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儒學

魏晉南北朝儒學，從三國起到隋統一中國前夕這一歷史階段內的儒學，有它自己獨特的內容和風格，構成中國儒學史的一個重要環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魏晉南北朝儒學
• 定義：從三國起到隋統一中國前夕這一歷史階段內的儒學

社會歷史背景

中國從兩漢統一時期進入分裂時期，其間除西晉有過短暫統一外，其餘大部分時間都並存著兩個以上的割據政權。三國時有魏、蜀、吳。東晉及其以後，形成南北對峙的政治局面。南方經歷晉、宋、齊、梁、陳五朝；北方先有五胡十六國，後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這是一個政治紛爭、戰亂不已的時代，也是一個民族鬥爭激烈、各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時代，又是一個地區性經濟大開發的時代。文化方面，佛教迅猛興起，道教亦具有了全國規模，道家學說有一個大的復興。思想文化領域由兩漢時期的儒術獨尊演變成儒、佛、道、玄四學並立，彼此互相鬥爭，又互相滲透，造成這一時期文化的多姿多彩。

特點

這些特點是該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總特點在儒學上的表現。

經學上的鄭王對抗

儒家經學由漢末鄭玄之學一統天下，進入鄭、王對抗時期。曹魏時王肅經學興起，至西晉一度壓倒鄭學，東晉以後鄭學復起，再占優勢，而王學餘緒不絕，均影響深遠。（見鄭王之爭）

玄學經學興起

在鄭玄王肅訓詁經學以外，出現了玄學經學，以王弼的《周易注》為代表，在解經中糅進老莊道家思想，重義理而不拘守章句，是儒道結合的產物。它既包含玄學的思想內容，也是經學的一個學派。

南北經學風格各異

南北地域文化之間有明顯不同。南方重魏晉玄學經學，北方重漢代經學。“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北史·儒林傳》）。

儒佛道相互融合

儒學不像漢代那樣講究師法家法，許多儒者兼修佛、道，無論經學還是子學，都多少雜有佛、道的內容。儒、佛、道之間有爭論，有吸收。儒學內容較前更為豐富。

主要學說、流派、人物和著作

按經學、子學和時代、地域等因素綜合起來分類如下。

魏晉經學

魏武好法術，晉人尚老莊，儒家經學的地位比漢代下降了，但在學術上仍有重大發展，出現新的經學大師和經學派別。首先是王肅經學興起。王肅之學源於賈逵、馬融、荊州學派和家學，初學鄭玄而後又與之對立。其學淵博，不囿舊說，遍考諸經，成一家之言。其注經意在駁鄭，而所論常有合理依據，確能彌補鄭學疏漏。加以王氏身居高位，又為司馬炎之外祖，憑藉政治勢力，遂使其經注在魏與西晉初皆列於官學。王肅著《聖證論》批評鄭玄。鄭玄解釋《尚書》“禋於六宗”，禋即祭天，六宗皆是天神：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王肅據《孔子家語》謂六宗是四時、寒暑、日、月、水、旱。鄭玄以“大禘”為郊祭天；王肅認為“大禘”是殷祭，謂禘於宗廟，非是祭天。鄭玄將圜丘與郊祭析為二，前者祭吳天，後者祭上帝；王肅則認為天神唯一，圜丘即郊祭，同是祭天。在這些問題上，王肅比鄭玄為優。王肅之學在方法上與鄭玄同屬訓詁派，但在經學知識上有所創見，更主要的是他動搖了鄭學的絕對權威，為玄學經學的出現創造了有利的思想環境。

玄學經學由玄學家何晏、王弼創建。何晏等著《論語集解》，雜采眾說並申以己意，內中多名理之談。王弼的《周易注》援老子入《周易》，一掃漢代象數之學，專以闡述形器之上的本體為務，以《傳》證《經》，以簡馭繁，建立起整體性強、蘊含豐富的《易》學哲學。東晉韓康伯注《繫辭》，用玄學解《易》，南齊以後，韓注與王注合為一書，《四庫提要》說：“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與康伯深為有功。祖尚虛無，使《易》競入於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

兩晉經學大家還有杜預、范寧、乾寶、郭璞等。世傳《十三經》，除《孝經注》為唐玄宗所作外，漢注與魏晉注各居其半。王弼、韓康伯注《周易》［見《周易注》（王弼）、《繫辭注》］，何晏集解《論語》（見《論語集解》），杜預著《春秋左傳集解》，范寧著《春秋榖梁傳集解》，郭璞著《爾雅注》，皆列於其中。《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學界疑為晉人梅賾所託。魏晉人經注學術價值較高，故流傳至今。

南朝經學

晉室南渡，大批士族文人隨遷，為南朝經學的興盛準備了條件。劉宋最重禮學，雷次宗明《三禮》，何承天將先前《禮論》800卷刪減併合為300卷，傳於世。蕭齊前期兼重漢學與魏晉經學，自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推崇玄學。禮學上，官學有王儉，私學有劉w0497001，皆稱大家。蕭梁時經學最盛，梁武帝帶頭弘揚儒業，置五經（見六經）博士，設館收徒。明經學者甚多，如明山賓、沈峻、嚴植之、駕瑒、陸璉、伏曼容、何佟之、范縝、司馬筠、崔靈恩、太史叔明、皇侃等。梁代經學兼收廣采，而以玄學經學影響最大；《三禮》之學發達，與宗法禮制密切結合；治經方式流行講疏或義疏。陳代經學乃梁代經學之延續，大儒周弘正、張譏、沈文阿、戚袞、沈不害、王元規等，都經歷梁、陳兩朝，經師多喜老莊，能玄言。南朝經學著作散失較多，完整保存下來的是皇侃《論語義疏》。

北朝經學

北方由少數民族貴族統治，他們急欲改變遊牧民族的舊俗，建立適合漢地發達農業社會的封建制度和正統文化體系，所以熱心提倡經學研究和教育。北魏孝文帝時，經學最盛，“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魏書·儒林傳》）。經學傳授重在繼承，故漢學傳統最受重視，亦間用晉人經注。北魏經師有常爽、劉獻之、張吾貴、劉蘭、徐遵明、李業興等，皆名於世，其中以徐遵明影響最大。徐氏遍通群經，盧景裕、李鉉、熊安生等，皆出其門下。周武帝極重經學。他“征沈重於南制”，“待熊生以殊禮”（《周書·儒林傳》），即邀南梁經師沈重北上講學，以禮敬事大儒熊安生。熊安生弟子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其中二劉對隋初經學有重要貢獻。

儒家子學

這一時期在經注、講疏之外，儒家亦有眾多論著。這些論著以儒典為指導，縱論古今得失、人事善惡、禮法之則、修身之要，頗能切中時弊而有新意。其中較為重要而又流傳下來的有《孔子家語》、《崇有論》、《劉子》、《顏氏家訓》等。《孔子家語》一書，《漢書·藝文志》曾著錄，早佚。今本《孔子家語》由王肅傳於世，後人疑為王肅偽撰，但據序文，該書由孔子二十二代孫孔猛而得，或為猛先人所編，雜取古籍與傳說資料，綜合成篇，對於修身治國之道，多有發揮，後人常引用之。《崇有論》作者裴頠是西晉人，他鑒於時俗放蕩，不遵儒術，玄學尚虛，不守禮法，風教凌遲，賤有而貴無，遂作《崇有論》，批判玄學貴無論，提倡“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完全是儒者的立場。他提出“濟有者皆有也”的命題，鼓勵經世之業。《劉子》一書為《隋書·經籍志》著錄，標劉子著，《唐志》標劉勰撰，《宋志》則標劉晝作。該書泛論治國修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以儒為主，吸收老莊，橫發議論，精彩而切實，受到後世學者廣泛重視。《顏氏家訓》作者顏之推，曾任北齊黃門郎，後入隋，其書影響深遠，被推為家訓之祖，評者說它“篇篇藥石，言言龜鑑，凡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冊，奉為明訓”（王鉞：《讀書叢殘》）。該書三教雜陳，而主題在“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勉學篇》），為子孫立下處世做人之規矩。家訓是儒學著作重要體裁，用於親職教育，對於青少年人生觀的形成起著重要的作用。

儒佛道三教之爭

佛教是外來的宗教文化，它與儒家文化在若干基本觀念上有很大不同，必然發生衝突。道教是一種土生土長的新宗教，與正統信仰亦有差別，所以道教與佛、儒也會發生矛盾。但三教在理論上本有相通處，又都必須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求得生存和發展，所以能夠共處，在鬥爭中走向融合。

東晉的禮制與報應之爭

東晉成帝時庾冰輔政，詔令沙門跪拜王者，安帝時桓玄又重提此事，開夷夏之爭。慧遠使佛教順應時勢，謂：出家人“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佛教可以“協契皇極，在宥生民”（《弘明集》卷五《沙門不敬王者論》）。儒家對於命運有天命說和福善禍淫說，皆不能令人滿意，慧遠作《三報論》，宣傳六道輪迴、因果報應，對人更有吸引力。

劉宋的《白黑論》《達性論》《夷夏論》之爭

沙門慧琳作《白黑論》，站在儒家立場批判佛教性空說，認為說空不妨礙萬物的實有。儒者何承天著《達性論》，用儒家三才說對抗佛教的眾生說，對因果報應提出質疑。宋末道士顧歡著《夷夏論》，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立場上批評佛教，認為道優佛劣，夏夷之禮不可通用，佛教不必學，也不可學。佛教學者紛紛著文反駁，強調大道不分夷夏。

齊梁時郭荀反佛與《神滅論》之爭

梁武帝會通三教，晚年專力提倡佛教。儒臣郭祖深上書，指出佛教過度，“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南史·郭祖深傳》）。荀濟亦指責佛教“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廣弘明集》卷七）。范縝在齊代與竟陵王蕭子良辯詰因果，遂著《神滅論》，論證形質神用、形謝神滅，反對靈魂不死和輪迴轉世說，他擔心家國受到損害，嚮往耕而食、桑而衣的社會。

北朝的三教之爭

北魏太武帝奉儒崇道，實行暴力滅佛，毀寺殺僧。北周武帝又一次揚儒道而抑佛，勒令佛徒還俗。儒臣張普惠、劉晝等指責佛教損害六親，捨棄禮義。

三教走向融合

三教融合論有：本末內外論、均善均聖論、殊途同歸論。三教或二教兼修者，比比皆是。慧遠及其弟子修習佛儒二學，道士陶弘景兼崇道佛儒，大儒周弘正講論三教，三教之徒皆來聽講。（見儒釋道合流）

歷史地位

魏晉南北朝儒學相對於漢代儒學，有重大變化。它喪失了獨尊地位，力量受到削弱，但仍然保持了思想文化上的軸心地位，是治國的主要原則和官方教育的優先內容，控制著社會道德的方向。佛、道對儒學衝擊的結果，不僅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傳統，也深化和提高了儒學，使儒學在哲學思維上得到鍛鍊，為向宋學的過渡，創造了一定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