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重慶辦學
舉校西遷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準遷重慶”的批覆下達,學校教職工的遷徙於10月上旬開始。搬遷工作得到了愛國實業家盧作孚等人的大力支持。最後一批學生11月中旬到達重慶,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抵達成都後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先期開學上課。
復員東還
南京方面的接收工作。三牌樓、文昌橋、大石橋等地附屬建築可直接接收,四牌樓校園為日軍軍事醫院所占,勝利後被國防部接管改作陸軍醫院,接收工作延至1947年2月。戰前南京中華門外石子崗徵購的8000餘畝土地重建已不可能,校產接收委員會決定在此建立“中華農村福利試驗區”,由農經系主辦。
重慶方面的移交工作。沙坪壩校舍由毗鄰的重慶大學和中央工業專科學校接管;柏溪分校和小龍坎校舍由重慶青民中學接管;醫學院在成都開辦的公立醫院由四川省政府衛生實驗處接收,改名為四川省立醫院,並留用醫學院教授黃克雄擔任院長。 日本投降後,汪偽政府利用金陵大學原址開辦的南京中央大學停辦。該校校產的接收工作由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單位協商進行。商定汪偽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藝術系(繪畫、音樂組)、醫學院等院系的圖書設備歸中央大學接收,其餘歸金陵大學。至此,中央大學的接收工作暫告結束。
重慶校址
重慶新校址選定在沙坪壩松林坡,是重慶大學東北面的一個小山丘,屬該校土地,占地不足200畝。因山坡上長著稀稀疏疏的松樹而得名,嘉陵江從山坡下繞過。
1937年10月下旬,中央大學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農學院畜牧獸醫系的師生以及部分圖書儀器抵達成都華西壩,隨即籌備開學事宜。當時的醫學院只有三個年級(1935年重建的)學生,一年級新生在重慶就讀。抗戰時期,中央大學醫學院、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先後遷入成都華西壩,都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和實驗室等。畜牧獸醫系借住成都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的血清廠。抗戰八年,醫學院和畜牧獸醫系遠離校本部,只得半獨立地完成各項教學任務,艱苦創業,為國家培養了急需的醫學和農業人才。
入川後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頂端,修建了圖書館、閱覽室,站在圖書館門口,可以俯瞰學校全景,坡上的主要通道是一條環山公路,也是運動員的跑道。後來,又陸續修建了專用教室、實驗室和學生俱樂部等。此時的松林坡房舍相連,層層疊疊,再也無法插足了,學校規模逐日擴大,不得不向校外謀求發展。於是在沙坪壩鎮上修建了小龍坎男生宿舍和教職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對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學院的大型實驗室等,將航空工程系和藝術系遷至磐溪,這樣校舍的緊張狀況得到暫時的緩解。
隨著戰火的蔓延,大片國土的淪陷,湧入大後方的人員越來越多,中央大學在校人數激增,學校籌劃建立分校案。經教育部批准,決定在離重慶市60華里,從沙坪壩沿嘉陵江而上25華里的柏溪建立分校。
柏溪,原是江北縣的一個小山村,四面環山,崗巒起伏,清澈的溪水從長滿翠柏的河邊流過,依山傍水,恬靜幽雅,校長羅家倫把這個沒有地名的村子,取名柏溪。總面積為148畝,呈西南東北走向,中部較為平整,闢作飯廳和運動場,圍繞運動場修築16尺寬的馬路,為校內主幹道,分設教學區和生活區。校舍建築也採用松林坡建校經驗,包工包料,不分晝夜,突擊施工,歷時兩個月,建屋44棟,耗資13萬元。後來又相繼增建了游泳池、工場和防空洞,設施逐步趨於完善。
中央大學實驗中學原設三牌樓,因兩次遭敵機轟炸,提前遷出南京,1935年10月10日在安徽屯溪開學。南京淪陷後,安徽形勢吃緊,又遷至長沙,最後內遷至貴陽。因與重慶校本部相距甚遠,交通不暢,於師範學院實習不便,後劃歸貴陽市屬。
1941年羅家倫在談及籌建南京中華門外新校址未成而西遷時說:“造化的安排,真是富於諷刺性。我在南京沒有建成大規模的新校址,但這點領到局部而未用完的餘款,竟使我在兵荒馬亂的年頭,免除了許多困難的手續,在重慶沙坪壩和柏溪兩處,造成兩個小規模的新校舍,使數千學生沒有耽誤學業。”
辦學規模
為培養高深學術研究人才和健全的中等學校師資,行政院決定,1938年夏,在全國六所大學增(改)設師範教育,學制五年,最後一年為教學實習。師範生一律享受公費教育,畢業後,由教育部分發各省充任中學教員或教育行政人員。在完成服務年限(一般為五年)後,可以繼續深造,也可以離開教育機構,從事自己願意的工作。同年秋,中央大學奉令改教育學院為師範學院,除原教育學院的教育、藝術(音樂、繪畫)、體育系外,新增設國文、英語、公民訓育、史地、數學、理化、博物系和童子軍專修科。
西遷時,中央大學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和實驗室開學。不久,山東齊魯大學遷入,三大學醫學院聯合辦學。
1939年秋,增設牙本科(6年制)。為快速培養牙醫專門師資和研究人才,將牙醫專科學校的在校生全部轉入牙本科,並於聯合醫院內開辦牙醫門診部。
1941年夏,中大醫學院脫離三大學聯合醫院,獨立開辦四川省公立醫院。年底,接管了成都市步后街志成商高校舍,牙醫專科學校和醫學院師生從華西大學遷出。1942年,省公立醫院開辦分院。同年秋,醫學院增設護士師資專修科。1943年秋,增設法醫科,並於法醫科內附設高級醫事檢驗職業科。同年,又接受司法行政部委託,舉辦司法檢驗員訓練班,為期兩年。
醫學院分醫科和牙科,學制六年。前三年共同開設醫學基礎課,四、五年級醫、牙科分開授課,六年級全年在醫院進行全面實習。醫學院開設的課程均為必修,並須依次修習。一年級新生在柏溪分校學習基礎課。
1、水利工程系
1937年夏,水利工程系正式成立,系主任原素欣。“八一三”以後,隨校遷往重慶沙坪壩,在磐溪修造了較大規模的“水力實驗室”和“土壤實驗室”。由於獲得水利部門的撥款和補助,師資充實,設備先進,實驗完善。該系專任教授有:原素欣、黃文熙、顧兆勛、嚴愷、謝家澤、姜國寶、李士豪等。
2、航空工程系
1935年,工學院接受國家航空委員會委託,聘請航空界著名專家羅榮安主持機械特別研究班。招收大學機械、電機、土木工程系畢業生,通過18個月航空業務的進修和兩個月的實習,完成學業。前後結業兩屆四班,共33人。兩年後,在此基礎上,延聘師資,擴充設備,成立航空工程系,系主任羅榮安。因獲得航空委員會巨額資助,致使該系發展迅速,西遷時已初具規模。1938年秋,航空工程系正式招生,並在磐溪修建大型棚場,可存放數架飛機、多具發動機。設有結構、風洞、發動機和儀表四個實驗室,配有修配工廠和小型圖書室,供師生研究實習。
3、社會學系
該系創建於1928年,1936年奉令暫行停辦。1941年秋,恢復社會學系,隸屬法學院,系主任孫本文。該系課程開設整齊,尤其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除課堂教學外,延請社會名流,開設系列學術講座,社會實踐活動也較多,還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開闢了社會學研究專欄,由該系師生編輯。專任教授有:孫本文、王政、傅尚霖、張少征、朱約庵等。
4、農業經濟系
1939年秋,農藝系設立農業經濟組。隨著社會需求量的增加,選習農業經濟的學生超過全系總人數的一半。經教育部批准,1942年改農業經濟組為農業經濟系,專門培養農業經濟建設人才。系主任張德粹。該系雖創辦於抗戰時期,經費拮据,圖書設備有限,但學術研究氣氛極濃。1944年,獨立創刊《農經學》,每年兩期,大多刊載學校教師的科研論文。專任教授有:張德粹、劉慶雲、潘學德、劉世超、張之毅。
5、氣象系
早在國立東南大學地理系內,就一直並存著地理、氣象兩個專業組。氣象學是一門新興亟待發展的科學,1943年初,教育部令中央大學氣象組獨立建制為氣象系,這在中國高校還屬第一。系主任朱炳海。西遷時,地理系的儀器設備是保存最完好的,這也為氣象系的獨立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專任教授有:涂長望、黃廈千、朱炳海等。
6、邊政系
國民政府西遷,大批機關人員湧入內地,西北和西南邊疆的地位益形重要。為“開發西北”,“建設西南”,急需培養邊政建設人才。1944年秋,教育部令中央大學和西北大學創設邊政系,隸屬法學院,並於當年招生。該系學生一律享受師範生同等待遇。課程設定也從邊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會、民族、宗教、歷史、地理、語言等方面著眼,有些課程涉及文學院或法學院,接觸面比較廣。
7、俄文專修科
1945年初,蘇、美、英三國召開雅爾達會議,會議決定中、蘇將簽定友好同盟條約。為承擔溝通中蘇文化之使命,滿足社會對俄文人才的需求,當年春,中央大學奉令創設俄文專修科,隸屬文學院。
1934年11月,理學院和農學院就分別創設數學研究部和農藝研究部。1935年1月,中央大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成立,羅家倫、鄒樹文、陳劍修、艾偉等為籌備委員。1936年秋,數學、農藝研究部招生(各招一人)。西遷後,儘管環境、設備、經費等困難重重,學校仍然極重視科學研究工作,積極謀劃研究部的發展,並於1938年12月創辦了中央大學研究院。由校長兼任院長。行政上為獨立機構,下設所、學部,所和學部的負責人由各院院長和系主任兼任,導師也由各系教授派任。
中央大學研究院於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創時設5所7個學部,後又相繼成立文科、醫科研究所。至復員前,中央大學研究院已擁有7所23學部。
文科研究所設:哲學部、歷史學部、外國文學部、中文學部
理科研究所設:數學部、物理學部、化學部、地理學部、生物學部
法科研究所設:政治經濟學部、法律學部
師範研究所設:教育心理學部、教育學部
農科研究所設:農藝學部、森林學部、畜牧獸醫學部、農經學部
工科研究所設:土木工程學部、機械工程學部、電機工程學部
醫科研究所設:生理學部、公共衛生學部、生化學部
師資力量
歷任校長
西遷後,羅家倫校長擴大辦學規模,延聘名流師資,增設新興系科,創辦研究院。到了1940年前後,重慶物價暴漲,學校經費拮据,難以維持,羅家倫實感“精疲力竭,再也不敢繼續下去了”,加之國民黨派系之間的傾軋,遂於1941年7月提出辭呈。8月,羅家倫辭職獲準。由顧孟余繼任。
顧孟余,北平人,1888年生。1941年8月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他為人態度嚴肅,不苟言笑。在教育行政管理上比較寬容,對校務和師生生活極為重視,為擺脫經濟上的困境,多方努力為學校籌集資金,以改善教學和生活設施。長校期間,重建了圖書館,新建了能容納三千人的大禮堂,還有數棟宿舍,使學校面貌大有改觀。後因與當局不合,1943年初提出辭呈,未待獲準,旋即赴美。
顧孟余之後發生了以挽留顧(孟余)校長為由的1500多名學生向國民政府的請願遊行,挽留顧校長的標語、壁報貼滿飯廳四周,這是抗戰以來,重慶首次發生的最大的學生風潮。為了避免事態嚴重,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自兼中央大學校長。
蔣介石平時每周六下午來校巡視,巡視內容一般是學生一伙食和宿舍衛生。在任期間復刊《中央大學校刊》等。1944年夏辭去中央大學校長,改任永久名譽校長。同時撤銷了教育長一職。
蔣介石之後繼任中央大學校長的是原教育部次長顧毓臔。顧毓臔,江蘇無錫人,1902年生。曾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1938年出任教育部次長。1944年8月出長中央大學。他在向報界發表談話論及教育方針時說:大學應注重學術研究,提高研究風氣,改善研究人員待遇。蓋尊重學術為教育人才、培植文化之根本原則。主張“教授為第一,尊重教授地位及其學術上之成就,以避免學術機關變為行政機關”等觀點。顧毓臔長校期間,對系科的增設和調整歸併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顧毓臔辭職離校。吳有訓接任中央大學校長。
部聘教授
1941年底,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學有梁希、孫本文、艾偉、胡煥庸、蔡翹5位教授榮任。1943年,評審出第二批部聘教授15名,中央大學的樓光來、胡小石、柳詒徵、高濟宇、常導直、徐悲鴻和戴修瓚7位教授榮任。
中央大學西遷時,隨校入川的教師不足200人。師資嚴重缺乏,學校儘量吸納人才,充實教師隊伍。這一時期,延聘到校的著名教授有:東北史專家金毓黻,古希臘哲學家陳康,植棉專家馮植芳,建築學家劉敦楨、楊廷寶、童雋,航空氣象學家黃廈千,航空工程學家張創、柏實義,地質學家朱森、張更,法學家何聯奎,醫學家李廷安、胡懋廉、陰毓璋等。到1945年時,總數超過600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290人,講師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當講師)38人,和戰前相比,數量翻了一番,大約是同期西南聯大教師總數的一倍。
歷屆英才
畢業生的就業率和出國留學率較高。1940年5月,教育部為獎勵學業優秀的學生,採用自由參賽的形式,舉行大專以上學校學業競試,分甲、乙、丙三組。甲組為一年級基礎知識競試;乙組為二、三年級專業知識競試;丙組為畢業生論文競試。參賽結果,中央大學獲得甲、乙、丙三組團體總分第一,受到教育部的嘉獎。優良的學業成績也為出國深造提供保證。1943年,教育部主辦第一次自費留學考試,錄取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學畢業的,占到總數的1/5;1944年,庚款留英公費生考試,錄取30人,8人為中央大學畢業生,著名經濟學家陶大鏞就是這次出國深造的。在重慶期間一共畢業8屆學生,約4000人,其中碩士研究生60人。
科學研究
教授們的其他專著:余大縝的《英國文學史》,唐君毅的《中國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常任俠的《漢唐之間西域樂舞百戲東漸史》,許哲士的《工商管理》,金善寶的《中國小麥區域》,孟心如的《毒氣與防禦》、《化學戰》,趙廷炳的《陽離子分析法》,張德粹的《農業合作》等。據1944年《國立中央大學校刊》統計,當年中央大學教師公開出版的教材和專著就達40餘種。