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說

在封建等級式的政治秩序和階梯式的財產占有的前提下，實行財富分配的大致均衡的主張。中國古代，特別是古代儒家所提出的一種影響深遠的經濟、政治思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均平說
• 定義：在封建等級式的政治秩序和階梯式的財產占有的前提下，實行財富分配的大致均衡的主張

基本釋義

先秦時期，晏嬰、孔子、管仲等人先後都提出過有關均平的言論；西漢時期董仲舒十分關注土地均平問題；秦漢以後，歷代農民階級大多從先秦思想家的精神武庫中借用均平這一武器，以便在起義運動中反抗地主階級的壓迫。

嬰娶的“均貧富”

春秋時期，貧富分化已經引起當時一些思想家的重視。年齡稍長於孔子的齊國名相晏嬰說：“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他已認識到貧富不均必然會引起人民的反抗；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並促使貴族階級收斂自己的行為，他提出了“均貧富”主張。在他看來，一般人的財富應該“正德以幅之”，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統治者應該了解人民的疾苦，“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人君如果“藏財而不用，凶也。……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而自分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孔子的“均無貧”

貧富分化這一社會問題也引起了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的關注。孔子所提出的分配原則主要表現於下邊的一段話：“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

在從分配方面理解這一段話以前，首先，必須對孔子的經濟思想有一個總體的認識。在孔子那裡，經濟活動大都服從於政治倫理規範，因此，包括他的分配原則在內的所有經濟思想都貫穿著為封建等級制度服務的社會倫理觀念。孔子在未闡述分配原則以前先說“聞有國有家者”；這裡的“有國”、“有家”正表明了他闡述分配問題的立足點；也就是說，孔子的分配原則是為他所謂的“國”、“家”服務的。

第二，孔子的思想方法是“和而不同”式的中庸之道。他的分配觀念也體現了這一思路。他所謂的“均”指平均，“和”指中和，“安”指安分。在他看來，只要保持平均、中和、安分，貧窮、寡少、傾危就不會出現。孔子雖然不太注意物質資料生產，輕視勞動，並且“罕言利”，但他並不一般地反對物質利益，也不主張貧窮，而是持一種比較中和的觀點。一方面，孔子認為無限度地追逐財富會引起社會紛亂，“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另一方面，孔子又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同上），貧窮也會使人們之間產生怨恨，因為“貧而無怨難”（《論語·憲問》）。

第三，孔子的“均無貧”涉及到生產資料分配關係問題，但對於它是指被統治階級成員間的財富分配問題，還是指統治階級內部的生產資料分配問題，學術界有不同意見。有的學者根據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的觀點推論後認為，孔子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兩類，並斷言君子是能夠“安貧”和“貧而樂”的，而小人是專門逐利的人，不能做到安貧樂道，由此可知，孔子所論述的分配問題，有可能主要是解決被統治階級成員間的分配問題。另有學者認為，孔子的“均無貧”並沒有談到被統治者，它指的是“有國有家者”，“有國有家者”是統治階級；孔子是說統治階級內部生產資料的占有應與其等級身份和地位相一致，以保證社會的均衡與和諧。

孔子“均無貧”思想的實質絕不可能是主張各階級之間進行財富的平均分配，而是著眼於各階級內部。孔子為人們之間財富分配不均感到擔憂的實質是想使每個階級內部各個集團、各個成員的財富分配彼此相互接近。他認為，人人皆貧即無所謂貧，也就不致於因貧富不齊而產生不安，由不安而產生變亂。人人皆貧而能安貧就不會危及封建秩序，同時也有利於鞏固統治階級的政權。

“均無貧”思想雖然不是為被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提出的，但它初步認識到財富分配不均所可能引起的矛盾與衝突，這在當時有進步意義。但是，在階級社會中，貧富的不斷分化和日益對立是無法避免的客觀趨勢；貧與富是緊密聯繫的，使一些人富裕的原因也正是使大多數人貧窮的原因；孔子的認識不可能達到這一高度。“均無貧”思想的進步性只在於看到了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並提出了這一問題，雖然孔子還沒有提出平均財富的辦法。孔子要求被剝削的窮人安貧知命，努力做到“貧而樂”，“貧而無怨”。在他看來，只要貧窮的人知道貧窮是自己命運注定而不怨天尤人，只要那些富裕的人能夠“富而無驕”，“富而好禮”，天下就可以相安無事。這些封建說教都是難以讓人信服的。

董仲舒的限民名田

西漢時期董仲舒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均平思想，他在孔子分配思路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對作為基本生產資料的土地實行“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主張。他說：“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春秋繁露·制度》）作為一個代表地主階級的思想家，董仲舒還提不出像小農生產者所能提出的絕對平均主義幻想，也不可能提出根本消除貧富不均現象的主張，他只是要求富者有足夠的資財顯示尊貴，貧者有適量的食物足以餬口，“大富”的“積重”和“大貧”的“空虛”都應避免，因為這會影響上下關係的相安並導致危害封建社會秩序。

董仲舒在《限民名田疏》這篇奏議中詳細地分析了形成貧富不均現象的原因。他認為：①土地的自由買賣造成了土地兼併，土地兼併使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②封建國家和富豪“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壟斷自然資源，致使人民謀生之路受阻；③富者“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使得“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導致人民生活貧困；④賦稅徭役地租榨取太重，力役徵收30倍於古，田賦鹽鐵稅20倍於古，地租交納50％，使得農民衣食都不能周全；⑤貪暴之吏，妄加刑戮，“斷獄歲以千萬數”，使得人民破產逃亡。如何阻止貧富不均現象的發展，董仲舒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漢書·食貨志上》）董仲舒要求武帝取消鹽鐵官營，減輕賦稅徭役，特別是要求對私人占田數量進行限制，以使保持貧富的大體均衡。

起義農民的“均平”思想

歷代起義農民的政治經濟觀念中也存在著“均平”思想。這種思想完全不同於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均平”思想。歷代注意貧富問題者多以防止土地兼併、均平賦役為核心，他們所提出的“均平”思想以及所形成的有關政策法令，並未觸動封建大地主階級的利益。歷代起義農民的“均平”思想則敢於觸動封建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它完全反映出農民階級的政治經濟思想。

唐末起義農民就提出過“均平”（《新唐書·黃巢列傳》）的要求。兩宋時期，地主階級占有絕大部分墾田，使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成為代人傭耕的“客戶”；同時，皇族、官僚、僧尼和道士都享有免役的特權，使農民遭受沉重的田租和賦役剝削。北宋太宗淳化四年（993），王小波、李順在四川發動農民起義時曾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十三）這種“均貧富”思想是針對以封建土地所有制為基礎所形成的財富分配不均提出來的。它否定了那種維護封建制度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天命觀。北宋末南宋初，鐘相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內部互稱“爺兒”，體現了不分貴賤的平等關係；他們對官吏、豪富之家堅決鎮壓，並通過“劫財”剝奪富室財物，從而把“均貧富”的思想變成了“均貧富”的行動。到了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直接提出“均田免賦”的口號。這一口號把唐宋時期起義農民要求劫富濟貧和爭取平等生存權利的“均平”思想，發展成為直接反對土地所有制和國家賦役的思想。然而，農民和小生產者不是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他們的“均平”思想不可能實現；他們反對封建壓迫的鬥爭，也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