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學與新樂府運動
- 定義：儒家文藝思想同唐代中葉的社會需要及詩歌發展相結合的產物
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由盛轉衰，危機四起，內有奸佞，外有強藩，朝政腐敗，賦稅繁苛，致使“下無安心”，“生業不固”，“上無定費”，“歲計不充”（白居易：《對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道德為嗜欲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元結：《時化》）。一些同情人民、關心國事的詩人試圖發揮儒家“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詩大序》）的文學傳統，以詩“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元結：《二風詩論》）。如顧況稱：“理亂之所經，王化之所興，信無逃於聲教，豈徒文彩之麗耶？”（《悲歌序》）白居易更云：“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竇也。”故“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凡“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者而難於指言者，輒歌詠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與元九書》）。而最適於“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詩歌形式，就是新樂府。元稹《樂府古題序》分析道：“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但“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鹹為贅剩”，不免削足適履；“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即僅借古題，自為新詩，“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但更徹底的辦法是像“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這種風格近於古樂府而“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詩，就是新樂府。至白居易，首先標出“新樂府”之名，作為自己50篇“因事立題”之作的總稱。並在《新樂府序》中全面而明確地規定了這種“新樂府”的特點：“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從新樂府運動的緣起到新樂府詩的特徵，都表明新樂府運動是在儒家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它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之時，充分貫徹了《詩大序》“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惰性，以風其上”的精神，把儒家注重文學同社會現實的聯繫、強調文學的政治功能的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