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定義我們可以將
消費,按不同層次分為生存性消費,享受型消費和奢侈型消費三個類型。所謂“低生存成本型”社會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費品的價格,以滿足民眾對生存必須品的需求,從而達到降低生存成本、緩解民眾生存壓力之目的
社會模式。
原因
(一)、生活模式不同導致生活成本升高
生活方式是造成生存成本過高的一個主因,我國正處於
城鎮化時期,我們可以從吃穿住行用等方面,將農村的生活方式與城市生活方式進行一下比較:
在吃飯方面:農民都是吃自己種的糧食、蔬菜,可以免去經銷商的層層盤剝,也省去了運輸費用。農村吃水基本上不用錢,既沒管網費用,也沒有污水處理費用,農村做飯的柴火基本上是自己的莊稼秸稈,也不產生費用,而在城市這些都要購買,買煤氣要錢,買糧食、蔬菜要錢,甚至喝水都要錢,兩相比較,差別太大了,而那些不具備做飯條件的人群,需要在街上買飯吃,在吃飯方面的開支就更大,而現大部分出租房都不具備做飯的條件。
在衣服方面:農民種莊稼可以比較穿比較差一點的衣服,而如果生活在城市,特別是白領人群,服裝就是非常大的一筆開支。
在居住方面:農民在自己的宅基地蓋房,付出的只是一些建築材料費。而在城市則需要向
開發商購買住房,而開發商則要向國家繳納
土地出讓金,開發商也要牟利,房地產行業是典型的
暴利行業,這導致城市房價非常的高,而且農民住自己的房,還不用每月交納
物業管理費。
在出行的方面:農民出行一般是走路或腳踏車,遠一點騎機車,很少用公車,而在城市基本上是公車或計程車,好一點的家庭用私家車,這樣交通成本就非常的高。
在用品方面:現在都是工業化社會,同樣的商品在農村與城市
價格差別不大。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外,婚喪嫁娶、醫療、娛樂等其他方面也差別很大,比如結婚方面,農村在農家大院辦酒席,而城市必須是大酒店;,另外農村基本不存在娛樂健身等方面的支出。可見與農村生活相比,城市生活無形中加大了人們的生存成本。
現在很多人喜歡用人均收入對城市和農村進行比較,其實這樣比較存在著很大的誤區,因為農村與城市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城市人要想達到與農村人達到相同的生活水平,其收入水平必須遠遠大於農村人才可以。
(二)、高物價是導致生存成本過高的直接原因
同樣是城市生活,在不同國家,或是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生存成本也不一樣,這主要表現為物價的高低不一樣,高物價導致生存成本較高的最直接原因,而物價的不同則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1、高稅收導致高物價
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高
福利國家,高福利國家各種稅收非常高,產品到了消費者手上,價格也就非常的貴了,比如有學者記載,在瑞典的餐館點一個“青菜炒雞肉”就要十八美元,因為養雞要抽稅、飼料要抽稅、雞的運輸要抽稅,批發要抽稅、零售要抽稅,到了飯店還要抽稅,這樣一個炒雞肉到了顧客那裡就奇貴無比了。其實北歐的所有商品都非常的貴,在各個版本的世界城市物價大排名中北歐城市都高居榜首,最關鍵的就是高稅收導致了高物價。
2、高房價導致高物價
高房價導致高物價的情況在東亞地區表現的非常突出,或是一些大城市這種情況也非常突出。首先,房價高,工人的生存就高,工人生存成本高必然帶動工資上升,工資上升又必然導致物價升高。這兩年珠三角地區的通貨膨脹並不很厲害,生活用品的價格上漲也不多,但
高房價卻導致了工人生存成本大幅提高,因此很多人逃離這些地方。其次
高房價也會帶動商業租金的提高,而商業租金的升高直接導致了
商品流通環節的高成本,也可以導致物價升高。
級差地租對商品價格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繁華商業區往往商鋪租金較高,經營者必須靠提高商品價格來彌補租金損失。因此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段,商品價格往往有很大的差異,越是繁華地段,商品價格就越高,民眾的生存成本也就越大。
4、廉價商業模式的取消導致高物價
同樣的商品也會因為不同的商業模式而產生較大的
價格差異,比如流動商販的存在可以讓普通民眾買到一些便宜的生活用品,露天菜市場可以民眾讓買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些高檔的商業模式所必須的裝潢費用、照明費用、行銷成本等都可以大大增加商品的價。而政府如果強制取消一些廉價的商業模式,就必須導致商品價格的總體走高,加重民眾的生產成本。
5、勞動力價格上升導致高物價
勞動力價格的提升必然會導致
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的提高,而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導致那些機器化生產的產品價格不斷下降,因此在
已開發國家那些機器化生產的產品都非常便宜,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則非常的高,不得不從國外進口,而服務業不能進口,所以已開發國家服務業的價格則非常高。
而民眾的生存必需品大部分屬於
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食品、紡織品、建築,而享受型產品大部分屬於機器化生存的產品,比如汽車、各種家用電器、消費電子產品等,而民眾的生存成本,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生存成本,基本上是由生存必需品的價格決定的。因此生存必須品價格的提高,必然導致民眾生活成本升高,生活壓力加大。
6、導致物價比較高的一些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比較有共性的原因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會導致物價比較高,比如在俄羅斯很多輕工產品都不能生產,需要進口,因此商品價格都比較高,而在美國由於其特殊的醫療保險體制,導致美國的醫療價格奇高。而投機炒作嚴重扭曲了商品價格也會導致高物價,人類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後,商品價格已經不再受成本價值的影響,而且也經常不受真實
供求關係的束縛,而投機炒作則可以使商品價格長期偏離其價值,比如
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就屬於這一情況。
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
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民眾生存成本的降低歸根結底要靠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民眾的工資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商品的價格,這兩方面對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都是有利的,除了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根本因素外,我們還可以從其他方面採取措施:
1、
完善消費稅徵收制度,根據商品的消費層次進行徵稅我們將消費分為生存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和奢侈型消費三個
消費層次,在制定
稅收制度時,將這三種消費形式區別對待,對於生存性產品免稅,並實行國家補貼;加強對享受型消費、奢侈型消費的稅收,並用這兩方面的稅收彌補在生存型消費方面的稅收損失。
現在,我國除了對菸酒等商品徵收消費稅外,對
稅收的劃分還不夠細緻,也沒有按
消費層次進行徵稅的概念。現階段,儘管對於
中低收入群體來說,生存型消費仍然占據著較大的比重,但如果從整體來考察,享受型消費和奢侈型消費所占的比重,要遠遠大於生存型消費所占的比重,因此用這兩方面的
稅收來彌補在生存型消費方面的稅收損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稅收的區別徵收並不一定非要放到
消費環節,也可以從生存、
流通、消費三個環節進行。因為單從一個環節進行徵收很容易遇到商品
消費層次界定難的問題。總之在把握原則的情況下,應該以有利於界定的方式進行徵收,並且這種徵收也並不一定要從產品出發,也可以從產品生產配套的角度進行,比如為了降低農產品的價格,可以對農藥、化肥等農業生存資料實行
稅收減免,因為
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降低也可以帶來農產品的價格的降低。
2、合理布局工作區及居住生活區,讓所有人可以就近滿足居住需求。
城市生活,交通出行費用是一筆不小的支出,我們在進行城市規劃時,如果可以讓民眾都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場所附近,則可以大大節省這筆開支。比如很多工廠都擁有自己的員工宿舍,這樣就可以步行或騎腳踏車到達工作場所,就節省了上下班的交通開支,對於那些沒有宿舍的單位,如果員工可以就近租到合適的住所也可以省掉交通費用,這就需要政府合理布局工商業區域和生活區域,以達到為社會節省資源的目的。
現在的住房制度實際與這一理念是背道而馳的,現在中國一線大城市,市中心房價已經遠遠超出了民眾的承受能力,而民眾往往置業在郊區,而工作在市區,居住在郊區無疑加大了交通成本,其實這也是政府規劃不合理所致,如果市區多發展房地產,讓工商業也向郊區擴散,則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美國人,大部分人上下班開車都需要一個小時,這對社會資源是簡直就是極大的浪費。
3 適當保存一些廉價的商業及生活模式
同種商品採用不同的銷售模式,價格會有很大的差異,街邊店要比流動商販要貴,而那些擁有中央空調的大型室內商場裡的商品則要比街鋪更貴,適當保留一些廉價的商業模式,比如允許流動商販的存在,也可以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
廉價生活模式的存在也可以降低生存成本,比較很多城市禁止電動車上路,這無疑加大了那些原本依靠電動車上下班的民眾的生存成本,而這些人本身就屬於
中低收入人群。
4、建立統一的專門的生存保障型產品供銷體系及相應制度
建立生存必需品目錄,為進入目錄的商品則建立獨立的生產及銷售體系,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其成本,從而最終降低銷售價格,比如可以由政府免費提供土地,建立銷售場所,實行政府招投標
體制, 統一進行批量採購,如果這套體系建立起來,則生存必須品的價格降低2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級差地租的存在也是造成民眾生存成本過高的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域甚至是頭號因素。級差地租的出現是市場因素,但級差地租的高低政府是可以引導的,比如政府合理布局國家的
經濟成長極,不要讓全國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將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經濟成長極地區。在大城市內,嚴格控制城市密度,將人口均勻分布在各個地區,在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謂黃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從而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特別是大城市的生產成本。
以上幾條如果都可以做到,那么
中低收入群體的生存成本降低30%以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前面筆者還提到“
新五蠹”造成財富巨大轉移的問題,如果政府將“
新五蠹”轉移社會財富的渠道全部堵死,再加上“低生存成本型”
社會模式的建立,民眾生存成本至少可以降低50%以上。
總之,大幅度提高勞動生存率、堅決取締“新五蠹”對
社會財富的巨額轉移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是改善民生的最主要措施,其中提高勞動生存率是根本措施,後兩條是輔助措施。
提出者
“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最早由著名學者高連奎在《中國大形勢》一書中提出。
高連奎,財經學者,“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提出者,對政治學及經濟學研究有獨特興趣,熟讀西方政治學思想史及
西方經濟學思想史,從2006年開始以筆名“翰嘯”陸續發表財經及歷史類評論,文章曾被人民網、新浪網、網易、騰訊網、鳳凰網、中國經濟網、聯合早報網、中國戰略網等知名網站廣泛轉載,2006年,在聯合早報網發表的《美新財長上台,中國應高度關注》一文,成功預測到華爾街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