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儒學

隋唐時期，儒學在與釋、道相互排斥和融合中獲得較大發展，學術成就遍及經學、史學、哲學、美學等諸領域。

儒、道、釋“三教合一”是隋唐學術的基本特徵之一。佛教自漢末傳人中國以來，中經魏晉南北朝的長期發展，到隋唐進入鼎盛時期。不少僧侶受到皇帝的寵信，出入於宮庭。寺院經濟進一步發展，建立了僧侶世襲制度。淨土宗、律宗、密宗、三論宗、唯識宗、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等宗派林立。它們會通梵華，吸收道儒，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理論。由於最高統治者的提倡，道教在隋唐時期也獲得較大發展，出現了成玄英、王玄覽、司馬承楨、李筌等著名學者。他們繼承葛洪道教貴族化、儒學化的思路，同時吸收佛學思想，進一步發展道教理論。隋唐儒學與佛教、道教之間時有爭鬥，但亦受二教的影響，成為宋明道學產生的思想先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隋唐儒學
• 隋唐學術特徵：儒、道、釋“三教合一”
• 發展領域：經學、史學、哲學、美學等諸領域

經學

隋唐，尤其是唐代，是繼漢代之後中國經學發展的又一個重要時期，在經籍校勘、訓詁、釋義等方面都有較大成績。

《隋書·儒林列傳》載有《五經正名》、《五經異義》、《周易講疏》、《孝經義疏》、《孝經述議》、《論語述議》、《春秋攻昧》、《春秋述議》、《尚書述議》、《毛詩述議》等書目，稱其並行於世。王通撰《續六經》6種，已佚。說明隋代在儒家經籍的注釋方面曾出現過不少成果。

唐代，孔穎達等奉命編撰《五經正義》，計180卷，兼采鄭玄、王弼等人的注箋，在釋義方面有不少新見，被定為官書，用於科舉。陸德明撰《經典釋文》30卷，集漢魏六朝音韻訓詁之大成，為後世經學家所推重。該書以著述早晚序次群經，“研精六籍，採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經典釋文·序錄》），所采音切230餘家，開列所有參考書目。又以不同墨色分別經注，經注兼釋，摘字為音。在訓詁的同時保留和考證了不少古字。顏師古所撰《匡謬正俗》8卷，論諸經訓詁音釋和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旁徵博引，考察精審，對當時學者解經的許多謬誤進行匡正。為考辨國小的最古之書之一，在訓詁學上占有重要地位。另外注經講經者難計其數，反映出唐代經學的一時之盛。

史學

隋唐史學從總體上說是在儒家思想指導下開展的，取得了重要成就。唐代設有史館，編撰《晉書》、《隋書》等前代史，同時修撰本朝日曆、起居注和實錄。史評、類書、政書出現，地圖、雜史、筆記、碑誌等增多。唐代劉知幾撰《史通》20卷，系中國史學評論方面最重要的專著之一。他以儒家所倡導的正直人格品性為基礎，同時批評先儒在修史方面的一些錯誤，提出一套史學理論。他認為史有三長，即“史才”，指史家的才幹；“史學”，指史家的知識；“史識”，指史家的歷史見解。三長之間相互統一，以史才為核心。倡導實錄直書，即根據歷史事實不加隱諱地撰寫歷史。與此相對的是“曲筆”，指迎合權勢者的需要歪曲史實。“曲筆”的產生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不僅賊臣逆子、淫君亂主害怕遺臭萬年，即使功臣明君也不願意把自己的過失標之青史，故殘害良史之事時有發生。一些史家貪圖眼前利益，諂媚以偷榮，致使“曲筆”成風，惑亂後世。劉知幾堅決反對“曲筆”，倡導史家向董孤、司馬遷等古代良史學習，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不避強御，寧為蘭摧玉折，不做瓦礫長存，雖身家性命難全，也要保持史家的良心，以遺芳後世。這種把修史與修德結合起來的主張，高揚歷史編纂中的實事求是精神，至今仍是不刊之論。唐代杜佑所撰的《通典》200卷，是中國第一部專記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對每種制度，都能考察其淵源，內容豐富而有條理。作者堅持歷史發展觀，反對固守古法。繼承荀子等先儒以農為本的主張，認為教化之本在於足衣食，《通典》九門首列“食貨”，“食貨”又以“田制”為先，高度重視經濟及其制度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唐代吳兢撰《貞觀政要》，是中國重要的政論性的歷史文獻，分門別類編輯貞觀年間（627～649）君臣問答、大臣的諍議、奏疏以及一些政治上的重大措施，內容涉及崇尚儒術、治國方略、道德修養諸多方面。除此之外，唐代重要的歷史學著作還有《大唐創業起居注》、《順宗實錄》、《唐六典》、《元和郡縣誌》等，從不同側面反映出唐代史學的重要成績。

哲學

隋唐儒家哲學（包括倫理學等）是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重要環節，其主要貢獻和特徵表現為如下四個方面。

①在三教融合的基礎上恢復儒學的崇高地位。隋代儒學與佛教、道教相比，總體上呈衰退趨勢。為了恢復儒學的崇高地位，一些儒家學者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隋書·儒林列傳》列14人，就其貢獻而論，應以未入傳的王通為主要代表。王通明確提出“三教可一”的命題，認為儒、道、釋能夠相互融通。但他未把三教平等看待，而是力倡儒學。他認為，佛教乃“西方之教”，不適合中國國情，如同“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中說·周公篇》）一樣。道教不修仁義，不立孝悌，妄言長生，是貪得無厭的表現。而周孔之道則是神聖之道。“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中說·王道篇》）“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同上）王通以為，孔子之後，周孔之道無人發揚光大，而他則肩負著這一神聖使命，“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中說·天地篇》），表達了復興儒學的強烈願望。

②力排佛教，建立儒家的傳道系統。唐代，在佛教興盛的同時，反佛的思潮也此起彼伏。從唐初傅奕起，世不乏人，以韓愈為主要代表。韓愈為了排佛，模仿佛教的傳法系統，提出了一個儒家的傳道系統，依次是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孔子、孟子。孟子之後，其道不傳。韓愈以儒家道統繼承人的身分自居，進一步闡釋了儒家哲學的一系列主張。他所說的儒家所傳之道含天道、地道、人道於一體，具體就是仁義禮樂等綱常名教，以此與去仁去義的佛老之道相區別。

③重新研究義理、心性之學，開啟宋明道學的先聲。隋代王通明確提出“窮理”、“盡性”、“正心”的概念。“窮理”即徹底把握儒家所倡導的人倫綱常，“盡性”即充分發揮人類的天賦善端，“正心”即通過端正自己的思想來化人和自化。三者雖名異而實同，都是道德修養的標的和途徑。韓愈繼承了董仲舒的學說，把與生俱來的先驗人性分為三個品級（見性三品）。上品之性純善，具備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中品之性可善可惡，五種道德有所欠缺；下品之性，純惡無善，五種道德均不具備。與性相同，作為喜、怒、哀、樂、愛、惡、欲的“情”也分三個品級。上品之情動而合乎中道，中品之情有所過亦有所不及，下品之情均是過與不及。李翱明確提出性善情惡說，認為性是聖人所以為聖人的根據，情是實現性的障礙。性像水之清、火之光，情像水之濁、火之煙。但這不是說聖人無情；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雖有情，未嘗有情；也不是說凡人無性，凡人有性但無覺，無覺則惑，惑則昏。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正是李翱“復性說”的核心所在。王通、韓愈、李翱等人關於理、心、性、情的思想對宋明道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④發揚荀學。唐代儒家哲學的突出貢獻之一就是繼承和發揚了荀子的明於天人之分的思想，其主要代表是柳宗元和劉禹錫。柳宗元立足於儒學，以寬容的態度對待百家之學，認為老子、釋氏均有與孔子相合之處。以元氣為宇宙的本體，認為世界萬物產生於元氣自動。提出天人不相預的學說，認為天人各有其特定的作用範圍，反對用自然現象解釋社會的治亂，又不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劉禹錫也把宇宙的本體歸結為元氣，元氣分為陰陽，產生天地雨露雷風等萬事萬物。所謂“空”、“無”不是一無所有，而是一種極細微的物質。所謂“無形”是無常形，必因物而後見。在天人關係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天人感應和天人相分“二道”，柳宗元雖言天人不相預，但未盡天人之際。劉禹錫力圖辯證地闡釋天人關係，提出天人交相勝的學說。天人交相勝是以承認天人各有所能為前提的，肯定了天與人的區別。天之所能是生養萬物，人之所能是治理萬物，天之所能與人之所能不可相互代替。天人交相勝就是天能勝人，人能勝天。自然界存在著客觀的“數”和“勢”，違背了“數”和“勢”，人類就會受到懲罰。但人類可以認識和把握自然界的規律，通過組織社會、建立法制而戰勝自然，從而把荀子的天人關係學說向前推進了一步。除此之外，隋唐儒家哲學在認識論、歷史觀等方面也有貢獻。

美學

隋唐美學在中國美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傾向之一是儒家美學思想的復興。

中國美學萌芽於商周，產生於春秋。先秦美學是中國古典美學的哲學發端。漢魏以後，文藝美學成為中國古典美學的主流。魏晉六朝，由於社會環境和受道、釋思潮的影響，儒家注重現實，強調文藝教化作用和認知作用的傳統美學觀念遭到強大衝擊。隋唐時期，一些思想家和文學家繼承《文心雕龍》、《宗經》、《徵聖》以及《顏氏家訓·文章》的思路，掀起了復興儒家文學和美學的思潮。其中影響最大的當首推“古文運動”和“新樂府運動”。

古文運動是唐代韓愈、柳宗元等人所倡導的文體改革運動。他們反對六朝以來的駢文體式，認為它有礙于思想內容的表達，而漢代以前的散文體式，不受固定格式的限制，抒寫自由，便於言情表志。實際上，文體革新僅僅是古文運動的手段，其目的是為了載道、傳道，貫徹儒家兼濟天下的人世精神。韓、柳也不僅僅是這次運動的旗手，他們以自己的文學實踐而成為古文大家。（見儒學與古文運動）

新樂府運動是唐代白居易所倡導，以元稹、張籍、王建等人為中堅的詩歌改革運動。主張詩歌應該有感而發，為現實服務，反對吟花弄月的無病呻吟。他們所說的“新樂府”就是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式的詩，以區別於新題與時事不能兼顧的舊樂府，它不以是否入樂為標的。白居易把自己的主張貫徹到文學實踐當中，寫下了《上陽白髮人》、《賣炭翁》等具有強烈現實主義色彩的不朽詩篇，使他成為李白、杜甫之後又一位傑出的詩人。（見儒學與新樂府運動）

與古文運動和新樂府運動緊密相聯，唐代的文藝美學也呈現出向儒家傳統美學復歸的理論傾向。張懷瓘著《書斷》、《書議》、《文字論》等，以意象為中心，對書體的種類、特徵進行了探討。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強調藝術的社會作用。如云：“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繇述作。以忠以孝，盡在於雲台；有烈有勛，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圖畫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歷代名畫記》卷一《敘畫之源流》）繼承和發揚了儒家倫理美學和政治美學的特色。在詩歌美學領域，孔穎達在《五經正義》中對儒家的“詩言志”說進行闡釋，認為外物感動人心，產生情感，即所謂“志”，“志”發而為“詩”，揭示了詩歌與情感、外物的內在聯繫。白居易不僅是大詩人，也是唐代最重要的詩歌美學家。他的《與元九書》系統闡發了一系列儒家詩歌美學思想，其核心論題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香山集》卷二十八），認為詩歌具有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等社會作用，詩歌創作應當面向現實生活，為政治服務，堅持形式與內容相統一的原則。白居易還把為時為事作為詩歌評價的標準，否定了六朝以來遠離現實的詩風。認為屈原只得“風人之什二三”，李白之作“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甫為時事而作的作品，“亦不過三四十首”（同上）。白居易的詩歌美學是儒家美學在唐代的典型代表，對後世產生了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