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道教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學與道教
• 定義：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內容，構成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兩大根乾

背景介紹

早期的民間道教組織，如張陵的五斗米道和張角的太平道，均出現在東漢末葉。正統道教組織則要到南北朝時期，經過寇謙之、陸修靜等人的整理改造，才最後形成。道教尊老子為教祖，崇奉元始天尊為最高神，並有一整套的教義思想和科戒規制加以維繫。其思想則源遠流長，甚至可以說比儒學更久遠。儒學是一種思想學說，因受到歷代帝王的尊崇，成為統治思想，故在中國歷史上起到了某種“準宗教”的作用。道教是一種宗教，為廣大民眾所信仰，而其教義經典也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內容。儒主人世有為，倡“修、齊、治、平”之道，貴陽剛之氣。道主清靜無為，倡全性長生之道，是為陰柔。兩者相互排斥又彼此融合的歷史，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內容，構成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兩大根乾。

道教的形成

道教的教義思想淵源，龐雜多端：①遠古的巫術。巫師作為人與神的中介，在原始社會乃至後來的階級社會中，曾發揮著通神、醫病、禳災、釋夢、預言等多種功能。道教的法術、祛病，即來源於此。②神仙方士鼓吹成仙之術。因齊威、燕昭、秦皇、漢武等帝王尋覓長生不死靈藥，崇方士，致使神仙方術泛濫。道教的神仙信仰和長生久視之術，即源於此。對此二者，重理性的儒學均取迴避態度，“子不語怪力亂神”，或僅取其合理核心，如“神道設教”的教化功能，謂“祭如在”。③陰陽五行和讖緯迷信。此風始於西漢，解經儒士“伏生開源，（董）仲舒衍其流。……讖緯烽起，怪說布彰”。大批儒士推波助瀾，與方士合流，宣揚天降祥瑞災異以警世，在社會上造成一股神秘主義風氣。而道教則承襲了陰陽五行的宇宙圖式論和“天地人三合一致太平”的讖緯迷信，仿效儒生們神化孔子的辦法，神化老子。道教最早經典《太平經》和《老子想爾注》就是這股思潮的產物。在這一點上，被董仲舒改造過的儒學，對道教的產生起到了催化作用。④黃老思想。戰國後期到西漢前期，尊道家而又兼采儒、墨、名、法、陰陽各家之長的黃老道大興，形成瀰漫社會的思潮。漢武帝時獨尊儒術，黃老思想雖失寵於上層，但卻仍流行於民間。到東漢以後，黃老道與神仙家相結合，黃帝老子則被偶像化為神明而加以祠祀崇拜。後來，黃帝地位下降，老子神格上升，終於演變成道教的祖師——“太上老君”。東漢末，讖緯迷信破產，經學也步人死胡同，代之而起的是魏晉玄學。這時，社會下層則興起了民間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應運而生。因民間道教在社會發生危機時，往往被農民起義所利用，如黃巾起義和孫恩、盧循起義，故遭到正統儒學的抵斥，被視為異端邪說，稱之為“米妖”或“妖賊”，遭到統治者殘酷鎮壓。然而，道教並不因為統治者的鎮壓而銷聲匿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道教信徒不僅在下層民眾中愈來愈多，而且連上層人士、世家大族，乃至皇族貴戚也開始信奉起來。鑒於流行於民間的道教有被利用當做造反起事的可能性，一些儒道兼修的世族名士紛紛投入改造道教的活動。南朝的葛洪、陸修靜、陶弘景和北朝的寇謙之，就是將民間道教改造成為正統道教的關鍵性人物。他們對民間道教的整理改造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①向已經成為帝王之學的儒家靠攏，增添以“忠孝”為核心的禮法，以獲取統治階級的認可與支持。②剔除五斗米道中許多粗糙的民間原始巫教的成分，完善道教組織和科戒儀式。③對稱名“李弘”利用道教造反起義之事，嚴加申斥，堅決禁止。南朝陸修靜是融合天師道與神仙道教，使民間道教轉化為奉持三洞經典科戒的正統道教的大師。他出身於江南士族吳郡陸氏，少宗儒學，博通墳典，後專心向道，擔當起整理撰寫道教經典大任。釋道宣曾評論陸氏曰：“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葛玄與葛洪）。……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弗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此語雖有譏詆之嫌，但通過陸氏之手將民間宗教改造成為“王者遵奉”的正統道教這一點，說得是很準確的。北魏的寇謙之，則假託老子及其孫子幾次降世授命賜經，令其“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並以老子之名，譴責利用道教造反者為“叛逆”。寇謙之與當時北方儒學大家崔浩聯合在一起，共同慫恿勸誘魏太武帝遵信“清整”後的新天師教。“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不僅如此，寇謙之還與崔浩一起，儒道聯手，促成了太武帝的毀法滅佛舉動，給佛教以沉重打擊。另外，在此後的另兩次周武帝和唐武宗毀法滅佛行動中，也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與道教聯手對付佛教的行跡。

鼎盛時期的儒道關係

隋統一了中國，南北道教也隨之趨於統一，其影響力也進一步擴大，逐漸形成儒、道、佛三教鼎立的格局。到了唐朝，因李唐皇帝追認老子李耳為始祖，道教地位也隨之大大提高。道士隸籍於宗正司，被視為宗室成員，並下詔旨，規定道教地位居於儒、佛之前。唐玄宗在開元年間下令，收集天下道經，編纂成藏，名《一切道經》。道教經典成藏始即於此。更重要的是，道教與儒學互相融合，至隋唐時有了新發展。隋朝名儒文中子王通，就主張調和三教，並做了這方面的嘗試。唐代統治者則採取道、儒、佛兼昕並用的態度。每逢國家大典，則召請三教領袖集會宮廷，進行講論，皇帝擇善從之。玄宗時，還設定玄學博士，文人學士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者，均可以與儒學一樣進行開科考試，名為“明經科”。當時，著名的文人學士，無不兼通儒道。道教哲學，在唐代有了重要發展，這就是重玄哲學。唐代傑出道士成玄英、王玄覽和司馬承禎等人，對發展重玄哲學做出了突出貢獻。重玄派上承魏晉玄學，倡“玄之又玄”，即謂“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人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雲，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無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而欲悟入重玄之道，只有取法於莊子的“心齋”、“坐忘”一途。司馬承禎則撰《坐忘論》一書，專論“坐忘”之要。重玄派以老莊哲學為根基，兼采佛教哲學中的心性說，對道教哲學有新的開拓，同時也對儒學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當重玄派論及政要時，則與儒學無多大差別。如重玄派道士成玄英語；“至言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繁，統之者君主。”堯舜所以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又曰：“古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堯舜授禪，能令天下歸心。”這些主張，與儒學所倡“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出一轍。還應指出，道教重玄哲學對宋理學有啟迪之功。如司馬承禎所講的修煉，就專主“修心”，而修心則在“收心離境”，“靜則生慧”，最終達到與“道”冥合。這一點與宋理學家程顥所闡發的“定性”主張極相近。特別是由司馬承禎努力推動的道、儒、佛三教融合思想，對宋代理學的產生有著重要作用。司馬承禎反覆論述的“坐忘”，則成為宋理學的開山人物周敦頤“主靜”說的先導。同時，華山道士陳搏所傳先天圖，也對宋理學有啟示作用。宋理學，是儒學發展史上第二次大變革（第一次是漢董仲舒對儒學做了新解釋，提出天人感應說）。宋代理學家們對儒學經典做出新的闡釋，提出不少新範疇，諸如太極、理、氣、心、性、命等，將儒學推向新階段，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主體結構。而理學則是由於吸收了佛道兩家的某些哲學思想，如道教的宇宙生成論，禪宗的心性論，然後對舊儒學進行改造，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宇宙觀和人性論，使儒學有了更精緻的哲學基礎，故又稱之為新儒學。但是，理學大師們，卻囿於儒道兩家的森嚴壁壘，對與道教的關係，諱莫如深。如程顥與程頤，就諱言他們早年曾師事周敦頤，受其教誨的事實。因為周的重要著作《太極圖說》，顯然是淵源於道家。甚至連朱熹傾心道教內丹理論，親自為道經《參同契》作注，競也不敢公開署自己的真名實姓。道教卻直率得很，在晚唐時從靈寶派中演化出一個以道儒融合為特徵，尊晉代許遜為祖的淨明派。該派以忠孝廉慎的倫理實踐為主旨，強調心性修持，使心一塵不染，故謂之淨明。淨明忠孝道，公開倡導三教合一說，在宋元時代得到很大發展。又因為江西南昌西山萬壽宮是其祖庭，故淨明道在江南地區影響極盛。北宋末徽宗皇帝狂熱地崇信道教，自封為是世上道教的最高首領，自稱道君皇帝。君臣還竟相編造道教祖師老子和天神降臨祐護的神話，為崇道之風推波助瀾。在全國大力提倡道教，並不惜糜財耗力，大興土木，遍建宮觀，把道教信仰推上一個新的高峰。徽宗皇帝詔命各州縣仿儒學的形式設立道學，“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所學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對人道學者也舉行科考，分授元士、高士等名號，位與官吏品級相等。崇寧年間，徽宗皇帝屢下詔書，命天下搜訪道經，集中整理，於政和中，編成《政和萬壽道藏》一部，共540函、5481卷，全部付梓刊印。這一系列崇道活動，不僅推動了道教的發展，而且促使文人學士爭相學習道經，大大加速了儒道的融合進程。然而，宋徽宗狂熱崇道以及天神降臨種種神跡，並未能保祐住北宋朝廷，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徽、欽二帝被俘北狩，整個北部中國為金國所有。在金朝統治下，舊道教隨著北宋的滅亡而趨於衰敗，幾乎再也無人問津。然而，深埋在人們心中的道教信仰，並未消失，隨後又重新萌生出幾個新道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全真道。該道派在金元時代，得到了迅速發展，並成為影響遍及全國的新道教。

三教合一

全真道教教祖王重陽，出身儒家，且熟諳佛典。他雖自認為上承鐘呂丹道派而皈依道教，但卻不囿於一教範圍，公開倡導三教歸一。他本人也以三教道統的繼承人自居，尊“太上為祖，釋迦為宗，夫子為科牌”，以合三教為一教相號召。因此，教導弟子誦經一概以佛的《心經》，道的《道德經》和《清靜經》以及儒家的《孝經》為功課，而不單獨奉道教一家經典。當然，全真道以三教合一為其教義主張，並不是標新立異之舉，實在是順應了自唐以來逐漸形成的三教合一思想潮流的結果。其實，當時著名的儒學學者何嘗不如此。例如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皆在治學中參酌道佛兩教，以立己說。非此，理學或心學都無從創立，只不過他們在口頭上羞於與道佛為伍罷了。到了明代，情況則已有所改變，就不再諱言三教會同。如心學大師王守仁說：“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且認為：“後世儒者，不見聖人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至於後起的陽明學派。則較其師更為激進，不少人公開倡導三教合一，甚至入山為道。

明清兩代，道教更加世俗化和民間化，從而與平民百姓的生活更加切近。儒學也通過林立的蒙學及各地的書院，灌注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去。因而，儒學的綱常倫理已全面滲透到道教教義與儀式中去，儒道融合向著更深層次發展。以至社會上，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從思想信仰到風俗習慣，都已經一致尊奉三教合一為其傳統信仰。在節慶祭祀儀式上，則既拜孔夫子，又拜太上老君，同時還拜已經完全中國化了的如來佛和觀世音菩薩。到了這時，儒道兩家的融合已不僅僅體現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而且已經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的具體行動中，如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節慶祭祀等，無處不見儒道兩家的影響，二者的對立已經日趨泯滅。

　　見儒釋道合流、儒學與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