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濟思想

儒家關於社會經濟活動和各種經濟關係及其運行、發展規律的學說、理論、觀點。其內容涉及生產、分工、分配、消費、貿易、流通、財政稅賦、土地等眾多經濟環節；其核心是義利問題。儒家經濟思想自始至終都是隨著義利之辨而展開的。總的來看，儒家經濟思想受其倫理思想的影響和制約。

　　儒家經濟思想產生和成形於先秦，源遠流長。孔子創其源，垂其統。孔子以後，各代儒家代表人物踵事生華，充實發展，然多折衷於孔子，且熱衷於義利之辨。儒家經濟思想相當豐富。孔孟雖有“罕言利”（《論語·子罕》）、“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之說，但不等於儒家完全否定“利”（經濟利益）。相反，“利”一直是儒家十分重視的問題。儒家認為，“利”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事實，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利”和如何獲得“利”。儒家關於“利”的觀點，通過義利之辨的形式表現出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家經濟思想
• 定義：儒家關於社會經濟活動和各種經濟關係及其運行、發展規律的學說、理論、觀點

先秦儒家經濟思想

孔子承認人們求利思想的普遍性與客觀性，但他反對“放於利而行”，主張“見利思義”。孔子在政治上提倡“德治”，表現在經濟思想方面就是愛民、惠民、利民和富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是儒家經濟思想的現實追求和最高表現。反對人民窮困和拒斥社會無道是貫穿在儒家經濟社會思想中的兩條平行主線。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又引堯帝的話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

重視民利是以肯定民欲、人慾為基本前提的。孔子對待民欲問題取理性主義的態度。他不否定士民對功、名、利、祿的追求，即不否定人的生存、名利、權力等欲望，但這是有條件的。他始終突出欲望和滿足手段之間的尺度問題，強調滿足與手段的適宜性，即以“義”節制“利”，反對“放於利而行”的唯利是圖觀點（《論語·里仁》）。這實際上是一種節慾主義。

孔子主張對人民因勢利導，要求政事使民以義，使民以時，輕徭薄賦，足食足民，招遠撫來，從而真正達到保民、惠民，使人民富庶的目的。

孔子重視社會分工。他不反對生產，但反對士階層直接從事體力勞動和生產事務，特別是農業生產。他還批評士以上的人不守禮職是與民爭利，認為士以上階層應當通過謀道來取食。子貢講“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反映了孔門師徒關於生產中各盡其職、各得其所的思想。

孔子不反對商業和貿易。子貢善於經商，受到孔子的稱讚。而魯國大夫臧文仲在境內置六關，徵收商稅，則被孔子指責為“不仁”。（見扶商惠工說）

土地在古代是一項基本財富形式。孔子主張“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均”字的正確理解，應主要與土地分配問題相聯繫，這與孟子講仁政必從正經界開始是相通的。孔子的“均貧”觀念牽涉到古代社會最重要的分配思想。均貧二字，後世農民起義常借為旗號，但其意義已與孔子原意有所不同。（見均平說）

孔子的消費觀，總的來說受其禮制思想的制約。禮制主張節用，又主張享以等級標準，因而孔子的消費標準又有不同的針對性。對於士以上階層，孔子反對不顧長遠利益而一味追求眼前利益，要求他們服從禮；反對統治者驕縱肆欲、奢靡淫逸，要求他們“節用”以愛民，效法大禹卑宮室，興修水利；反對富而驕，要求富而能制中。對一般民眾則主張節儉。其理想的消費觀，是上下皆儉，不違禮義。

在國家財政稅收上，孔子深知苛政猛於虎，主張寬政，反對虐民巨斂，竭澤而漁。他要求統治者對老百姓，斂從其薄，施取其厚，輕徭薄賦，事舉其中，認為這是周公德治之精神。在民富與國富關係上，孔子向民富傾斜，要求統治者重民足民、藏富於民，民富國即富。他警告統治者，奢靡無度的消費必將導致苛斂暴政。（見輕徭薄賦說）

孔子死後，孟、荀對孔子經濟思想有所發展。孟子將孔子的仁禮並稱，改造為仁義並稱，且更伸張義，提出仁政說，更激進地重民利。《中庸》說：“來百工則財用足。”孟子則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孟子·盡心上》）此即強調“利用厚生”。在孟子說的“君子五教”中，就有“有達財者”（同上）一教。孟子還提出“制民之恆產”，認為對於民眾而言，無恆產要有恆心幾乎不可能。在分工的問題上，孟子認為“通功易事”（《孟子·滕文公下》）是勢所必然，現實社會中的個人沒有哪一個能自給自足，“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孟子·滕文公上》）。他意識到，交換價格是由“物之不齊”決定的。“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同上），如果在價格上強求比同齊一，是要攪亂天下交易的。在交易的內部，他反對壟斷獨占，主張自然的交易，要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關，譏而不征”（《孟子·公孫丑上》）。孟子可能吸收了墨子觀點，同樣闡述“勞心”、“勞力”的分工是合理的。孟子提出過“井田制”問題（見井田說、分田制祿說）。井田到底如何，實已難征，孟子的井田理想後來也未曾實現，不過其“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滕文公上》）的土地解決方法，道出了整個古代經濟的核心所在。

荀子在經濟思想上，繼承孔孟，不過在理論形式上不同，而且也有發展。荀子追求能王兼霸，隆禮重法。在生產問題上，他提出了重農論，這是儒家陣營中首次出現的重農論。財政觀上，他提出了重要的開源節流說，這比《禮記·王制》中“量入為出”的財政思想深入了一層。在對自然的主宰意志上，他比孔孟突出，認為天人相分，人類能知能識，能分能群，能制天命而用之，主張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荀子的性惡論，認可人的自然欲望，但由於其義利兩有論缺乏更深刻的哲學支撐，因而不免有走向法家專制和歸返儒家兩種可能。

除以上早期儒家經濟思想外，據《禮記·禮運》記載，孔子志在“大同”。大同社會是天下為公，而現實的小康社會是天下為家。大同思想是儒家經濟思想的最高理想。

漢至清末的儒家經濟思想

漢代儒家代表人物為董仲舒，其經濟思想不出孔孟範圍。不過董仲舒的政治、經濟思想是比較進步的。他提出一些適應他那個時代的觀點，包括限民名田，緩和兼併土地之風（見限田說），反對鹽鐵官營等進步觀點。他進一步強調義利的對立關係，提倡明道正誼不計功利，但同時強調要“為天下興利”（《春秋繁露·考功名》）。

漢以後的宋明時期，隨著哲學思維的進展，儒家經濟思想的主題圍繞著義利之辨而展開。朱熹曾說：“義利之說，乃儒學第一要義。”（《與延平李先生書》）正統儒家認為義是利的活動的內在基礎，是求利手段的正當性、合理性標準。儒家始終認為義利構成人的生活本質的兩極，也是社會存在與發展的本質矛盾。從經濟立場看，義利問題主要討論的就是取利之道問題，從儒家哲學看，義利有更豐富的內容。儒家歷來強調道義高於功利。宋明理學家面對義利在人生、社會上的衝突表現，更重視強調以天下之公義來制約損害天下公義的私利。張載說：“義公天下之私。”（《正蒙·大易》）他講的公主要指公心。程頤說利有兩種，主張求合義之利：“夫利，合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二程遺書》卷十九）朱熹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朱子語類》卷十二）“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慾之私也。”（《四書章句集注》）理學家一方面抬高了義的超越性，另一方面也有窒息經濟追求的消極影響。事功學派的學者為糾正程朱理學的偏至，主張敦事功，大興義中之利。陳亮反對講天理人慾、義利對立。葉適說：“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習學記言》卷二十三）後來的實學家進一步申言義利統一。清代顏元說：“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值得強調的是，事功之學、實學仍然是儒家內部學派，與實效主義、狹隘的功利主義不同，他們始終未放棄儒家的仁義等觀念。

近代以後，儒家經濟思想漸漸失去了學術和政治經濟領域上的支配地位。

影響與意義

　儒家自西漢被定於一尊后，其經濟思想也在中國、日本、朝鮮古代經濟領域占支配、指導的地位。直到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以後，已經出現新的經濟形態，儒家的經濟思想仍對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康有為和孫中山的大同理想，就從儒家的大同說中汲取了思想養料。16～18世紀，孔子的經濟思想曾在歐洲產生過重大影響。重農學派的倡導者F.魁奈曾研究過《論語》並推崇孔子。重農學派晚近的代表A.R.J.杜爾閣所推行的重農政策也以先秦重農思想為基礎，包括儒家經濟思想。

就理論意義看，儒家義利論牽涉到德力、公私、爭讓、理欲、治亂等一系列問題。總之，重義輕利，先義後利，見利思義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