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二月抗爭
- 外文名：February fight
- 相關人物：周恩來
- 時間：1967年2月
事件背景,事件始末,歷史意義,
事件背景
由於文革混亂局面的不斷加劇，引起了廣大民眾、各級幹部的憂慮。特別是1967年1月王洪文等人糾集人手奪了上海市政委的權，受到毛澤東主席和林彪的支持與讚揚，由此全國出現奪權之風（稱之為“一月風暴”）。於是一批老一輩革命家挺身而出，1967年1月下旬和2月中旬，老一輩革命家陳毅，譚震林，葉劍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聶榮臻等人在黨和軍隊的高級會議上多次公開對“文革”中的倒施逆行表示抗議並抨擊，“大鬧京西賓館”、“大鬧懷仁堂”，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特別是2月的“大鬧懷仁堂”影響最大，故稱“二月抗爭”（江青等反革命分子稱之為“二月逆流”）。“二月抗爭”後，毛澤東嚴肅批評了老革命家，並在實際上讓“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江青等人趁機將他們排擠在黨的日常工作之外，四處安插親信。“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肯定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做法。
事件始末
“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5月全面發動，經過半年多的實踐，特別是從上海“一月風暴”開始的全面奪權，使黨內以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代表的健康力量逐漸對“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是這次抗爭發生的根本原因。“全面奪權”開始後，在全國範圍內，動亂的程度陡然上升。中央文革小組的極左分子們的野心更加膨脹，作風更加跋扈霸道，行為更加肆無忌憚。在他們的策劃、指使和支持下，從中央到地方連續發生了一系列嚴重的重大事件。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竟然蓄意捏造罪名，在未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的情況下發表講話，擅自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突然將當時位居黨中央第四位的陶鑄打倒。陶鑄是1966年6月從中共中央中南局調來北京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的。在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任國務院的副總理。陶鑄到中央後，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但卻與周恩來等一樣，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極左思潮和行為格格不入。在許多問題上，他堅決抵制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做法，與江青等人進行了尖銳的鬥爭。陶鑄的立場成為江青等人煽動極左思潮的嚴重障礙，不打倒陶鑄，中央文革就難以為所欲為。毛澤東曾就陳伯達這種“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的極不正常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中央文革小組卻已造成了既成事實。繼陶鑄之後，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劉志堅，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等，也先後被打倒。
1月6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紅衛兵採取卑劣手法，將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強行帶到清華大學批鬥。後來，在周恩來干預下，清華大學紅衛兵才不得不將王光美放回。與此同時，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操縱下，一些紅衛兵和造反派多次包圍、衝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駐地北京中南海。這些民眾組織提出要揪斗住在中南海內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領導人，並聲稱要將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一批國務院負責同志揪走。1月，戚本禹在中南海內煽動圍攻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煽動下，北京連續出現“打倒”周恩來、朱德的標語，朱德、賀龍的家也被造反派查抄。在各省、市、自治區，幾乎所有的黨政領導人都被斗、被批、被抄家。其中，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安徽省委書記李葆華、福建省委書記葉飛等被打倒後的一段時間裡，連中央都不知道其生死或去向。
1月10日，經江青授意，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關鋒、王力等人起草的《關於〈解放軍報〉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中，進一步明確地提出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主張。在經林彪同意後，1月14日的《解放軍報》發表《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的社論，公布了這一說法。社論說軍隊“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是來自混進軍隊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人民日報》次日便加以轉載，“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迅速流傳全國，為造反派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提供了合理依據，從而使動亂的危機更為嚴重。
1月17日，中央批轉公安部《關於各級公安部門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說，公安機關過去的某些規定已不適應形勢，應立即作廢；公安機關要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動，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公安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1967年初，“全面奪權”之風一起，僅短短一個多月，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普遍被揪出、批鬥、打倒，一些領導幹部被迫害致死：1月8日，中共雲南省委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因不滿並抵製造反派的胡作非為，在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電話訓斥後在當地憤然辭世，以死相爭。1月中旬，中共天津市委幾位書記剛開完市委機關幹部大會，便被外面的造反派一擁而上，強行綁架，不知去向。1月21日，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因公開反對林彪及其同夥的倒行逆施，在連續遭受打擊迫害後突然身亡，死因不明。1月22日，被江青、戚本禹誣衊為“煤炭系統最大的走資派”的國家煤炭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張霖之，在遭造反派長達一個月之久的毒打、逼供後，帶著遍體鱗傷死在北京礦業學院。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原山西省省長衛恆，在被“奪權”的造反派宣布為“山西省最大的走資派”後不久，便在造反派關押處飲恨而死。與此同時，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企事業黨組織大多已處於癱瘓狀況。為了奪權，各個造反組織拳腳交加，刀兵相向，各種各樣的武鬥在全國普遍出現。武鬥不僅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日益嚴重的威脅，也使國家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更使人們不安的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動下，軍隊中的不穩定因素也在激增，一些軍事部門也面臨失控的危險。人們的思想狂熱而又混亂，堅定而又迷茫。一個處在和平建設時期的社會主義大國，卻突然出現了如此動盪、混亂的局面，誰也說不清這種愈演愈烈的局面會朝什麼方向發展、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在當時的條件下，人們雖然還不可能從根本上認識到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但黨內外一些有識之士都已在不同程度上認識到這樣的“大亂”是“全面奪權”造成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推波助瀾的結果。他們強烈地意識到，國家不能亂，特別是軍隊不能亂。面對著不斷惡化的局勢，老一輩革命家憂心如焚，寢食不安。他們的忍耐已達到了極限，又一次與“左”和極左思潮的抗爭一觸即發。
1967年1月初，經毛澤東批准，中央軍委從1月8日起連續在北京召開軍委碰頭會和軍委擴大會議，集中討論處理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會議中，林彪主張在軍隊也要開展“大民主”，認為“機關要徹底搞”。江青、陳伯達、康生等攻擊人民解放軍“滑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鼓吹軍隊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搞特殊，要立即開展“四大”。
林彪、江青等人的意見，遭到軍委其他幾位領導和大多數與會者的堅決反對。1月14日，經過中央軍委多數領導和大多數與會者的鬥爭，在周恩來的支持下並經毛澤東批准同意，黨中央發出了《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但是，由於林彪、江青等人處心積慮地破壞，這個通知並未得到有力地執行。
1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碰頭會，討論軍隊開展“四大”問題。參加會議的有中央軍委領導、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會議一開始，便圍繞著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以“軍隊不能搞特殊”為由，繼續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四大”。對此，葉劍英嚴厲地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戰備任務很重，如果穩不住，敵人入侵時將無法應付。”他向江青質問道：如果開展“四大”，必然發生無政府主義，什麼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都成了一句空話。軍隊沒有鐵的紀律，怎么能保證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怎么能打仗？不服從命令，打起仗來“放羊”，軍隊還成其為軍隊嗎？聶榮臻在發言中堅定地表示“軍隊是軍隊，不能搞‘四大’！”幾位元帥一致認為：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如果也像地方一樣搞運動，必然會導致更加嚴重的無政府主義；軍隊一亂，將無法擔負保衛國家、抵禦外敵入侵的重任，後果不堪構想。
在1月20日的會議上，當得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被中央文革小組指使的造反派抄家時，徐向前氣憤地拍案而起，對著江青等人說：“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人民的軍隊，難道就叫他們幾個毀了嗎？”盛怒之下的擊拍，把茶杯蓋子和碟子都震落到地上。葉劍英在斥責江青等人時說：“蕭華是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他接著說：“誰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下場。”激憤之中，竟因拍桌子時用力過猛致使右手掌骨骨折。老一輩革命家無私無畏、為黨為國的凜然正氣，震懾了江青等人，使他們的氣焰不得不有所收斂。這就是江青等人指責的所謂“大鬧京西賓館”。
1月22日，毛澤東接見參加軍委碰頭會的軍隊幹部。參加接見的軍隊領導幹部紛紛向毛澤東述說“文化大革命”給軍隊造成的破壞及挨斗被整的情況。毛澤東對這些現象表示氣憤，說：“那還得了”，“到處抓人怎么行”。隨後，徐向前又當面向林彪陳述理由，要求制定一個穩定軍隊的檔案，林彪表示同意，並口授了幾條意見。在此基礎上，經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以及周恩來等商討、修改，擬定了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1月28日，《八條命令》由毛澤東批准下達。《八條命令》中最核心的內容，是軍隊一切指戰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軍內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得隨意抓人、抄家、搞武鬥；部隊的運動應堅持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一切外出串連人員應迅速返回本單位；一律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等等。很明顯，《八條命令》實際上是對軍隊的運動做出了嚴格的規定和約束，使之與地方區別開來。2月21日，中央發出通知，肯定《八條命令》“很好”，“這個命令，除第七條關於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條，都適用於地方”。
此後，根據《八條命令》的主要精神，中央軍委又連續制定了一些旨在穩定軍隊的檔案。這些檔案有力地遏制了“文化大革命”對軍隊的衝擊和影響，是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一輩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錯誤做法、反對江青等人陰謀搞亂軍隊的鬥爭的結果，反映了廣大指戰員的要求和願望。
自2月上旬起，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碰頭會，商討黨政業務工作。懷仁堂碰頭會，從一開始就成為老一輩革命家揭露、抨擊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亂黨亂軍行徑的場合。在2月11日碰頭會上，葉劍英再次拍案而起，斥責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乾什麼？他又質問：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乾什麼？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徐向前也激憤地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這要不要支柱啦？會上還對江青等人迫害老幹部子女的做法提出抗議，聶榮臻指出：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老一輩革命家的激烈抗爭，實際上已經觸及“文化大革命”的三個要害問題，這就是：還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該把老幹部都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正是在這些根本原則問題上，老一輩革命家以他們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利益的高度責任感，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同煽動動亂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頭面人物展開了一場面對面的尖銳鬥爭。
上海“一月風暴”後全國動亂急劇升級的局面，以及中央文革小組不可一世的胡作非為及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毛澤東也有所感覺，他雖然號召造反，卻不贊成由中央文革小組煽動而急劇膨脹起來的無政府主義；他雖然提出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絕不是不要黨的領導或削弱黨的領導。2月3日，毛澤東在同外賓講話時，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一方面又批評說，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
2月12日及其後的幾天裡，毛澤東在與張春橋、王力等人談話時，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一方面針對性很強地批評了當時一些甚囂塵上的極左思潮。他說，“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正確的說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青年人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不少貢獻，但是讓他們馬上接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的班還不行。針對“全面奪權”時否定黨的領導的思潮，他強調說，還要有一個黨，我們共產黨不能不要黨，人民代表大會還要開，國務院也還叫國務院。他又說，上海人民公社就改為上海革命委員會吧！如果還叫上海人民公社，優點是保護上海人民的熱情，缺點是全國只你們一家，不是很孤立嗎？《人民日報》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會發生一系列的問題。
2月上旬，毛澤東連續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他批評中央文革小組在重大問題上不經請示就擅自做主，發號施令，還批評他們任意打倒老幹部的做法。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嚴厲地批評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他又嚴厲地批評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眼裡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指江青與陳伯達）乾的。他當場指示，中央文革小組開一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毛澤東雖然對陶鑄到中央工作後的一些做法不滿，但他並不同意陳伯達、江青用那樣一種方法打倒陶鑄。2月上旬毛澤東親自召開一系列會議對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批評，實際上表明了他對“全面奪權”中那些極左做法的不滿，他的這種態度在老一輩革命家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事實上成為“二月抗爭”的重要動因之一。
2月16日，中央碰頭會繼續開會。還在正式開會之前，鬥爭就已開始。在懷仁堂門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碰到張春橋，就問他：“陳丕顯同志來了嗎？”可是，張春橋卻裝出一副正經面孔，打著官腔說：“民眾不答應呀！”譚說：“民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張春橋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譚聽了很生氣，指著張說：“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呀！？”
會議一開始，譚震林又嚴肅地提出了陳丕顯的問題。譚說:陳是紅小鬼，他有什麼問題？幾個大區書記，許多省委書記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讓他們來北京？他還尖銳地指出：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民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形上學。這樣就尖銳地提出了要不要黨的領導問題，要不要保護老幹部等問題，並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和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譚震林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個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譚震林又義正詞嚴地當場聲明：我不是為自己，我是為整個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李先念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民眾是好的。現在這樣搞，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要不要？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麼？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逼供信。”他還指出，這樣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的做法是從《紅旗》雜誌1966年第13期開始的。
周恩來當即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
康生明明參與炮製了這篇社論，當時卻當面撒謊說他沒有看過。周恩來氣憤地說：“這么大的事，為什麼你們不叫我們看看？”陳毅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
葉劍英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么做工作？”
2月17日，譚震林致信林彪，指斥江青等人“比武則天還凶”，其“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個的政治生命送掉了”。“我想了好久，最後下定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老一輩革命家正氣凜然、義正詞嚴的抗爭，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頭面人物無言以對，驚恐異常。在江青的策劃下，張春橋、姚文元二人當面向毛澤東匯報。2月19日凌晨，毛澤東親自召集會議，周恩來、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葉群參加。會上，毛澤東批評了譚震林、陳毅等參與“二月抗爭”的老同志，認為他們是搞復辟、搞翻案，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會上還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七次“政治生活會”，批判譚震林等。康生等人趁機攻擊參加“二月抗爭”的幾位同志，並把矛頭指向了在思想上同譚震林等息息相通的周恩來。
同時，林彪、江青一夥在全國掀起“反擊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不滿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各級領導幹部，使本來已經混亂的局勢更加惡化。此後，這場正義抗爭被說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
“大家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4月30日晚，毛澤東把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請到自己家裡，開了一個團結會，並批准這些同志在“五一”節上天安門看焰火。這一情況第二天見報。這是老同志仍能得到毛澤東信任的重要信號。這樣，就使林彪、江青掀起的所謂“反擊二月黑風”不能不暫時停息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