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金融市場,警惕財政危機,拉美南美危機,
定義
傳染效應主要從國家間的關聯角度出發解釋危機。由於全球一體化以及區域一體化的不斷加強，特別是後者，因此區域內國家之間經濟依存度逐漸增高，危機將首先在經濟依存度高的國家之間擴散。一國發生貨幣危機會給出一定的市場信號，改變投資者對與其經濟依存度高或者與其經濟特徵相類似國家的貨幣的信心，加大這些國家貨幣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甚至導致完全意義上的自我實現式危機的發生。經濟學家認為，在金融市場中存在著市場操縱(market manipulation)。不論是在由理性預期導致的自我實現的危機或非理性的羊群行為造成的危機中，都存在著大投機者操縱市場從而獲利的可能，大投機者利用羊群行為使熱錢劇增，加速了危機的爆發，加劇了危機的深度與危害。
金融市場
證據
某些證據表明，傳染效應（表現為國際證券市場越來越大的相關性）曾經是1997－1998年新興市場危機的起因之一。這意味著：如果新興市場今天發生危機，這一現象會再次出現，但目前尚不清楚當前巨觀經濟形勢是否會引發這種大範圍的危機。在世界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後，全球股市呈現更大的相關性，這意味著現在新興市場一旦發生危機，各股市會同樣呈現密切的聯繫。但是，過去加快危機進程的一些條件（如巨額外部融資需求）已不那么明顯，而且金融市場已經令人信服地大幅降低了新興市場資產的價格。
某些證據表明，傳染效應（表現為國際證券市場越來越大的相關性）曾經是1997－1998年新興市場危機的起因之一。這意味著：如果新興市場今天發生危機，這一現象會再次出現，但目前尚不清楚當前巨觀經濟形勢是否會引發這種大範圍的危機。
在標準普爾公司降低阿根廷債券的級別之後的幾天，穆迪和惠譽兩家信貸評級機構又在10月12日採取了類似的行動。這些降級措施引起了憂慮：阿根廷主權債務不能按原有條件償還的危險可能引發類似於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全球金融出現的動盪。這一動盪對各國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同阿根廷有直接經濟聯繫的國家，如巴西和其他南方共同體成員國等貿易夥伴；
“傳染效應”。亞洲金融危機完全展現的時間是1997年7月2日，當天泰銖暴跌，並引起了新興市場以及工業化國家證券市場的騷亂。危機始於5個國家的證券市場（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和韓國）並最終擴大到表面看來毫不相干的國家（俄羅斯和巴西）和工業化國家的金融市場。
亞洲危機擴散的原因
有：
－－由於實際行了與美元掛鈎的匯率機制，1995－1997年間美元對日元的升值削弱了幾個亞洲國家的對外經濟部門，大部分國家現在都已取消這一機制；
不同的原因。亞洲危機同過去的危機，尤其是同8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和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機的區別表現在兩個問題上；
－－在亞洲，最嚴重的動盪是由私有部門事先和事後的金融決策（債務人和債權人兩方面都對資金流入“極為樂觀”而對流出則“極為悲觀”，他們主要從事巨額的跨國短期融資）引起的，而公共債務卻沒有起到重要作用（就像過去的拉美危機一樣），因為多數亞洲國家都擁有財政盈餘。（但是，亞洲各國政府通過控制匯率水平的承諾和促進私有企業借款的措施形成的巨大隱性財政負擔的危險已經受到嚴重關注。）
－－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國際環境已經是有利的，西方大國的生產和貿易都在強勁而穩定地增長，其利率也是歷史最低的。
證券市場的表現。一種判斷這種傳染效應是否是經濟困難的後果的方法是評估危機前和危機發生時期的股市行為。如果股市歷史是相關的，那么一個市場的變化將會引起其餘市場的變化。從這一意義上看，如果在危機中，這種相關性不發生巨大變化，那么股市按照傳統的關係在發展。相反，如果危機開始後相關性發生重大變化，就可以認為這是金融傳染的跡象。對1997年危機前後全球股市所作的分析表明，亞洲市場同西歐、美國和拉美市場之間的相關水平發生了顯著變化：
－－在穩定時期（即危機前）亞洲市場對美國的影響反應非常明顯。在動盪時期（危機後），美國股市的衝擊對亞洲市場的影響加大，而對英國和歐元區市場的影響則較小。
－－同樣，歐元區、英國和美國市場對亞洲市場衝擊的反應也加大了。
－－危機後亞洲市場其他國際股市的結合變得更加明顯了。
這些結果說明，在亞洲危機後，全球股市的一體化程度提高了。
危機後。上述分析意味著，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後，各國股市（乃至各國經濟）之間的相關性都有所增加。例如，這可能意味著，阿根廷主權債務的違約可能提高全球股市的相關性並進而將市場動盪傳播到另一個新興市場－－鄰近的（如巴西）或較遠的（如土耳其）。但是，當前的一系列巨觀經濟因素不同於1997－1998年的
傳染效應階段
1.內在的貼現：新興市場的資產定價中已經考慮到了影響經濟走向的各種因素，除了對阿根廷經濟疲軟的預期，還有全球經濟減速和美國為首的“反恐怖戰爭”導致的巨觀經濟不確定性的增大。相反，1997年亞洲危機是突然發生的風暴－－包括信貸評級機構和多邊機構在內都感到意外。今天，全球金融市場都十分了解阿根廷和巴西這些潛在的“有爆燃危險的”經濟體的狀況。（但是，值得提到的是遠在在泰銖暴跌之前，亞洲幾個“虎國”的股市就曾經發出過警告信號，可是大都沒有引起重視。）
2.外部融資：今天新興市場利用的外部資金比90年代中期到末期要少得多，那時亞洲國家的經濟在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下運行，而現在該地區擁有盈餘。在經常項目看來脆弱的一些國家，如波羅的海國家，長期資本項目的流入改善它們經濟的可持續性。
如果阿根廷不違約（依然十分可能）目前的衰退還會影響巴西。同樣，阿根廷本國銀行債務的重組也會影響同阿根廷本國銀行有密切聯繫的西班牙和其他外資銀行。
在世界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後，全球股市呈現更大的相關性，這意味著現在新興市場一旦發生危機，各股市會同樣呈現密切的聯繫。但是，過去加快危機進程的一些條件（如巨額外部融資需求）已不那么明顯，而且金融市場已經令人信服地大幅降低了新興市場資產的價格。
警惕財政危機
引子
中國財政收支存在的危機隱患，已經成為經濟學界共同關注的話題。
歷史
在過去2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的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1979年的28．4%下跌到1995年的10．7%，然後稍微上升到1999年14%。這樣的比例遠遠低於開發中國家的平均值32%。特別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財政資源所占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在1979年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為16．2%，但到了1996年只有3．2%，此後微幅上升到1999年的5%。而1999年的比例之所以上升，很大一部分是發行國債所得，政府在未來將面對龐大的債務負擔。
以這么有限的財政資源，中央政府卻必須支付極為龐大的各項改革費用。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的報告，包括醫療、教育、扶貧、年金、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在內的極為重要財政支出項目，中國每年至少短缺GDP的4．6%，相當於中央政府在1997年總預算的135%。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拉迪（Nicholas Lardy）估計，由國有企業負擔的社會福利開銷日後必須轉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達每年GDP的3．3%，相當於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總支出。此外，世界銀行估計從1995年到2004年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萬億人民幣，相當於1995年整年的GDP。
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中國的財政支出中還有相當部分是沒有計入正常的顯形財政收支的隱性負債，這主要包括一些應當由財政承擔但是財政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承擔的債務，如財政欠發的工資、糧食經營虧損性掛帳、國有金融機構不良資產以及養老保險金欠帳等等。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的所有政府債務?包括顯性及隱性債務 積累已經達到GDP的100%。儘管債務的償付不會同時發生，儘管債務的償付還有其他形式?例如，出售部分國有資產 ，但是，由於各類隱性債務的規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類債務交織在一起，同時對國家財政產生支付壓力，則可能會在短期內迅速提高實際債務負擔率，引發財政危機。而財政危機的爆發，則可能迅速傳染到經濟體系的其他領域。
財政危機對於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傳染
著名金融學家麥金農指出，沒有一個高效率的、有力的財政，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市場化就不可能持續順利地推進。這一論斷就觸及了財政危機對於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傳染效應。
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貨幣化進程所產生的鑄幣收益等還能夠支持相對虛弱的財政下的金融市場化的話，那么，在中國的貨幣化進程基本完成之時，虛弱的財政對於金融市場改革的推進的制約就更為顯著了。
銀行資產的快速膨脹、以及經營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不良資產等，都要求銀行需要及時地補充資本金，但是，虛弱的財政不能提供這一及時的支持，在銀行普遍缺乏上市等籌資渠道時，銀行資本金充足率的低下就是必然的問題。
在財政出現收支困難時，在中國以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結構下，國有銀行自然被迫承擔一些財政性的職能，這就是所謂“吃了財政吃銀行”，即將銀行作為“第二財政”來使用就是必然的結果。銀行的國有性質，兼之銀行問題事關社會穩定的大事，因而不管銀行的不良資產是否由於政府干預而形成，銀行不良資產的沖銷，都將直接間接引起財政的減收增支；而一旦銀行出現支付危機，其最後的支撐者就只能是財政。可見，在我國，金融風險必然最終轉嫁到財政頭上，金融風險的實質就是財政風險。
財政危機向養老保險制度的傳染
基於中國特定的就業結構和國有企業的主導性地位，國有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事實上成為財政的隱性負債。但是，虛弱的財政不能給予養老保險以有力的支持，即使我們不考慮由此可能導致的社會的不穩定而僅僅從養老保險制度的持續穩健運行來看，虛弱的財政也已經成為養老保險制度健康維持下去的硬性制約。
合理的推論是，在缺乏財政的有力的支持下，當前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若照目前狀況發展下去，將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要解決這一嚴重的問題，一定要從財稅等方面入手，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開闢新稅收來源等措施，逐步消化數額龐大的隱性債務。根據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和美國安泰保險公司，對國內養老保險隱性債務進行的精算結果顯示，若按目前企業和個人的繳費率、退休年齡、投資回報率計算，在未來30年，中國將負擔近7．6萬億元人民幣的隱性債務。
為了維持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的持續運轉，許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辦法，如：採用多種途徑籌資，彌補隱性債務：
首先是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二是開闢新的稅收來源。可考慮開徵新稅種或附加稅值增加資金來源。三是變現部分國有資產。變現國有資產可以採取股市變現、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益、出售公有住房等。四是發行特種國債進行籌資，用於彌補隱性債務。
在採用其他方式都沒有見到明顯效果的時候，國有股的減持成為補充養老和社會保障基金的一個重要政策動機，財政危機向社會保障和養老保險體系傳染的同時，沒有恰當把握的國有股減持計畫又將這一危機轉移到本來已經十分脆弱的中國股市。
根據當前的國有股減持方案，以較低成本獲取的國有股為了儘可能圈取更多的資金來補充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障資金的不足（從政府的財政立場而不是從維持徵求市場健康運行的角度看，這一理由無疑是相當充分的），採取了按照與流通股同樣的價格參與市場流通，這一計畫的推出已經導致了中國股市的綿綿陰跌和疲弱無力。在這裡，財政危機通過傳染到養老保險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進而擴散到證券市場。
“亂收費”是財政風險的重要病灶
拉美南美危機
簡介
2005年12月，阿根廷陷入了史無前例的三重危機，即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在危機爆發前，國際社會擔心，如果阿根廷危機波及其鄰國巴西，整個拉美地區的經濟成長速度就會放慢，因為巴西的經濟總量占整個拉美地區的1/3以上；而一旦拉美經濟受影響，美國經濟的復甦就會被推遲。然而，當時阿根廷危機產生的“探戈效應”似乎並不明顯，國際投資者鬆了一口氣。
但是，最近一段時期以來，一些南美洲國家卻出現了外資流入量減少，金融市場急劇波動和匯率大幅度起伏等一系列令人憂慮的跡象。因此，許多人指出，阿根廷危機的“傳染效應”終於出現。
“探戈效應”開始顯現
應該說，近期一些拉美國家的經濟形勢確實與阿根廷危機的“探戈效應”有關。這一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遲遲不能與阿根廷政府在解決危機的方式方法上達成共識，從而使人們對阿根廷經濟前景的看法越來越悲觀。第二，美國不僅沒有向阿根廷提供經濟援助，反而對阿根廷的反危機措施說三道四，這無疑加重了國際投資者對阿根廷經濟的憂慮。第二，由於阿根廷貨幣比索在危機爆發後大幅度貶值，巴西、烏拉圭和智利等南美洲國家對阿根廷的出口變得更加困難。第四，危機使阿根廷人的收入大幅度下降，而且，阿根廷政府實施的銀行管制措施使阿根廷人無法從銀行取出現金。其結果是，阿根廷人無法出國旅遊。這使得阿根廷鄰國的旅遊業收入明顯減少。第五，由於阿根廷與其他南美洲國家的經濟聯繫比較密切，國際投資者為規避風險而不得不減少對南美洲國家的投資。
但是，近期拉美經濟形勢的動盪也與一些非經濟因素有關。例如，在一些拉美國家的總統競選中，具有左翼傾向的候選人在民意測驗中人氣很旺。這些政治家表示，如果他們當選，他們將與國家債權人重新談判償還債務的條件。有的候選人甚至說要延期或拒絕償還外債。這無疑打擊了國際投資者進入拉美的積極性。又如，最近幾個月，拉美政局出現了一些不穩定的苗頭。金韋斯總統雖然平息了政變，但委內瑞拉的政治局勢並沒有得到徹底保障。而在哥倫比亞，政府與反政府武裝力量的對峙愈演愈烈。其他一些安第斯國家的政局也因毒品問題或其他問題而不時出現動盪。
除上述因素以外，美國經濟回升乏力也對拉美經濟形勢產生了不良影響，90年代以來，拉美經濟走勢越來越明顯地受到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形勢)的制約。有人甚至認為，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一句話對拉美股市的影響，會大於拉美國家本國總統的言論產生的影響。此外，由於國際市場上初級產品價格長期疲軟，通過出口初級產品來獲取外匯收入的拉美國家受害不淺。
總之，由於受到上述因素的消極影響，不少拉美國家上半年的經濟成長率大大低於去年年底的預測，而失業率卻在上升，從而使社會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前景不容樂觀
許多分析人士認為，為了儘早擺脫危機，阿根廷政府可能會從貨幣入手，採取以下措施中的某一種：採用“貨幣籃子”，使比索同時盯住美元、歐元；採用“骯髒的浮動”，即中央銀行確定匯率波動的範圍，在必要時進行干預；重新回到“兌換”體系中，即將比索與美元的匯率固定在2-2.5比索：1美元的固定匯率上；實行徹底的美元化，即放棄比索，以美元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