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說(儒家在方法論原則和道德實踐原則方面提倡的學說)

儒家在方法論原則和道德實踐原則方面提倡的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為特徵的學說。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庸說
• 定義：儒家在方法論原則和道德實踐原則方面提倡的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為特徵的學說

思想淵源與演變

中國遠古炎帝、黃帝兩大族系爭奪天下，不僅各有物質上的發明創造，而且在思想上也判然有別。後來炎黃融合，共同成為中華民族的不祧之祖，思想上的界線也混淆不清了。在現行《尚書·周書》中的兩篇重要文獻，即排在《周誥》前後的《洪範》和《呂刑》，應是炎帝系統的文獻。《周誥》數篇則屬於黃帝系統。《洪範》和《呂刑》都十分重視“中”，這就是中庸思想的直接源頭。原來在上古社會，政治實體都是政教合一，相當於《國語·魯語》孔子論大骨所說的“神守”。後來農業發達，社會進步，由“神守”而進入“社稷守”，即人事的力量加強了，宗教勢力受到一定抑制。《洪範》屬於神守時代的天人法典，傳自南正重，即申，也即“神”；《呂刑》傳自火正黎，也即呂，為治世法典。這兩篇文獻，在“神”的時代，都說來自上帝。《洪範》一開頭就說：“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有［$$w］0066001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洪範》講的是大法九章，其中第五章即“皇極”，所謂“皇建其有極”。極就是中道，故《洪範》接著說：“無偏無陂，遵王之意。……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呂刑》開頭也講苗民製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上帝監民，不見馨香之德，唯有酷刑的腥臭，引起上帝的震怒，因此《呂刑》雖列重刑種種，但強調要認真觀察核實，一定要在刑罰中實行中道。如說：“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古，鹹庶中正。”《洪範》、《呂刑》都倡中道，所以它們都鼓吹“三德”、“五極”，顯示出這兩篇文獻代表同一系統。《洪範》第六章專研“三德”。所謂“三德”，就是“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三德之中以正直為主，有剛有柔，而求其剛柔得中。《周誥》以及虞夏書無講三德者，乃見於《呂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宋代蔡沈的《書經集傳》即以《洪範》之三德釋此三德。《呂刑》也講“五極”：“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這裡的五極也就是《洪範》之“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的發揮“無偏無頗”之中道者，在刑罰中亦行其中道。《尚書》後來被儒家奉為聖經，《洪範》、《呂刑》中的中道思想影響儒家甚巨。西周的統治者也強調“茲式有慎，以利用中罰”（《尚書·立政》）。《康誥》稱讚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這其實就是運用中道。《周易》的卦位尚中，也是受中道思想的影響。孔子是周禮樂文明的總結者，也是儒家中庸理論的奠基者。

內涵

從《左傳》等典籍可以看出，推崇中和是春秋時代的普遍風氣，並有悠久的淵源，有了“中”，也就合於“德”，合於“禮”。孔子認為，中庸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可惜人們沒有能夠好好保持，《論語·雍也》載孔子的話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對於自己的學生，孔子評價：“師也過，商也不及。”這都是沒有把握好分寸，沒能做到恰到好處，結果是“過猶不及”。孔子稱讚《詩經》“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指責“鄭聲”，因為它太盡情宣洩。就“文”與“質”的關係來說，孔子主張“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在具體行事上，孔子講究時中，主張因時而變，要求觀察和處理問題要把握適當的界限，維持事物的質的穩定性和事物發展的平衡性，避免走極端路線；維護矛盾的同一性，維護矛盾雙方的均衡，防止矛盾轉化，追求對立兩端的統一與中和。因此，在道德實踐原則上，要自覺調節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言論行動，使之符合禮樂所規定的標準，以維護宗法等級關係的穩定，孔子的學生有若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可謂得孔子真傳。後來，儒家經典《中庸》一篇相傳是子思的作品，認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提出做君子要“極高明而道中庸”這一著名論斷。中庸不是庸俗、圓滑，而是和諧，求得天人之間的和諧。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內容。《中庸》發揮孔門中庸思想，它又說：“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就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中道。“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那么，中庸之道如此完美，為什麼反而不能實行呢？孔子認為“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正像“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顏回之所以能成為孔子最滿意的門生，就是因為他抓住了中庸這個根本。“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影響

北宋司馬光推崇大中之道，對中庸思想有所發揮。宋明理學家以復興、改革儒學為己任，十分重視中庸這一重要儒學傳統。程頤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也，故曰天下之達道。”（《近思錄》卷一）《中庸》被從《禮記》中抽出來並為之作序，與《禮記》中的《大學》及《論語》、《孟子》合為四書，長期成為科舉取士的標準教科書，影響極為深遠。朱熹認為：“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四書章句集注》）王守仁認為：“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傳習錄》中）“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傳習錄》下）朱、王體系不同，故立論各異，他們的發揮儘管不同，但重視中庸思想則是一致的。中庸說在哲學上包含某些辯證法的合理因素，但也存在形上學的根本缺陷，導致折衷主義；在政治上，往往成為改良主義的理論基礎；在民族心理素質上，造成因循守舊、謹小慎微、缺乏創新、不敢冒險等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