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 類型：中央政府
- 時間：1931年
- 人物：毛澤東
- 地點：江西瑞金
通過內容,大會召開,憲法大綱,成立,意義,取消,歷史意義,
通過內容
1931年11月7日-20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宣告成立，選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項英、張國燾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通過了憲法大綱以及土地法、勞動法和婚姻法等
大會召開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在毛澤東、朱德等的正確領導下，紅一方面軍連續取得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中央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鄂豫皖、湘鄂西、湘贛、湘鄂贛等根據地也都發展到相當規模。中共中央決定以贛南閩西根據地為依託，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開始籌劃建立全國性的蘇維埃政權。1930年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成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臨時常務委員會。9月中旬，中央準備委員會在上海舉行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第一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條例，以及準備提交大會的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令、經濟政策和關於紅軍問題決議案等草案，並決定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
經過一年多的準備，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村舉行。來自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和中央等根據地，紅軍部隊，以及在中華民國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毛澤東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土地法令、勞動法和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等
憲法大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了蘇維埃政權的性質，即“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蘇維埃政權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收歸國有，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蘇維埃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大會閉會期間，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並發布一切法令和決議案。
成立
意義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是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民主政權。它的建立，是中共領導廣大民眾建立全國性質政權的一次重要嘗試，對各根據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強中樞指揮的作用，在政治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於鼓舞革命民眾的鬥志，推動革命鬥爭的進程，有著積極的作用。它也是中共領導與掌握權力的初步嘗試，在其後近三年時間裡，在政權、軍隊、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歷史經驗。
取消
歷史意義
試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誕生及其歷史意義
【原文出處】江西社會科學 198201
【作者】陳榮華/何友良/閻中恆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以武裝鬥爭建立農村根據地，開闢人民政權的光輝道路上，曾於三十年代初創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了臨時中央政府。她在發動民眾、擴大武裝、經濟建設、支援前線、對敵鬥爭、內政外交等方面起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我們研究她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總結她的經驗教訓，對今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眾所周知，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0年上半年，中國革命出現了從大革命失敗以來未曾有過的高漲形勢。其主要標誌是，游擊戰爭的發展與革命根據地的擴大，白區黨組織的恢復與工人運動的高漲。雖然從其規模和程度來說，都還不具備舉行全國武裝起義的條件，但卻向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如何制訂鬥爭策略，以奪取革命勝利的新問題。為了適應這一革命形勢的發展，當時的黨中央領導認為，有必要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來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統一中國革命的指揮與行動，使城鄉的鬥爭、工農的鬥爭、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鬥爭，都密切聯繫起來，“以促進直接戰爭形勢與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前途之更快的到來。”（《中共中央第六十八號通告關於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1930、2、4）於是，召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任務，被提到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上了。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誕生的歷程，是錯綜複雜的。從醞釀籌建到正式成立，經過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成立蘇維埃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和由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籌建等幾個階段的準備。
(一)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召開，是臨時中央政府的整個籌建工作的一個重要開端。
一九三0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建議與全國總工會聯合發起召開有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代表參加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中央的通告，還為計畫召開的這次大會，規定了應當討論和解決的許多具體工作任務。黨中央的建議，立即得到全國總工會的回響。同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和全國總工會聯合發表《召集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強調了召開“蘇代會”的重要意義。認為：“這個會議必然對於全國工農革命運動特別是蘇維埃與紅軍都(有)非常偉大的幫助，它必然提出許多共同的政治任務及策略路線，以便迅速的促進全國革命高漲的到來，推翻豪紳資產階級政權，建立工農蘇維埃政府。”同年四月，黨中央兩次致信紅四軍前委和紅三、四、五軍總前委，要求紅軍開展鬥爭，以實現中央的策略任務，促進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召開。黨中央在四月二十六日的信中說：“革命形勢的發展，又如突飛猛進，紅軍更成為這一高潮的主要動力，黨對紅軍的策略任務，無疑的要有很大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嚴重意義，我們認為不是中央一紙指示信可以收全部效力的。故中央近來籌集一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並指定毛澤東同志應立即赴滬參加這次會議。
經過三個月的籌備工作，一九三0年五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出席參加這次大會的黨組織、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各革命團體的代表，共四十九人。大會從五月五日起，舉行預備會議；五月二十日正式開會。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土地暫行法》、《勞動保護法》等檔案草案，確定了為建立全國工農民主政權而鬥爭的任務與策略。會上，主席團還根據大會決議的精神，作出了兩項重要決定：第一、於一九三0年十一月七日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第二、由中共中央、少共中央等九個單位的代表組成“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以領導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籌備工作。
會後，各地區的代表先後返回本地區本單位，傳達貫徹會議精神，對革命根據地軍民的鬥爭，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為了貫徹“蘇代會”所規定的策略與任務，六月十八日，黨中央發出了《擴大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宣傳運動》的通告；《紅旗》根據中央通告的精神，同時發表了《全國第一次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傳綱要》，對這次會議的意義及作用，開展了聲勢很大的宣傳運動。這些宣傳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作了輿論準備。其要點是：
第一、把“蘇代會”當成全國性革命政權的一種形式。認為，從此在中國出現了兩個政權“對立的形式”：一個是由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軍閥官僚的國民黨政府，一個是由民眾暴動所產生的勞動貧民直接管理的工農民主政府。
第二、強調“土地暫行法”與“勞動保護法”的意義及作用。認為，“蘇代會”通過的這兩個法令草案，“將是目前中國革命鬥爭之重要的戰鬥武器，他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將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中的土地令與和平令等是一樣的偉大”。
第三、把“蘇代會”作為實現黨中央提出的“舉行全國性革命暴動，建立全國性政權”總方針的一項重大措施。認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下，鞏固勝利，發展勝利，建立全國性革命政權，將促進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
(二)成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是籌集“一蘇大”建立臨時中央政府的一項重大組織措施。
為了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更快地建立起來，中共黨中央在大力開展宣傳活動的同時，又從組織上進行了積極的準備。這就是籌建“一蘇大”中央準備委員會。
我們知道，“蘇代會”以後，主席團根據關於籌備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決定，向全國四十五個單位發出了邀請書，要求他們派代表於一九三?年八月二十日出席參加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大會。被邀請的單位是：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中國革命互濟會、上海總工會、天津總工會、湖北總工會、廣州總工會、哈爾濱總工會、贛西南、贛東北、閩西、閩北、鄂東北、鄂西、鄂東、東江、海陸豐、瓊崖、湘贛、通灣、左右江、皖西、京東、直南、延吉革命根據地或游擊區，紅一軍至紅八軍、紅十一軍、紅十二軍，反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上海革命學生會、北平革命學生會、哈爾濱革命學生會等地區和單位的代表。邀請書對將要召開的“中準會大會”，規定了主要的工作任務是“要積極進行鼓動、宣傳和組織等工作，以準備全國蘇維埃大會，建立全國蘇維埃，特別是要號召全國的工農兵貧民發動各樣鬥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以完成這一歷史上的偉大使命，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臨時常委會報告》載1930年9月20日《紅旗日報》）
為了召集“中準會大會”，在“中準會”正式成立之前，“蘇代會”主席團建議並決定，由駐滬的中共中央、全國總工會、少共中央、革命互濟會、上海總工會、自由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左翼作家聯盟等九個單位的代表組成“中準會”臨時常委會，執行“中準會”的職權。一九三?年七月十三日，“中準會”臨時常委會召開了首次臨時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中準會”工作計畫大綱，臨時常委會組織大綱和臨時常委會經濟預算案。並推舉中共中央代表任臨時常委主席，全總代表任秘書長，少共中央代表任組織部長，左聯代表任宣傳部長，社聯代表任機關報編輯主任，其他四單位的代表任編輯委員。
一九三0年九月十二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與會代表共八十餘人。大會討論通過了臨時常委工作報告，政治宣言，選舉條例，又討論通過了準備提交“一蘇大”的憲法草案大綱、勞動法草案、土地法草案、經濟法草案、關於紅軍問題決議案草案等。此外，大會作出了兩項決定：一是“一蘇大”延期至一九三0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三周年紀念日之時召開；二是“將中準會移至赤色區域去，公開的號召廣大民眾起來，準備全國蘇維埃大會。在反動統治區域設立中央辦事處，代理中央指定區域之準備工作。”（《全國蘇維埃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全體會議經過》載1930年9月19日《紅旗日報》）
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根據土地革命是否發展和有無民眾基礎；有否強大紅軍的存在；是否便於向一個或幾個中心城市發展等三個條件，決定把全國革命根據地劃分為六個區域。即包括贛西南特區與湘鄂邊區在內的中心區，包括鄂東北、豫東南、皖西在內的鄂豫皖邊特區，包括鄂西、湘西北在內的湘鄂邊特區，包括贛東北、閩北、皖贛邊在內的贛閩皖邊特區，包括閩西、粵東北，贛東南一部分在內的閩粵贛特區、廣西左右江特區。並決定在中心區域召開“一蘇大”，成立臨時中央政府。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黨中央發出了《加緊準備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工作》的通告。接著，《紅旗》發表了由黨中央提出的、準備提交“一蘇大”討論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所有這些，把召開“一蘇大”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準備工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三)責成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籌備工作，完成召開“一蘇大”和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歷史任務。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責成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召開“一蘇大”和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同年三月九日起，《紅旗》陸續發表了準備提交“一蘇大”討論通過的勞動法、土地法、經濟問題決議案、紅軍問題決議案、關於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決議案等檔案草案。五月九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關於目前政治形勢及黨中央的緊急任務決議案》中，要求“蘇維埃區域的黨更應在實現各級蘇維埃的改造與全國蘇維埃大會的任務上來對抗國民會議，建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與各區政府來對抗國民黨政府，公布與實施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以揭破國民會議所允諾的統一和平建設都是欺騙”。六月一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召集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接著發出通告，決定於八月一日召開“一蘇大”。並指示各黨部與各黨團，應將大會的準備工作列入這個時期中心工作的議事日程上。於是，各地紛紛建立“一蘇大”準備委員會，負責宣傳鼓動和選舉代表的工作，更加快了召開“一蘇大”的步伐。但“因各地選舉代表需要長時間才能竣事，加上交通困難，各地代表一時不能到齊”，尤其是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正在集中全力準備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的革命戰爭，中共蘇區中央局遂將“一蘇大”延期舉行。六月二十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第十四號通令，“決定將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改在十月革命紀念節(公曆十一月七日)舉行”。關於臨時中央政府的人選問題，黨中央在八月三日《關於中央組織問題的決議》中，對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了具體指示。九月十五日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不久，毛澤東、朱德等同志到達瑞金。此時，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聯成一片，成為擁有二百五十萬人口、五萬平方公里土地、近五萬名紅軍的全國最大根據地。九月二十日，黨中央在《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決議中，強調指出：“在十月半前，各蘇區必須選出和派出代表參加中央蘇區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蘇區必須在十月革命節正式成立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政府。”十月二十日，黨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告全國工農勞動民眾》書。指出：將要成立的臨時中央政府，“毫無異議的要成為全國工農革命運動的指導者與組織者。”
經過近兩年時間的積極籌備，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終於在贛南瑞金勝利召開，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
綜上所述，臨時中央政府籌建的歷程告訴我們：
第一、宣傳鼓動工作的廣泛開展，一方面，鼓舞和增強了各革命根據地軍民的鬥爭信心，推動了紅色政權的建設；另一方面，向全國人民介紹了各革命根據地、特別是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英勇鬥爭的業績，這也鼓舞與促進了全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第二、關於把“中準會”的工作中心轉移到革命根據地去和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決策，是一個帶革命性轉變的、完全正確的方針。因為：要使新生的帶有全國性的革命政權，能夠充分行使她的權力，成為革命戰爭與民眾生活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只有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才能提供這樣的基本條件。很難構想，在敵人統治勢力強大、革命力量尚且處於秘密狀態下的敵占城市，能作為必須直接聯繫於廣大民眾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帶全國性革命政權的大本營!
第三、召開“一蘇大”的時間一再推遲，開會的地點也發生變化的事實，說明當時成立中央政府的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全黨同志、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共同努力的結果，特別是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紅一方面軍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三次“圍剿”，鞏固和擴大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創造了最為重要的條件。
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來自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贛、湘鄂贛、贛東北、湘鄂西、瓊崖等根據地以及紅軍、全總、海員總工會、朝鮮族的代表六百一十人，聚集於瑞金葉坪，在紅區民眾的歡呼聲中，共商建國事宜。
會議期間，毛澤東等同志分別作了政治問題、勞動問題、土地問題、紅軍問題、經濟政策、少數民族政策和工農檢察問題的報告。
大會一致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十大政綱、土地法、勞動法、紅軍問題、經濟政策、少數民族問題、工農檢察問題等法令和決議案。這些法令和決議案，明確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對最廣大的勞動民眾實行民主，而對地主階級等一切反動階級和派別實行專政，直至消滅地主階級，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統一全中國；宣布沒收帝國主義在華一切工礦企業，否認外債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保障八小時工作制，努力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水平；實行土地革命，摧毀封建土地所有制，沒收地主階級軍閥豪紳的一切土地分給貧苦農民和紅軍兵士；同時還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有完全的自決權。
在瑞金沙州壩，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召開的第二次全蘇大會，根據需要增設了糧食部，設立了中央審計委員會，並在最高法院內設定了檢察機構。
從此，分散在全國各地的約十五、六萬平方公里、一千餘萬人口的紅色區域，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土。其行政區劃大致是：
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設有五個省、四個中央直屬縣：
瑞金中央直屬縣。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委員會認為江西東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帶地方，已成紅色區域，又與贛東北相銜接，在政治軍事上占有重要地位，遂決議設立閩贛省，轄黎川、金溪、資溪、鉛山、東方、建寧、太寧、光澤、將樂、崇安、浦城、沙縣等十二縣，省革委駐地黎川，後移建寧。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為開展南方戰線上的戰爭，向西南發展紅色區域，對付粵桂敵人，開發鎢礦和發展出入口貿易，在江西最南端設立粵贛省，轄於都、會昌、西江、門嶺、尋烏、安遠、信康(後改登賢)七縣，省政府在會昌。
上述各省，處中央革命根據地範圍內者直接受臨時中央政府管轄；毗鄰者如閩浙贛、湘贛、湘鄂贛能經常受臨時中央政府指導，保持聯繫；而湘鄂西、鄂豫皖省與臨時中央政府相去甚遠，其聯繫經常中斷，難以為繼。
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的基層行政機構，是縣、區、鄉(市)三級政府。與省、中央一樣，實行選舉制度和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由此產生各級政府。縣、區和省均設立與中央相應的人員簡練的辦事機構。鄉政府更為簡單，但一般都有各種經常和臨時的委員會，如擴紅、土地委員會等。這樣便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政權結構。
臨時中央政府在其活動的數年時間裡，做了大量工作。諸如領導和組織革命戰爭、開展土地革命、進行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倡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施廣泛的社會文化教育，等等。僅以中央革命根據地為限，簡述如下三點：
一、領導與組織革命戰爭
動員、組織和領導一切民眾力量去進行戰爭，是中央政府的基本任務，其主要工作表現在：
(一)建立了它的最高軍事指揮機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了紅軍的領導，協調了各紅軍部隊互相呼應的作戰行動。中革軍委，統轄全國紅軍部隊共三十餘萬人。其中，紅一方面軍下轄第一、三、五、七、八、九軍團和一些獨立師、團，十多萬人。紅軍部隊，政治上堅定，有戰鬥力，是素質較高的強大的工農武裝力量。
(二)擴大紅軍。僅一九三三年五月一個月，中央區的若干縣有二萬名新戰士加入紅軍。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二十日五十天中，又擴大紅軍五萬餘名。長征前夕，紅軍部隊仍增加了一萬八千名新戰士。擴紅中，出現了瑞金、興國模範縣和長岡、才溪模範鄉。為了保證紅軍戰士安心上前方，臨時中央政府在優待紅軍家屬方面，其工作量之大，條例之詳細，考慮之周全，體恤之入微，均屬罕見。
(三)武裝民眾。這就是廣泛擴大赤衛軍、少先隊和游擊隊，造成全民皆兵，襲敵擾敵，保衛地方。區區有隊伍，村村有武裝，致使敵人驚為奇蹟，成為其侵入革命根據地的絕大困難。蔣介石曾慨嘆它使其軍隊“不禁起草木皆兵之感”，說明了根據地民眾武裝的廣泛性。
(四)保障前方的供給和給養，組織軍事運輸、衛生救護、治療等。
總之，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在動員廣大工農民眾參加革命戰爭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績。擴大紅軍運動成為民眾的熱潮。動員工農積極分子武裝上前線，達到了十萬人以上，使紅軍大大的擴大了。模範赤少隊開始成為紅軍的現存後備軍，赤少隊的民眾武裝組織(有)了極大的發展。”（《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1、8、）工農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於反“圍剿”的戰場，取得了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
二、深入土地革命，開展經經建設
根據地的土地革命，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把地主的私有財產轉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從而解放生產力，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改良和提高農民生活。為此，第一次全蘇大會頒布了土地法。沒收分配土地，改革舊的土地制度，在中央政府的準備成立時期已經完成。一九三三年六月發起的查田運動，如果不受左傾思想指導、不搞大規模的過火鬥爭，本來屬於正常檢查土地階段，結果卻偏離了土地鬥爭的正確軌道。應該指出的是，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府寫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和《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檔案，對於糾正查田運動出現的混亂和錯誤，正確劃分農村階級，起了很大作用。
在土改的基礎上，特別是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走向高潮。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央政府召開南部十七縣和北部十一縣兩個經濟建設大會，專門研究發展生產、推銷公債、發展合作社、對外貿易等問題，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建設工作的向前開展。
經濟建設的主要內容，一是發展農業生產。中央政府成立後，立即提出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任務，號召大量開墾荒田荒山，擴大耕種面積；組織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彌補擴紅後的勞力不足；組織犁牛合作社，解決耕牛缺乏問題以及植樹造林、發展畜牧、興修水利、挑選良種、督促春耕夏耕、多種雜糧蔬菜棉花等等，使根據地的農產，贛南閩西一九三三年秋收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全年增加百分之十五(閩浙贛增加百分之二十)，恢復和超過了革命前的生產量。
二是發展工業(主要是手工業)生產。在軍用工業方面，建立了兵工廠等許多工廠，各有工人數百至千名。到一九三四年三月，較大的軍需工廠已有三十三個。在民用工業方面，則有造紙、織布、製藥、製糖、製鹽、煤炭、鎢礦、造船、農具、菸草、肥料(石灰)等，其生產量一般恢復到革命前的數目，有的已超過。
三是發展對外貿易。為了保證根據地的軍需民食，中央政府設立了對外貿易局和糧食調劑局，各政府相應設立外貿機構，主要從事食鹽、布匹的輸入和糧食、鎢砂的輸出，以及糧食數量的統計、價格的掌握、種子的選擇、內部的調劑等。這一工作，對解決近四百萬軍民的吃穿用的供應問題，效力很大。
四是發展合作社事業。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央政府頒布了合作社組織條例，後來又綜合了江西民眾的經驗，於一九三三年上半年開始大力倡辦合作社。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十七縣，共有各種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個，股金三十餘萬元；年底發展到二千四百餘個，五十萬民眾加入。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集體互助組織，由工農民眾集資合股組成，是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一種經濟事業。
經濟建設的發展，解決了蘇區最困難的糧食問題，也部分解決了衣服、糖、紙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應，增加了財政收入，是粉碎敵人經濟封鎖的主要辦法。在物質上保障了紅軍的供給，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戰爭，準備了戰勝敵人的基本條件。在紅色區域內消滅了封建經濟基礎，使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組成了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三者的新型經濟層次，建立了工農民主專政的經濟基礎。最後，改善了民眾的生活。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報導說：“中國蘇維埃區域人民底生活條件，比紅色勢力沒有到那些地方以前要好些。”
三、建立新的婚姻制度，實施廣泛的社會教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並頒布了婚姻條例，在根據地實行新的婚姻制度。其目的是解放婦女於野蠻的封建婚姻制度之下，打碎封建宗法的枷鎖，真正實行男女平等。它規定結婚離婚的完全自由，廢除包辦強迫買賣的婚姻，禁止蓄帶童養媳和奴婢，以及保護小孩，承認和保護私生子等等。這一婚姻制度，建立了適合人性的新規章，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勝利之一。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在根據地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文化教育運動，其中心任務是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努力掃除文盲，普遍提高人民民眾的文化水平，以及培養革命幹部。
據統計，江西福建翻贛三省，設立了列寧國小三千?五十二所，學生八萬九千七百一十人；補習夜校六千四百六十二所，學生九萬四千五百十七人；除福建省外，設識字組三萬二千三百八十八個，組員十五萬五千三百七十一人。百分之六十以上適令兒童入學和大規模的社會教育、掃盲運動，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知識水平和思想水平。在有些縣裡，三、四年中掃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績，比中國農村任何其他地方幾個世紀中所取得的成績還要大。這在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農村，無疑是大奇蹟。
此外，蘇區的出版、文藝、體育事業也有大的發展。
實施廣泛的社會教育，建立新的婚姻制度，是中央政府改造社會的強有力手段。它煥發了蘇區的精神面貌，砸碎了長期以來奴役人民的精神鎖鏈，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落後觀念，帶來了蓬勃生氣，進而轉化為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偉大力量。
由此可見，中共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是大量的和卓有成效的。同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紅色政權相比較，顯然還具有以下特點：
其一，由於戰爭仍是經常的生活，政權工作的完全軍事化一如往常，但它能夠於開展革命戰爭的同時，在較固定的後方發揮組織和領導經濟建設的職能。
其二，民主集中制在革命鬥爭中顯出效力，人民民眾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真正參加國家管理。它表現在選舉權的充分運用上選舉人民滿意的、能夠代表人民民眾的各級政策行政人員；更表現在真正擁有被選舉權上它使一大批優秀工農分子直接參加政權，行使國家權力。曾經深中於民眾乃至一般黨員頭腦中的封建時代的獨裁專斷的惡習，和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的落後思想狀態已經得到改變。
其三，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普遍實行。為密切聯繫民眾，認真聽取民眾的意見和建議而縮小選舉單位、縮小行政區劃。經常向民眾作報告，並在《紅色中華》上將中央政府在各個時期內的主要工作和布置公諸於眾。建立了經常的檢查制度，從主席到部長均親自下去幫助下級政府解決具體問題，真正使中央的政策法令在基層貫徹執行；提倡關心民眾吃穿住行、油鹽柴米、疾病婚姻等生活問題，注意工作方法，講究工作效率，改進工作作風。並組織工農檢察部、突擊隊、控告局等專門組織，監督各級政權和人員的工作，嚴厲批評官僚主義，隨時撤換不稱職者；堅持艱苦奮鬥，厲行節儉等等。
其四，紅色政權的威信大為提高。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在民眾中有較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中共在那裡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72頁、第574頁、第213頁）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中共主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中共的方針政策是由政府去執行的。這樣，既加強了中共的領導，又提高了政府的威信。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發布八一宣言，根據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提出了國防政府的口號。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黨中央作出了《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實行全民族抗戰。西安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我黨正式宣布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投入了偉大的抗日戰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工農民主共和國口號，過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確的，”（《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72頁、第574頁、第213頁）這並不意味人民革命政權道路的結束。後來，經過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終於領導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三
臨時中央政府在中國革命鬥爭的艱難征程上，創造了不朽的歷史功勳和豐富的歷史經驗。她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在中國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和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戰爭英勇奮鬥的光輝成果。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高舉武裝鬥爭的旗幟，獨立地領導中國人民堅持革命鬥爭，粉碎了敵人的無數次軍事進攻，克服了左傾錯誤領導，使中國革命渡過了極端嚴重的困難時期。在這一時期，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革命，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這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發展道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工農武裝割據”道路上闊步前進中取得的一個偉大成果。在創建紅色政權的鬥爭中，我們黨、工農紅軍，不僅得到了發展壯大，而且使黨成了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使紅軍成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人民軍隊，並培養了大批會治黨、治軍、治國的骨幹力量，積累了豐富的革命經驗，尤其是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因而達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時期，為中國革命徹底勝利作出了最重要的政治準備和組織準備。
總之，正如毛澤東同志後來所說的：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的組織不但重新發展了，而且得到了鞏固。敵人雖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黨，但是黨驅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幹部重新在黨內湧現，而且成了黨的中心骨幹。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所有這些，都是黨的重大進步和重大成功。”（《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72頁、第574頁、第213頁）
(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國人民在紅色政權道路上大步前進的標誌。
一九二七年土地革命戰爭一開始，我們的黨所領導的人民游擊戰爭遍地開花，農村革命根據地紛紛建立，紅色政權猶如破土而出的新苗出現在祖國的土地上，給中國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經過四年多的英勇鬥爭、特別是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紅色政權粉碎了蔣介石多次發動的軍事進攻，站穩了腳跟，並且鞏固和擴大了革命根據地。此時，人們不但不再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得多久?”，而是更加相信“星星之火，可以?原”，要求去奪取全國革命的更大勝利了。“一蘇大”制定了憲法大綱和各項政策法令，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光榮誕生。很明顯，這表達了全國人民的要求與願望。從此，全國各革命根據地有了統一的施政方針，有了最高的權力機關。蘇維埃政權開始以國家的姿態出現，同國民黨統治下的“中華民國”並存對立，起了號召與鼓舞全國人民堅持革命鬥爭的巨大作用。
但應看到，由於當時革命還處在內戰的防禦時期，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尚不完善，法制很不健全，軍隊的數量和技術還很差，對外的職能難於充分實現，等等，結果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工農民主共和國是一個國家，但是今天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國家。”（《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72頁、第574頁、第213頁）
儘管如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中國革命繼續向前發展，標誌著中國人民在紅色政權道路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同時，這一事實，也是中國革命必須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的又一有力證明。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與管理國家的成功嘗試。
革命根據地的紅色政權，是在毛澤東同志關於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三者相結合的方針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紅色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對人民實行最廣泛的民主。這就是一方面，“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另一方面，宣布實行代表工農勞動民眾利益的各種政策法令，宣布人民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和義務。蘇維埃政權對敵人實行專政，實行了一系列旨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的方針政策。對蘇維埃政權的性質與任務，在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以後，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明確指出：“蘇維埃為工農勞苦民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是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題詞)
組織革命戰爭，改善民眾生活，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也是各級工農民主政府面臨的兩大工作任務。為了完成這兩大任務，黨的許多優秀幹部和一大批從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民眾領袖，被選派參加蘇維埃政權的建設工作。他們關心民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站在鬥爭的第一線，與廣大民眾同甘共苦，因而贏得民眾的支持與擁護，使蘇維埃政權在民眾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真正成為革命戰爭和民眾生活的組織者與領導者。與此同時，廣大工農民眾在黨和工農民主政府的領導之下，積極參加與支援革命戰爭並經受戰爭的鍛鍊，成為任何敵人都攻不破的真正的銅牆鐵壁。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團結一致，創造了模範的後方工作，支持了長期的革命戰爭，對中國革命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由此可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與管理國家的成功嘗試。經此培養與鍛鍊，參與組織與管理臨時中央政府的許多優秀幹部，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他們後來成為新中國的傑出組織者與領導者。這是盡人皆知的歷史事實。
(四)毛澤東同志領導臨時中央政府時期的理論與實踐，是毛澤東思想寶庫中的光輝篇章。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是中共的集體創造。在創建與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臨時中央政府的鬥爭中，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作出了重大貢獻。
毛澤東同志是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造者與領導者，也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主要組織者與領導者。他在受王明左傾錯誤領導的排擠和打擊的極端困難情況下，堅持馬列主義正確路線，並在實際工作中盡其最大努力糾正和減少王明左傾錯誤領導給革命帶來的危害，從理論和實踐上豐富了馬列主義寶庫。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同志發表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民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重要著作，闡明並解決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中的許多重要問題。要而言之：
首先，毛澤東同志總結了中國土地革命的經驗，提出了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正確標準，從而，解決了在土地革命中由於分析與劃分農村階級成份問題上所發生的許多爭論，引導土地革命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其次，毛澤東同志從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深刻地闡述了蘇維埃政權的工作任務及工作方法問題，提出：組織革命戰爭、改良民眾生活，是蘇維埃政權的兩大任務。為了完成此兩大任務，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代之以實際具體和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第三、毛澤東同志辯證地闡明了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問題，批評了把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進而提出了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原則和中心。
毛澤東大力倡導了深入實際開展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他還身體力行，參加查田運動的試點工作；深入鄉蘇維埃政府，進行“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並在“二蘇大”表揚與推廣了這兩個模範鄉的工作經驗，推動了蘇維埃政府的工作。
毛澤東同志的上述理論與實踐，在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指導了當年革命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而且對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