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道家

中國傳統哲學中兩大思想流派。在歷史上兩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學與道家
• 定義：中國傳統哲學中兩大思想流派

背景介紹

儒學即儒家學說，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統治思想。道家是春秋時思想家老子創立的學派。除儒家之外，它在社會上最具廣泛影響。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道家有時以儒家反對派的面貌出現，兩者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矛盾和衝突；同時，又有著互相滲透、互為補充的複雜關係。從整箇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史來看，儒道兩者之間互相滲透、互為補充則是主要的，矛盾衝突是次要的。儒道兩家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支柱，儒道兩家的思想，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這種精神集中地表現為天人合一說，即認為宇宙與人生、自然與社會是一個統一的和諧的整體。在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中，幾乎沒有一個學派不涉及這一問題，而尤以儒道兩家思想最為明顯。道家主張“道法自然”，認為天地萬物與人類自己皆是宇宙的本原——“道”的產物，以此人們應當效法自然。儒家提出“天命之謂性”，認為人所本有的善性（人性善）來源於上天，主張盡心知性則知天。由此可見，儒道兩家在“天人合一”的學說上，各有自己的特點：道家重自然，從自然出發推及到人事，帶有自然主義（以自然為本）的思想傾向；儒家重人心人性，從人出發而推知天，帶有人本主義的思想傾向。道家對天道宇宙問題有較深的探究，而對人的問題（人性、人的作用等）則有所忽視；儒家對人性、人道等問題做了較為充分的闡說，而對天道宇宙問題則缺乏研討。可見早期的儒道兩家，在“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中各有所偏：一者蔽於天而不知人（道家），一者蔽於人而不知天（儒家）。這就決定了儒道兩家在爾後的各自發展過程中，必須走互相取長補短、互相滲透吸取的融合之路。這也就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道互補的格局。在中國歷史上，儒道兩家這種既互補又紛爭的關係，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

為儒道兩家在互相鬥爭互相吸取中形成與發展的時期。儒道兩家皆產生於春秋末年。道家的創始人老子要略早於儒家創始人孔子。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載，孔子還曾經問禮於老子，老子曾是孔子的先生。道家的產生也要略早於儒家。儒道兩家皆是在西周以來傳統文化發生危機的背景下產生的。當時的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①西周以來禮樂文化的衰落（“禮崩樂壞”），②上古三代（夏、商、西周）以來上帝神學權威的動搖，出現了一股懷疑上帝神學的思潮。在對待這一危機的態度上，老子站在反傳統的立場，抨擊禮義文化，指責“禮”為忠信衰薄、世亂的禍首，提倡順應自然的素樸的無為而治。在天道觀上，老子提出了一個較為系統完整的以“道”為核心的全新的宇宙論哲學體系，從而開創了中國哲學的新時期。而儒家創始人孔子則與老子不同，他以維護傳統文化為己任。他也反對當時徒有虛名的禮義說教，而主張用“仁”的思想來充實“禮”的內容，提出了一個以“仁”為核心的仁學思想體系。仁者人也，仁學實為人學，研究怎樣做人的學問。儒家學派十分重視對人、人際關係和人性問題的研究，從而為中國哲學開創了人學的傳統。上述儒道兩家思想路數的不同，遂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思想學術派別。

老、孔之後，儒道兩家在戰國時期出現了既互相影響又互相鬥爭的局面。當時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道家則有莊子和黃老學派。戰國中期莊子（約公元前369～前286）及其後學們，對儒家的禮義仁愛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他們認為，民性本來是素樸的，只是後來聖人出來提倡仁義禮樂，才失去了純樸，賊害了民性，因此只有“掊擊聖人”而“天下始治”。這裡所說的聖人，就是儒家理想的聖王。在這裡儒道兩家的對立顯得十分尖銳。但戰國時期的道家另一派黃老之學，在對待儒家的態度上又與莊子迥然不同。它不僅不批評儒家的禮義仁愛學說，而且還大量地吸收這些思想以充實自己的政治倫理學說。戰國時期的黃老學派著作主要是以《管子》中的《內業》、《白心》、《心術》上、《心術》下諸篇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古佚書《經法》、《十六經》、《道原》、《稱》四篇為代表。例如《管子·心術上》中一方面闡說了道家的關於“道”與“德”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對儒家的禮義思想做了論說，認為“義”就是“處其宜”，“禮”就是“有理”，是順應著人情的，從而肯定了禮義的作用。又如在古佚書的《十六經》中，還吸取了儒家的親親仁愛的思想，提出了“體正信以仁，慈惠以愛人”和“親親而興賢”等。這樣就把儒家的禮義仁愛思想引入道家學說之中，從而大大地豐富了道家的政治倫理思想的內容，填補了自己的不足。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中，相比之下，儒家在宇宙論哲學思想方面則比較貧乏，為了克服這一缺陷，儒家反過來又向道家學習，吸取其自然哲學方面的思想，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哲學。在這方面，戰國末期的儒家大師荀子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代表。他的著名哲學論文《天論》中就有著濃重的道家思想的成份。《天論》提出了天行有常的重要命題。而這一哲學思想，早在戰國中期的黃老學著作帛書《經法》中，就表達得十分清楚。如《經法·論約》說：“四時有度，天地之李（理）也。”《經法·道法》更進一步地說：“天地有恆常。……天地之恆常，四時、晦明、生殺、柔剛。”天地有恆常，四時有常度，天是沒有意志的自然物，它的運行有一定的常規，這正是荀子的天行有常的思想。可見荀子的《天論》，很明顯地受到了黃老思想的影響。荀子的天行有常的思想，繼承了道家的天道自然無為的傳統，擺脫了孔孟儒學主張的以天為有意志的思想的束縛，從而把儒家的哲學自然觀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兩漢時期

為儒家贏得統治地位的時期，亦為道家黃老學盛行一時的時期。在先秦，儒道兩家皆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員，學術上處於平等地位；而在漢代，儒家成為了官方的統治哲學，道家則成為了在野的學派。但不論它們的地位發生了何種變化，從思想上來說，儒道兩家更趨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黃老學的盛行與儒家的獨尊，前後有一個遞嬗的過程。自從推行法家政治的秦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的打擊下迅速崩潰之後，西漢初期的統治者們，為了緩和當時的社會矛盾，提倡清靜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因此黃老道家曾經在西漢前期盛極一時。之後，漢武帝為了鞏固大一統政治，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才逐步地贏得了思想界的統治地位，成為官方哲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際意義就是要以儒學來代替黃老學的地位。黃老之學失去了官方的支持，而逐漸地成為官方儒學反對派手中的思想武器。這是儒道兩家在漢代鬥爭的一面。然而在另一方面，兩派的思想卻更趨融合，更呈現出互補的特點。例如，西漢前期黃老學的代表著作《淮南子》一書，就大量地吸取了儒家、法家、陰陽家諸學派的思想，尤其是儒家的禮義仁愛學說。《淮南子》一方面繼承和發揮了老子的宇宙生成論學說，把宇宙看成是一個由道演化出天地萬物的過程，並對老子的無為學說做了新的詮釋，認為無為並不是不幹事，而是要“循理而為”；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吸取了儒家的仁政禮治的思想，並把仁義當做治世的根本，把法制禮樂當做治人的工具。《淮南子·泛論訓》說：“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認為法制禮樂應當因時而變，仁義則是萬世不可變的。“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淮南子·泛論訓》）這種以仁義為經、利民為本的思想，顯然是接受了儒家人本主義思想的結果。由此可見，在《淮南子》的這一道家著作中，儒家的仁義學說已經在其政治倫理學說中占有了主導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淮南子》一書是儒道互補的產物。這種儒道融合的思想傾向，不僅黃老道家是這樣，就是最著名的儒學大師董仲舒的思想亦是如此。雖說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但他的儒學思想並不拒絕吸收其他學派的思想。董氏儒學不僅繼承了先秦的儒家思想，而且也吸取了道、法、陰陽諸家學說。尤其是他的陰陽刑德思想，明顯是直接從黃老帛書《十六經》中吸取而來的。例如董仲舒講“陽為天之德，陰為天之刑”、“任德而不任刑”等思想，皆出於《十六經》。在《十六經》中，早就有了“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而後刑以養生。……凡諶（戡）之極，在刑與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當”的思想。至於漢代最大的哲學家王充的哲學思想，更明顯地表現出基本上是儒道兩家思想相結合的產物。王充在自然觀上堅持了黃老道家的自然主義思想，提出了元氣自然說，認為“自然”即是無意志、無目的、“無欲、無為、無事者也”，天地則是含氣之自然。王充批評了俗儒所宣揚的“天地故生人”的神學目的論思想，繼承與發揮了道家的天道自然無為學說。然而王充在社會政治觀上，卻主要是儒家的禮義治國的思想。他說：“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論衡·非韓》）他把“禮義”當做治國的根本。在王充思想中，一方面為了批判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讖緯迷信思想，堅持了元氣自然與天道無為說，並把這一學說貫徹到政治領域，提出了偶然論與時命論等思想，認為人的吉凶禍福乃至國家的存亡安危，皆是在於時運或偶然遭遇，即所謂“適偶之數”而已。而另一方面又強調了儒家的禮義治國的重要性，提出“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十分重視道德教化對治理國家的作用。由此可見，王充雖把儒道兩家思想吸收進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但這一體系是矛盾的，儒道兩家思想並沒有真正建構成一個統一的思想整體。真正能把儒道兩家有機地結合起來的，應推魏晉玄學。

魏晉時期

為玄學風行時期。玄學（見經學與玄學）就是儒道有機地結合的產物。玄學以研討三玄（《老》、《莊》、《周易》）而著稱，同時還研究儒家典籍《論語》（如何晏作《論語集解》、王弼作《論語釋疑》、郭象作《論語體略》）等，可見玄學是儒道兼綜的，並把儒道兩者的關係問題，作為它的一個根本問題來加以探究。在魏晉玄學中，儒道關係問題，一般被稱之為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問題。所謂名教，即是指儒家所倡導的以“正名定分”（確定名位和應守的職分）為主要內容的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禮教。所謂自然，即是指道家的宇宙論學說，其核心就是宇宙本原——“道”的思想。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也就是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與道家的宇宙論學說兩者之問的關係。在玄學中對於這一關係的看法上，大致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是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名教出於自然說，二是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說，三是以向秀、郭象為代表的名教即是自然說（或稱之為名教自然合一說）。第一與第三種學說都主張名教與自然統一說。何晏、王弼認為，名教是自然（宇宙本體“道”）的表現，兩者之間是末與本、用與體的關係，是統一而不可分離的，以此王弼提出了崇本（本即自然）舉末（末指名教等）的思想。向秀、郭象則認為，名教即是自然，儒道是合一的，遵循著名分等級辦事，也就是滿足了自然性分的需要，所以名教自然是合二而一的。何晏、王弼與向秀、郭象的玄學是魏晉玄學思潮中的主流派。至於嵇康、阮籍的思想則與主流派思想不同，認為名教與自然是矛盾對立的，順應自然就不能遵循名教，為此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帶有反儒家禮教思想的傾向。

南北朝至明清時期

在這一時期中，道家思想為道教思想所繼承。道家思想成為道教的基本理論。道家、道教合二為一。人們一般以釋老（或佛老）並提，把老子當做道教的教祖。儒道之間的關係，也就成為儒家與道教之問的關係。道教產生於東漢末年，成熟於南北朝時期。鼎盛於唐宋，衰落於明清朝。道教講的是神仙學說，而它的理論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主要是儒道兩者思想相結合的產物。道教哲學主要來源於老子道家思想，其政治倫理學說則更多地是繼承了儒家的仁愛、忠孝等思想。道教思想（如陳搏的《無極圖》、《先天圖》等）後經邵雍、周敦頤等人的推演，又對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道教和儒家在歷史上又有著密切的關係，是程朱理學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