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日本

儒學在日本的傳播源遠流長，其影響幾乎深入到日本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對道德觀和教育觀的影響最為深刻。儒學在日本的傳播、發展分為傳人、發展、興盛、衰落4個時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學在日本
• 定義：儒學在日本傳播與發展的過程

傳入時期

由儒學傳入，經奈良朝到平安朝，即由285年至1192年的900餘年，為儒學初傳日本時期。

儒學始傳日本時間有兩種說法。一是徐福東渡說，認為秦始皇時東渡的徐福將儒家的詩、書攜往了日本，2200年前儒學已傳人日本。但多數學者認為徐福東渡是傳說而非史實，提出王仁攜來說，認為儒學傳人日本是在日本應神天皇十六年（285年，西晉武帝太康六年）。該年，百濟學者王仁攜《論語》和《千字文》到日。《論語》傳日和儒學家到日便是日本儒學發軔之時。儒學始傳日本當在1700年前。

儒學傳人日本並在日本長期傳播原因很複雜。一則中、朝、日三國或比鄰而居，或一衣帶水，古來已有交往。大陸移民早就到過日本。再則日本社會發展也需要儒學這樣的思想。公元3世紀，儒學初傳日本之時，日本正由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發展，日本諸島上存在上百個小國，社會組織正由氏族制向家族制過渡，尚未形成完備的國家機構。儒家主張大一統，強調大義名分，有一整套調整家族和社會上人與人關係的等級尊卑道德規範，很適合此時日本社會的需要。經濟方面，日本以農業為主的經濟也成為產生於個體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儒學紮根的土壤。文化思想方面，日本以崇神敬祖為內容的固有神道，亦很容易與儒家思想相結合。由於儒學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都適應日本社會的需要，傳人後立即為日本朝野所接受，並逐步與日本固有的文化思想相融合，結合日本的國情不斷向前發展。之後這種與日本固有的民族精神和神道思想相結合而形成的適合於日本國情的儒家思想，就成了日本的儒學。

儒學的傳人對日本社會道德、文化教育和經濟、政治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

儒學初傳日本便促進了日本古代教育的發展。日本原無文字，更無學校。漢學家的到來和儒學的傳人，宮廷中辦起了學問所，開始了以儒學為內容的宮廷教育。日本的學校教育即起源於這種宮廷學問所。經濟方面，日本統治階級吸收儒家重農的經濟思想，也以農立國，發展農業生產。政治方面，儒家的道德觀念及德治主張和禪讓主張，初傳日本便在日本上層社會產生巨大反響。竟至應神天皇的長子與少子以仁孝為準進行禪讓，二人相讓空位近三年，以王仁為師的皇太子為將皇位讓與仁孝的兄長而自殺。

王仁渡日後的200年間，儒學向日本的傳播一直以百濟（朝鮮）為橋樑，且主要是通過以《論語》為內容的宮廷教育，在少數上層人物中傳播。之後隨著統治者對儒學認識的加深，逐漸意識到發展儒學的重要性，便著手採取各種措施進一步吸取和傳播儒家思想。從百濟迎來更多的儒學家來日傳授儒學。除《論語》之外，更多的儒家經典亦傳入了日本。

為儒學在日本傳播開闢廣闊道路的是推古天皇時的聖德太子（574～622）。他採取的重大步驟是頒布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17條憲法和在儒家思想指導下實施政治上的改革，並派遣留學生和學問僧來華學習、研究儒學。推古天皇十五年（607）首次派出小野妹子為遣隋使，翌年（608）再次派小野妹子來華，另派高向玄理、南淵清安、僧旻等8名留學生和學問僧同行。是為日人留學中國之始。此輩留學生學了儒學，回國後或從政，或從教，均對儒學傳播起到重要作用。他們對儒學的傳播為7世紀中葉的大化改新奠定了思想基礎，起了積極作用。大化改新是一場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以中國隋、唐大一統封建國家為典範推動封建化的政治改革運動。改新的結果也確實使氏族和奴隸主的統治最後崩潰，日本社會從此開始過渡到了封建社會。

大化改新之後，日本極力輸入唐文化，在國內大力發展儒學教育，傳播儒家思想。自630年開始不斷派出遣唐使和留學生。留學生在華尊孔子讀儒經，歸國時還帶走儒家經卷，歸國後致力於儒家文化的移植，他們和遣唐使及學問僧不斷將儒學傳入日本。在其影響下，676年日本開始設立大學寮。701年大學寮開始釋奠先聖先師。日本祀孔即發軔於此。由是儒學在日本開始宗教化，孔子開始被偶像化、教主化。大寶元年（701）日本修成“大寶律令”，從律令的“學令”中關於教師資格、學校應行事宜、學生入學資格及手續、教授的科目、考試的內容等規定中可以看出，所要實施的即為儒學教育。養老二年（718）又修“養老令”，確立了日本儒學化的教育制度。按規定學生考課、獎懲及出路皆與其儒經的學習相聯繫，從而使求仕祿者不能不埋頭經書。教育的儒學化有力地促進了儒學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

奈良時代（710～794），日本一如既往，繼續興辦儒學教育，選派遣唐使和留學生，在全社會提倡儒家倫理道德，輸入儒家經典，尊崇孔子，使儒學得到長足發展。奈良朝的教育以唐朝為標準，大學、國學主要學習儒經。教師的選拔與晉升以儒學水平及教授儒經的數量與質量為準。學生的考課與出路以儒經學習的好壞來決定。學校春秋祀孔。儒學教育空前隆盛。為直接從唐朝學習先進的中國文化，奈良朝曾多次選派遣唐使、留學生和學問僧來華。最著名的有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和膳大丘。他們仰慕唐文化，對儒學在日的傳播及發展均做出過貢獻。為以儒家的倫理道德整頓封建秩序，奈良朝向全社會推行儒家倫理觀念，特別是“三綱五常”和忠、孝、禮的觀念，就中以尚孝最甚。奈良朝對儒學的需求使之不斷抬高孔子的地位。768年尊孔子為“文宣王”，自此孔子在日始享王者之尊。這多種渠道對儒家思想的吸收，使儒學傳播日益廣泛。

平安時代（794～1192）的400年間，不僅繼奈良時代的各種做法進一步傳播儒家思想，而且根據日本社會的需要對儒家思想進行融化吸收。平安朝改變過去單純模仿中國的做法而在“和魂漢才”思想指導下創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使日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道德觀念乃至社會風氣都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發生深刻變化。

儒學自始傳至平安時代900餘年，經歷了日本封建制代替奴隸制並最終確立封建制的歷史發展階段，因儒學適應日本建立、健全封建制度的需要，在日本封建化過程中起了積極作用，而逐漸紮下根來。之後隨著日本封建制度的不斷發展又得到進一步地發展。

發展時期

由鎌倉時代經吉野時代、室町時代至德川幕府建立，即由1192年至1603年的400餘年，為儒學在日本的發展時期。

自1192年鎌倉幕府建立至1867年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建立的均為軍事獨裁政權。軍事貴族獨裁統治的社會基礎是武士地主階級。早在平安後期武士階層的勢力便因中央政權腐敗、地方勢力爭戰不已而逐漸抬頭。幕府政權建立後，窮兵黷武，提倡尚武精神和武士道。在武士道的形成過程中儒家倫理思想被武士道理論家所利用，他們吸取了其中忠、勇、信、禮、義、廉、恥等道德觀念，使儒家思想作為武士道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在日本傳播了近10個世紀。幕府時代日本的統治者及武士道理論家都很注重闡揚儒學。他們不僅利用儒學解釋武士道，而且按照其統治利益的需要改造儒學，賦予儒學以新的內容，充實到武士道中去。只是此時的儒學已非先秦的原始儒學。而是發展到理學階段的儒學。

歷屆幕府均很注重理學的輸入。理學傳人日本，一般認為是在鎌倉中葉。出於發展封建制度的需要，日本自鎌倉時代至德川幕府建立的400餘年間，曾通過本國來宋的學者、禪僧及東渡的宋元儒僧和宋儒、朝儒的到日講學，從中、朝輸入儒家經典，興辦儒學教育和修建文廟，祭祀孔子等途徑，大力輸人與傳播理學思想。使自幕府將軍到地方大員均深受理學思想影響。其他朝臣也多以儒教立身。因此這一時期儒學已相當普及，地位亦有很大提高。這就為德川時代儒學進入全盛創造了條件。只是此時因受日本神道和佛教的影響，儒學尚未能獨立地發展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

興盛時期

1603～1867年的德川幕府時代，儒學在日本的發展達到鼎盛時期。

1603年德川家康結束長期戰亂建立德川幕府（1603～1867）。德川幕府面臨的新問題是鞏固統一，嚴格統治階級內部的主從關係，加強內部團結，一致對付農民的反抗鬥爭。為此，幕府急需加強思想統治，利用意識形態的力量來維護和發展幕府的政治、經濟制度。朱子學主張國家統一，宣揚大義名分，把“三綱五常”等人倫關係絕對化，提倡絕對服從，反對“犯上作亂”等思想，恰好適應這種需要。而前此曾盛極一時的佛教則由於僧侶的腐敗和出世思想的不合時宜而地位一落千丈。統治者比較佛儒之得失，便由佛儒並用轉而獨尊儒家思想。德川氏獎勵儒學不遺餘力，定儒學為官學，強行禁止“異學”，使儒家思想成了德川時代的統治思想。由是儒學在日本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

德川幕府沿用長期以來的各種辦法大力倡導儒學，使儒學在日本的發展進入全盛時期。其標誌首先是天皇和幕府等各級統治者的極力鼓吹，率先崇儒重道，推動儒學向全社會普及，使儒學地位大為提高。權勢者們爭相學儒，使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和儒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均在儒家思想的左右下向前發展。

再是德川時代儒學教育十分發達，儒學研究空前活躍。教育方面幕府全面實現儒學化。其教育實踐，由中央到地方，由官學到私學，由高等教育到初等教育、女子教育、幼兒教育，由學校教育到社會教育、親職教育，全部實施儒學教育，甚至連朝廷大臣也要進學習院修習儒學，形成一個嚴密的儒學教育網。儒學教育發達，儒學人才輩出，儒學研究活動亦空前繁榮。儒學內部此時形成若干學派，主要有朱子學派、陽明學派、水戶學派、古學派、折衷學派、考證學派等。這些學派不僅開展學術研究，有自己的學術主張，還都從事教育活動，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其中勢力最大的當屬朱子學派。為維護朱子學的地位，幕府於1790年曾下令禁止“異學”。在幕府保護下，朱子學統治日本260餘年。

三是幕藩為振興儒學進一步抬高孔子，神化孔子。整個德川時代從中央到地方祀孔成風。祀孔禮儀極為隆重。此時所建形制各異、規模不一的孔廟，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建造之壯麗，皆為前代所無。

四是日本及流寓日本的中國儒學家備受重用。朱子學家林羅山便掌管幕府文教，參予幕府機要。流寓日本的明儒朱之瑜，水戶藩主德川光國拜其為師，對之極為尊重。

五是此時儒學著述大量輸入及翻刻。這為儒學自通都大邑普及到窮鄉僻壤創造了方便條件。

幕府以政權的力量大力推行儒學，使整個德川時代，孔子廟前香火不斷，儒家思想久行不衰，成為這一時期支配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道德文明發展的統治思想。

衰落時期

即由1868年明治維新至今。

18世紀後期，日本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導致了封建制度的解體。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新建立的明治政府通過一系列改革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封建幕府政治的被推翻，使作為日本封建社會正統思想的儒學，地位從根本上發生動搖。但明治維新是一場極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新政府中的當權者多是大地主兼資本家。他們既進行封建剝削也進行資本主義剝削，致使日本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殘餘，濃厚的封建思想意識普遍存在，後發展為極富侵略性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家。明治政權的這一社會基礎，決定了明治維新後日本雖因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而對儒學一度有所排斥，但它絕不會完全拋棄儒家思想，還會利用它來為新的統治服務。因此儒學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雖喪失了統治地位而逐漸衰落，但其過程是極緩慢的，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有很大影響。

儒學在明治維新後的發展過程，大致是明治之初，儒家陣地有所縮小，但當19世紀70年代自由民權運動興起的時候，政府中的保守勢力為抵制這一運動又轉而藉助儒家思想。他們利用儒家思想來規範世道人心，以對內對抗民主運動，對外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所以明治政府又繼續祀孔以神化孔子，大力開展儒學研究活動，在國民教育中亦復活儒教，使儒教經短暫的衰落之後地位又逐步提高。日本發展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之後，侵略野心急劇膨脹。為造就軍國主義分子，日本帝國主義亦歪曲和利用儒家思想為其軍國主義教育服務。所以明治維新後儒學對日本的政治、軍事及社會生活始終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中日關係的發展，日本對儒學的研究又重視起來。日本建立了不少儒學研究機構，培養了一支人數眾多的儒學研究隊伍，撥出大批經費研究儒學。戰後的日本，除卻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別有用心者外，其學術界和思想界，甚至政界和經濟界的人士，仍很重視儒學的學習與研究，對孔子亦極為尊重，並極力從儒學中吸取營養，為日本的經濟發展和道德文明建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