。

北宋滅亡後，在北方的金統治地區，產生了新道教，即全真道。該道派到元朝時受到皇帝的尊崇，進而發展成影響遍及全國的大道派。

全真派教祖王重陽，以繼承儒道釋三家道統自任，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宗教教義，這是該派傳承不衰，影響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其教義中心，即是主張三者一家，倡導道儒佛三教合流。王重陽在山東創立三會，即“三教金蓮會”、“三教平等會”和“三教三光會”，皆以“三教”冠其首。接引道徒入道，則“勸人誦《般若心經》、《道德清靜經》及《孝經》”，尊“太上為祖，釋迦為宗，夫子為科牌”。王重陽所創立的教義思想，為全真七子和歷代祖師所尊奉，至明清時代，仍傳流不衰。

宋代佛教各派皆向儒學靠攏，以佛釋儒，其中以契嵩和智圓兩位名僧為代表。契嵩著《輔教篇》，專論儒佛之道相通一貫，以抗拒儒士們上承韓愈排佛尊孔之說。他對儒學五經推崇備至，認為：“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智圓也力主儒佛合一，自號中庸子。他宣稱：“釋、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則塞，忘筌乃通。”因此，他在以“宗儒為本”，並“申明釋氏”時，多取“老莊以助其說”，光顯三教同源，以符“中庸”之道。

元代80多年中，儒、道、釋三家合流的總趨勢，並未中斷，而且繼續有所發展。劉謐寫了一部《三教平心論》，主張儒佛道停止無益的互相攻訐，取彼此補充，通力合作，共同襄助世道人心的態度。只有這樣，才不致互相抵消，妨害教化。

到了明代，三教合一的社會思潮更深入人心，上至皇帝，下至市井平民，幾乎無不順乎潮流。他們祭拜三教尊神，宣講三教故事，讚頌儒、釋、道合流。明代產生的戲劇小說，大多反映這一內容。

明代儒學，最突出的就是王陽明心學（見王守仁）的創立與發展，並進而取代程朱理學，上升到主導地位。王陽明授徒與講學，就毫不諱言地談論儒、釋、道三教合一。他是中國三教合流發展史上的關鍵性人物。至於王學後學，更是泛濫於三教，無不倡導三教合一。其中，深受王學薰陶的福建林兆恩，則進一步把一個從事講學的學術團社，發展演變為宗教教團，公開創立三一教。明代道教，北宗全真教和南宗丹道派合流，成為統一的全真道，誦念佛、道、儒三家經典，事實上體現三教合流。佛教最著名的僧人，也都提倡三教合一。如明末四大名僧：襪宏、真可、德清和智旭，皆儒、道、佛兼通，主張三教合流，並且身體力行。德清撰《中庸直解》、《老子解》、《莊子內篇注》。智旭則作《易經禪解》和《四書直解》。

入清以後，由於皇帝大興文字獄，文人學士的學術活動一度沉寂，後則轉入考據之學。但儒、釋、道合流仍緩慢地向前發展。雖然有保守的正統理學家，以爭正統，排異端為事，極力否認三教合一這一思想潮流，但是，有見識的理學家卻不否認對道佛的吸收，並公開提倡對道佛進行研究。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王夫之，就撰寫了《相宗絡索》。清中葉以後，此類學者仍不斷出現。他們的治學之風，直接影響到清末的龔自珍、魏源，以至近代的梁啓超、譚嗣同、章炳麟。

“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主張融合儒釋道思想，以作為構建新哲學思想體系基礎者，也不乏其人，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思潮。當然，此時的儒釋道合流，由於時代不同，不可避免地滲入某些西方哲學思想因素。此類學者中，諸如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都是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著述，在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思想史上，占居一定地位，具有相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